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稱帝，這一悲劇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局限，我們不能過高地評價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同樣也不能過高地估計袁世凱稱帝的危害性，而更應該將之看作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的漫漫路途中，必然會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


　　老高按：祝曙光的《袁世凱功過辨》一文，是12年前的《探索與爭鳴》雜誌發表的，我早就讀過。但沒想到，在中國大陸執學術思想網站之牛耳的“共識網”，今天竟然看中此文，將之高懸於網站的頭條。
　　12年來，對袁氏及袁世凱時代已經有了許多新發掘、新探索。對於長期關注袁世凱功過評價者來說，12年前的這篇文章讀來或許材料並不算多麼新鮮，論述也不夠透徹，甚至有些論斷似是而非——這當然是我個人看法。不過，此文有一定參考價值，轉貼供大家進一步斟酌。
　　12年前只能瞻前顧後地刊於一份小眾化雜誌上，12年後可以置於大眾化的網絡傳媒的頭條——這一變化本身就耐人尋味，可做信號觀之。共識網在2015年10月15日刊出一份《“袁世凱與清末民初的社會轉型”徵文啟示》（這樣的網站居然也在標題上有這樣的錯別字——“啟示”應為“啟事”——讓我大跌眼鏡。就算起草者手誤不察，難道編輯看不出來？難道編輯部主任、主編這一個個把關人都熟視無睹？），此後已經陸續刊登應徵文章，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前往一觀。
　　評價袁世凱功過並深刻反思他本人的悲劇、中國百年悲劇的教訓，茲事體大。昨天我在博客按語中提到“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吹捧加碼到“最最最最”，這樣的現象在今天有重演的苗頭。如果說，百年前當袁世凱一稱帝立即舉國沸騰，紛紛說“No”，袁氏見民意洶洶，也就立即懸崖勒馬，取消帝制；那麼今天的民眾，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集權的最高執政者，不僅沒有任何警惕，反而五體投地地佩服、花樣翻新地頌揚——這一百年，中國人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袁世凱功過辨

　　祝曙光，共識網，原載《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1期


　　袁世凱乃一代梟雄，一生經歷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最後以身敗名裂告終，對袁氏的評價似乎早已蓋棺論定。其實不然，我們不能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簡單化。袁世凱死後，人們均認為其悲慘結局乃袁氏咎由自取。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一是袁世凱執政期間，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發展情況如何，與以前相比，是有所進步還是倒退；
　　二是對袁世凱遭人批評甚至唾罵的三件事，即戊戌期間的告密案、接受“二十一條”和稱帝如何評價。
　　如果我們能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合理的科學的結論，那麼對袁世凱也就能作出公正的評價，這種評價不是建立在人云亦云或個人感情的基礎上。

　一

　　袁世凱於1912年3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6年6月病死，在位4年零3個月。袁世凱執政期間，由於政局比較穩定，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國經濟有了比較大的發展，被譽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1913至1920年，全國織布機由2016台增至4310台，紗廠由32家增至69家。繅絲廠由1913年的170或180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民族資本新建的麵粉廠在1914至1920年為84家，而在此以前的23年間，不過83家。此外，火柴、捲菸、造紙、採煤、冶煉等工業在袁世凱執政時期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由辛亥革命揭開的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仍在繼續，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如設置社會保障機構，由內務總長管理賑恤、救濟、慈善及衛生等事務，1915年12月設立遊民習藝所“專司幼年遊民之教養及不良少年之感化等事項，以獲得有普通知識、謀生技能為宗旨”。袁世凱還下令查禁煙毒，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者若不將其煙田改種他物，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等等。
　　在袁世凱統治下，辛亥革命爆發後一度出現的權力“真空”及國家政治的無序狀態結束了。作為辛亥革命成果之一的南京臨時政府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該政府僅僅存在了幾個月，而且它的權力並不能推行至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控制的省區；儘管起義地區紛紛發出“擁護”中央的電報，但對臨時政府來說不過是“電報統一”，而非“實際統一”。北京的滿清政府還在，事實上國家處在分裂狀態。
　　以後，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也是迫不得已，並不是孫中山軟弱，而是出於推翻滿清王朝、結束兩個政府並存及國家內部的紛爭狀況。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中國出現了短暫的統一，為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時期，直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才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由於袁世凱個人的威望和手腕，北洋軍閥在其統治期間沒有發生分裂，而且由於政局比較穩定，許多北洋將領投資於近代企業。

