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目标是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老高按：二战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结束以来，人类曾经有两三次与全球核大战擦身而过，最危险的一次，当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用当时西方报刊的说法，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手已经按着核导弹发射按钮了；还有一次，就是1969年苏联打算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回顾起来，让人后脊梁直冒凉气。
　　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今天人们未必知晓，也未必相信——即便相信，谈论起来也云淡风轻，似乎只将之作为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而已。但在当时，一点不夸张地说，是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甚至超过日寇侵华的生死关头！只不过当时老百姓被蒙在鼓里，茫然无知而已。而中共高层是明白其空前严重性的。
　　千钧一发的当口，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不是别人，就是美国。美国得知苏联先发制人的计划之后，強烈反对，并设法披露出去，才使中国人逃过一劫。
　　1969年春天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我脑海之中的印象，并不是冰河交战的弹火硝烟的场面，而是举国上下欢庆胜利、声讨苏联侵略者的滚滚热潮。当时我已经下农村插队几个月了，但这年春节之后，我回武汉办理从黄梅县转到天门县的繁琐手续，在武汉滞留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纯属一个社会闲散青年，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武汉各机关、工厂和学校天天组织盛大游行，并加紧开挖防空洞和部署居民疏散的措施。
　　珍宝岛中方是占了上风，所以官方大讲特讲；但随后在新疆的铁列克提，中方吃了大亏，所以当局讳莫如深，我当时听到点风声，但对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消息，哪里敢打听？
　　读到司马当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一文，推荐给读者。此文中间有些错误，例如将“卡廷森林”笔误为“卡赞森林”（我在文中已改正），对这个事件的叙述，虽然只有“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廷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短短一句话，几乎全错，例如，动手的並非“苏军”，而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对象，并非只是“波兰中下级军官”，而是包括高级军官，更有大量波兰知识分子；遇害人数也不止“六千名”，在包括卡廷森林在内的多个地点共处决约22,000人，至少21700人；杀害方式，也并非“活埋”，主要是枪杀。
　　当然，瑕不掩瑜，这篇文章让我们重温自己亲历的历史岁月，也不由得涌现与作者类似的感慨：“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中苏边界战争的真相

　　司马当，博客中国


　　标题上之所以称之为“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新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泽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中国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

　　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
　　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中国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在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中国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中国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当年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张珍宝岛之战宣传画。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中国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增援，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中国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泽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中国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产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中国政府及中国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廷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中国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中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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