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书可读必然导致文化缺失,而文化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格缺陷。既然“50后”一代人的文化缺失是史无前例的,那么“50后”的人格缺陷也必定史无前例,所以说,当今“5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代老人。那么,我们“50后”怎么办?
老高按:“50后:最好的一代孩子,最差的一代老人”——读到江岩声这篇文章的标题,心里一紧:我正是“50后”一员,是不是“最好的一代孩子”,我有冒领奖状的心虚胆怯;被归入“最差的一代老人”,则让我心惊胆颤! 这一代人,尚未“盖棺”,已经有人“论定”了!? 江岩声这篇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从观点到文笔,都可以挑出很多瑕疵,可以看出,作者跟我差不多,都是“半瓶醋”。不说别的,“最好”也罢,“最差”也罢,都需要跟一定数量的样本比较,才能下这种断语,而作者显然并没有下这种功夫。 不过我与这里的有些朋友不太一样,他们目光如炬,拿起“半瓶醋”,一眼发现的就是那空着的“半瓶”,马上能一一指出作者的缺陷、根本缺陷甚至致命缺陷——“瓶子不满,拿出來晃荡什么!” 我则没有出息,拿起“半瓶醋”,马上闻到散发出的镇江香醋或者山西陈醋的芬芳——感激作者给我开启了以前未曾想过的一个角度,激发我去思考此前未曾留意的一些问题。换句话说,我更注意的是作者提供的部分,而不是作者欠缺的部分。 我在想,或许区别的根源,在于读者水平有高有低——或者说站的位置有高有低:那些朋友都比作者高(当然更比我高),居高临下地指点作者:你还有哪些不足;而我则比作者低,所以总是感到当务之急是从作者的文章中汲取营养。 这两种态度,或许都有偏颇。我从那些朋友的指点中,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感到,更需要的、更妥当的,是与作者及其成果站在同一平面来切磋。对我来说,更需要的就是要像江岩声此文最后所建议的:“50后”应在读书中老去。 别计较江岩声文章的那些软肋、那些短板吧,“50后”同龄人,让我们都想想他提出的建议。
“50后”:最好的一代孩子,最差的一代老人
江岩声,江岩声文集
最近读了叶克飞批评“50后”的文章,《那些坏人确实老了》,引起一些思考。为讨论方便,先定义本文讨论的“50后”:1950年至1959年出生、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长大的中国人。 这样定义的“50后”,与其它年代里出生的人相比,有两点显著差异:全体因“文革”中断过学业,绝大多数曾上山下乡。那么,这样一代“50后”有多少人呢?没见到统计数据,但从“50后”绝大多数人当过知青,而知青总数二千万,可推知“50后”总数2200万(假设留城率10%)。如今,这一代人年纪最大的64岁(50年生),最小的55岁(59年生)(可见此文是2014年写的——老高注),许多已经退休,全体离盖棺论定不是太远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 叶克飞在文章里自问自答道,“50后”这一代人的普遍特征是,“不爱排队、不守规矩、横穿马路、随地吐痰”,“习惯了不敬畏道德、不遵守底线、不尊重知识”,“有官本位思想,个人崇拜烙印难除,内心仍有‘与帝国主义一战’的战争情结”,“因为物质匮乏,也因为必须要在残酷政治运动中自保,功利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女知青为了回城甘受村干部凌辱”。叶克飞还说,“50后”“习惯专断,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懂得倾听,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深入骨髓。别的不说,那些一天到晚逼婚,使得年轻人过年都不敢回家的父母们,不就暴露了‘非黑即白’(结婚才正常,不结就不正常)、肆意干涉他人的毛病吗?” 叶克飞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只知‘永远正确’,只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在老百姓认为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当今中国大陆。我能理解80后叶克飞对“50后”的恨意,并且认为对“50后”为官者,无论怎样批评都不过分,虽然叶克飞的批评有些并不准确,例如“不爱排队、不守规矩、横穿马路、随地吐痰”,并非“50后”专有,而是历代中国人的通病。 对叶克飞的文章,我虽然觉得刻薄了些,数典忘祖,但基本同意作者对“50后”一些坏老人的观察。我甚至认为,“5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代老人。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叶克飞对“50后”有那么多坏处的原因的分析。叶克飞认为,这原因是“50后”是“红旗下的一代”,所以小时候就是坏蛋,只不过现在成为变老了的坏人。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正因为“50后”是“红旗下的一代”,所以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代孩子。
一、“50后”成长的物质环境
