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冒出了幾個新詞。6月,“中國病毒”一詞逐漸發酵,12月,另一個新詞“趙家人”後來居上,頃刻爆紅。這個詞源於魯迅,土生土長,剛出來時,網管可能還根本不解其意,當中宣部察覺這個詞的摧毀性含義,下文封殺之時,已經星火燎原,難以徹底撲救
老高按:剛剛過去的2015年,冒出了幾個新詞。6月份,“中國病毒”一詞開始逐漸發酵、傳開,很快廣為人知;12月份,另一個新詞“趙家人”後來居上,頃刻爆紅。“中國病毒”畢竟主要還在海外中文網絡傳播,傳往國內時就受到攔截;但“趙家人”是國內土生土長,而且剛出來時,網管可能還根本不解其意,當中宣部察覺這個詞的摧毀性含義,下文封殺(同時封殺的還有諸多衍生詞語)之時,已經星火燎原,難以徹底撲救了。 我是在閱讀一篇在微信朋友圈上的匿名《門口的野蠻人 背後的趙家人》,首次看到這個說法的。這篇文章,是評論“萬寶之爭”(寶能收購萬科事件)的,其中有一段話: 【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一個四層結構:散(戶),莊(家),財閥,趙家人。財閥,就是人們經常聽到的某某系,某某大鱷。而財閥背後,各有各的老闆,這個比財閥還大的終極大老闆,通常,被稱之為趙家人。 散戶聽K線圖的,K線圖聽莊家的,莊家聽財閥的,財閥又聽趙家人的。】 所謂“趙家人”,典故源於魯迅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Q正傳》中,富裕的趙家少爺中了秀才,阿Q跟着歡慶時,趙老爺卻扇了他一個大嘴巴:“呸!你也配姓趙?” 這篇匿名文章用“趙家人”來借代中國的權力家族。一針見血底指出:真正決定商界勝敗輸贏的,“在於野蠻人背後的趙家人”。這一觀點,迅即得到無數網民的認可,最近幾天的萬維網上,也已經有敏感的網友在轉發一些文章。 今天我推薦一組短文,三篇出自東網——香港《東方日報》的網站,一篇出自2016年1月5日的紐約時報中文網。我相信,大家會對這個“趙家人”概念所一針見血揭示的深刻內涵,得出自己的判斷。
“趙家人”流行的原因 喬木,東網 “趙家人”,這一源於魯迅作品的權貴家族代稱,經網民接力加工,舊詞煥發新生,簡單直接地反映了中國社會日益緊張的朝和野、官和民、權貴和百姓、你們和我們、趙家人和非趙家人之間的社會對立關係。 趙家人流行的背後,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和變化的歷史、現實背景。 歷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切都是以趙匡胤為代表的皇家的,岳母刺字的“精忠報國”,也是報效朝廷,報答趙家之恩。辛亥革命結束帝制,中國進入現代的共和政體,道理上國家屬於每個國民,而不是專屬某人、某個家族或某黨、某派。但隨即軍閥混戰,更有國共的殘酷內戰。中共宣稱國民黨有“四大家族”,在推翻了“蔣家王朝”和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後,建立了新政權。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喊“人民萬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很快人們發現,站着的只是他,人民跪拜,喊他萬歲。承諾的聯合政府不再提起,人民公社把分出去的土地又收了回來,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的結果是一切變成公有。但是誰掌握權力、不受監督的權力?公有制就是最大的私有制,國有制變成官有制,家天下變成黨天下。 改革開放表面的發展和繁榮,並沒有改變黨國一體的性質,權貴趙家人更是以人民和國有的名義,壟斷權力和巨額財富。中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有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但國內腐敗,對外撒幣,民生福利,萬般心酸。除了既得利益的趙家人,以及分得殘羹冷炙的趙家狗,沒有幾個人對現狀滿意。 近三年開始又一輪反腐,而且動靜很大,沒收的貪腐官員的贓款,動輒以億計、以噸量。但民眾沒有從反腐中獲得任何經濟上的好處,贓款既沒有返還民眾、發紅包、增福利,也沒有減稅退稅。與此同時,繼續徵收重稅、高價賣地、哄抬房價、濫發貨幣、物價飛漲。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去年以來股市大跌,中小投資者損失慘重。趙家人集中的證監會開始救市,成立應急小組,組織國家隊入場,不許做空。但最終結果是,負責救市的證監會副主席姚剛、主席助理張育軍落馬,更有監管處長、發行處長、發審委員、投資者保護局局長、稽查總隊副隊長前撲後繼。 隨着趙家人把持的中信證券、國泰君安、長江證券等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落馬,十幾家國有證券公司的被查,原來所謂的“救市”,又是趙家人在發國難財。而趙家人和“門客”拍着腦門想出的“熔斷”,不僅是個笑話,更是對非趙家的又一次洗劫。 就是反腐,也是趙家人內部清理門戶的封閉式反腐,非趙家人既沒有監督權、參與權,也沒有知情權,只能等最後趙家日報或新趙社的統一新聞發布。而且反腐的動靜再大,也沒有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關鍵在於權力的產生是民選,還是趙家委派?