馮勝平認為：黨主立憲是中國政治走出叢林的唯一途徑。有人說黨主立憲沒有先例，是與虎謀皮。這也許不錯，但民主立憲更不靠譜——還隔着一個先得推翻共產黨的難題。我們今天之所以討論憲政，就是因為黨主立憲還有可能，否則何必討論憲政，討論革命豈不更有意義？

　　
　　老高按：“忙時求田問舍、閒時指點江山”的旅美學者馮勝平，20多年前退出海外民運江湖，專心掙錢發家，四年前被“勾引”（很榮幸，勾引者包括我——向他約稿）重新提筆撰文，一發而不可收，2012年之後給習近平總書記上書暴得大名，連寫三封公開信，苦口婆心地勸習總改弦更轍走憲政道路，就先從“黨內民主”開始——馮名之為“黨主立憲”。世上有“君主立憲”“民主立憲”，考慮到當下中共斷然不肯還政於民的現實國情，需要找到一條道路，既使中國轉型，又避免社會動盪，還讓中共包括眾多官員體面告退，不至於遭受清算的下場，馮勝平納悶：這樣三全其美的前景，習近平怎麼就看不清呢？
　　馮勝平的幾封公開信在網上不脛而走，我聽到的嘲罵和讚許，兩方面的聲浪幾乎勢均力敵，對他的動機和用意更是傳言紛起，說得最輕的，是說他比三歲幼童“還幼稚”，活了幾十年，掙了偌大身家，竟還如此天真，竟異想天開要去勸說頭腦比花崗岩還頑固的中共黨魁痛改前非，另尋新路！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馮勝平本人還是不管不顧地往下寫，讓我又佩服、又嘆氣。最近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在我看，是將幾年來的觀點集中表述，估計又會招來一片爭議。
　　下面轉載這篇文章，供各位參考。預先提醒：敬請文明發言，冷靜分析。


　　危如累卵 VS.一手好牌

　　馮勝平，明鏡新聞網


1，中共最怕的是共產主義

　　在《黨國、軍國、民國》一文中我曾預言，中共正從黨國向軍國轉化。所謂黨國，是指以意識形態治國，毛澤東時代是典型。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後先是孫中山的民國，繼而是袁世凱的軍國，最後是蔣介石的黨國。從哪兒來，恐怕還要從哪兒回去。毛澤東靠信仰治國，現在靠金錢和實力。“凡是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不了的，用坦克和監獄。與毛澤東時代的黨國相比，現在更像軍國，當然並不純粹。那一天局面失控，全國軍管，就純粹了。
　　把今天的中國稱為“黨國”，是邏輯錯誤。世上哪有沒有信仰的黨國？如果說黨國指的是信仰，中共早已沒有信仰；如果說黨國的定義是執政黨不想下台，哪一個王朝又不是黨國？如今的中國共產黨，早已變為一個“地產黨”，一個“資產黨”，代表土地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利益。身家億萬且來路不明，中共最怕的就是共產主義。
　　執政之初，習近平面臨三項任務：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強國收拾軍心，以黨內民主收拾黨心。現在三功已畢其二，剩下的就是黨心。收拾黨心的途徑是黨內民主。
　　中共過去打土豪，現在自己變成了最大的土豪。這是歷史的諷刺，但也為憲政創造了機會。革命是窮人的節日，立憲是富人的本能。紅二代蔡曉鵬說：“如果革命是無產階級的節日，那麼改革就是有產者的創業舞台。”他把自己定義為“有產者”，主張告別革命，擁抱改革。蔡不乏常識，知道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要什麼。

2，習近平可能在任期內實行民主選舉

　　習近平不僅改變了各自為政，“九龍治水”的權力結構，很可能還會改變未來的接班程序。毛澤東實行終身制，鄧小平改為指定製。隨着權威遞減，指定製在十七大上受到挑戰，演變為黨內高層評議。據周瑞金披露，評議是由曾慶紅設計，胡錦濤監票，按一人一票原則進行的黨內高層摸底。中央當時在63歲正部長級幹部和軍隊正大軍區職幹部中，按姓氏筆畫排列了近200人符合條件的名單，當場一人一票，推出了習近平、李克強為首的十八大領導班子。
　　一反胡溫“不折騰”的既定方針，習近平上任以來抓了一個前任常委，兩個軍委副主席，上百名省部級貪官。胡溫可以混（兩人名字連讀是一個“混”字），習不想混。身任九個“組長”，就像身掛九顆手雷，反腐搞到現在這個地步，習早已沒有退路。他不能退，不想退，他周圍的人也不會讓他退。兩屆之後連任，基本是個定局。
　　從這一前提出發，即使從自身利益出發，習近平也會考慮在任期內實行民主選舉。選舉，既是青史留名的衝動，也是繼續執政的需要。不下台總得有個說法，既不能賴在那兒不走，又不能學袁世凱稱帝，更不可能天下大亂再打一次，最好的台階便是選舉。通過選舉，習不僅可以合法連任，還能搶占政治先機，開展下一步憲政改革。蔣經國把反對派關進監獄，卻實行了他們的綱領。多年之後從監獄出來，反對派成了廢人，蔣經國卻成了偉人。什麼是蔣經國主義？蔣經國主義就是：即使搞民主，也要我來搞，不能讓反對派來喧賓奪主！
　　更最要的是，民主是時代的潮流。這面旗共產黨不打，反對派就會打。那時中共既無前途，也無退路，將走上一條歷史的不歸路。審時度勢，通過黨主立憲，把中國有序地引向民主，無疑是中共的最佳選擇。

