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制定了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計劃，目標是中國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沒想到被中國罵成“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關鍵時刻對中國伸出援助之手


　　老高按：二戰以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而告結束以來，人類曾經有兩三次與全球核大戰擦身而過，最危險的一次，當然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用當時西方報刊的說法，約翰·肯尼迪總統的手已經按着核導彈發射按鈕了；還有一次，就是1969年蘇聯打算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回顧起來，讓人後脊梁直冒涼氣。
　　蘇聯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今天人們未必知曉，也未必相信——即便相信，談論起來也雲淡風輕，似乎只將之作為茶餘飯後的八卦談資而已。但在當時，一點不誇張地說，是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甚至超過日寇侵華的生死關頭！只不過當時老百姓被蒙在鼓裡，茫然無知而已。而中共高層是明白其空前嚴重性的。
　　千鈞一髮的當口，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不是別人，就是美國。美國得知蘇聯先發制人的計劃之後，強烈反對，並設法披露出去，才使中國人逃過一劫。
　　1969年春天的中蘇珍寶島之戰，我至今記憶猶新——當然，我腦海之中的印象，並不是冰河交戰的彈火硝煙的場面，而是舉國上下歡慶勝利、聲討蘇聯侵略者的滾滾熱潮。當時我已經下農村插隊幾個月了，但這年春節之後，我回武漢辦理從黃梅縣轉到天門縣的繁瑣手續，在武漢滯留了一段時間。當時我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位，純屬一個社會閒散青年，以旁觀者的角度，看着武漢各機關、工廠和學校天天組織盛大遊行，並加緊開挖防空洞和部署居民疏散的措施。
　　珍寶島中方是占了上風，所以官方大講特講；但隨後在新疆的鐵列克提，中方吃了大虧，所以當局諱莫如深，我當時聽到點風聲，但對這種“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消息，哪裡敢打聽？
　　讀到司馬當在博客中國上發表的《中蘇邊界戰爭的真相》一文，推薦給讀者。此文中間有些錯誤，例如將“卡廷森林”筆誤為“卡贊森林”（我在文中已改正），對這個事件的敘述，雖然只有“當年蘇軍能一次於卡廷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蘭中下級軍官”短短一句話，幾乎全錯，例如，動手的並非“蘇軍”，而是蘇聯秘密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殺害對象，並非只是“波蘭中下級軍官”，而是包括高級軍官，更有大量波蘭知識分子；遇害人數也不止“六千名”，在包括卡廷森林在內的多個地點共處決約22,000人，至少21700人；殺害方式，也並非“活埋”，主要是槍殺。
　　當然，瑕不掩瑜，這篇文章讓我們重溫自己親歷的歷史歲月，也不由得湧現與作者類似的感慨：“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中國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中蘇邊界戰爭的真相

　　司馬當，博客中國


　　標題上之所以稱之為“中蘇邊界戰爭”，是包括了黑龍江邊境的珍寶島戰役和新疆邊境的鐵列克提事件。因為雙方介入的兵力達到軍一級的規模。珍寶島戰役全國都知道，但鐵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鐵列克提事件是蘇軍對珍寶島戰役的報復。
　　在中蘇邊境發動戰爭，是毛澤東的決策，這是建國以來毛澤東作出的最冒險的戰爭決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強大的霸權鄰國變成了處於戰爭狀態的敵對國，而且幾乎使中國遭受蘇聯核打擊。
　　1960年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後，邊境形勢隨之緊張，衝突時有發生，雙方都指責對方挑釁，但基本都是屬於打架範疇的非武裝衝突。對於1969年3月2日的戰鬥，我國媒體的調子是一致的，是蘇軍先發起的進攻。而我得知的卻是另一種情況。
　　1970年我大學畢業後入伍瀋陽軍區，當時瀋陽軍區某副司令是我父親的老戰友，我曾在他家住過幾次。珍寶島戰役時，他是黑龍江駐軍23軍的軍長，直接參與指揮珍寶島戰役。從他及他的秘書那裡，我斷斷續續聽到的情況如下：
　　珍寶島和七里沁島是當時邊境衝突的焦點，為了避免擦槍走火，雙方都不許帶子彈。開始時我們吃虧，因為蘇聯人高馬大，打不過他們。後來從瀋陽軍區各個野戰軍調偵察兵（現在的特種兵）與蘇軍對恃，偵察兵練就一身過硬的擒拿格鬥本領，使蘇軍在徒手對打中不斷吃虧。蘇軍發現後，也從其他部隊調來會武功的，並用裝甲車衝撞我戰士，我們又開始吃虧。
　　在這種情況下，瀋陽軍區報中央批准，選地點找藉口用武力給予反擊。開始選擇綏芬河中蘇邊境線上，但因是陸路接壤，邊界劃定難以說清，加上有利於蘇軍機械化部隊，故放棄了。第二方案就是選擇珍寶島，該島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方一側，在此開戰容易表明蘇軍是侵略行為。我方一側山多林密，有利於我軍機動作戰，不利於蘇軍機械化進攻。
　　方案報請中央和毛澤東批准後，瀋陽軍區做了周密的部署，按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說法，準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三個軍抽調了三個偵察連，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2月26日作戰計劃下達到部隊並傳達了毛、林、周的有關指示。

