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但千万可别“角色错位”——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高伐林

　　昨晚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读到杨光对朝鲜牡丹峰罢演有感而发的文章《独裁者的文艺范儿》，其中写道：“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是律师”，“在独裁专制国家里，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似乎是文人”。不禁也有话想说。
　　杨光文中对独裁者热衷文艺，举了很多有趣的例证。但他所写的是一篇杂文，没有、也不必那么严谨，他的这个论断——宪政国家从政多是律师，独裁国家从政多是文人——就未必站得住脚。不过，让我浮想连翩。
　　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革命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漫步”，从政就不能怕弄脏了手，那里甚至可能是血与火的天地，要有冷静到冷酷的算计、手腕与魄力；而文学则是要在诗意与梦境中流连，即便大手笔，也不外乎对人性作史诗般恢弘雄浑的描绘，调遣的只是词章音韵的三军。十多年前上海朱学勤教授曾经写有长文《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阳光与闪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比较过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采取的形式和风格，以及留下的遗产，都迥然有异，之所以有重大差别，原因之一，就是两国革命的精英中坚的成分、职业很不一样：前者，都有很强的文学背景，而后者基本没有这种背景。
　　朱教授援引托克威尔的话说：法兰西民族在“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在推翻旧制度之前，法国作家、戏剧家、思想家们，热情洋溢，震动朝野的文笔优美、具有极大感染力的作品连翩而出，“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
　　朱教授指出，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
　　朱学勤分析说：“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
　　他回溯说，在北美费城，面临政治危机，那55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北美的革命，“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倘有新传统文学青年出，当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乡村宪法，间杂玉米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
　　两个多世纪的两国历史，却证明了：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远比法国政治社会制度更稳定，更少折腾，美国登上了世界首强的宝座，而法国虽然文化传统极其丰厚，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却沦为二流角色。
　　上面所说的美、法革命的区别，与杨光《独裁者的文艺范儿》一文所说的宪政国家与独裁国家从政者，并无直接关系，只是我想到而已。但是下面所说的，就与杨光的看法直接相左了。

