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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饥荒中人是怎样被活活饿死的? 2020-06-17 13:17:27

在大饥荒中人是怎样被活活饿死的?

在大饥荒时期,人到底是怎样被活活饿死的呢?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一个人连续好几天一点东西都不吃,突然倒下就死了。实际上人被饿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逐渐消耗自身、逐渐衰竭的过程。人活着是需要能量来维持的,能量是靠食品来提供的。一般的人躺着不动,在常温下每天需要1400多千卡的能量才能维持,这是维持生命的最低能量。在大饥荒时期饿死了许多劳改犯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有一位法医通过观察了解,得出了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食物就饿不死如果要运动的话,那就需要更高的能量了,比如干重体力劳动一天就要4000多千卡才能维持。

在大饥荒前夕的1959年秋收之后,政府以各种理由把农民收获的粮食全部强行收走,然后再“返销”一部分口粮给农民。由于毛泽东一直认为农民家里私藏有粮食,所以“返销”的粮食很少,每人每月只有10来斤粗粮。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走的是稻米和小麦,“返销”的却是红薯干和豆饼等粗粮和猪饲料。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当时每个村都办大食堂,所以“返销”粮全部都集中掌握在生产队长手里。由于大队、小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的克扣,能吃到社员嘴里的就少之又少了。后来许多食堂干脆就停伙了。所以当时农民吃的食物一天只有几百千卡的能量(粗粮1至2两,有时完全没有,再加上点野菜和树皮),远远低于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三两八钱玉米面所提供的能量(大约1400千卡)

从食品中得到的能量不够怎么办?先通过消耗自己身上的脂肪来进行补充。脂肪消耗完了就消耗蛋白质,再消耗内脏,最后消耗心脏,因为人的身体有自我保护能力,心脏最重要。消耗脂肪的过程中产生病态,叫做酸中毒,酸中毒有死人的。在每一个消耗环节,都引起多种疾病,浮肿病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最后如果是消耗心脏,就是心力衰竭而死,这算寿命比较长的。中间死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产生疾病而死的。所以这就是饿死。饿死当时统计时叫病死,又称“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就是饿死。

总之从能量维持来讲,农民饿死是因为每天只能吸收几百千卡甚至更少的能量,而需要消耗1400千卡以上,一天两天还可以,十天、半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人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吃进去的东西也不同,所以有的人撑的时间长一些,有的人撑得短一些。许多人(不是所有的人)在饿死之前就剩下皮包骨了,因为脂肪和蛋白质都消耗掉了,非洲饥民的照片就是如此,可是中国农民被饿死的情景是没有照片留下来的。所以大饥荒时期的中国农民比非洲饥民还要悲惨许多,他们默默地死去,不为外界所知,也得不到外界的任何帮助。这就是毛泽东专制制度的残酷性

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饿死的统治者是极其残忍的,是罪大恶极的。可是几十年来统治者及其维护者们为了淡化饿死人的残酷性,减轻统治者的罪责,用“非正常死亡”、“营养性死亡”和“人口减少”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词语代替“饿死”二字,以混淆视听,善良的人们不要听信这些骗人的鬼话。我们有些学者也使用“非正常死亡”这样的含糊的字眼,而不使用准确的名词,是十足的糊涂。饿死的就是饿死的,什么“非正常死亡”?被汽车压死也是“非正常死亡”,这和大饥荒有什么关系?在大饥荒的重灾区,所谓的“非正常死亡”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饿死的,还有少量是被干部打死的

最近有几个毛左分子在网上掀起了一个小波浪,他们通过对杨继绳等人的推算数据挑毛病,企图完全否定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历史事实。其中有一个人说,杨继绳把大饥荒时期正常死亡的人数也算进去了,所以夸大了死亡的人数。他在我的博文后面跟帖质问:“大饥荒时期有没有正常死亡的人?” 我回答他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在没有饿死人的地区应该有,在大量饿死人的地区,饿死和病死很难区分。比如一个村子有1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有5人,在正常年景,每2-4年可能会有一个人因病而死,所以在1960年可能会有人病死,也可能没有。而在大饥荒的1960年全村死了25人,你说饿死25人和饿死24人有什么区别?说饿死了1/4有错吗?一个体弱有病的人,本来可以活到1962年,因为没有粮食吃,他在1960年就死了,你说他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都行,但这种情况极少,不影响大局。绝大部分被饿死的农民本来都是正常的健康人,所以说是被活活饿死的。

