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為發動文革深思熟慮、精心部署，一方面在運動實施過程中隨意粗疏、率性而為。毛澤東思維的隨意性與布局的嚴密性形成一對鮮明的矛盾，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歷史中的毛澤東。歷史是充滿矛盾的集合體，毛澤東就是這一矛盾集合體的突出代表


　　老高按：自打“文革”中後期開始，就對“文化大革命”這個名稱感到迷惑——不過當時作為一個中學生、一個“知識青年”、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經歷過“文革”的人當會對這個特定名稱會心一笑），只敢在心裡琢磨，不敢對任何人將內心的迷惑表露出來。
　　“文化大革命”這個名稱安在這麼一場超級大運動頭上，不是太小了嗎？
　　——這麼一場全面衝擊政治社會制度、“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超級狂飆，又炮打和摧垮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又橫掃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不僅在每個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還要將紅旗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天上地下、四海九州、六合內外，政經軍文，真的是無遠弗屆、無微不至、無所不包！何以竟名之為“文化大革命”？
　　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還是1966年中央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後加的，在這個文件中，也僅僅出現了一次，通篇用的是“文化革命”，提法也不固定，一會兒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一會兒說“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有時又單提“文化革命”。雖然文件痛斥彭真五人小組搞的“二月提綱”，上綱上到高得嚇人的地步，稱提綱“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但是從文件本身看，從中央任何領導人（我敢說也包括毛澤東本人），到全國億萬軍民，沒有誰會想得到，有幾個月後那樣宏大猛烈的規模和範圍。
　　“文化革命”是一步步“大”起來的，最終“大”到毛澤東自己也收不了場的地步。
　　當時我只是在內心嘀咕這場運動的名實不相稱，只是揣摩毛澤東選定這個名稱的“微言大義”；今天讀到蕭象在“愛思想網”上的一篇文章，才若有所悟：他說的有道理！毛澤東取這麼個名稱，發動這麼個運動，哪裡是高瞻遠矚、深思熟慮的結果！——雖然他對於如何扳倒劉少奇，如何摧垮其黑線隊伍，如何在權力鬥爭中大獲全勝，思慮甚詳，周密布置，因為那對他本人來講，生死攸關。至於其它，所謂“雄才大略”，不過是“隨意性”而已；所謂“明察秋毫”，不過是“疑心病”而已。


　　毛澤東思維的短板——以文革發動為說明

　　蕭象，愛思想
　　

　　考察文革發動，一個被人忽視了的歷史細節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就是毛澤東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用詞的時間。
　　眾所周知，文革為毛澤東親手發動和領導。從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文革序幕，到66年5月16日北京通過《五一六通知》標誌運動興起，是為文革的發動期，時間正好半年，如算上前期安排組織寫作姚文的運思，毛澤東為文革發動的醞釀準備時間有一年之久，足以顯示其運籌帷幄之深思熟慮。

　　然而，我們發現，“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現在毛澤東的話語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下旬。當時正值第一次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批判《二月提綱》，批判彭真和陸定一。3月30日在與康生等人談話中毛澤東說到：“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我們面臨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必須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段涉指文革的談話，不同版本文字表述各有所不同，本段文字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625）此距發表姚文已過去四個多月。這一歷史時間現象意味着什麼呢？能說明什麼問題嗎？
　　我們知道，歷史沉澱於特定觀念（柯林伍德），觀念是用固定的關鍵詞表達的思想（金觀濤、劉青峰）。“文化大革命”無疑是用於傳達一段特定歷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關鍵詞。文革發動者的毛澤東在第一次杭州會議上開始使用“文化大革命”這一用詞，這就意味着，作為關鍵詞的涉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思想觀念）,是在66年3月下旬在毛澤東心目中方始出現形成；也就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甚至在發表姚文元文章、正式拉開文革序幕之後的數月間，毛澤東對所要發動、開展的運動，應以怎樣的名義進行，應賦予怎樣具體的實質內容，並未形成一明確而清晰的概念。
　　這當然非同小可。毛澤東在頭腦中沒有想到或想好“文化大革命”的“模樣”，也就是沒有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時就開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說明他的這一行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但，這顯然與普遍認為亦即前文所說毛澤東的深思熟慮產生衝突，形為矛盾。既然經過深思熟慮準備充分，怎麼還出現盲目？事先沒有概念？它實在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為之困惑。一個問題由此而產生。

