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成政客在心田裡保留一角文人氣質，也贊成文人懂一點政治實務的甘苦，這有利於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追求。但千萬可別“角色錯位”——文人以政客作風合縱連橫、投機鑽營，會將文壇弄得烏煙瘴氣；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氣，憑浪漫情懷治國，更非出大亂子不可

　　◆高伐林

　　昨晚在《中國人權雙周刊》上讀到楊光對朝鮮牡丹峰罷演有感而發的文章《獨裁者的文藝范兒》，其中寫道：“在憲政民主國家，最適合於從政的群體是律師”，“在獨裁專制國家裡，最適合於從政的群體似乎是文人”。不禁也有話想說。
　　楊光文中對獨裁者熱衷文藝，舉了很多有趣的例證。但他所寫的是一篇雜文，沒有、也不必那麼嚴謹，他的這個論斷——憲政國家從政多是律師，獨裁國家從政多是文人——就未必站得住腳。不過，讓我浮想連翩。
　　列寧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革命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漫步”，從政就不能怕弄髒了手，那裡甚至可能是血與火的天地，要有冷靜到冷酷的算計、手腕與魄力；而文學則是要在詩意與夢境中流連，即便大手筆，也不外乎對人性作史詩般恢弘雄渾的描繪，調遣的只是詞章音韻的三軍。十多年前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寫有長文《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陽光與閃電——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啟示錄〉》，比較過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採取的形式和風格，以及留下的遺產，都迥然有異，之所以有重大差別，原因之一，就是兩國革命的精英中堅的成分、職業很不一樣：前者，都有很強的文學背景，而後者基本沒有這種背景。
　　朱教授援引托克威爾的話說：法蘭西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學色彩”，在推翻舊制度之前，法國作家、戲劇家、思想家們，熱情洋溢，震動朝野的文筆優美、具有極大感染力的作品連翩而出，“文學如激情踢馬刺，能使革命飛奔”；“革命如遇文學，一定如火如荼”！
　　朱教授指出，美國革命沒有留下類似紀錄，如有之，革命前僅一本《常識》（1776年），革命中僅一本《聯邦黨人文集》（1787－1788年），卻都不是文學，或革命文學。
　　朱學勤分析說：“美國也有文學，但文學史開竅晚，殖民時代所謂文學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輸文采；美國也有文人，但沒有凸起一個文人階層，稍遜風騷；美國也有觀念活動，但沒有文學踢馬刺，馬歸馬，刺歸刺，只識彎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權力的頑症，只能依靠權力分立與權力平衡來駕馭。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國歷史的乏味，乏味處卻耐人尋味。”
　　他回溯說，在北美費城，面臨政治危機，那55個人卻拉起了窗簾，低聲進行一場制度層面幾乎是技術性格的討價還價。在那裡，是律師而不是文人，是實業家而不是作家，是來談判而不是決鬥。——北美的革命，“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邏輯，不是哲學，是技藝，不是詩藝，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約人性弱點，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強行改造人性。倘有新傳統文學青年出，當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鄉村憲法，間雜玉米粒，一股乾草氣，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
　　兩個多世紀的兩國歷史，卻證明了：美國的政治社會制度，遠比法國政治社會制度更穩定，更少折騰，美國登上了世界首強的寶座，而法國雖然文化傳統極其豐厚，在當今世界舞台上卻淪為二流角色。
　　上面所說的美、法革命的區別，與楊光《獨裁者的文藝范兒》一文所說的憲政國家與獨裁國家從政者，並無直接關係，只是我想到而已。但是下面所說的，就與楊光的看法直接相左了。