　　十来年前，我在《侨报》副刊发表过一篇随笔《政客与文人》，写到古今中外许多从政者，都是写作爱好者，甚至是文学作品作者，其中有不少是专制国家的从政者，但也有不少是民主国家的从政者。
　　我在文中写道：
　　在我的印象中，西方的政客一个个能言善道，好象很少不爱写作的。政坛受挫赋闲在家，或者年老退休解甲归田，只要精力顾得过来，回忆录啊学术论著啊，都大本大本写个不休。尼克松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在家韬晦，痛定思痛写了本《六次危机》，文采斐然，引人入胜，让当年的我读得津津有味。不少政治人物即使在任上，也能一展生花妙笔。
　　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政治功业要立，传世之作也要写。尤其是到唐代以科举取士，考核“第三梯队”要考诗词歌赋作得怎么样，这就令有志仕途者必须在舞文弄墨上有两刷子。中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兼著名文学家出了一大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这些文坛祭酒，都是当过大官的。而像李白、陆游、辛弃疾他们，根本就把写作看作余事，“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生愤懑难平的是不能建功立业，只能吟诗作赋。
　　但是，话说回来，西方政客显然不一样：写书的虽多，有些人文笔也堪称上乘，为使政治主张深入人心，或者使治国方略传之弥远，他们尽量表述得花团锦簇，但是绝大部分著作不能归入文学──毕竟现代社会，分工日细，治国与为文隔行如隔山，政客需要盯着现实利益，而文人一定要悬有理想光芒，为政讲胜负利害，作文讲是非美丑，规律与标准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中坚持文学创作者，或者文学家中一个劲地投身政治运动者，就如同鹤立鸡群了。
　　我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既有专制国度，也有民主国度：
　　像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用法文写诗歌，出过诗集，传达出非洲精神；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本来就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热心从政，但竞选总统失利；秘鲁小说大家瓦加斯·略萨，作品精彩纷呈，他也竞选过总统，不过败给了日裔藤森……
　　文中我还举了几位不太为中国人所知者为例：1868年当选英国首相的狄斯雷利，是个老资格的小说家，早在他21岁那年，就完成了讥讽当时社会的小说《维韦安·格雷》，1844年起，他又写出长篇政治小说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康斯宁比》最脍炙人口，被誉为“第一部政治小说”。他当了几年首相，离开唐宁街之后，又重新提笔创作。当时《星期六评论》曾说：“狄斯雷利给看腻小说的民众全新的感受：当他‘写而优则仕’，英国人大吃一惊；当他下了台，重拾笔杆回头当小说家，英国人再次震撼。”
　　法国政客写小说的也有，像前总统德斯坦，写了一本小说《行旅》，书中不少煽情段落，被评论家讥讽说：“简直像法国俯拾即是的奶酪！”
　　萨达姆出版过“爱情”小说，无独有偶，利比亚的铁腕人物卡达菲也写过小说，一般人想不到：居然还是历史小说，1990年利比亚新闻社报导说：卡达菲的小说是以上个世纪初──1915年利比亚与意大利发生的一场纠纷为经纬——不过，其中多少段落是他亲笔，多少词句由人捉刀，不得而知。
　　在美国，政界人士热衷写小说的也很不少。例如，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瑞奇，就对写小说十分入迷。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一九四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书中有些男女关系的段落描写得煽情露骨。不过，让出版商大跌眼镜的是，金瑞奇赫赫有名，他的书却一败涂地，没卖出去几本，出版商赔惨了。
　　美国议员中写得最欢的，非盖瑞·哈特莫属。此公1987年在担任科罗拉多州参议员时，就完成惊险小说《宙斯的策略》，笔下主人公是美国的军事谈判代表和美丽的俄罗斯女翻译，两人阴谋欺骗政府，以力挽狂澜，防止一场核灾难。他还和有同样爱好的缅因州参议员科恩合写了间谍小说《双面人》。哈特1988年雄心勃勃地参加总统竞选，终因桃色丑闻而不得不中途黯然宣布退出。
　　说起科恩，其实更是个人物。他当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大概是接触这方面素材太多了，感觉不挖掘点什么有负这一经历。1991年他的惊险小说《独眼国王》出版，被人称作惊险小说的代表作，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书中写到一位美国参议员实为以色列间谍，遭人暗杀，导致爆发世界大战。哈特和科恩的经历、身份如此，也难怪读者纷纷猜测：到底他们是虚构还是写实？

　　我在《政客与文人》的最后感慨说：
　　我赞成政客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气质，也赞成文人懂一点政治实务的甘苦，这肯定有利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追求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但我祈祷千万可别“角色错位”──如果说文人以政客作风合纵连横、投机钻营，会将文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么政客若耍起文人脾气，凭浪漫情怀治国，更非出大乱子不可！

　　昨天我发出一篇博文《1969年中国逃过核打击灭顶之灾》，推荐了司马当《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司马当的文章最后写道：“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有位署名“tree123456”的网友跟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教训司马当：
　　这就怪作者，您的智商不够了。
　　中苏之战是建国以后毛玩过的唯一一战吗？就只苏联拥有核弹？联合国军呢？懂战略眼光吗？懂（丛林世界) 国际间，大国对战略力量平衡的把握吗？以战略眼光和当时的国际局势考虑过当时美中苏之间的关系吗？（文中错别字和标点我已改正）
　　这不禁让我失笑。看来这位网友是认定了所有政治領导人的所有决策，都是出自冷静权衡、理性算计，都能正确估价各方力量对比、准确预测任何一个政治举措的得失输赢的——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闭门造车想当然，纯属书生之见！


