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凯属下的曹锟部队突然爆发兵变，是否由袁世凯策划，历来有很多说法。袁世凯当时确实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职大总统，落到革命党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谋让曹锟搞兵变以制造不能离京的舆论？并没有铁板钉钉的确凿结论


　　老高按：袁世凯无疑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坛老将，策划于密室是他擅长的拿手好戏。也因此，往往每当发生一些政坛突发事件、骤起风云，人们就疑心是袁世凯在幕后秘密操纵。久而久之，往往更将推测当成了事实。戊戌告密之事如此，宋教仁被刺如此，1912年北京兵变也是如此。
　　北京兵变由袁世凯密谋导演的说法，有若干史料依据。例如：
　　时任第三镇（即哗变军队）参谋官杨雨辰在回忆录中说：“这场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而发动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袁氏内阁南北议和的全权代表、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回忆其亲身所历说：“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在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时任北洋军第三镇师长）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以上转引自韩文宁發表在2009年第1期《中华遗产》的文章。韩由上述两条，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这场兵变的总导演应是袁世凯。”
　　但是对这件事是否由袁世凯策划，历来有很多说法。袁世凯当时确实是不想南下到南京就职，落到革命党的掌控之中的，他希望留在北京。但他是否密谋让曹锟搞兵变以制造袁大总统不能离京的舆论？并没有铁板钉钉的确凿结论。冯学荣的一篇文章《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就提出了几条反证的史料。转载于下，供各位分辨。


　　是袁世凯导演的兵变吗

　　冯学荣，博客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当中，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礼让”给了袁世凯。为了约束袁世凯，革命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赴南京就职。出于这个目的，革命党派了以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王正廷、纽永健、刘冠雄等人组成使团、北上京师、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蔡元培使团一行来到北京，是1912年2月27日。29日晚，袁世凯属下的第三镇（曹锟部队）突然爆发了兵变。
　　当晚8点，第三镇的士兵们以“长官（曹锟）扣减军饷”为理由，突然发动兵变，在北京城各处地方，对平民四千多户人家实施抢劫，并放枪闹事，一夜之间，把北京城闹得鸡飞狗跳。
　　袁世凯及时动用军队，把兵变给镇压了下去。这下一来，北京城里的商、民两界人士顿时都被吓坏了，报章纷纷发表社论：请袁世凯不要南下南京就职，北京城不能没有了袁大总统。
　　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南京使团人员也被这个形势吓倒了，他们也觉得：袁世凯的确是不能离开北京。于是，他们也发表了附和的言论。
　　结果是南方革命党集团作出让步：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就职。
　　这件事，历来被史家定义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兵变、为自己拒绝南下制造借口”。但是，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历史研究有一个老大难的瓶颈：死无对证。就拿本案来说，倘若果真是袁世凯下令的兵变，那么袁世凯应该是口头对曹锟进行吩咐，从逻辑上而言，这种两人之间的口头信息，除非其中一方以回忆录或日记的方式传世，否则两人一死，真相就石沉大海，永远无法百分之百还原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有没有口头吩咐曹锟在北京搞一次兵变？这个问题是无法获得肯定答案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袁世凯和曹锟都死了、他们都没有留下关于此事的回忆录或日记。
　　那么，后世人研究这个案件，其实也只能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入手，去揣摩个大概。于是今天，请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袁世凯的身边人：袁世凯的儿子和幕僚，看看他们在史料里，是怎么记录袁世凯在此期间的言行的，并以此判断个大概。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在兵变当天，做了些什么。
　　袁克文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辛丙秘苑》书中有一章名叫《壬子兵变记》，就是指的是本次的兵变事件（1912年系壬子年）。
　　袁克文的原文如下：
　　……是日，予以友人之招出城小酌，薄暮，归至东长安街，即闻枪声。询之警察，尚谓时近灯节，必人家所放花炮也。车前行，枪声益近，其声烈，殊不类花炮，予心知有变，令御者疾行。至石大人胡同口，守兵见予服西服，不令入，盖先公时居外交部之公所，即此胡同中也。正俄延问，弹自后至，碎予车灯，御者急转车入煤渣胡同，弹复续至，幸马疾奔，未为所中。予谓御者曰：“既不能归邸，可至交民巷英使署，一询何变。”乃至英使署，途中尚无阻者，晤英使朱尔典。朱亦闻枪声而未悉何变，延予坐待，命其参赞往探。少顷，探归报朱，朱谓予曰：“兵变，焚掠街市，总统府无恙，总统亦安，君可勿虑。惟街市已不能通行，君可寓此，乱定再归，予已遣人报尊公知矣。”予谢之，必欲归，朱曰：“不可。非阻君行，实乱兵满布，车不可通耳。”时枪声愈杂，予知不能强行，乃止。朱时以佳音慰予，而予心终不可安，彷徨竟夕，如历数年。至晨，枪始渐息，乃别朱归邸。先公亦终夜不眠，见予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予曰：“军属部久矣，兵非故兵，将非故将，虽有一二旧部，又无实权。今大人帅军方数月，不及整布，岂能损大人之誉耶？惟彰德为家所在，男有守责，恐为牵动，男何以对祖先！”先公曰：“尔明日返，因机制宜，予心已碎于国事，不能问家事矣！”……