　　十來年前，我在《僑報》副刊發表過一篇隨筆《政客與文人》，寫到古今中外許多從政者，都是寫作愛好者，甚至是文學作品作者，其中有不少是專制國家的從政者，但也有不少是民主國家的從政者。
　　我在文中寫道：
　　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的政客一個個能言善道，好象很少不愛寫作的。政壇受挫賦閒在家，或者年老退休解甲歸田，只要精力顧得過來，回憶錄啊學術論著啊，都大本大本寫個不休。尼克松在與肯尼迪競選總統失敗之後，在家韜晦，痛定思痛寫了本《六次危機》，文采斐然，引人入勝，讓當年的我讀得津津有味。不少政治人物即使在任上，也能一展生花妙筆。
　　我認為：中國古代傳統說法是“立德，立功，立言”──政治功業要立，傳世之作也要寫。尤其是到唐代以科舉取士，考核“第三梯隊”要考詩詞歌賦作得怎麼樣，這就令有志仕途者必須在舞文弄墨上有兩刷子。中國古代著名政治家兼著名文學家出了一大把，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這些文壇祭酒，都是當過大官的。而像李白、陸游、辛棄疾他們，根本就把寫作看作餘事，“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一生憤懣難平的是不能建功立業，只能吟詩作賦。
　　但是，話說回來，西方政客顯然不一樣：寫書的雖多，有些人文筆也堪稱上乘，為使政治主張深入人心，或者使治國方略傳之彌遠，他們儘量表述得花團錦簇，但是絕大部分著作不能歸入文學──畢竟現代社會，分工日細，治國與為文隔行如隔山，政客需要盯着現實利益，而文人一定要懸有理想光芒，為政講勝負利害，作文講是非美醜，規律與標準截然不同。在現代社會中，政治家中堅持文學創作者，或者文學家中一個勁地投身政治運動者，就如同鶴立雞群了。
　　我舉了幾個例子——其中既有專制國度，也有民主國度：
　　像塞內加爾前總統桑戈爾，用法文寫詩歌，出過詩集，傳達出非洲精神；像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本來就是聲名卓著的劇作家；還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智利詩人聶魯達，熱心從政，但競選總統失利；秘魯小說大家瓦加斯·略薩，作品精彩紛呈，他也競選過總統，不過敗給了日裔藤森……
　　文中我還舉了幾位不太為中國人所知者為例：1868年當選英國首相的狄斯雷利，是個老資格的小說家，早在他21歲那年，就完成了譏諷當時社會的小說《維韋安·格雷》，1844年起，他又寫出長篇政治小說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康斯寧比》最膾炙人口，被譽為“第一部政治小說”。他當了幾年首相，離開唐寧街之後，又重新提筆創作。當時《星期六評論》曾說：“狄斯雷利給看膩小說的民眾全新的感受：當他‘寫而優則仕’，英國人大吃一驚；當他下了台，重拾筆桿回頭當小說家，英國人再次震撼。”
　　法國政客寫小說的也有，像前總統德斯坦，寫了一本小說《行旅》，書中不少煽情段落，被評論家譏諷說：“簡直像法國俯拾即是的奶酪！”
　　薩達姆出版過“愛情”小說，無獨有偶，利比亞的鐵腕人物卡達菲也寫過小說，一般人想不到：居然還是歷史小說，1990年利比亞新聞社報導說：卡達菲的小說是以上個世紀初──1915年利比亞與意大利發生的一場糾紛為經緯——不過，其中多少段落是他親筆，多少詞句由人捉刀，不得而知。
　　在美國，政界人士熱衷寫小說的也很不少。例如，美國眾議院前議長金瑞奇，就對寫小說十分入迷。他與人合寫了一本小說《一九四五》，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書中有些男女關係的段落描寫得煽情露骨。不過，讓出版商大跌眼鏡的是，金瑞奇赫赫有名，他的書卻一敗塗地，沒賣出去幾本，出版商賠慘了。
　　美國議員中寫得最歡的，非蓋瑞·哈特莫屬。此公1987年在擔任科羅拉多州參議員時，就完成驚險小說《宙斯的策略》，筆下主人公是美國的軍事談判代表和美麗的俄羅斯女翻譯，兩人陰謀欺騙政府，以力挽狂瀾，防止一場核災難。他還和有同樣愛好的緬因州參議員科恩合寫了間諜小說《雙面人》。哈特1988年雄心勃勃地參加總統競選，終因桃色醜聞而不得不中途黯然宣布退出。
　　說起科恩，其實更是個人物。他當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大概是接觸這方面素材太多了，感覺不挖掘點什麼有負這一經歷。1991年他的驚險小說《獨眼國王》出版，被人稱作驚險小說的代表作，起伏跌宕，扣人心弦。書中寫到一位美國參議員實為以色列間諜，遭人暗殺，導致爆發世界大戰。哈特和科恩的經歷、身份如此，也難怪讀者紛紛猜測：到底他們是虛構還是寫實？

　　我在《政客與文人》的最後感慨說：
　　我贊成政客在心田裡保留一角文人氣質，也贊成文人懂一點政治實務的甘苦，這肯定有利於他們在各自領域的追求過程中形成一種張力。但我祈禱千萬可別“角色錯位”──如果說文人以政客作風合縱連橫、投機鑽營，會將文壇弄得烏煙瘴氣；那麼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氣，憑浪漫情懷治國，更非出大亂子不可！

　　昨天我發出一篇博文《1969年中國逃過核打擊滅頂之災》，推薦了司馬當《中蘇邊界戰爭的真相》。司馬當的文章最後寫道：“從那以後我真的有些恐懼，不知什麼時候最高領導人頭腦一熱，就有可能把整個民族推向戰爭。”
　　有位署名“tree123456”的網友跟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教訓司馬當：
　　這就怪作者，您的智商不夠了。
　　中蘇之戰是建國以後毛玩過的唯一一戰嗎？就只蘇聯擁有核彈？聯合國軍呢？懂戰略眼光嗎？懂（叢林世界) 國際間，大國對戰略力量平衡的把握嗎？以戰略眼光和當時的國際局勢考慮過當時美中蘇之間的關係嗎？（文中錯別字和標點我已改正）
　　這不禁讓我失笑。看來這位網友是認定了所有政治領導人的所有決策，都是出自冷靜權衡、理性算計，都能正確估價各方力量對比、準確預測任何一個政治舉措的得失輸贏的——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閉門造車想當然，純屬書生之見！