　　附：独裁者的文艺范儿——为牡丹峰罢演事件而作

　　杨光，《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4期


　　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是律师，这有统计数据为证。比如，美国的总统、国会议员、部长、州长以出身于法律职业者为最多。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宪政民主国家都是法治国家，政治人物的一切公务行为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之内、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手段去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所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与其他职业者竞争政治职务，其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面，自然占了不少的便宜。
　　在独裁专制国家里，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似乎是文人——虽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文人这个称谓比较笼统，此处特指“文艺工作者”——这是按共产党的职业分类学。中国古代的情形不必细说，因为科举取士考的就是作文章、“代圣人立言”的本领，有文学天赋者，文字表达技巧比较高超的人，在公职竞争中当然会有更大的个人优势。唐代的诗人埋怨“怀才不遇”，那可不是埋怨他的诗作无人欣赏，而是责怪皇帝没有赐予他与其文才相称的官职。古代文明尚未分科化、专门化、职业化，文化程度较高者大体都有一些文学气息，文人做官，倒也正常。而到了近现代，文化分科越来越繁杂，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隔行如隔山，诗人、作家、文艺家早已不再是文化程度高的象征，作文之道更与治国理政之道殊途而异归，文艺职业者仍然成为一个国家主要的、甚至首要的政治家来源，则就不那么自然而然，而是专制独裁国家特有的现象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用了专门一章来分析“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首要的政治家，其后果如何”。他发明了“文学政治”这一术语，并对其嗤之以鼻：“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他告诫说，“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他指的是耽溺于热忱与梦想、自我中心、不切实际、夸大其词、文过饰非等等东西。但他认为这只是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激烈、惨痛与“文学政治”现象高度相关。
　　二十世纪至今，人们早已发现，文艺与政治的恶性关联并非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法兰西的特殊国情。其实这是一个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共性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象。比专制国家文人当政、“文学政治”更加引人深思的一个现象是：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些文艺细胞，甚至颇有文艺范儿。
　　希特勒是画家，曾以画风景明信片谋生。若是当年希特勒满怀梦想所报考的维也纳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稍微降低一点录取标准，也许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三流艺术家，而少了一个“伟大的元首”，世界历史或会重写。
　　斯大林是诗人，年轻的时候在格鲁吉亚的小报小刊上发表过大量的诗作，他的诗写得怎么样现在已经很难考评，但他成为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慈父般的领袖”之后，还亲自写过一本语言学专著，可见其自视为语言文字方面的行家高手。
　　毛泽东据说也算是诗人，有的人认为他还不是一般的诗人，而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虽然他的旧体诗词在押韵、用典上不尽工整，将“屁”啊“屎”啊不雅词汇写入旧体诗里，也让方家难堪。抗战结束国共谈判之际，毛一首《沁园春·雪》曾让陪都重庆的旧式文人激赏，却让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们大惊失色。
　　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之中，萨达姆和卡扎菲都是言情小说家，前者著有长篇小说《扎比芭与国王》，后者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卡扎菲小说选》。据说这两位曾经不可一世、后来下场很惨的独裁者对自己的小说成就还都颇为自负，《卡扎菲小说选》的外文版本就是作者本人基于对自己文才的极端骄傲而采用外交手段向全世界隆重推出的。