　　袁克文这段回忆，翻译成现代中文的话，是以下的这个意思：
　　爆发兵变的当天，我应朋友的邀请，出了北京城（内城？外城？）吃喝，傍晚时分，我回到长安街，就听到了枪声，我问警察，警察说现在离元宵节不远了，老百姓在放鞭炮。于是我继续驱（马）车前行，枪声越来越近，声音很大，不太像鞭炮，我觉得肯定出什么事了，于是我让马车夫跑快点，到了石大人胡同口，卫兵见我穿的是西装，不让我进，因为当时我父亲就在这胡同里面办公。正在僵持之间，从后面发来一颗子弹，打碎了我的马车灯，马车夫急忙拐弯、转入煤渣胡同，后面的子弹呼呼地持续射来，幸亏我的马跑得还算快，没打中，我对马车夫说：既然不能回府，那么我们去东交民巷，找（英国公使）朱尔典，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到了英国公使馆。途中还算畅顺。我见了朱尔典，他说也听到了枪声，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叫我坐下。朱尔典叫他的参赞出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参赞回来报告。朱尔典跟我说：发生兵变了！乱兵焚烧劫掠街市，总统（袁世凯）还好，你不用担心，但是街道已经不能通行了，你尽管住在我这，等兵变平息了再回去，我已经吩咐下人告诉你父亲了。我向朱尔典道谢，坚持要回府，朱尔典说：不行，我不是不让你走，街上乱兵实在太多，车辆无法通行。当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我知道走不了了。朱尔典时不时安慰我，而我始终无法心安。第二天早上，枪声终于逐渐平息，我告别朱尔典回府，我的父亲（袁世凯）一夜没有睡觉，见我，说：我练兵三十年，现在我的威信一天丧尽了！我说：军队属于陆军部很久了，现在的兵已经不是当年你练的兵了，将领也不是你当年培养的将领，尽管有一两个旧部，他们没有实权，父亲你刚接手部队几个月，都还来不及整顿呢，此事怎么会损害你的威信？只是河南彰德是我们家园所在，我是男丁，有保护家属的责任，倘若家里人被牵连，我没脸面对祖宗！我父亲说：你明天就回彰德去，相机行事，我近期为国家大事操尽了心，没有功夫处理家里的事情了！