　　這一問題很不幸在我們接續的考察中得到進一步的彰顯與確認。發動文革為反修防修，要觸及人的靈魂（毛語），自是離不開思想理論的準備。然而，我們發現，除了對黨內高層如羅瑞卿等人的組織清洗和人事布局是出自預先的周密部署，一些重要的關於文革發動的理論文件如《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議紀要》等多是臨時的作品，甚至被稱為文革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也純屬偶然的產物，它是為批判《二月提綱》而應運而生，而非預先對運動設想的量身定製。
　　再拉長時段，這一問題顯示得更為充分也更為嚴重，我們看到毛澤東自始至終對文革運動沒有一個通盤規劃，運動的整個發展過程宛如一蓬瘋狂生長的野草，毫無章法可言。這並非出自我們的一家之眼，美國學者白魯恂所著《毛澤東心理分析》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書中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從來就未曾為了實現某種精確的目標，而勾勒過一個清晰、實際的計劃。”

　　問題至此已十分清楚，它既讓人疑惑更讓人吃驚。雄才大略又深謀遠慮如毛澤東者對一場自己精心策劃的具有明確權力目標又寄託宏大政治理想的社會政治運動，表現出了令人不可思議的隨意與粗疏的一面！在連運動的名稱與項目內容也未及想好的情形下就敲響了運動的鑼鼓，就像上演一出宮廷大戲，戲本與戲名還沒擬好就拉啟了帷幕。如此，難免不讓人產生想法，當時組織發表姚文原本就純屬倒劉的權力圖謀，而所謂反修防修和社會改造的政治圖景不過是隨機而動的臨時起意與附加。不然，怎麼會連統領運動的綱領性文件都出自偶然？
　　無論是隨意粗疏，還是臨時起意，所有這些問題現象，究其實質，無一不是毛澤東一個思維特徵——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領袖思維的隨意性——的外在反映。毛澤東思維的隨意性與其發動文革經過深思熟慮和人事布局的嚴密性形為一對鮮明的矛盾，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歷史中的毛澤東。如果說歷史是充滿矛盾的集合體，那麼毛澤東就是這一矛盾集合體的一個突出代表，一方面為發動文革深思熟慮、精心部署，一方面在運動實施過程中隨意粗疏、率性而為。

　　毛澤東這種隨意與率性的思維特徵與其充滿詩意想象與浪漫主義的詩人氣質密不可分，也與其君臨天下的權力自信大有關聯。或許在毛澤東看來，只要確定了一個可欲的目標，憑藉自己一呼百應、萬眾緊跟的領袖權威，再藉助於億萬群眾的無窮力量，就一定能達致目的，而獲得成功，用不着費神勞力，繁文縟節，預先制定什麼步驟方案，把一切想得周全仔細，把自己限制於條條框框，“草鞋無樣，邊打邊像”，還是民間經驗與智慧的好。
　　文革運動的十年發展之所以自始至終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固與群眾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就勢如脫韁野馬難以控制的特性有關，與運動的發動和領導者思維率性而為的隨意性又未嘗沒有關係。不獨文革，共和國以來包括反右、大躍進等等在內的大大小小的各種運動的起起伏伏、跌跌蕩蕩，又何嘗不是如此。
　　經濟學中有一木桶理論，說的是由多塊木板構成的木桶，其價值乃在於盛水量的多少，但決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關鍵因素不是最長的板塊，而是最短的板塊。毛澤東思維的隨意性無疑是毛澤東思維體系的一塊短板，很大程度上它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敗，某種意義上也決定了毛澤東晚年功業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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