大饥荒饿死人的准确数字并不是第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应该承认大饥荒确实饿死了大量的农民,并公开道歉;应该支持而不是阻止社会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这是政府的责任,只有政府才有责任并且有条件调查清楚。官方党史已经承认1960年人口减少了1000万(并没有直接承认是饿死的,为有些人否认设下了埋伏)。在我看来,饿死1000万和饿死3000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灭绝人性的、罪恶滔天的。      

                    

 老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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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熟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 2020-05-11 15:38:51

如何对待熟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

    作家梁晓声说,不论是师生、朋友、同事、同学、亲属甚至夫妻之间,只要政治观点不同就分道扬镳,不再往来。对此我不太赞同。对于师生、朋友、同事和同学可以勉强做到,对于亲属和夫妻就很难做到,而且也没有必要那样做。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社会严重撕裂,政治观点五花八门,有人说分为两种,有人说有5种,有人说有8种。我看至少有左、中、右3种。比如对待方方《武汉日记》的态度就有3种:1、赞成,2、反对,3、开始赞成,后来反对(由于日记要在国外出版)。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掌握的材料不同,了解世界的信息渠道不同,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是很自然的事。自从有了微信群之后,这种情况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大多数微信群中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论是同事群、同学群、亲友群还是家庭群。有的群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多了就难免伤和气、伤感情;有的群则尽量避免谈政治话题,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人们思想认识的分裂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社会在进步,总比几十年前只有和只允许有一种观点要好很多。

    怎样处理熟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呢?我看有两种办法:一是理性讨论,二是不争论。理性讨论是指双方都摆事实,讲道理,不扣帽子。不过这点很难做到,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听进去不同意见,即使讲的是事实真相,如果不符合自己的观点也决不相信。这样的讨论实际上是自说自话,甚至是鸡同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此讨论就很难有愉快的结果,能够忍住不骂人就算是有涵养的,互相对骂以致绝交是常有的事。这样的讨论还不如不讨论,所以不争论是明智的,是上策。更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挑起争论,尽量不转发容易引起争论的材料。

    不很熟悉的人之间,如果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不再来往,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可是同学之间、亲友之间的友谊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还是应该珍惜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是更不应该因为观点不同而割断的。夫妻之间的情谊就更应该珍惜了,因为夫妻之间主要是生活伴侣而不是政治伴侣,观点不同不争论就是了。如果分手重找一个,虽然政治观点相同,能保证脾气相投吗?而且还有一大堆难以处理的麻烦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仅仅是因为有相同政治观点才集合在一起,还有其它许多珍贵的东西在维系着。

现在的中国人过于关心政治了,特别是退休老人,一是因为有时间,二是觉得自己经历得多,有资格谈,对什么问题都能说上话,仿佛自己就是胸怀全球的政治家、战略家。有人说他们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其实他们是一群社会边缘人物,再关心政治,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不如多关心一些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退休金问题,物价问题,医疗问题和养老问题等等。如果再有精力,可以考虑如何把退休生活搞得丰富多彩,增添生活的乐趣。对于政治问题稍微关心一点就可以了,几天不看电视新闻和微信群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也许更好。有了微信之后,关心政治的人多了,但好象糊涂的人也比以前更多了。

                 20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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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精神”不值得赞扬 2020-04-27 16:35:24

 “西迁精神”不值得赞扬

  到底什么是“西迁精神”?根据官方宣传和某些网友的理解,“西迁精神”就是个人服从国家利益,教育先进的上海支援教育相对落后的西北,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从上海交大来说,就是彻底破坏了原来的教学和科研秩序,使一个好端端的名牌大学大伤元气,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对于当年上海交大的师生员工来说,彻底打乱了他们安定的生活,被逼迫搬家到一个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用现代社会自由和人权的观点来看,西迁是严重侵犯了交大师生员工的人权,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生活环境的权利。这在民主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交大西迁在当时就受到强烈抵制,以致不少教师因此被打成右派。其他人被逼无奈,只好屈从。

有网友说得好:“我不否认西交大对西北的贡献。但这贡献并不能证明西迁是对的。就像一个无辜的工科教授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工厂,他对工厂做了很多贡献,但把他打成右派还是错的。还有象知青对农村的进步做了贡献,但知青是被迫去农村的,是变相劳改。”

赞扬西迁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和西北地区政府的官员,以及后来入读西安交大的学生,比如“万湖小舟”先生等人,因为西迁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他们不考虑老交大师生员工做出的巨大牺牲。 “万湖小舟”所列举的材料主要是现在的西安交大提供的。当年被逼迁的老交大教师,以及现在的上海交大的师生员工就不会赞扬什么“西迁精神”。已经有几位上海交大毕业的网友表达了不赞同西迁的观点。

强迫大学搬迁与合并,只有专制国家才能做出的事情。文革中强迫北京的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搬迁到外地,有几个教师真正愿意的?恐怕一个都没有。这种强迫搬迁不仅严重损害了一个好端端的大学,也彻底打乱了教师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遭受了很多磨难,一点都不值得赞扬。建议“万湖小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现在有人强迫你全家搬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去工作,不论其动机有多么高尚,你会认为那样做是正确的吗?