　　3月2日戰鬥打響。
　　戰鬥的第一目標是消滅一名叫伊萬·斯特列爾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萬原來是中尉，在邊境衝突中很是囂張，後來被我調來的偵察兵打傷了腿，落下了殘疾。蘇方把他視為英雄，提拔為上尉，任命為邊防哨長。他回來後更加變本加厲，邊防戰士都恨他，稱他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軍3個連悄悄來到珍寶島潛伏下來。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搖大擺出現在珍寶島，引誘蘇軍出來。“瘸子上尉”帶領二十多人乘裝甲運輸車趕到珍寶島，看我人不多，只帶領6名士兵迎着我軍走過來，發出警告。當雙方的距離達到五六米時，我方走在前排的戰士突然閃開，後面的班長提起裝滿子彈的衝鋒鎗掃射，當場將蘇軍7人全部擊斃。戰士們恨透了“瘸子上尉”，據說對屍體補射了不少槍。同時，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裝甲車上的其他蘇軍開火，蘇軍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滅。聽到槍響後，蘇軍另有二十多人乘裝甲車趕來增援，雙方激戰一小時，我方又擊斃、擊傷多名蘇軍士兵。這就是我所聽到的真相。
　　聽到這些，我腦海里浮現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數十萬人民一起到蘇聯大使館示威遊行的情景。當時我國宣稱：“由於蘇聯邊防部隊侵犯我領土，並首先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戰士多名。我邊防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奮勇還擊，勝利的擊退了蘇軍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中國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3月15日的戰鬥，我方最大的成果是擊毀並繳獲蘇軍一輛最新式的坦克。
　　戰鬥是在雙方都有準備的情況下爆發的，但雙方的力量懸殊，蘇軍只是邊防部隊的反擊，而中國是主力部隊參加戰鬥。時任23軍軍長的副司令告訴我，我一個加強團事先夜裡埋伏在珍寶島，為了減少在蘇軍炮火下的傷亡，戰士們在冰凍土上挖掩體，他親自檢查，不允許有絲毫僥倖心。蘇聯指揮官列昂諾夫上校率領部隊本想打中國邊防部隊一個措手不及，沒想到對手不但早已準備好，而且兵力強大，他急忙電告指揮部請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正在國外訪問，竟無人能作決定。一直拖到中午與勃列日涅夫取得聯繫後，蘇軍才向邊防軍派出增援部隊。
　　蘇軍派三輛坦克從珍寶島後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圖兩面夾攻我在珍寶島的部隊，沒料到我軍在結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轟隆隆往前衝。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隊上百門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開火，卻發現對蘇軍坦克毫無作用。直到蘇軍第一輛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斷履帶停下來，這時一顆40火箭彈不偏不倚正好擊中坦克履帶和履帶擋泥板之間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頭一般，將蘇軍坦克駕駛員的雙腿燒斷。列昂諾夫上校就在這輛坦克上，當時嚇壞了，因為T62坦克是蘇聯最新式坦克，原認為中國沒有武器能對付。列昂諾夫等鑽出坦克逃跑，結果被擊斃。蘇軍第二輛坦克發現大事不妙，掉頭逃跑，與第三輛坦克相撞，雖然處在我軍密集火力下，這兩輛坦克仍然跑掉了。

　　當年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張珍寶島之戰宣傳畫。

　　我軍反坦克武器對蘇軍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傳到中央軍委，震動高層，毛、林、周都表態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坦克弄回來。蘇聯高層也下令絕不能讓中國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戰鬥，實際上是我軍與蘇軍爭奪這輛T-62坦克的戰鬥。蘇軍想炸毀坦克沒有得逞，就用重炮轟擊，轟不壞，把冰層轟塌，坦克沉入江中。後來在我北海艦隊潛水員的幫助下，將坦克撈出送到北京，作為蘇軍侵犯我國的罪證在軍事博物館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親，特意去看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帶和履帶擋泥板之間極不顯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彈穿透的小孔周圍畫了個圈。
　　對坦克的研究讓軍方大吃一驚：一是坦克裝備了大功率柴油機，戰鬥全重37噸，時速高達50公里；二是大口徑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彈可以輕易擊毀我軍的任何坦克；三是雙穩射擊控制儀，可以在行進中射擊，而我國的坦克射擊時必須停下來，極易成對方的靶子；四是紅外夜視裝備夜間可視距離1000米，沒等我們的坦克發現對方就被擊毀了；五是對方堅固裝甲，使我軍所有反坦克武器失靈。
　　我當時下到部隊基層鍛煉，和瀋陽軍區某副政委的兒子在一個連隊。他從父親那裡聽到，部隊普遍反映戰士中存在一種“恐蘇坦克”症，認為和蘇聯的戰爭無法打。有的指戰員甚至說，裝備如此落後，如果蘇軍幾萬輛坦克打過來，就是幾萬個絞肉機。我們師是摩托化部隊，是瀋陽軍區的戰備值班部隊，裝備比較好，團里配備一個坦克營。當時我連配備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無後坐力炮據說都不行，我們就天天訓練用炸藥包炸坦克，也就是相當於人肉炸彈。戰士們私下發牢騷，真打起來根本就別想靠近蘇軍坦克。
　　這種“恐蘇坦克”症已經影響到最高決策部門。蘇軍為了報復在珍寶島遭到的伏擊，1969年8月13日，出動300多人在坦克、裝甲車掩護下越過邊界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將我邊防部隊包圍。新疆軍區司令龍書金接到報告後曾急電總參、外交部。後來因沒有派軍隊解圍，造成我方數十人犧牲，多人被俘。龍書金不派軍隊增援，絕非個人決定，而是來自北京，因為派多少部隊都有可能遭到蘇軍坦克部隊的圍殲。珍寶島戰爭的後果開始體現。