　　附：獨裁者的文藝范兒——為牡丹峰罷演事件而作

　　楊光，《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74期


　　在憲政民主國家，最適合於從政的群體是律師，這有統計數據為證。比如，美國的總統、國會議員、部長、州長以出身於法律職業者為最多。這也很好理解，因為憲政民主國家都是法治國家，政治人物的一切公務行為必須在法律劃定的範圍之內、以法律規定的方式和手段去行使，“法無授權不可為”，所以，從事法律職業的人與其他職業者競爭政治職務，其在知識結構、思維方式上面，自然占了不少的便宜。
　　在獨裁專制國家裡，最適合於從政的群體似乎是文人——雖然並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文人這個稱謂比較籠統，此處特指“文藝工作者”——這是按共產黨的職業分類學。中國古代的情形不必細說，因為科舉取士考的就是作文章、“代聖人立言”的本領，有文學天賦者，文字表達技巧比較高超的人，在公職競爭中當然會有更大的個人優勢。唐代的詩人埋怨“懷才不遇”，那可不是埋怨他的詩作無人欣賞，而是責怪皇帝沒有賜予他與其文才相稱的官職。古代文明尚未分科化、專門化、職業化，文化程度較高者大體都有一些文學氣息，文人做官，倒也正常。而到了近現代，文化分科越來越繁雜，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隔行如隔山，詩人、作家、文藝家早已不再是文化程度高的象徵，作文之道更與治國理政之道殊途而異歸，文藝職業者仍然成為一個國家主要的、甚至首要的政治家來源，則就不那麼自然而然，而是專制獨裁國家特有的現象了。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用了專門一章來分析“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首要的政治家，其後果如何”。他發明了“文學政治”這一術語，並對其嗤之以鼻：“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他告誡說，“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他指的是耽溺於熱忱與夢想、自我中心、不切實際、誇大其詞、文過飾非等等東西。但他認為這只是法蘭西民族的特殊性：“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他認為，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慘痛與“文學政治”現象高度相關。
　　二十世紀至今，人們早已發現，文藝與政治的惡性關聯並非舊制度與大革命時代法蘭西的特殊國情。其實這是一個或多或少帶有某種共性的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現象。比專制國家文人當政、“文學政治”更加引人深思的一個現象是：大獨裁者似乎都有些文藝細胞，甚至頗有文藝范兒。
　　希特勒是畫家，曾以畫風景明信片謀生。若是當年希特勒滿懷夢想所報考的維也納藝術學院和建築學院稍微降低一點錄取標準，也許世界上就會多出一個三流藝術家，而少了一個“偉大的元首”，世界歷史或會重寫。
　　斯大林是詩人，年輕的時候在格魯吉亞的小報小刊上發表過大量的詩作，他的詩寫得怎麼樣現在已經很難考評，但他成為蘇聯人民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慈父般的領袖”之後，還親自寫過一本語言學專著，可見其自視為語言文字方面的行家高手。
　　毛澤東據說也算是詩人，有的人認為他還不是一般的詩人，而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雖然他的舊體詩詞在押韻、用典上不盡工整，將“屁”啊“屎”啊不雅詞彙寫入舊體詩里，也讓方家難堪。抗戰結束國共談判之際，毛一首《沁園春·雪》曾讓陪都重慶的舊式文人激賞，卻讓民主政治的有識之士們大驚失色。
　　在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之中，薩達姆和卡扎菲都是言情小說家，前者著有長篇小說《扎比芭與國王》，後者寫了不少短篇小說，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有《卡扎菲小說選》。據說這兩位曾經不可一世、後來下場很慘的獨裁者對自己的小說成就還都頗為自負，《卡扎菲小說選》的外文版本就是作者本人基於對自己文才的極端驕傲而採用外交手段向全世界隆重推出的。
　　至於這些人是做穩了獨裁者之後才比一般人更有政治必要或更有閒情逸緻而參與文藝、愛好文藝，還是原本就是愛好文藝之士，在擔任最高職務之後更適宜於創建與維護獨裁體制，二者並不太好區分。弗洛伊德曾分析詩人、作家與“白日夢”的關係，小說中的美女總是愛上男主角，英雄人物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自我”，好的文藝作品往往是以偽裝和變形方式呈現出來的“白日夢”。詩人、作家都是自己作品的獨裁者，他們生活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用“白日夢”統治自己作品中的世界，如果他們不幸在專制體制下從了政，且登上了頂峰……這是不是一種合理的精神分析學解釋呢？