權力是由百家監督,還是趙家人內部監督? 這就回到政治改革的老問題。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改革,到2012年兩會上溫家寶下台前還在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可是最近三年,政改提都不再提,甚至黨內民主都不講,內部權力進一步集中,外部抓網民、抓記者、抓律師、抓維權人士,媒體正能量,全國被做夢。紅二代從地方到中央全面掌權,紅三代政商兼顧,蓄勢待發。 趙家人突然流行的導火索是寶能收購萬科大戰,看看背後的安邦保險:董事長吳曉輝是鄧家的外孫女婿,董事陳小魯是陳毅的兒子,前董事朱雲來是朱鎔基的兒子,就知道什麼是趙家人了。 趙家人迅速流行與中國近年的政經變化有關。雖然網民在使用該詞的時候心態各異,有抱怨,有調侃,但也藉此表達不滿,希望改變,政治上能參與國家的管理,經濟上能公平地獲得好處,通過這一極具衝擊力的概念,警醒當局,除了反腐,到了政治改革、還政於民、還利於民的時候了。
“趙家人”:中共權貴階層的新稱號 KIKI ZHAO,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月5日
又一次,魯迅作品為中國的時弊貢獻了一個流行語。魯迅是20世紀早期的作家,曾對革命前的中國社會秩序進行過尖銳批判,因此即便他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在共產黨支持的名流俊士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趙家人”出自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最近幾周,它再次流傳,成為用來諷刺中國權貴的蔑稱。 當一篇題為《門口的野蠻人,背後的趙家人》的文章開始在網上流傳開來時,這個詞也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文章沒有署名,講述的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萬科公司最近試圖抗擊其第一大股東——地產與保險集團寶能——發出的惡意收購要約的事情。 萬科於12月18日將股票停牌,稱希望進行資產重組。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旨在減少寶能的持股量,阻止其收購企圖。萬科董事長王石稱寶能為“野蠻人”,同時萬科歡迎另一股東安邦保險增持股份。 這篇文章的標題中的“野蠻人”指寶能,“趙家人”指安邦。這是一個信號,表明安邦的背後有共產黨權貴階層撐腰。安邦董事長吳小暉娶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外孫女。在安邦的董事會名單中,還有革命軍事指揮官陳毅之子陳小魯的名字。 從那以後,用“趙家人”指代權貴家族就形成了一股風氣。 “這是互聯網時代對官方話語的一個顛覆性解構,”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副教授喬木在接受採訪時說。“過去我們都叫人民公僕,實際上還是權貴資本。中國就是‘紅二代’,但你直接講這個東西比較敏感,所以用類似於‘趙家人’的說法作為一種調侃。” 喬木在他管理的一個微信賬號發表了三篇文章來討論“趙家人”,以及他們在被戲稱為“你國”的中國占據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該帳號已被刪除,但文章轉貼到了其他地方。 “趙家特指中國的權貴家族,”他寫道。“父輩打江山位居高位,第二代俗稱‘紅二代’,要麼繼續掌權,要麼做生意發財。” 正如喬木指出的那樣,“趙家人”出自魯迅的著名中篇小說。阿Q來自貧困的農村家庭,他欺負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同時又討好那些輕視他的權貴。在富裕的地主家庭趙家,少爺中了秀才。阿Q跟着歡慶時,趙老爺卻一個嘴巴抽去:“呸!你也配姓趙?” 甚至在這篇文章出現之前,網上就偶爾有人用“趙家人”來指代中共權貴階層。知乎是一個類似Quora的中國網站,供用戶提出和解答問題。知乎上的討論顯示,一個網名為“穆好古”的用戶在2013年5月發布的一條微博帖子,可能是這個詞的一個早期使用案例。他寫道:“周末和一個在省團委宣傳部的朋友吃飯,我問他:你們這些正牌意識形態幹部是怎麼看網上那些‘自乾五’的?”——“五毛黨”指政府花錢聘請的網上評論員,作用是將網上輿論朝有利於國家政策的方向引導。而那些即使沒有收錢也歌頌黨的人,有時就被稱為“自乾五”。 穆好古援引宣傳官員的回答說:“就像趙太爺對阿Q那樣——‘你哪裡配姓趙!’” 香港刊物《東方日報》的專欄作者趙暉發表文章稱,“趙家人”的說法“既是對愛國主義虛假宣傳的抗拒,也是現實不滿的體現”。(趙暉和本文作者均不屬於有錢有勢的階層。) “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他們的,但歸根結底是‘趙家人’的,”他寫道,“這樣的說法看上去簡單粗暴,但放在一個權利被普遍剝奪的國度,恰到好處。” 在中國,官方新聞媒體被嚴格控制,不能刊發揭露領導人的報道。在分別登出了有關前總理溫家寶和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家人持有巨額財產的調查性報道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彭博社(Bloomberg)的網站遭到了封鎖。 “魯迅先生文章的生命力,真是太太太太強大了,”一名用戶在知乎上寫道。 “魯迅對中國人的總結和揶揄可謂入木三分,”另一人則稱。 這不是第一次有人採用早在1936年便已去世的魯迅的話來評論時事。1989年,軍隊出動鎮壓了天安門廣場周圍學生牽頭的抗議活動,導致數百甚至可能上千人死亡。事件發生後,很多人引用魯迅對1926年北京安全部隊朝學生抗議者開槍一事的評論:“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1990年,中國作家查建英這樣評價魯迅:“他現在還能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這個事實非常令人難過。”
蓋過漢學和紅學的趙學 喬木,東網 自從趙家人流行於網絡,人們發現原來想不明白,或想明白了又不便表達的許多事,頓時清楚易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什麼“人民政府、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解放軍、人民日報、人民代表”,以及“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金正日、穆巴拉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等。現在你只要把“人民”替換為“趙家”,一切豁然開朗。 當然,人民醫院不用改,趙家人不去那看病。人民公墓更不用改,趙家人去的是八寶山革命公墓。 在此背景下,趙學誕生了。它起源於魯迅《阿Q正傳》、《狂人日記》裡的趙家人、趙家狗等典故,通過2015年底寶能收購萬科事件後的安邦保險的背景(鄧陳朱家族),進入公眾視野。經眾網民的接力創作,老詞出新意,特指權貴階層及其擁有的政商特權,於此相對的就是中國的普通民眾,及所要的公平的社會環境。 趙學研究的是當代趙家和非趙家之間的關係,所涉及到的民意、民生、民權等問題。最核心的是研究民眾政治地位和經濟權利。作為公民,如何享有憲法第二章所確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人身、宗教等八大自由,以及選舉、監督、批評、知情等權利;作為納稅人,如何享有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福利,共享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紅利。 趙學(Zhaology)不同於漢學(Sinology)和中國研究學(China Studies)。漢學是早期歐洲傳教士創立,一般指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研究,以文化、歷史、服飾等社會萬象為主。漢學以傳統文化研究為主,不直接研究政治和近現代中國社會;後面所說的這一部分內容,1960年代以後,由以費正清(Fairbank)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創立的中國研究學所包括,主要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對外關係等,去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共潰敗》(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是其中活躍的學者。 但中國研究帶有強烈的西方利益觀和價值判斷,對中國(中共)的政治、外交關注太多,多從權力、政策和領導入手,而對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階層、億萬網民的訴求顯得茫然。 趙學不是海外出版的類似中共太子黨、沈冰回憶錄的政治八卦,也不是詰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的學術典籍,它是網絡時代基於信息傳播、新聞發布、財報披露的興趣研究。作為一門學問,需要學術品味,但也要適合大眾口味,便於閱讀、傳播。趙學不排斥段子,但更希望有理有據的分析評論。目前關於趙學的研究廣布於互聯網、微信群、朋友圈,其中東網評論作者莫之許、喬木等人的文章,是趙學肇始之參考。 趙學研究的交流通過網絡世界的虛擬討論,無組織、無職稱、無經費,所有對趙學感興趣的網民兼可通過網絡搜索,自由參與討論,免費分享研究成果。 提起趙學,會想起紅學。紅樓夢裡有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焦大說:“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柳湘蓮說:“寧國府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 紅樓夢寫盡了清朝權貴家族的荒淫亂象,看看現在趙家的驕奢淫逸、權力繼承、主子崇拜、土地獨占、土豪流行、對民眾權利和福利的漠視,別說和清朝比,就是和兩千多年前趙國所處的諸子百家時代相比,除了物質豐富,也沒看到思想文明有多少進步。那時還知道“子產不毀鄉校”、“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 中國不是趙國,趙家人代表不了全體中國人。中華價值觀是仁義禮智信,不是趙家的坑蒙拐騙偷,撈一把跑路。趙學在當今世界,信奉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普世價值,這些概念又完全一致地出現在中國滿大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 趙學的最終目的,是讓不管趙家還是非趙家,都以作中國人為榮,而不是想辦法逃離這個國家,滿朝文武藏綠卡,全體國民愛美元。與其改變國籍,不如改變國家,讓它真的像新聞聯播里的前20分鐘一樣領導英明、百姓幸福。
