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祭奠大饥荒60周年

有人说庚子年中国必遭大难，这不但被1840年以来的三个庚子年所印证，也被今年出现的席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新冠瘟疫所证实。其实在最近的四个庚子年大难中，最惨烈的当属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的大饥荒，那一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由于在今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主要关注眼前的灾难，很少有人提起并祭奠60年前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何况知道那场大饥荒的人本来就不多。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本人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和世人谈谈那次空前的大灾难，祭奠数千万冤死的亡灵。况且今年的大瘟疫和60年前的大饥荒有着本质的联系，他们都是人为的，都是由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官员们隐瞒真相的恶劣行为造成的。

60年前的春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阴风怒号、饿鬼哀鸣，大量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为的大惨剧，使1960年成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然而60年过去了，真相仍然被掩盖着，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和年轻人）并不知道在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有些人虽然听说过但半信半疑；还有一种人出于邪恶的动机竭力否认大饥荒饿死过很多人。最近四十年来许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历史学者和普通民众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和书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人作为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有责任向不明真相的国人以及后人谈谈自己对大饥荒的了解和认识，为历史留下存照。

提起“大饥荒”，人们一般会想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两种说法既是一回事 ，又不是一回事。“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包括城市）都严重缺粮，全国人民都严重地饿肚子。而“大饥荒”一词则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这三年当中有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里发生的惨剧。从本人家乡的情况来说，在这半年的时间段之外，很少有人被饿死。当然有些省份在1959年和1961年也有少量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有些学者推算的全国饿死三千多万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达16万之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可是它发生在和平时期，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完全是当政者为了推脱罪责编造的谎言。有气象资料表明，在这三年当中在全国根本就没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跟其它年份的情况相当。我的家乡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虽然由于“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粮食大减产（因为大部分劳动力被抽调去“炼钢铁”），但所收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不会饿死一个人（假设这些粮食没有被抢走的话）。至于说由于“苏联逼债”，更是子虚乌有。许多学者用历史资料证明，当年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还主动提出借粮食给中国，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用今年的流行话语来说，是毛泽东和中宣部在玩“甩锅”——对内甩给老天爷，对外甩给苏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饥荒的呢？用刘少奇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这还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其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祸，罪魁祸首就是一手遮天的毛皇帝。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非正常死亡”一词是1961年至1962年间各级政府根据中央（主要是刘少奇等人）指示统计饿死人情况时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因为“饿死”一词太刺眼，说明当政者的罪孽太深重了。如今有些学者也经常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就显得太不严谨、太没有勇气了。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农民，除了被饿死的就是被打死的（比较少），哪有什么其它的“非正常死亡” ！

我的家乡安徽省某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县农民被饿死25%以上。本人的家族成员和主要亲戚被饿死1/3左右。那时我有幸上了中学，在学校里可以吃个半饱，总算捡了一条命。我有几个童年的伙伴，由于没有上中学，在家里就被活活饿死了。当时在我们的中学里也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因为每隔三两天就有乡下来人找某某同学，说是他家里谁谁死了，于是这个同学匆忙赶回家，几天后再回来时腰里系了一条白布带（孝布）。那时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是一个红薯面窝窝头，大约有3两多，有的同学吃一半留一半，等到星期天时带回家给家里人吃。后来我也学着这样做。……那些痛苦的往事简直不堪回首。若干年前我回到中学母校时对校长说：××中学最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她在六零年救了几百个农村学生的命。

