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凱屬下的曹錕部隊突然爆發兵變，是否由袁世凱策劃，歷來有很多說法。袁世凱當時確實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職大總統，落到革命黨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謀讓曹錕搞兵變以製造不能離京的輿論？並沒有鐵板釘釘的確鑿結論


　　老高按：袁世凱無疑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壇老將，策劃於密室是他擅長的拿手好戲。也因此，往往每當發生一些政壇突發事件、驟起風雲，人們就疑心是袁世凱在幕後秘密操縱。久而久之，往往更將推測當成了事實。戊戌告密之事如此，宋教仁被刺如此，1912年北京兵變也是如此。
　　北京兵變由袁世凱密謀導演的說法，有若干史料依據。例如：
　　時任第三鎮（即譁變軍隊）參謀官楊雨辰在回憶錄中說：“這場兵變是有預謀、有組織而發動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數日前就蓄謀製造的亂局。”袁氏內閣南北議和的全權代表、後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的唐紹儀回憶其親身所歷說：“當時兵變發生，南方代表束手無策，促予黎明訪袁。予在門側，袁則當門而坐。曹錕（時任北洋軍第三鎮師長）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請一安，曰：‘報告大總統，昨夜奉大總統密令，兵變之事，已辦到矣。’側身見予，亦請一安。袁曰：‘胡說，滾出去！’予始知大總統下令之謠不誣。”以上轉引自韓文寧發表在2009年第1期《中華遺產》的文章。韓由上述兩條，得出結論：“由此可見，這場兵變的總導演應是袁世凱。”
　　但是對這件事是否由袁世凱策劃，歷來有很多說法。袁世凱當時確實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職，落到革命黨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謀讓曹錕搞兵變以製造袁大總統不能離京的輿論？並沒有鐵板釘釘的確鑿結論。馮學榮的一篇文章《是袁世凱導演的兵變嗎》，就提出了幾條反證的史料。轉載於下，供各位分辨。


　　是袁世凱導演的兵變嗎

　　馮學榮，博客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當中，清帝退位之後，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禮讓”給了袁世凱。為了約束袁世凱，革命黨堅持要袁世凱南下、赴南京就職。出於這個目的，革命黨派了以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王正廷、紐永健、劉冠雄等人組成使團、北上京師、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蔡元培使團一行來到北京，是1912年2月27日。29日晚，袁世凱屬下的第三鎮（曹錕部隊）突然爆發了兵變。
　　當晚8點，第三鎮的士兵們以“長官（曹錕）扣減軍餉”為理由，突然發動兵變，在北京城各處地方，對平民四千多戶人家實施搶劫，並放槍鬧事，一夜之間，把北京城鬧得雞飛狗跳。
　　袁世凱及時動用軍隊，把兵變給鎮壓了下去。這下一來，北京城裡的商、民兩界人士頓時都被嚇壞了，報章紛紛發表社論：請袁世凱不要南下南京就職，北京城不能沒有了袁大總統。
　　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等南京使團人員也被這個形勢嚇倒了，他們也覺得：袁世凱的確是不能離開北京。於是，他們也發表了附和的言論。
　　結果是南方革命黨集團作出讓步：同意袁世凱留在北京就職。
　　這件事，歷來被史家定義為“袁世凱陰謀策劃兵變、為自己拒絕南下製造藉口”。但是，歷史的真相是這樣的嗎？