什么叫好孩子?我以为,孩子好坏,不以是否三岁会背唐诗,五岁能弹贝多芬,七岁考上哈佛,而是以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素质而论。孩子应该具有什么素质呢?想到这么几点:身体健康,合群,勤快,节俭,能吃苦,爱劳动,乐于助人,无不良恶习,例如抽烟,赌博,吸毒等。教养出这样的孩子需要适度贫困的环境。何谓适度贫困?就是衣食住行基本满足。像现在黑非洲那种绝对的贫困,活命都困难,何谈养出好孩子?像现在欧美这样,太过富足,不劳动者也得食,也养不出好孩子。像现在的中国,孩子个个独生子,小皇帝,戴着瓶底厚的近视镜,要么豆芽菜,要么水桶腰,考上大学,报到时要带200双袜子的(因为不会洗袜子),简直可以说个个是糟粕。 以上述好孩子标准而论,“5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代孩子。为什么?因为环境。“50后”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适度的贫困中成长的。1950年之前,一直上溯到满清末年,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中,几乎无日没有战争,就不必说了。而满清末年之前,持续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未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因为分配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中共建国后,50年代,虽然人均粮食与明清相比,并无增长,甚至下降,但因为实行了统购统销,粮食定量,基本保证了人人有饭吃。虽然60年代初,有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大批饿死人,但那是特殊时期,当以特殊而论。
以上论述,可用三段论小结如下: 大前提:适度的贫困造就好孩子。 小前提:5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适度的贫困期。 结论:“50后”是中国历史上素质最好的一代孩子。
二、“50后”成长的精神环境
那么,中国历史上素质最好的一代孩子,怎么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智慧最差的一代老人?因为红色教育。“50后”所受的教育,是最红的红色教育,这种教育对于“50后”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什么叫红色教育?所谓红色教育,在本文范围内,就是共产党自1949年10月起,在中国大陆施行的教育。按共产党的说法,红色教育的宗旨,是“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宗旨的第一关键词,当然是“有社会主义觉悟”。而所谓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忠于党”,所以红色教育包含党文化。因为党文化具有排它性,一切不符合党的观念的东西都在排斥之列,所以红色教育也包括洗脑——往人脑里灌输片面的东西。 “50后”成长的精神环境里,除了基本是毒素的党文化以外,还有以下一些崇拜。这些崇拜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
第一,农工崇拜。 中国是特别盛行农工崇拜的共产党国家,因为中共革命本质上是(共产党煽动)农民造反,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前苏联就很不同,只崇拜工人,不崇拜农民。因为农民在十月革命里没起任何作用,共产革命是从城市推行到农村的。革命成功后,前苏联也没公然把人贴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分成许多等级。共产党国家里,只有中国给人划了阶级成分:工人,(城市)贫民,雇农,贫农,中农(含下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小业主,小土地出租,职员,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这些如今看着荒唐可笑的名词,是我见过的一些“阶级成分”,我没见过的肯定还有许多。可以说,“50后”就是在充斥“阶级成分”名词的森林里长大的一代怪物。现在虽然不讲“阶级成分”了,但它对“50后”的影响,导致的偏见,是终身的,不可能彻底消除的,除非“50后”都死光了。 农工崇拜并非红色教育的特产,它可上溯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文化趋于一种普遍化和大众化的模式。到了19世纪,马克思因为革命的需要,把产业工人推上了精神皇位;20世纪,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又把农民弄成了崇拜对象。如今,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自动化、信息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农工崇拜已经退潮。但“50后”自出生之日起,直到结束中学教育,正是中国最盛行农工崇拜的时期。 自古以来,农工崇拜便具有虚伪性。比如,在毛时代,理论上,农民是崇拜对象,但十亿人并无一人真心愿意当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虽然如此,也不能说农工崇拜完全是毒品。至少,它使“50后”对社会底层有一定的同情心。