有人说，如果全国饿死3600万（杨继绳推算的数字），那么平均每17个人就有一个被饿死，我们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远远不止17个人，可是没有听说谁饿死了。还有人说，我的家乡也是农村，可是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饿死人的情况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哪个省、地、县的第一书记最左，最无人性，跟毛泽东最紧，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最彻底，那个省、地、县饿死的人就最多；反之，哪个地方的第一书记不是很左，还有点人性，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就比较少，或者基本没有饿死人。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贵州的周林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忠实走狗，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最积极，在1959年秋后搜刮农民的粮食最凶狠，所以这几个省饿死农民最多。这6个省饿死的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2/3左右。比如甘肃省和陕西省比邻，前者饿死人很多，后者饿死人较少，许多甘肃的农民逃荒到陕西就得到了活命。在每个省内，各地区、各县饿死人的比例也很不相同。所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并不能说明其它地方没有饿死人。你只要到那些重灾区去实地了解，真相就会一清二楚。

  还有的年轻人说，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手中有粮食怎么会挨饿呢？如果真的挨饿，为什么不跑出去要饭吃呢？这正是我后面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残酷历史很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暴君，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上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于是不停地折腾，老想创造奇迹，实际上是异想天开，胡乱指挥，可是却无人敢于阻拦。“反右”运动以后，党外人士再无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整倒彭德怀之后，党内高官也无人敢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一个天才变成了疯子和傻瓜。

  中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话虽然不错，但过于笼统，使人不得要领。人民公社制度确实是使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可是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公社仍然存在，农民虽然仍过着农奴般的苦日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为什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都集中发生在1959年底和1960年的上半年？那是因为毛泽东制定的四项恶政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集中起作用造成的。可谓雪上加霜，悲惨至极。

  毛泽东亲自制定和强力推行的四项恶政，是造成农民大量饿死的主要原因：

一、浮夸风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村生产队的粮食收缴一空。

在毛时代，中央定下的高指标压力逼迫下面的干部必须虚报产量，虚报得越多越能得到表扬和提升，报得少的就要受到批判、斗争和惩罚。毛泽东喜欢看到粮食产量不断创造新纪录，于是《人民日报》上就“捷报”频传。钱学森火上加油，在报上撰文说根据光合作用分析，粮食亩产可以达到20万斤。毛泽东看后深受鼓舞，完全相信《人民日报》上所登的离奇的产量，并亲自把1959年的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定为1100亿斤的超高指标，并分解到各省。据说后来李锐（也有人说是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是农民出身，怎么能相信亩产万斤呢？毛说：我是听信了大科学家的话。可见钱学森的文章影响了毛泽东的思维和决策，助纣为虐，加重了灾难。可是钱某人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农民说半句道歉的话。

浮夸风愈刮愈烈，虚报的产量比实际的产量高出好几倍。比如在河南省召开的1959年秋季粮食产量预报会上，信阳地区被迫报了72亿斤，而实际上呢？只收获了20多亿斤。既然报了这么多，就必须按照报的数字上交给国家。而农村的生产队呢，即使把口粮和种子全部上交了也完不成任务，农民自然就没有粮食吃了。结果，信阳地区饿死了大约100万人。四川、安徽等省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二、“反瞒产私分”运动把农民家里收藏的少量救命粮搜刮得干干净净    

从全国粮食产量预报的情况来看，1959年秋季又是一个大丰收，可是国家粮库怎么只收上来一小部分呢？天才领袖很快就想出了答案：一定是生产队长瞒报了产量，把剩下的粮食私分给农民了！因为在1958年秋后就出现过生产队普遍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的情况。毛泽东在1959年2月亲自起草了“反瞒产私分”的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在全国大规模实施是在1959年的秋后。政府采取法西斯手段，一方面吊打审问生产队长，让他们交代瞒产私分的粮食都藏到哪里去了（全国打死了不少生产队长），另一方面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粮。他们拿着钢钎或铁锹，在农民家的墙上和地上乱捅乱铲，挖地三尺，把农民私藏的极少量的救命粮搜刮得一粒不剩。我们家在收割后的地里捡了一些绿豆和豇豆，大约有三、四十多斤，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埋在厨房柴草下面的地下，结果也被搜粮队挖走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官匪嘛！

