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问旅美学者冯胜平：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你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高伐林
老高按：4月下旬，受明镜媒体委托，我专访了旅美学者冯胜平。当时他对我表达了又纳闷、又高兴的心情：给习近平的万言上书，涉及的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网站上却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我写了一篇比较长的专访稿，在《调查》特刊上刊登，《调查》特刊已经在香港出版。并接受委托，根据该文写了缩写版，在先出版的《明镜月刊》40期上发表，明镜网等已经上网。不知《调查》特刊的专访長稿何时在网上刊出，所以这里我转贴这篇专访的缩写版。据说在新泽西出版发行的《发现》周刊，将在下周末转载专访長稿，敬请感兴趣更详细了解冯胜平和他的上书情况的朋友，屆时留意。
半个月时间，情况丕变。一度庆幸中国网管放了他这篇文章一马的冯胜平，前几天告诉我，中国大陆各家网站上转贴的他这篇上书，大部分都已经被删除。不知中共的态度何以发生这样的转换？
冯胜平的万言上书，我2月22日已经转载在老高的博客。请见：《中国在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上跳舞》
从2013年2月中旬开始，一篇题为“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不胫而走。开始是在朋友圈中的电子邮件传递，随后出现在论坛、博客、电子刊物，《内幕》杂志15期全文刊登……用这个标题在网上检索，谷歌显示出来20万条，最奇的是，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2页。点开任何一条，在原文之后都是几十甚至成百条跟帖。
人们纷纷打听：“这个作者——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而冯胜平本人也有一个疑问：这篇上书涉及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网站上却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笔者对居住在美国新泽西的冯胜平登门专访。
“出土文物”
社会上对“冯胜平”这个名字不熟悉，并不奇怪。30年来，他只写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20多年前写过一两篇文章，一搁笔就是20来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应《新史记》杂志之约，写了一篇评价孙中山的短文。这篇文章让冯胜平打开了话匣子，他多年积攒的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就滔滔而出一发不可收，2012年，他写了一篇《党国、军国、民国和中国的政治改革》（后发表在《内幕》15期，也在网络上被到处转贴。难怪有人说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1954年出生于重庆的冯胜平，在第七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军医大是军级单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冯胜平14岁时，七军医大从重庆调防到上海，他跟著从事医务工作的父母，又在上海过了14年。
“文革”过后恢复高考，冯胜平跨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四年——与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同窗。毕业后，他被公派（自费）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居然在这里读了八年——先拿到MPA硕士，又读了政治学硕士，学完博士的全部课程，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六四”爆发，论文就停下来了。他的人生道路完全变了一个方向。
冯胜平与同窗王沪宁合影，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冯胜平提供）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在发生剧变，各种消息都传到了普林斯顿古色古香的校园。中国大陆的精英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将帅的子女，更有后来声名斐然的诸多改革精英。冯胜平与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每一点变化的迹象，为中国的前景通宵达旦地讨论。
冯胜平并非许多读者所以为的“名不见经传”。来到美国之后，他无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了海外民运。“杨小凯到普林斯顿来读书，通过他，我与中国民联的许多人就认识了——我算不上‘民运先驱’，但是我确实很早，大概是在1985、86年吧，就参加了活动。”
那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冯胜平成了这个声势最大时在全球拥有数千上万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著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凭著对中国命运的一腔关切，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呼号。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报导，他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1989年的英文报纸登出冯胜平的照片，还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证明民主在我们一千个成员中是可能的，我们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是可能的。”（冯胜平提供）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他从1991年起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为成功。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么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么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这在他致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
笔者问冯胜平：你为什么参加民运，又为什么淡出民运？你今天上书的思想，与民运经历有什么联系？
冯胜平应声而答：之所以参加民运，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熟悉中共搞的一个个政治运动，当时我误认为，中国的民主可以通过民主运动来实现。
之所以离开民运，首要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民运的思路错了。
冯胜平承认，这么些年来自己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他怀著感激之情说，自己有两位良师益友：余英时与芦笛。他写博士论文时，请余英时与另外两个教授做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虽然后来没有写完论文，但与余英时有了很多来往。2006年之后，冯胜平认识了旅居英国的独立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入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变得激进，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大家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冯胜平反思说，民主力量转为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现为妥协，但是中国人的“斗争哲学”，致使只要中共一妥协，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你退一步，我就进一步——就像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终究无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的出路，中共的退路