　　从袁克文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来以下几点：
　　1、在兵变爆发的当天，袁克文事先不知情，外出吃喝，傍晚回到北京市区、遇上了兵变。乱兵见到袁克文的马车，认为袁克文必定是有钱人，于是追着他来放枪，将袁克文的马车灯烂，袁克文差点儿命丧枪下、横死街头；
　　2、兵变第二天，袁世凯对袁克文说：昨晚的兵变事件，严重损害了我的威信，使我名誉扫地；
　　3、袁世凯吩咐袁克文第二天就回河南彰德去、保护家属，以防万一。因为兵变一旦失控、演变成全国性的叛乱，则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的家属将陷入危险。
　　我们对上述的状况加以分析，就可以引出这样的一些疑问：
　　1、倘若这场兵变是袁世凯密谋策划的，事前袁世凯为什么不吩咐袁克文躲起来？要知道兵变是玩火，生火容易灭火难，袁克文在兵变当天仍然外出、并且差一点丧生于变兵的枪下。所谓“虎毒不食子”，袁世凯为什么要陷自己的亲生儿子于生命危险之中而不顾？
　　2、兵变事件在事实上的确损害了袁世凯“收拾时局非袁不可”的声威、使袁世凯在中国的威信受损。要知道，在时局摇晃的1912年，权威受损的后果可以很严重。如果这场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赌注也有点太大了。
　　3、倘若兵变是袁世凯策划的，那么事先袁世凯为何不派兵保护好自己河南彰德老家的家属亲戚？要知道兵变如星星之火，一旦燎原则不可收拾，将祸及自己的亲人。
　　由此可知，“袁世凯策划兵变”一说，与其子袁克文的回忆录《辛丙秘苑》所记录的事实，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读者也可以说：袁克文是袁世凯的儿子，他当然要为自己的父亲辩护，因此袁克文的回忆录，是不可信的。
　　读者这样说，也并非全无道理。因此，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证人证言。
　　第一个证人是许宝蘅，事发时候袁世凯的幕僚之一，兵变当晚，许宝蘅就在袁世凯的身边。《许宝蘅日记》记录了兵变当晚，许宝蘅在袁世凯身边的所见所闻，原文如下：
　　……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

　　许宝蘅的这一段日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报告：说朝阳门外驻扎的北洋军队第三镇第九标炮兵、辎重兵等营队发生了兵变，变兵攻入了朝阳门，听说是因为即将下令剪辫子，也因为陆军部扣发这些兵的工资，所以这些兵哗变了。正在四处打听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了枪声，考虑到当时周边驻扎着十个标、一个营的兵力，万一这些人响应兵变，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们和总统（袁世凯）一起、躲到了地下室里面。同时，我们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府并没有命令剪辫子、也没有扣发工资的意思。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于是我们也派人出去、传达上述通告，并劝士兵们归队……

　　可见，我们从袁世凯的身边人、兵变事件亲历者许宝蘅的日记当中，了解到以下的事实：
　　1、兵变当晚，袁世凯并未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例如城外），而是仍然很镇定地在府内，和幕僚们一起吃饭；
　　2、当晚来人报告：兵变的原因是士兵们听到“剪辫子”、“减工资”的传闻，人心不服，所以起来造反；
　　3、事变之前，袁世凯并没有对总统府的卫兵做出一定的吩咐，因此卫兵有加入兵变的可能，换言之：袁世凯本人也可能陷入危险；
　　4、知道兵变之后，袁世凯和幕僚们立即躲进了地下室，并立即派人对外发出通告：政府并不打算“剪辫子”、“减工资”，因此请变兵不要再闹事。

　　于是，许宝蘅的证言，显示了以下难以解释的疑点：
　　1、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袁世凯当晚不躲到别处？例如城外、例如承德、例如某个隐蔽地点，反而是镇定自若地留在府内？要知道袁世凯的办公官邸是个惹眼目标、兵变一旦失控，袁世凯本人也陷入严重的危险当中（谁能保证兵变不失控？）；
　　2、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为什么当晚跑进来报告的人，说兵变是因为“剪辫子”和“扣工资”，而不是因为“（曹锟）大帅有令”？
　　3、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兵变事发之时，袁世凯的幕僚们为何担心总统卫队会加入兵变、因而给袁世凯造成危险？
　　4、如果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事发之时，袁世凯为何怕死、为何要躲进地下室？演戏给谁看？演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有必要么？另，袁世凯又为何立即派人外出宣告：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大家不要再闹了？
　　显而易见，《许宝蘅日记》所记录下来的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策划兵变”一说，是相互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宝蘅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很难说许宝蘅有必要在自己的日记里造假、自己骗自己。