　　歷史研究有一個老大難的瓶頸：死無對證。就拿本案來說，倘若果真是袁世凱下令的兵變，那麼袁世凱應該是口頭對曹錕進行吩咐，從邏輯上而言，這種兩人之間的口頭信息，除非其中一方以回憶錄或日記的方式傳世，否則兩人一死，真相就石沉大海，永遠無法百分之百還原了。
　　換句話說：袁世凱有沒有口頭吩咐曹錕在北京搞一次兵變？這個問題是無法獲得肯定答案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袁世凱和曹錕都死了、他們都沒有留下關於此事的回憶錄或日記。
　　那麼，後世人研究這個案件，其實也只能從袁世凱的身邊人入手，去揣摩個大概。於是今天，請讓我們一起來，通過袁世凱的身邊人：袁世凱的兒子和幕僚，看看他們在史料里，是怎麼記錄袁世凱在此期間的言行的，並以此判斷個大概。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看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在兵變當天，做了些什麼。
　　袁克文回憶錄性質的著作《辛丙秘苑》書中有一章名叫《壬子兵變記》，就是指的是本次的兵變事件（1912年系壬子年）。
　　袁克文的原文如下：
　　……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歸至東長安街，即聞槍聲。詢之警察，尚謂時近燈節，必人家所放花炮也。車前行，槍聲益近，其聲烈，殊不類花炮，予心知有變，令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胡同口，守兵見予服西服，不令入，蓋先公時居外交部之公所，即此胡同中也。正俄延問，彈自後至，碎予車燈，御者急轉車入煤渣胡同，彈復續至，幸馬疾奔，未為所中。予謂御者曰：“既不能歸邸，可至交民巷英使署，一詢何變。”乃至英使署，途中尚無阻者，晤英使朱爾典。朱亦聞槍聲而未悉何變，延予坐待，命其參贊往探。少頃，探歸報朱，朱謂予曰：“兵變，焚掠街市，總統府無恙，總統亦安，君可勿慮。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亂定再歸，予已遣人報尊公知矣。”予謝之，必欲歸，朱曰：“不可。非阻君行，實亂兵滿布，車不可通耳。”時槍聲愈雜，予知不能強行，乃止。朱時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終不可安，彷徨竟夕，如歷數年。至晨，槍始漸息，乃別朱歸邸。先公亦終夜不眠，見予嘆曰：“予練兵三十年，威信一旦喪矣。”予曰：“軍屬部久矣，兵非故兵，將非故將，雖有一二舊部，又無實權。今大人帥軍方數月，不及整布，豈能損大人之譽耶？惟彰德為家所在，男有守責，恐為牽動，男何以對祖先！”先公曰：“爾明日返，因機制宜，予心已碎於國事，不能問家事矣！”……

　　袁克文這段回憶，翻譯成現代中文的話，是以下的這個意思：
　　爆發兵變的當天，我應朋友的邀請，出了北京城（內城？外城？）吃喝，傍晚時分，我回到長安街，就聽到了槍聲，我問警察，警察說現在離元宵節不遠了，老百姓在放鞭炮。於是我繼續驅（馬）車前行，槍聲越來越近，聲音很大，不太像鞭炮，我覺得肯定出什麼事了，於是我讓馬車夫跑快點，到了石大人胡同口，衛兵見我穿的是西裝，不讓我進，因為當時我父親就在這胡同裡面辦公。正在僵持之間，從後面發來一顆子彈，打碎了我的馬車燈，馬車夫急忙拐彎、轉入煤渣胡同，後面的子彈呼呼地持續射來，幸虧我的馬跑得還算快，沒打中，我對馬車夫說：既然不能回府，那麼我們去東交民巷，找（英國公使）朱爾典，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於是我們到了英國公使館。途中還算暢順。我見了朱爾典，他說也聽到了槍聲，但是不知道怎麼回事，然後叫我坐下。朱爾典叫他的參贊出去問問到底怎麼回事。一會兒，參贊回來報告。朱爾典跟我說：發生兵變了！亂兵焚燒劫掠街市，總統（袁世凱）還好，你不用擔心，但是街道已經不能通行了，你儘管住在我這，等兵變平息了再回去，我已經吩咐下人告訴你父親了。我向朱爾典道謝，堅持要回府，朱爾典說：不行，我不是不讓你走，街上亂兵實在太多，車輛無法通行。當時槍聲越來越密集，我知道走不了了。朱爾典時不時安慰我，而我始終無法心安。第二天早上，槍聲終於逐漸平息，我告別朱爾典回府，我的父親（袁世凱）一夜沒有睡覺，見我，說：我練兵三十年，現在我的威信一天喪盡了！我說：軍隊屬於陸軍部很久了，現在的兵已經不是當年你練的兵了，將領也不是你當年培養的將領，儘管有一兩個舊部，他們沒有實權，父親你剛接手部隊幾個月，都還來不及整頓呢，此事怎麼會損害你的威信？只是河南彰德是我們家園所在，我是男丁，有保護家屬的責任，倘若家裡人被牽連，我沒臉面對祖宗！我父親說：你明天就回彰德去，相機行事，我近期為國家大事操盡了心，沒有功夫處理家裡的事情了！

