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为发动文革深思熟虑、精心部署，一方面在运动实施过程中随意粗疏、率性而为。毛泽东思维的随意性与布局的严密性形成一对鲜明的矛盾，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中的毛泽东。历史是充满矛盾的集合体，毛泽东就是这一矛盾集合体的突出代表


　　老高按：自打“文革”中后期开始，就对“文化大革命”这个名称感到迷惑——不过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一个“知识青年”、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经历过“文革”的人当会对这个特定名称会心一笑），只敢在心里琢磨，不敢对任何人将内心的迷惑表露出来。
　　“文化大革命”这个名称安在这么一场超级大运动头上，不是太小了吗？
　　——这么一场全面冲击政治社会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超级狂飙，又炮打和摧垮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又横扫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不仅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要将红旗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天上地下、四海九州、六合内外，政经军文，真的是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所不包！何以竟名之为“文化大革命”？
　　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还是1966年中央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加的，在这个文件中，也仅仅出现了一次，通篇用的是“文化革命”，提法也不固定，一会儿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会儿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有时又单提“文化革命”。虽然文件痛斥彭真五人小组搞的“二月提纲”，上纲上到高得吓人的地步，称提纲“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是从文件本身看，从中央任何领导人（我敢说也包括毛泽东本人），到全国亿万军民，没有谁会想得到，有几个月后那样宏大猛烈的规模和范围。
　　“文化革命”是一步步“大”起来的，最終“大”到毛泽东自己也收不了场的地步。
　　当时我只是在内心嘀咕这场运动的名实不相称，只是揣摩毛泽东选定这个名称的“微言大义”；今天读到萧象在“爱思想网”上的一篇文章，才若有所悟：他说的有道理！毛泽东取这么个名称，发动这么个运动，哪里是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结果！——虽然他对于如何扳倒刘少奇，如何摧垮其黑线队伍，如何在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思虑甚详，周密布置，因为那对他本人来讲，生死攸关。至于其它，所谓“雄才大略”，不过是“随意性”而已；所谓“明察秋毫”，不过是“疑心病”而已。


　　毛泽东思维的短板——以文革发动为说明

　　萧象，爱思想
　　

　　考察文革发动，一个被人忽视了的历史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毛泽东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用词的时间。
　　众所周知，文革为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领导。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到66年5月16日北京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运动兴起，是为文革的发动期，时间正好半年，如算上前期安排组织写作姚文的运思，毛泽东为文革发动的酝酿准备时间有一年之久，足以显示其运筹帷幄之深思熟虑。

　　然而，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下旬。当时正值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陆定一。3月30日在与康生等人谈话中毛泽东说到：“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段涉指文革的谈话，不同版本文字表述各有所不同，本段文字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625）此距发表姚文已过去四个多月。这一历史时间现象意味着什么呢？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我们知道，历史沉淀于特定观念（柯林伍德），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金观涛、刘青峰）。“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用于传达一段特定历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关键词。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第一次杭州会议上开始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用词，这就意味着，作为关键词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思想观念）,是在66年3月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方始出现形成；也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在发表姚文元文章、正式拉开文革序幕之后的数月间，毛泽东对所要发动、开展的运动，应以怎样的名义进行，应赋予怎样具体的实质内容，并未形成一明确而清晰的概念。
　　这当然非同小可。毛泽东在头脑中没有想到或想好“文化大革命”的“模样”，也就是没有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时就开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说明他的这一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但，这显然与普遍认为亦即前文所说毛泽东的深思熟虑产生冲突，形为矛盾。既然经过深思熟虑准备充分，怎么还出现盲目？事先没有概念？它实在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为之困惑。一个问题由此而产生。

　　这一问题很不幸在我们接续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与确认。发动文革为反修防修，要触及人的灵魂（毛语），自是离不开思想理论的准备。然而，我们发现，除了对党内高层如罗瑞卿等人的组织清洗和人事布局是出自预先的周密部署，一些重要的关于文革发动的理论文件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等多是临时的作品，甚至被称为文革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也纯属偶然的产物，它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而应运而生，而非预先对运动设想的量身定制。
　　再拉长时段，这一问题显示得更为充分也更为严重，我们看到毛泽东自始至终对文革运动没有一个通盘规划，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宛如一蓬疯狂生长的野草，毫无章法可言。这并非出自我们的一家之眼，美国学者白鲁恂所著《毛泽东心理分析》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书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从来就未曾为了实现某种精确的目标，而勾勒过一个清晰、实际的计划。”

　　问题至此已十分清楚，它既让人疑惑更让人吃惊。雄才大略又深谋远虑如毛泽东者对一场自己精心策划的具有明确权力目标又寄托宏大政治理想的社会政治运动，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随意与粗疏的一面！在连运动的名称与项目内容也未及想好的情形下就敲响了运动的锣鼓，就像上演一出宫廷大戏，戏本与戏名还没拟好就拉启了帷幕。如此，难免不让人产生想法，当时组织发表姚文原本就纯属倒刘的权力图谋，而所谓反修防修和社会改造的政治图景不过是随机而动的临时起意与附加。不然，怎么会连统领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都出自偶然？
　　无论是随意粗疏，还是临时起意，所有这些问题现象，究其实质，无一不是毛泽东一个思维特征——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领袖思维的随意性——的外在反映。毛泽东思维的随意性与其发动文革经过深思熟虑和人事布局的严密性形为一对鲜明的矛盾，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中的毛泽东。如果说历史是充满矛盾的集合体，那么毛泽东就是这一矛盾集合体的一个突出代表，一方面为发动文革深思熟虑、精心部署，一方面在运动实施过程中随意粗疏、率性而为。

　　毛泽东这种随意与率性的思维特征与其充满诗意想象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密不可分，也与其君临天下的权力自信大有关联。或许在毛泽东看来，只要确定了一个可欲的目标，凭藉自己一呼百应、万众紧跟的领袖权威，再借助于亿万群众的无穷力量，就一定能达致目的，而获得成功，用不着费神劳力，繁文缛节，预先制定什么步骤方案，把一切想得周全仔细，把自己限制于条条框框，“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还是民间经验与智慧的好。
　　文革运动的十年发展之所以自始至终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固与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势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的特性有关，与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思维率性而为的随意性又未尝没有关系。不独文革，共和国以来包括反右、大跃进等等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的起起伏伏、跌跌荡荡，又何尝不是如此。
　　经济学中有一木桶理论，说的是由多块木板构成的木桶，其价值乃在于盛水量的多少，但决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长的板块，而是最短的板块。毛泽东思维的随意性无疑是毛泽东思维体系的一块短板，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毛泽东晚年功业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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