　　许宝蘅的证言，在另一个证人的回忆里，得到了印证，这个人就是第三镇曹锟的幕僚——陈文运。陈文运写过一篇叫《当我调回第三镇以后》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陈文运回忆了兵变当晚第三镇曹锟帅府发生的事情，原文如下：
　　……2月29日下午，曹锟召集我们在帅府园司令部开会……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听见东北方向有“轰、轰、轰”的炮声。大家相顾失色，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人跑来送信，说：“齐化门外炮队开炮了，兵变了！”这时，大家都吃惊不小，纷纷走散，电话铃响了好久，也没有顾得去接。我信手接过来一听，大概是总理办事处打来的。大意说：“剃小辫，自由；加饷，照旧；米贴也照常。赶紧通知队伍，不要闹事。”原来士兵们在打仗时另加饷银一两，另外还有米价补贴。最近听说南北议和，没有战事了，加饷和米贴都要裁减，还因为民国成立，士兵也要剪去小辫，军队里很多人表示不满。袁世凯认为这是酿成兵变的原因，所以临时发出命令，指示这三件事都照常不变，安定军心……

　　陈文运的这段回忆是用白话文写的，不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兵变当天，在曹锟的第三镇帅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第三镇属下的士兵发生兵变，身为第三镇高级幕僚的陈文运，事前竟然不知情，事发之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似乎大帅府象陈文运一样摸不着头脑的人，远远不止陈文运一个；
　　2、兵变发生之后不久，袁世凯属下的总理办事处给曹锟大帅府打来了电话，要求第三镇对变兵进行通告：没有“剪辫子”和“扣工资”这种事，请士兵们不要再闹事；
　　3、陈文运作为兵变部队——第三镇的高级幕僚，直至多年之后，仍然不认为这次兵变是由袁世凯阴谋策划的。
　　可见，陈文运的回忆和许宝蘅的日记是吻合的：兵变刚刚事发，袁世凯中枢就对外发出了口信：没有“剪辫子”、“扣工资”的事，请立即制止兵变。

　　不但陈文运、许宝蘅，还有一个在场见证人——叶公绰，也留下了一段证言。叶公绰在其回忆文章《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中，留下了兵变当晚的证言如下：
　　……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遝。项城神色颇荒，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

　　叶公绰的这段证言，用白话文来说是这个意思：
　　……兵变当晚，我们几个人在吃晚饭，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四起，我们起来往窗外看，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在放爆竹庆祝新年。突然听到外面叫喊声一大片，然后天边一片红光，才知道出事了。于是我们都跑到天井去，看到卫兵秩序很乱，跑来跑去。袁世凯神色慌张，因为此前有禁卫军入城造反的谣言，所以袁世凯当场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西城的状况。后来电话线断了，电灯也停电了，大家手足无措，袁世凯和我们躲进了地下室，并命令将某一笔军饷拿出来，分发给身边的卫兵，每人都发了好几千元。不久报告来了，就知道是兵变了……

　　很清晰，叶公绰的证言和许宝蘅的日记也是吻合的：兵变发生时，袁世凯和贴身幕僚们躲进了地下室。但是，叶公绰的回忆还透露了以下更多的细节：
　　1、兵变爆发的时候，袁世凯一脸慌张，频繁打电话，问这问那，还躲进地下室，怕死得很；
　　2、袁世凯躲进地下室之后，吩咐幕僚给卫兵发钱，出手大方。“每人发几千元”，要知道，当时的几千元可是巨款，怎么说至少也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人民币。
　　袁世凯在慌张之余，为什么要给卫兵发钱呢？这正是袁世凯的老到之处：危难之时，要防止身边的卫兵造反，所以要收买贴身卫士的人心，使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拼命保护首长——同时，袁世凯的这个发钱举动也恰恰证明：袁世凯的确是慌了。这很难说是一场表演。
　　如果说是袁世凯策划的兵变，那么在事发的时候，袁世凯为什么会慌张到这个地步呢？
　　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得出一个铁定的结论，但是我想，读者应该至少可以同意这一点了：袁世凯在兵变当晚的言行举止，与“袁世凯谋划兵变”的指控，不但于情理不符，而且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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