冯胜平十分痛切地继续说：
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但是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忽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
至于海外民运，在他看来，更走向极端：海外民运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使冯胜平不禁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推翻之后谁来收拾残局？中共崩溃以后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尤其没有信心。”
冯胜平现身说法：我早年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看到的现实是，民运从几千人，扩展到三万人，到缩小到几百人，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海外民运不就是为未来全中国范围的民主，提供一个试验场吗？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民运中盛行抓特务，谁看谁都是特务，“幸亏民运中没有政治保卫局，要有的话，海外民运的肃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产党，早就杀光了！”
“我总结民运，就是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冯胜平之所以提出“致习近平的信”这样的思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民运的反思、是对民运失望的结果。
没有放弃探索中国民主的可行之路
笔者问冯胜平：你认为“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是最可行的思路，此前你还有其它的思路吗？
冯胜平回答：我曾经想过很多招。例如，几年前想过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用国共两党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国民党是百年老党，中共也有九十年，恩恩怨怨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合作。如果由这两个党形成两党政治，似乎比较现成、简捷。当时与一些朋友讨论过，也开过几次会，后来发现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参与大陆政治的兴趣，两次国共合作又翻脸，令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同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它也受到民进党严重的牵制，弄不好连台湾也丢失。从中共这一边来看，也绝不愿意与老对手来分享政权。
冯胜平还考虑过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刘晓波、张祖桦我很早就认识，谈过多次，我也考虑推动国内的维权人士与中共合作，实现宪政。但我很快也发现，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从其总体思路而言，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是维权人士，出来就是民运人士，甚至比民运还要激进。他们与我过去一样，太执著于斗争，也过于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为只要结束一党专政，普及普世价值，中国就能实现民主。恰恰是我们这些在海外搞过民运又退出民运的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切的思考。”
一篇文章怎样能打一百分？
冯胜平这封致习近平公开信流传后，是否递到了习近平手里？
这封上书，冯胜平本人发给若干朋友看，有多位与中共上层有接触的人士读到后，主动提出来要呈递给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究竟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认同？截至目前，冯胜平并未得到确切讯息。
笔者问：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
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上书中最关键的一点：实现党内民主，善待反对派，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国内几百个网站的转载，很多都是以这个为提示语；更多的提示语，就是这篇文章最后所论述的：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执政的党，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最难办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付文中说到的“第三个鸡蛋”——怎样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注：冯胜平致习近平信中分析：“今天中国有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如果习近平改变思路，这个最难办的问题，可以变为改革最大的动力——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坚持依法治国，尊重和执行“八二宪法”，就很可能将既得利益集团变为改革的动力。毋庸讳言，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集团，他们能把习举上去，也就能把习拿下来。如果你的运动是针对他们来的，要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肯定要跟你死拼。但是如果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历史的帐算不清，还不了。如果不是用运动的方式，而是用立宪的方式，就会发现，只要政策恰当，面前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我正在写新的文章来更深入阐述这个问题。
上书中最有创见的，冯胜平认为，是提出了一条在中国目前的局面下代价最小、阻力最小的走出专制王朝循环的路。
最受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笑了：乌有之乡和美国的希哲兄（王希哲）这样的极左派，大陆学者王康这样的极右派，都撰文批判。攻击点可以想见：极右派抨击我是替共产党张目、辩护、续命，延年益寿；极左派则说，我这封公开信本质上还是要普世价值，是要推翻共产党。
但是冯胜平的信，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无论是铁流那样的右派，还是黄纪苏那样的左派，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他的小学同学，40年前同事工友、中国民联的老战友……许多人为他提出的建议而激动。“一位太子党朋友告诉我，他收到不同的人给他发送了十几次，其中还有一位已经患了绝症、医生判决只有两个月可活的朋友也给他转去，还叮嘱他，这是救国救民之道，你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到最高层……”
各种人的不同反应，让冯胜平想起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鹤慈的那个奇妙打分：一篇文章出来，能争取到中间派，就及格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有其中之一支持，70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一起支持，80分；如果前三派都支持，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有一方骂，再加10分；极左极右一起骂，就是100分。“他说此文迹近100分。呵呵……”
“有些说法或许有溢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此文得到极大的共鸣。在有共鸣、共识的地方，很可能就有一条路，如果当局走这条最引起共鸣的路，至少社会思想阻力将很小。”
冯胜平滔滔不绝还讲了很多，更多内容，将在《调查》杂志特刊刊出。不过，话说回来，笔者指出：许多读者虽然对这篇上书的思路表示认同，但是也多表示怀疑：好是好，最高当局能采纳吗？
（原载《明镜月刊》40期。明镜网予以转载）
冯胜平在纽约研讨会上发言（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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