第二,贫穷崇拜。 农工崇拜的一个自然产品是贫穷崇拜。“50后”大都在语文课里学过方志敏的《清贫》。这文章可说是宣扬贫穷崇拜的“圣经”。我们仰慕方志敏在文章里说的那种“洁白朴素的生活”,只是我们当时谁都不知道,1934年12月8日,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的红十九师,在皖南旌德县绑架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索要2万大洋赎款,遭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杀害。方志敏因此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因为盛行贫穷崇拜,在“50后”成长的年代,家徒四壁,衣服打满补丁,是光荣的事情,越穷越光荣,越富裕越可耻。穷人等于好人,富人等于坏人,是“50后”的一个定性思维,难以改变。 贫穷崇拜也具有虚伪性,因为没有人愿意贫穷,如果有可能不贫穷的话。
第三,简朴崇拜。 贫穷崇拜产生简朴崇拜——不能说简朴崇拜有什么错,无论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总应该提倡简朴,尤其在越来越讲究环保的当代和未来。在光子火箭发明之前,地球只有一个,而人类及其欲望却无限增长,人类要想不自我毁灭,不能不崇尚简朴。
第四,精神崇拜。 简朴崇拜必然导致精神崇拜。“50后”虽然大都不信教,但大都认为精神生活重要。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50后”,迄今为止,我只见过一个。 盛行以上崇拜的社会必然是个清教徒社会,而清教徒社会总是伴随着性压抑。如今媒体所暴露的“50后”贪官,个个情妇成群,腐败至极,和他们成长年代的性压抑不无关系。
三、“50后”是最差的一代老人
因为红色教育的核心是党文化,所以具有强烈的排它性,极端的狭隘性,从而造成“50后”一代人史无前例的文化缺失。这不仅因为文革初几年中断了教育,荒废了学业,而且整个50年代,60年代,中国与世界主流文化隔绝。我们不仅没有书读,而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都不知道,例如对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这样人类文明史划时代的大事,六亿中国人集体茫然无知。相对而言,“50后”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最少的一代孩子。 即使我们读过的那点可怜的书,也是九分有毒,一分歪曲。在《欧华导报》创刊20周年纪念会上,主编钱跃君演讲时对比说,我们大陆人背诵“老三篇”的时候,台湾人背诵《论语》,现在“老三篇”没人读了,《论语》却时兴起来,人人都要读,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 是啊,我们那时不仅没读过《论语》,也没读过《圣经》,也没读过《局外人》,也没读过《象棋的故事》……人类一切最优秀的书籍,全都与我们绝缘。如今想起,真真可怕。50、60年代的中国,那是怎样一个愚昧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愚昧,终我们一生的努力,都是没法完全消除的,因为读书也需要童子功,过了那个村,便没有那个店。 以维吉妮亚·伍尔芙的《奥兰朵》为例。我是读了Lydie Salvayre的书评《七女人》(介绍七位自杀的女作家)后,对《奥兰朵》感兴趣的,专程去图书馆借了来,几番努力,却怎么也读不下去。再看Lydie Salvayre对《奥兰朵》的评论,发现她是14岁就读了《奥兰朵》。原来如此!我太老了!我相信,有些书是一定要青少年时代读的,因为青少年时代人单纯,读书可以囫囵吞枣,完全进入书的叙述语境,不受个人生活经历以及产生的好恶的影响。Lydie Salvayre生于1948年。她14岁时就是1962年,正是中国最闹红色的时代,不仅闹得饿死人,而且闹得没书可读,不仅欧美文学早就不让读了,苏俄文学也开始不让读了。没书可读必然导致文化缺失,而文化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格缺陷。既然“50后”一代人的文化缺失是史无前例的,那么“50后”的人格缺陷也必定史无前例,所以可以说,当今“50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代老人。
四、“50后”应在读书中老去
以上讨论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应该如何老去?作为“50后”的一员,我以为,我们应在读书中老去。所有人当然都应该读书,但我们“50后”尤其应该读书,因为我们在能读书的年代里读书太少。我们应在读书中老去,否则就可能“老而不死是为贼”,祸害社会,例如叶克飞所批评的广场舞大妈,公交车上因为年轻人不让座就动手打人的老人。如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那么没有文化的老人便是愚蠢的老人。小孩愚蠢,令人怜惜,老人愚蠢,令人厌恶。盖因社会对孩子和老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老人只能以智慧立于世人之林,而不读书者,如何能有智慧?不幸的是,老人偏偏最容易犯糊涂。怎么办呢?只有读书。这里的读书,是广义的,就是要有足够的精神活动,看电影,听音乐,琴棋书画,都算读书,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注意力由世俗生活转移到精神世界后,子女结婚不结婚,就不会太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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