　　從袁克文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來以下幾點：
　　1、在兵變爆發的當天，袁克文事先不知情，外出吃喝，傍晚回到北京市區、遇上了兵變。亂兵見到袁克文的馬車，認為袁克文必定是有錢人，於是追着他來放槍，將袁克文的馬車燈爛，袁克文差點兒命喪槍下、橫死街頭；
　　2、兵變第二天，袁世凱對袁克文說：昨晚的兵變事件，嚴重損害了我的威信，使我名譽掃地；
　　3、袁世凱吩咐袁克文第二天就回河南彰德去、保護家屬，以防萬一。因為兵變一旦失控、演變成全國性的叛亂，則袁世凱在河南彰德的家屬將陷入危險。
　　我們對上述的狀況加以分析，就可以引出這樣的一些疑問：
　　1、倘若這場兵變是袁世凱密謀策劃的，事前袁世凱為什麼不吩咐袁克文躲起來？要知道兵變是玩火，生火容易滅火難，袁克文在兵變當天仍然外出、並且差一點喪生於變兵的槍下。所謂“虎毒不食子”，袁世凱為什麼要陷自己的親生兒子於生命危險之中而不顧？
　　2、兵變事件在事實上的確損害了袁世凱“收拾時局非袁不可”的聲威、使袁世凱在中國的威信受損。要知道，在時局搖晃的1912年，權威受損的後果可以很嚴重。如果這場兵變是袁世凱策劃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賭注也有點太大了。
　　3、倘若兵變是袁世凱策劃的，那麼事先袁世凱為何不派兵保護好自己河南彰德老家的家屬親戚？要知道兵變如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則不可收拾，將禍及自己的親人。
　　由此可知，“袁世凱策劃兵變”一說，與其子袁克文的回憶錄《辛丙秘苑》所記錄的事實，明顯是相互矛盾的。

　　當然，讀者也可以說：袁克文是袁世凱的兒子，他當然要為自己的父親辯護，因此袁克文的回憶錄，是不可信的。
　　讀者這樣說，也並非全無道理。因此，讓我們再來看其他的證人證言。
　　第一個證人是許寶蘅，事發時候袁世凱的幕僚之一，兵變當晚，許寶蘅就在袁世凱的身邊。《許寶蘅日記》記錄了兵變當晚，許寶蘅在袁世凱身邊的所見所聞，原文如下：
　　……正晚飯，忽報齊化門外所駐第三鎮之九標炮輜各營兵變，攻入齊化門，因傳說將下剪髮令，又因陸軍部將該營加餉扣減，遂爾嘩潰。正在查詢，即聞槍聲甚近，蓋府內尚駐有十標一營與變兵相應，遂與總統避入地穴內，一面派人宣諭並無扣餉、剪髮之事。又聞槍聲甚急，一面派人分頭探察宣諭，勸令歸伍……