　　中共當今掌門人習近平原來也是文藝青年出身。以前，人們不太知道他這一層身份，因為習近平的正規教育只上到初一，上清華大學當工農兵大學生學的是化工，參加工作之後走基層路線，從來沒有進過文藝單位，除了第二次婚姻迎娶了一位唱歌很出名的漂亮老婆之外，可以說他一向與文藝並不沾邊。直到去年，習近平突然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仿照毛偉人向一大群術業有專攻的方家教訓“寫什麼、怎麼寫、為什麼人”，順便列出來一大堆文學書單，他的文學青年形象才得以凸顯。今年，習近平出訪俄國、美國、英國，向各國媒體公開發布其讀過的各國書單，其中，文學作品占了絕大多數。習主席終於讓人刮目相看了，他是不是假博士暫且勿論，但他文學青年出身、文學素養深厚，這一點似已無可爭議，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有他親自發布的書單為證。
　　毛澤東是詩人，江青是演員、攝影家、戲劇家、八個革命樣板戲之母，這一家子的高級文藝范兒令人談虎色變。如今，人們既已知道習大大的文學愛好之強、文學素養之高，又驚悉著名歌唱家、中國首位聲樂學博士彭嫲嫲親自指導的新編紅色革命歌舞劇《白毛女》已經隆重開張，撫今追昔，這種結構的第一家庭組合還真是讓人有些不寒而慄。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希特勒斯大林也好，薩達姆卡扎菲也好，毛澤東習近平也好，誰若膽敢與北朝鮮金正日、金正恩父子比文藝范兒，人家金家父子還真不當回事兒。金家父子都有超乎常人的文藝情結，不僅宏觀指導作家寫文章，還要微觀指導女演員唱歌、跳舞、扮角色，簡直為朝鮮的文藝事業操碎了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父子二人都非常熱愛文藝女青年，不僅老婆找的是文藝工作者，女友、情人、舞伴，也通通只在文藝圈裡找。金正日愛看外國電影，也愛“指導”本國電影。十萬人參演、創世界之最的巨型團體歌舞操《阿里郎》凝聚了金正日的心血，送到中國巡演的新編歌舞劇《紅樓夢》也由金正日親自“指導”。朝鮮是當今世界舉辦閱兵式最多的國家，朝鮮的閱兵表演亦頗有金正日特色——那都是金大帥親自調教過的啊，尤其是女兵出場，正走幾步，倒走幾步，再轉着圈兒走幾步，人家秀的誠然不是肌肉，而是“藝術”。據朝鮮媒體說，金正日是“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朝鮮人民的藝術天才”，“偉大的畫家、音樂家、攝影家、戲劇家、電影藝術家”，寫過《論攝影藝術》、《論歌劇藝術》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光輝著作”。
　　金正恩更是青出於藍，繼承其父之志，一邊造核武，一邊看歌舞，一邊搞政治，一邊搞文藝，政治搞得風聲鶴唳，文藝搞得歌舞昇平，可謂暴恐、娛樂兩不誤。十月份中共劉雲山訪問朝鮮，金正恩龍心大悅，當即恩准特派牡丹峰女子輕音樂團、功勳國家合唱團赴華獻演。這兩支樂隊，牡丹峰由金正恩親自挑選年輕美貌的音樂女子組成，其妻李雪主親自指導，其前女友玄松月現場指揮，演出水平果然不凡，被外媒稱之為朝鮮“國寶級”樂團；而功勳合唱團則由其父金正日組建，兩支隊伍都堪稱宮廷倡優、皇家水準。金正恩的音樂能力大概也不全是吹的，因為出身高貴，他從小就與世隔絕，除了聽聽音樂，搞搞文藝，別的愛好也搞不下去。在瑞士隱姓埋名留學期間，正值青春反叛期，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卻又不准與保鏢之外的人有所接觸。為了排遣寂寞，其父為他派去一個小型的輕音樂團貼身伺候，天長日久，耳濡目染，當然也就有了管理樂團的知識，也有了自己的文藝范兒。
　　金正恩的御用樂團在北京罷演，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這是筆者寫這篇文章的誘因。在筆者看來，牡丹峰罷演的原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什麼原因，兩國最高層敲定的一場用於改善雙邊關係的演出竟然不能排除具體障礙而於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罷演了。我以為，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可以提醒中國的民眾，獨裁者的文藝和文藝范兒的獨裁一樣，唱腔、身段雖然也可以很美，但它很不靠譜，沒有多少欣賞價值；尤其是可以提醒中國的當政者，用文藝的思維搞政治，跟用政治的手段搞文藝一樣，偶爾也有效，但常常會演砸，甚至會闖出大禍來。獨裁與文藝的惡性聯接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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