三、人民公社“大食堂”使生产队干部掌握了农民的生死权

毛泽东在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大食堂”这个“新生事物”，并强行在全国农村推广。生产队不再给农民分发口粮，也不许农民在家烧火做饭，许多地方把农民家的锅都砸了。大食堂在开头几天还能吃上几顿干饭，后来只能吃稀饭，而且越来越稀。到1959年的秋后，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全部被政府拿走了，大食堂只能吃政府供应的少量“返销粮”。由于政府总以为生产队留有一部分口粮，所以供应的“返销粮”很少，而且越来越少。到1960年春天，供应给每个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2两左右，而且是粗粮（我们家乡供应的主要是红薯干和原本用来喂猪的豆饼），经过大、小队干部的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到嘴的实际不到1两。当时农民有句顺口溜说：一天吃1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指食堂管理员）。在六零年，凡是大小干部家基本上都没有人饿死，凡是普通社员家，基本上家家都有人被饿死。如果有社员有意无意得罪了小队长，小队长就命令停他家的饭，这家人就算是死定了。到后来，许多食堂就干脆停伙了，农民只好挖野菜、吃树叶充饥。

据说兴凯湖劳教农场在困难时期有一项“研究成果”：一个人只要不干活儿， 躺着不动， 每天吃三两八钱的玉米面就可以饿不死。这是保证人活命的最低标准了，而许多中国农民在六零年能吃到嘴的粮食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怎能不被饿死呢？

四、毫无人性的“拦外流”政策剥夺了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权利

遇到灾荒在家没有粮食吃，外出逃荒要饭，这是农民的求生本能，也是几千年来都享有的自由，可是在那个灭绝人性的年月，这种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9年3月11日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根据这个紧急通知，各地政府派人在各火车站、汽车站和渡船码头拦截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关进收容所，然后遣送回原住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企图逃荒的农民被堵住了，有少数人只好扒敞篷运煤车外逃。也有一部分人只好步行，避开检查站，这样一般不能走得很远，而近处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要饭也非常难。那时候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我的大舅艰难行走了20多里来到火车站，由于不许上火车只好往回走，走出不到200米就倒在了路边。在此后的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丛草长得很茂盛，里面就是一堆白骨。

由此可见，在以上四项恶政的合围之下，农民只有死路一条了。直到1960年年底，中央发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放弃这四项罪恶的政策，农民才得到了一条生路，往后饿死人的情况就比较少了。由于四川的李井泉迟迟不肯解散农村大食堂，所以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真正在党内揭开饿死人的真相，还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期的安徽组讨论会上。

   在那个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普通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报纸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外界根本不知道。数千万贫苦的农民就是这样默默地被饿死，既没有反抗，也没有呼喊。有人说这种惨剧在有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只有在极端专制的国家里才会发生。到现在为止，那些经历过大饥荒幸存下来的农民仍然不知道六零年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他们会说，听干部讲是因为苏联逼债，把中国的粮食拿走了。可怜的中国农民！

大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事件和关键性事件，因为它是“反右”、“大跃进”和“反右倾”等一系列极左运动的直接恶果，又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虽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对大饥荒的发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当他们得知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之后感到震惊、恐惧和内疚，并且想办法进行纠正。惟独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对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衷，没有半点自责，他在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前，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彭真组织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一班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制定过哪些后果严重的极左政策，哪些领导做过错误的批示。这个“畅观楼”事件被毛泽东认为是在整他的黑材料，大逆不道，所以在文革一开始就首先打倒了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以及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不满的讲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他认定刘少奇一伙一定会在他死后象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来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此时他就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少奇，以绝后患。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是防止刘少奇等人日后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行，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都是他编造的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不可告人的。

毛泽东最大的罪过不是发动文革，而是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笔帐总是要清算的，刘少奇没有了机会，人民总是有机会的。我相信，在20年也许是50年之后，“1960年大饥荒”一定会写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大饥荒纪念碑”一定会竖立在天安门广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 老贫农    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