　　毛澤東萬萬沒有想到，珍寶島戰役捅了這麼大的馬蜂窩，剎時間中蘇邊境地區戰雲密布，大規模的戰爭一觸即發，當初的勝利喜悅一掃而光。珍寶島事件前，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只有15個非滿員師，珍寶島一聲槍響，蘇聯增兵超過50個師，配備了最先進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導彈和戰術核彈頭。蘇聯還制定了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計劃，目標是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索爾茲伯里後來在《中蘇戰爭》寫道：“蘇軍的作戰設想，是通過核攻擊使敵人陷於癱瘓，然後通過裝甲部隊的閃電式攻擊，使中國在幾天之內完全喪失戰鬥力。”
　　毛澤東這才意識到，蘇聯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發動戰爭要經國會批准，而且要打着聯合國旗號，你即使出兵朝鮮打死他那麼多人，他也不能輕易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從這一點來看，你說美國是“紙老虎”也不為過。而蘇聯和中國一樣，政治局幾個人就可以決定發動戰爭。俄國人極為殘暴，什麼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戰爭完全可能。
　　核戰爭的陰影籠罩在中國的上空。由於蘇軍各師都配備有戰術核武器，且受過在核戰場上作戰的訓練，確有能力先發制人，摧毀中國絕大部分核武器和導彈基地、海空軍基地和地面部隊，數以億計的人將遭到滅頂之災。
　　毛知道情況不妙，擁有了核武器並不能保證不遭受核打擊，相反可能成為對方首先進行核打擊的藉口。於是讓林彪發出一號命令，緊急疏散。10月15日，毛澤東離京抵達武漢；17日林彪以“緊急戰備”名義疏散到蘇州；隨後周恩來帶領中央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成員從北京市區撤往西山。部隊疏散的規模達95個師、94萬餘人，還有4100多架飛機、600餘艘艦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車輛等。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開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沒想到被中國罵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戰中和我軍對壘的美帝國主義，關鍵時刻不但沒有對兩個共產黨國家的生死大戰幸災樂禍，反而冒着核大戰的風險對中國伸出援助之手，使蘇聯的核打擊計劃破產。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希望美國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國反對。美國8月28日通過《華盛頓明星報》泄露了蘇聯計劃，並亮出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尚保留未及動用的一張牌——用已被蘇聯破譯的密碼，發出一旦蘇聯對中國核打擊，就向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進行核打擊的總統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後氣壞了，憤怒地喊道：“美國人出賣了我們！”
　　我對朋友們說，我不管美國出於什麼動機，不管中國政府及中國老百姓感不感謝美國，反正我聽說這事後很感謝美國。因為我當時在北京，你中央領導都跑到三線去了，我們還蒙在鼓裡。老毛子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你能想象當年蘇軍能一次於卡廷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蘭中下級軍官嗎？沒有美國，我們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許是美國的這個舉動，改變了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本性的認識，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促成了日後的中美建交，這是後話。
　　在當時處於美國軍事包圍並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戰爭的情況下，再與北方超強鄰國把關係惡化到兵戎相見的程度，實屬戰略上最大失策。我對朋友們說，兩線作戰，腹背受敵，是兵家大忌。當時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認為中國領導人瘋了，怎麼能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打仗？
　　現在回過頭來看，毛澤東決定在珍寶島開第一槍，除了毛本人強烈的民族主義以及唯我獨革、反修防修等激進的主張外，就是想利用邊界衝突轉移國內文化大革命內亂的矛盾，使全國人民能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沒想到幾乎把中國推向核大戰的邊緣。
　　從那以後我真的有些恐懼，不知什麼時候最高領導人頭腦一熱，就有可能把整個民族推向戰爭。


　　近期圖文：

    怎樣向子女如實講清自己的文革經歷    
    毛澤東發動文革：率性而為？深思熟慮？    
    “中國式病毒”這個概念確有開創之功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更深層次的傷害    
    一位“80後”看天朝對外交往    
    理性的個人合起來就是理性的群體？不！    
    應該重新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    
    目的為了行善，手段可否做惡？    
    南海爭端，得聽海洋法公約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