趙國與支那 王藥師,東網
萬寶之爭:門口的野蠻人,背後的趙家人;快播案:只准趙王夢雪,不許百姓擼管;銅鑼灣書店事件:同一個趙國,同一個噩夢;台灣大選:票投趙家代理黨,台灣明天變香港……自從魯迅筆下《阿Q正傳》中那一句“你也配姓趙”被有心的網民重新打撈出來,並賦予時代新意後,趙家人、趙王、趙國,一連串與“趙”有關的新詞陸續被創造,並廣泛運用到對各類時事的評論中。 甚至,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喬木老師,也就是著名的“趙三篇”的作者,最近還在網上發起了“趙學研究會”。繼漢學(Sinology)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之後,趙學(Zhaology)似乎正在迅速崛起為社會政治領域一門“顯學”。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過,“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過文字來想像的。其實,國家何嘗不是這樣,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階層、貧富、族群的差異,被一個共同的“中國人”的標籤和概念所掩蓋,讓人無從否定也沒法反駁。除非你像部分台灣人或香港人那樣,徹底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問題是,台灣人、香港人之所以能夠較為容易,且相對徹底地實現與中國,確切地說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切割,首先是因為其在地理上處於中國本部的邊陲,易於脫離母體自立。但對於身處大陸的民眾來說,這種切割無論在哪個層面上都無法做到。雖然也有人不斷撰文,試圖從國家與政權的關係、二者差別的角度加以釐清,但這種論說畢竟過於學理化,並非人人都搞得明白。 這時候,趙國、趙家人等詞的橫空出世,幾乎完美地解決了這一難題,實現了對國家內部不同階層群體在概念修辭上的縱向區分,以寥寥二三字,刻畫了權貴與百姓涇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鴻溝以及無法調節之矛盾。但歷史地來看,這種智慧並不僅僅屬於今天的中國網民,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們的先輩就曾使用過類似的指代稱呼,那就是今天我們熟知的“支那”。 今天的中國人,聽到“支那”這個詞或許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覺得它是日本右翼對中國人的蔑稱。殊不知,晚清時期的許多中國人,特別是革命家,對於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不但不生氣,還紛紛效仿。 這一方面是因為,“支那”一詞最初其實源自梵文對“秦”的音譯,本意為“統一、強大”,到了佛經中更多了“文明、睿智”的褒義成分。即便在被引入日本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支那”也是作為對中國漢人的尊敬被使用;另一方面,由於視滿清政權為異族統治,許多革命黨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轉而借用日本式叫法稱中國為“支那”,自己則是“支那人”。 比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提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的誓詞(這裡的“支那亡國”是指明朝亡於清朝);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這是後來同盟會黨報《民報》的前身。甚至就連立憲派的梁啓超,也曾用過“支那少年”為筆名。而康有為的次女康同璧,十九歲獨自登上印度大吉嶺時更賦詩自況:“若論女子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在這裡,革命者通過“支那”這個詞,成功地確立起與“他者”(清國)相對立的“自我”,從而解構掉了清廷一元化的“國家敘事”,為後來的排滿革命掃清了概念上的障礙。相比較而言,趙國、趙家人等詞彙在解釋和限定功能上還只完成了一半,即定義了他者,卻沒能回答“我們是誰”。如何建立起相對於趙國、趙家人的“二元敘事”,或許是下一步“趙學研究會”應該思考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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