　　許寶蘅的這一段日記，翻譯成現代中文，是這個意思：
　　……兵變當晚，我們正在吃晚飯，突然接到報告：說朝陽門外駐紮的北洋軍隊第三鎮第九標炮兵、輜重兵等營隊發生了兵變，變兵攻入了朝陽門，聽說是因為即將下令剪辮子，也因為陸軍部扣發這些兵的工資，所以這些兵譁變了。正在四處打聽的時候，突然聽到不遠處響起了槍聲，考慮到當時周邊駐紮着十個標、一個營的兵力，萬一這些人響應兵變，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我們和總統（袁世凱）一起、躲到了地下室裡面。同時，我們派人對外發出通告：政府並沒有命令剪辮子、也沒有扣發工資的意思。這時槍聲越來越密集，於是我們也派人出去、傳達上述通告，並勸士兵們歸隊……

　　可見，我們從袁世凱的身邊人、兵變事件親歷者許寶蘅的日記當中，了解到以下的事實：
　　1、兵變當晚，袁世凱並未躲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例如城外），而是仍然很鎮定地在府內，和幕僚們一起吃飯；
　　2、當晚來人報告：兵變的原因是士兵們聽到“剪辮子”、“減工資”的傳聞，人心不服，所以起來造反；
　　3、事變之前，袁世凱並沒有對總統府的衛兵做出一定的吩咐，因此衛兵有加入兵變的可能，換言之：袁世凱本人也可能陷入危險；
　　4、知道兵變之後，袁世凱和幕僚們立即躲進了地下室，並立即派人對外發出通告：政府並不打算“剪辮子”、“減工資”，因此請變兵不要再鬧事。

　　於是，許寶蘅的證言，顯示了以下難以解釋的疑點：
　　1、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為什麼袁世凱當晚不躲到別處？例如城外、例如承德、例如某個隱蔽地點，反而是鎮定自若地留在府內？要知道袁世凱的辦公官邸是個惹眼目標、兵變一旦失控，袁世凱本人也陷入嚴重的危險當中（誰能保證兵變不失控？）；
　　2、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為什麼當晚跑進來報告的人，說兵變是因為“剪辮子”和“扣工資”，而不是因為“（曹錕）大帥有令”？
　　3、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在兵變事發之時，袁世凱的幕僚們為何擔心總統衛隊會加入兵變、因而給袁世凱造成危險？
　　4、如果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事發之時，袁世凱為何怕死、為何要躲進地下室？演戲給誰看？演給自己的心腹幕僚看？有必要麼？另，袁世凱又為何立即派人外出宣告：沒有“剪辮子”、“扣工資”的事、請大家不要再鬧了？
　　顯而易見，《許寶蘅日記》所記錄下來的袁世凱在兵變當晚的言行舉止，與“袁世凱策劃兵變”一說，是相互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許寶蘅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很難說許寶蘅有必要在自己的日記里造假、自己騙自己。

　　許寶蘅的證言，在另一個證人的回憶里，得到了印證，這個人就是第三鎮曹錕的幕僚——陳文運。陳文運寫過一篇叫《當我調回第三鎮以後》的回憶文章，在文章中，陳文運回憶了兵變當晚第三鎮曹錕帥府發生的事情，原文如下：
　　……2月29日下午，曹錕召集我們在帥府園司令部開會……一直呆到晚上十點多鐘，忽然聽見東北方向有“轟、轟、轟”的炮聲。大家相顧失色，正在摸不清頭腦的時候，有人跑來送信，說：“齊化門外炮隊開炮了，兵變了！”這時，大家都吃驚不小，紛紛走散，電話鈴響了好久，也沒有顧得去接。我信手接過來一聽，大概是總理辦事處打來的。大意說：“剃小辮，自由；加餉，照舊；米貼也照常。趕緊通知隊伍，不要鬧事。”原來士兵們在打仗時另加餉銀一兩，另外還有米價補貼。最近聽說南北議和，沒有戰事了，加餉和米貼都要裁減，還因為民國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辮，軍隊裡很多人表示不滿。袁世凱認為這是釀成兵變的原因，所以臨時發出命令，指示這三件事都照常不變，安定軍心……