　　至于这些人是做稳了独裁者之后才比一般人更有政治必要或更有闲情逸致而参与文艺、爱好文艺，还是原本就是爱好文艺之士，在担任最高职务之后更适宜于创建与维护独裁体制，二者并不太好区分。弗洛伊德曾分析诗人、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小说中的美女总是爱上男主角，英雄人物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自我”，好的文艺作品往往是以伪装和变形方式呈现出来的“白日梦”。诗人、作家都是自己作品的独裁者，他们生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用“白日梦”统治自己作品中的世界，如果他们不幸在专制体制下从了政，且登上了顶峰……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精神分析学解释呢？
　　中共当今掌门人习近平原来也是文艺青年出身。以前，人们不太知道他这一层身份，因为习近平的正规教育只上到初一，上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大学生学的是化工，参加工作之后走基层路线，从来没有进过文艺单位，除了第二次婚姻迎娶了一位唱歌很出名的漂亮老婆之外，可以说他一向与文艺并不沾边。直到去年，习近平突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仿照毛伟人向一大群术业有专攻的方家教训“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人”，顺便列出来一大堆文学书单，他的文学青年形象才得以凸显。今年，习近平出访俄国、美国、英国，向各国媒体公开发布其读过的各国书单，其中，文学作品占了绝大多数。习主席终于让人刮目相看了，他是不是假博士暂且勿论，但他文学青年出身、文学素养深厚，这一点似已无可争议，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他亲自发布的书单为证。
　　毛泽东是诗人，江青是演员、摄影家、戏剧家、八个革命样板戏之母，这一家子的高级文艺范儿令人谈虎色变。如今，人们既已知道习大大的文学爱好之强、文学素养之高，又惊悉著名歌唱家、中国首位声乐学博士彭嫲嫲亲自指导的新编红色革命歌舞剧《白毛女》已经隆重开张，抚今追昔，这种结构的第一家庭组合还真是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希特勒斯大林也好，萨达姆卡扎菲也好，毛泽东习近平也好，谁若胆敢与北朝鲜金正日、金正恩父子比文艺范儿，人家金家父子还真不当回事儿。金家父子都有超乎常人的文艺情结，不仅宏观指导作家写文章，还要微观指导女演员唱歌、跳舞、扮角色，简直为朝鲜的文艺事业操碎了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父子二人都非常热爱文艺女青年，不仅老婆找的是文艺工作者，女友、情人、舞伴，也通通只在文艺圈里找。金正日爱看外国电影，也爱“指导”本国电影。十万人参演、创世界之最的巨型团体歌舞操《阿里郎》凝聚了金正日的心血，送到中国巡演的新编歌舞剧《红楼梦》也由金正日亲自“指导”。朝鲜是当今世界举办阅兵式最多的国家，朝鲜的阅兵表演亦颇有金正日特色——那都是金大帅亲自调教过的啊，尤其是女兵出场，正走几步，倒走几步，再转着圈儿走几步，人家秀的诚然不是肌肉，而是“艺术”。据朝鲜媒体说，金正日是“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朝鲜人民的艺术天才”，“伟大的画家、音乐家、摄影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写过《论摄影艺术》、《论歌剧艺术》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光辉著作”。
　　金正恩更是青出于蓝，继承其父之志，一边造核武，一边看歌舞，一边搞政治，一边搞文艺，政治搞得风声鹤唳，文艺搞得歌舞升平，可谓暴恐、娱乐两不误。十月份中共刘云山访问朝鲜，金正恩龙心大悦，当即恩准特派牡丹峰女子轻音乐团、功勋国家合唱团赴华献演。这两支乐队，牡丹峰由金正恩亲自挑选年轻美貌的音乐女子组成，其妻李雪主亲自指导，其前女友玄松月现场指挥，演出水平果然不凡，被外媒称之为朝鲜“国宝级”乐团；而功勋合唱团则由其父金正日组建，两支队伍都堪称宫廷倡优、皇家水准。金正恩的音乐能力大概也不全是吹的，因为出身高贵，他从小就与世隔绝，除了听听音乐，搞搞文艺，别的爱好也搞不下去。在瑞士隐姓埋名留学期间，正值青春反叛期，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却又不准与保镖之外的人有所接触。为了排遣寂寞，其父为他派去一个小型的轻音乐团贴身伺候，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当然也就有了管理乐团的知识，也有了自己的文艺范儿。
　　金正恩的御用乐团在北京罢演，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这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诱因。在笔者看来，牡丹峰罢演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什么原因，两国最高层敲定的一场用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演出竟然不能排除具体障碍而于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罢演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可以提醒中国的民众，独裁者的文艺和文艺范儿的独裁一样，唱腔、身段虽然也可以很美，但它很不靠谱，没有多少欣赏价值；尤其是可以提醒中国的当政者，用文艺的思维搞政治，跟用政治的手段搞文艺一样，偶尔也有效，但常常会演砸，甚至会闯出大祸来。独裁与文艺的恶性联接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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