　　二

　　人們之所以對袁世凱沒有好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告密，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這種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場改革運動僅僅由於某個人的所作所為而失敗，那麼這種改革的基礎就顯得太薄弱了。袁世凱的告密並不是導致戊戌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1898年9月16日，光緒召見袁世凱，賞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是破格的提拔，使袁世凱由正三品的臬司連升兩級變為正二品，地位高於從二品的巡撫。巡撫掛兵部侍郎銜，始得為正二品。顯然，這是光緒和維新派對袁世凱的拉攏。
　　傳統觀點認為，袁世凱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請訓後回天津，立即向榮祿告密，榮祿即進京向慈禧告密，遂發生政變。這完全是想當然。根據袁世凱《戊戌日記》稱，9月21日（八月初六）晚，他的告密情報尚未送到慈禧手中，政變即已發生。八月初六清廷頒布訓政詔書，慈禧全面掌握政權，而當時只是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並未下令逮捕譚嗣同，可見清廷當時未得到天津的密報。清廷如果得到密報，則必首先捉拿“謀亂要犯”譚嗣同，因為正是譚嗣同去策動袁世凱起兵勤王、殺榮祿包圍頤和園的。
　　此外，戊戌政變發生的實際日期應為9月18日（八月初三），當天御使楊崇伊上密折請慈禧“親政”，打動了慈禧的心。從這天起，光緒即喪失了親政以來極為有限的獨立處理政務的權力。由此可見，戊戌政變的發生與袁世凱的告密沒有因果關係。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譚嗣同是否夜訪過袁世凱、勸其起兵勤王？台灣學者高陽認為不會，“除非譚嗣同是白痴，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當時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只有7000人，而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所轄兵力在95000多人。即令“新建陸軍”能夠到達京師，自永定門至頤和園，將節節遭遇攔截，就算能夠到達頤和園，“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起兵絕無可能成功。即便如梁啓超在《譚嗣同傳》中所說，譚嗣同勸袁世凱在光緒赴天津閱兵時，誅殺榮祿，成功的可能性也極小。因為天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衙門所在地，防衛嚴密，而且榮祿掌控全部軍權。至於光緒赴天津閱兵一事，也僅僅是傳說。

　　既然譚嗣同不曾做過這種荒謬絕倫的提議，則袁世凱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記》中言之鑿鑿呢？高陽認為，這是袁世凱迫不得已為求自保的手段。戊戌政變後，“同案中人走的走、死的死；惟一可以對質的只是一個袁世凱；所以朝廷誣控，迫袁世凱以誣證。”如果袁世凱不附和，其腦袋也將不保。袁世凱作《戊戌日記》是惟恐守舊派追究“亂黨”，被逮後沒有答辯的餘地。宣統元年袁世凱被逐後，由張一麟經手，刊此作於南通“翰墨林”書店，用意也是如此。“因為隆裕及攝政王載豐，要為德宗報仇殺袁世凱，只有這條罪狀可致之於死地。袁世凱在日記中一直強調與榮祿同心同德，即因榮祿為載豐的岳父，使之投鼠忌器，不敢輕發。”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迫使袁世凱誣證，不能捏造危及慈禧的逆謀；不捏造此一逆謀，不能促使慈禧出面訓政，並防止列國的干預；所以袁世凱是吃了啞巴虧。梁啓超在《譚嗣同傳》中說袁世凱告密，也是基於某種個人感情，並不可信。