　　陳文運的這段回憶是用白話文寫的，不需要翻譯，由此可見，兵變當天，在曹錕的第三鎮帥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1、第三鎮屬下的士兵發生兵變，身為第三鎮高級幕僚的陳文運，事前竟然不知情，事發之時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而且似乎大帥府象陳文運一樣摸不着頭腦的人，遠遠不止陳文運一個；
　　2、兵變發生之後不久，袁世凱屬下的總理辦事處給曹錕大帥府打來了電話，要求第三鎮對變兵進行通告：沒有“剪辮子”和“扣工資”這種事，請士兵們不要再鬧事；
　　3、陳文運作為兵變部隊——第三鎮的高級幕僚，直至多年之後，仍然不認為這次兵變是由袁世凱陰謀策劃的。
　　可見，陳文運的回憶和許寶蘅的日記是吻合的：兵變剛剛事發，袁世凱中樞就對外發出了口信：沒有“剪辮子”、“扣工資”的事，請立即制止兵變。

　　不但陳文運、許寶蘅，還有一個在場見證人——葉公綽，也留下了一段證言。葉公綽在其回憶文章《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幾段逸聞》中，留下了兵變當晚的證言如下：
　　……同數人方晚膳，忽聞槍聲劈拍，起於所坐窗外，始以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聲鼎沸，旋而紅光燭天，知必有變。因同出天井，則衛兵秩序紛亂，出入雜遝。項城神色頗荒，屢由電話問西城情形，蓋其時本有禁衛軍欲入城為變之謠也。乃電話旋斷，電燈亦滅，眾益無措，項城乃與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將某處解來之餉，賞與衛隊每人數千元。時探報迭至，已知是兵變搶劫……

　　葉公綽的這段證言，用白話文來說是這個意思：
　　……兵變當晚，我們幾個人在吃晚飯，突然聽到外面槍聲四起，我們起來往窗外看，開始還以為是有人在放爆竹慶祝新年。突然聽到外面叫喊聲一大片，然後天邊一片紅光，才知道出事了。於是我們都跑到天井去，看到衛兵秩序很亂，跑來跑去。袁世凱神色慌張，因為此前有禁衛軍入城造反的謠言，所以袁世凱當場打了好幾次電話、詢問西城的狀況。後來電話線斷了，電燈也停電了，大家手足無措，袁世凱和我們躲進了地下室，並命令將某一筆軍餉拿出來，分發給身邊的衛兵，每人都發了好幾千元。不久報告來了，就知道是兵變了……

　　很清晰，葉公綽的證言和許寶蘅的日記也是吻合的：兵變發生時，袁世凱和貼身幕僚們躲進了地下室。但是，葉公綽的回憶還透露了以下更多的細節：
　　1、兵變爆發的時候，袁世凱一臉慌張，頻繁打電話，問這問那，還躲進地下室，怕死得很；
　　2、袁世凱躲進地下室之後，吩咐幕僚給衛兵發錢，出手大方。“每人發幾千元”，要知道，當時的幾千元可是巨款，怎麼說至少也相當於現在的一二十萬人民幣。
　　袁世凱在慌張之餘，為什麼要給衛兵發錢呢？這正是袁世凱的老到之處：危難之時，要防止身邊的衛兵造反，所以要收買貼身衛士的人心，使他們心甘情願為自己賣命、拼命保護首長——同時，袁世凱的這個發錢舉動也恰恰證明：袁世凱的確是慌了。這很難說是一場表演。
　　如果說是袁世凱策劃的兵變，那麼在事發的時候，袁世凱為什麼會慌張到這個地步呢？
　　行文至此，我們也許仍然很難得出一個鐵定的結論，但是我想，讀者應該至少可以同意這一點了：袁世凱在兵變當晚的言行舉止，與“袁世凱謀劃兵變”的指控，不但於情理不符，而且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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