   权势者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破坏了成千上万具体人的安定的生活(比如强迫大学毕业生到山沟里的三线兵工厂,强迫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等等)。这种强迫老百姓服从强权的坏事,在重视人权的现代社会不应该再继续了!也不能因为这样的坏事没落到你头上,你就唱高调,盲目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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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为“西迁精神”唱赞歌 2020-04-26 14:43:39

反对为“西迁精神”唱赞歌

  “万湖小舟”发文响应总书记在西安交大的讲话,大赞“西迁精神”。他不顾历史事实,不顾被强迫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的感受,为专制制度大唱赞歌。有网友提出不同意见,他竟然把评论功能关闭了,说明心虚理亏。本来只想写一、两句议论一下,你不许发咱就写成博文,看你还能怎样。

有网友说【交大西迁 == 交大被逼迁】,“万湖小舟”不同意,说这只是你个人看法。我认为这不是看法问题,这是历史事实,不值得赞扬,只应该批评。博主有没有问过后来返回上海的教师?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愿意离开上海去大西北吗?就象当年的上海知青自己愿意到云南去插队吗?

强迫大学搬迁与合并,只有专制国家才能做出的事情。文革中强迫北京的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多所大学搬迁到外地,有几个教师真正愿意的?恐怕一个都没有。这种强迫搬迁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学校的教学、科研秩序,造成了很坏的结果,有什么可称赞的?万湖小舟博主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不要只唱赞歌。为专制制度唱赞歌的人是渺小的、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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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六十周年祭 2020-04-20 16:53:16

大饥荒六十周年祭

——亲历者谈大饥荒

有人说庚子年中国必遭大难,这不但被1840年以来的三个庚子年所印证,也被今年出现的席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瘟疫所证实。其实在最近的四个庚子年大难中,最惨烈的当属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的大饥荒,那一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由于在今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主要关注眼前的灾难,很少有人提起并祭奠60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何况知道那场大饥荒的人本来就不多。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本人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和世人谈谈那次空前的大灾难,祭奠数千万冤死的亡灵。况且今年的大瘟疫和60年前的大饥荒有着本质的联系,他们都是人为的,都是由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官员们隐瞒真相的恶劣行为造成的。

60年前的春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0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年轻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邪恶的动机竭力否认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最近四十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人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当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在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大部分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今年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太没有勇气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除了被饿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较少),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几个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是他家里谁谁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多,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时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饿死人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跟毛泽东最紧,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积极,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灾区去实地了解,真相就会一清二楚。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历史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敢于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疯子和傻瓜。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话虽然不错,但过于笼统,使人不得要领。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为毛泽东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毛时代,中央定下的高指标压力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所登的离奇的产量,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李锐(也有人说是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半句道歉的话。

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收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得干干净净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实施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和豇豆,大约有三、四十多斤,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柴草下面的地下,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产队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死权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六零年,凡是大小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充饥。

据说兴凯湖劳教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 躺着不动, 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

四、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

遇到灾荒在家没有粮食吃,外出逃荒要饭,这是农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几千年来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个灭绝人性的年月,这种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9311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个紧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车站、汽车站和渡船码头拦截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关进收容所,然后遣送回原住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图逃荒的农民被堵住了,有少数人只好扒敞篷运煤车外逃。也有一部分人只好步行,避开检查站,这样一般不能走得很远,而近处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要饭也非常难。那时候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我的大舅艰难行走了20多里来到火车站,由于不许上火车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边。在此后的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丛草长得很茂盛,里面就是一堆白骨。

由此可见,在以上四项恶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直到1960年年底,中央发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放弃这四项罪恶的政策,农民才得到了一条生路,往后饿死人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由于四川的李井泉迟迟不肯解散农村大食堂,所以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真正在党内揭开饿死人的真相,还是在19621月“七千人大会”后期的安徽组讨论会上。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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