3，把貪官送進監獄，反對派送進政協

　　長期以來，中國有憲法，無憲政，執政黨難辭其咎，根本原因是歷史的慣性。毛澤東迷信階級鬥爭，專政還來不及，遑論憲政；劉少奇運動治國，反右、四清，也不相信憲政。直到文革之後，彭真等人從秦城出來，痛定思痛，才搞了“82憲法”，希望保護公民權利，依法治國。但歷史的慣性太大，不到一年，鄧小平腦子一熱，又滑到“嚴打”的路上，全國逮捕1027000人，判死刑24000人，其中很多冤枉。1985年，看到自己制定的憲法被踐踏，時任人大委員長的彭真無奈地感嘆：“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清楚。”
　　作為“82憲法”之父，彭真當然清楚。秦城十年，這個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中共領導人早已大徹大悟：中共要有未來，唯有實施憲政。此事中共不做，別人就會做。那時中共將不再會有機會。憲政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上，必須防止權力的任性，置自己的法律而不顧；下，必須警惕野心的衝動，學會做忠誠的反對派。
　　憲政是迄今為止人類發明的最穩定的政治制度。建立憲政，不僅需要智商，更需要自信。胡溫不自信，把貪官送進政協，反對派送進監獄；現在是部分自信，把兩者都送進監獄；真正的自信，是把貪官送進監獄，反對派送進政協。

4，黨主立憲是中國政治走出叢林的唯一途徑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中國從此走上了黨主立憲的正路。從過去的無法無天(Rule without Law)到今天的依法治國(Rule by Law)，再到未來的法治天下(Rule of Law)，是一個過程。正如臣民不可能一夜之間變成公民，一個無法無天的國家也不會一夜之間變為法治天下。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它需要時間。
　　四中全會前，楊曉青、王偉光等人寫文章，反對憲政，主張專政。四中全會否定了他們的道路，把依法治國定為國策。決議26000字，180條，顯然不是做秀。然而，與兩年前不同，自由派不再相信中共的誠意。他們認為習近平推行的充其量只是“法制”，而非他們希望的“法治”。糾結於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他們不明白，即使是在君主立憲的英國，君權最初也大於法權。只是通過長期博弈，君權才逐漸虛化，讓位於法權。
　　黨主立憲是中國政治走出叢林的唯一途徑。有人說黨主立憲不靠譜，沒有先例，是與虎謀皮。這也許不錯。但民主立憲更不靠譜，它還隔着一個推翻共產黨的問題。死磕派希望結束共產黨統治，民主立憲；習近平希望強化共產黨領導，黨主立憲。主題都是立憲，底線卻相差甚遠。一個想的是滅此朝食，另一個想的是千秋萬代。
　　幸運的是，死磕派只是少數，中國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想革命。人們“妄議中央”，恰恰是因為他們對中央還抱有希望。我們今天之所以在這裡討論憲政，就是因為黨主立憲還有可能，否則，我們又何必討論憲政，討論革命豈不更有意義？
　　至於千秋萬代，那只是紅二代的一個夢。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大權在握，不想退出歷史舞台，是人之常情。但一個人保養得再好，也不能活兩百年。憲政不能保證共產黨千秋萬代，但可以保證它體面退場。套用一句舊話：“黨內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黨專政結束之時。在黨內民主中消失的中國共產黨給中國一條出路，也給了自己一條退路。”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制憲會議就是一次成功的“黨主立憲”。1787年，以55位反叛者（後稱國父）組成的“華盛頓革命黨”在費城立憲，沒有與效忠英國的保皇黨分享政權，也沒有讓草根民主派參與。他們自己立憲，自己行憲，創立了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這個國家變成兩黨制，是以後很久的事。

5，習近平與紅二代

　　要擺脫前任二十年權力布局，帶領中國走出三千年的噩夢，習近平顯然沒有足夠的力量。潛心韜光養晦，不事拉幫結派，他身邊的朋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紅二代。這批紅二代有擔當，不腐敗，多數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但他們迷信權力，不願與人分享。
　　眾所周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共官員出身平民，他們要急於上位，只能走邪門歪道，買官、賣官。紅二代則不然，他們不屑、也不必腐敗。紅二代上位，靠的是拼爹、拼爺。譬如毛新宇，他的少將肯定不是買來的；再譬如陳知涯、劉源、劉亞洲，他們的中將、上將，相信也沒付過錢。今日之官場，不賣官賣官，憑一份工資過日子，絕對就是窮人。於是，一群“兩袖清風”的紅二代，面對富可敵國、賣官鬻爵的“官一代”，搞起了階級鬥爭：江山是我們父輩打下來的，被你們拿去賣錢，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往深處一想，江山被禍害，一旦出事，你們拍屁股走人，到瑞士提錢，去美國逍遙，留下我們被暴民清算，氣更不順。所以卯足了勁兒往死里打，欲罷而不能。
　　對習近平來說，最危險的，就是陷入這種宮廷權鬥難以自拔，忘記了自己的初衷。
　　先掌大權，再成大業，無疑是習近平的想法。問題在於，在一個利益日趨多元的社會中，牌不可通吃，權不可盡掌，必須給別人留下餘地。網開一面，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是憲政的前提。

6，中國可能的三個前途

　　最好的前途，是黨主立憲，有序地走向民主。我並不認為這是中國唯一的路。非常可能，中共不會選擇這條路。幾百代帝王都繞不出來歷史怪圈，憑什麼中共就那麼幸運？但我相信這是一條代價、阻力最小的路。黨主立憲的主張，習近平看不看得到，先打個對摺；看到之後能不能接受，再打個對摺；就算真接受，能不能搞成，還有個對摺——頂多12.5％的可能性。
　　第二個前途是有序地解體。東歐各國，蘇聯十幾個加盟共和國解體，最終走的都是這條路。有序解體的結果是，共產黨下台，經濟滑坡，國家分裂。總之，重新洗牌，一切打回原形。它的好處是軍隊穩定，一半以上的新政府官員來自於舊政權，沒有大規模的政治清算。
　　第三個前途是無序崩潰。這是最壞的一條路，也是歷代王朝的覆轍。1924年，前清遺老鄭孝胥提出“三共論”：先共和，後共產，最後共管。這裡所謂“共管”，指的是中國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1911年共和滅大清，1949年共產滅共和，下一步就是共管。有趣的是，多年以後，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蘆笛——各寫了一部政治預言小說，都結束於同一個場景：中國在一場核戰爭中崩潰，被國際社會共管。而他們寫小說時互不認識，也沒有讀過“三共論”。

7，危如累卵VS一手好牌

　　從一個角度看，習近平的處境危如累卵：官場人人自危，右派人心盡失，左派蠢蠢欲動，富人紛紛移民。
　　從另一個角度看，習近平又是一手好牌：經濟世界第二，美俄自顧不暇，黨內要求民主，人民希望憲政。
　　一手好牌打到膠着的地步，問題出在思維上。正如一位朋友所說：“在反腐必須惠及人民的問題上，完全沒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氣度，至今一毛不拔，守財奴豈能成大事？當年東北搞土改，借地主的田，買人民的心，借花獻佛，空手套白狼，一年不到，反敗為勝，盡奪東北。而這些行之有效的‘大智慧’，習卻完全不懂，豈有不輸之理？一手好牌，打到膠着地步，怪誰？”他這裡講的是民心。
　　比民心更重要的，是官心。習王強力反腐，把刀懸在所有貪官頭上，也使自己成為“官場公敵”。“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想他們死的人多了，死亡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憲政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取而代之，消滅既得利益集團；憲政則是現存制度的自我完善，離不開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革命需要鬥爭，憲政依靠妥協。無論是民不聊生，還是官不聊生，都是憲政的失敗。
　　對習近平而言，當下的中國局勢，頗像攻錦州前的遼瀋戰役。打長春，輸是輸，贏也是輸（丟掉長春，東北國軍主力勢必退居華北）；打錦州，盡奪東北，一戰而霸天下。無休止的運動式反腐、清黨，既得利益集團與你拼命；搞憲政、行大赦，既得利益集團為你拼命。孰好孰壞，不言而喻。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就是走出運動治國思維，黨主立憲，依法治國。
　　（2015年12月18日於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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