　　三

　　人們還認為，袁世凱出賣國家主權、接受“二十一條”，以此獲得日本對其稱帝的支持。這也是想當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趁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加緊向中國擴張。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9月15日以前將膠州灣租借地無代價、無條件地交給日本，以備將來移交給中國。8月23日正午是最後通牒規定期限，德國未作答覆。8月23日下午5時30分，日本政府正式對德宣戰，日軍在龍口登陸。10月6日，日軍占領濟南，控制了膠濟全線。
　　日本為了把對膠濟鐵路及山東的占領合法化，遂企圖籍條約之力予以保障。1915年1月18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共5號。
　　第一號即為山東問題。第一號四條，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臺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二號七條，要求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東部的特殊權利；
　　第三號二條，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准他人開採附近礦山；
　　第四號一條，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讓給其他國家；
　　第五號七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築權給與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資修築鐵路及開採礦產的優先權。
　　由此可見，“二十一條”的重點在第一號和第五號。但第一號與第五號又有所區別，因為第一號是要求中國政府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益的既成事實加以承認，而第五號是企圖滅亡中國，完全將中國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諜，限中國政府48小時答覆。袁世凱於5月9日聲明，除第五號“容日後協商”外，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為了與日本交涉“二十一條”，中國政府與日本公使舉行會議20餘次，時間長達3個多月。
　　袁世凱指出：“日本不諒，強詞奪理，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後通牒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一律。以上各節，比初案挽回已多。”
　　事實確實如此。所以“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日本輿論對北洋政府極為不滿，“以其所獲不豐也。”“迨帝制之說起，日本強硬派認為機會又至，主張出兵干涉，大舉征服中國”。所謂袁世凱為了當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結論，根本就不能成立。否則就不能解釋袁世凱稱帝期間，日本為何“領導五國勸告，鼓動三次革命，接濟宗社黨及蒙匪，擾亂東三省，大拆袁世凱之台。”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後，中日關係不僅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1916年1月，日本政府拒絕中國特使周自齊赴日，“以窘辱北京政府”。這一事件發生後，日本各大報刊紛紛發文報道，“其要旨謂：中政府揚言，俟周使歸國，實行帝政，頗啟列國猜疑，中國南方亦有賣國使節之目，日政府甚深迷惑。”
　　中國駐日公使在致外交部的電文中表示：
　　此次拒絕周使，“即是蔑視元首之發端，其機關報口氣圖畫，已不以友誼相待。看彼逐日閣議及與元老往來之狀態，似不僅謝絕特使而已，彼政府亂暴舉動，每出意外，其欲倒我政府，計劃已非一日。”
　　日本政府還嚴詞警告袁世凱，
　　“延緩帝制；如不聽，則出自由行動，派兵駐中國要地。”。
　　在與日本交涉“二十一條”期間，袁世凱多次拍桌子發火。日本在正式提出“二十一條”前，中國外交部人員已經知道“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但他們都瞞着袁世凱，袁世凱知道後極為惱火。
　　那麼袁世凱是否能拒絕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呢？不可能。因為當時歐戰正酣，西方列強無法對日本進行牽制，而中國則沒有力量與日本決裂。當日本提出最後通諜後，英國公使朱爾典極力勸說中國政府接受，否則後果將非常嚴重。袁世凱指出：“我國國力未允，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確實，中國當時沒有實力與日本開戰，不得不以和平手段與日本周旋。
　　袁世凱的錯誤在於解決了“二十一條”問題後，“頗喜其外交之勝利”，“不至再有大問題發生”，而根本沒有想到日本統治者對“二十一條”的交涉結果極為不滿。

　　四

　　袁世凱稱帝是其一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也是我們如何重新評價袁氏的關鍵所在。中國施行君主專制政體已2000多年，儘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國，但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不是短期內能夠消除的，實行君主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還在。我們不能企望像袁世凱那樣的舊軍閥具有濃厚的民主主義思想。
　　袁世凱把推翻滿清王朝視為新舊王朝的又一次更替並不奇怪。因為他不懂共和。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從未出現過共和國，有的只是王朝的更替。辛亥革命使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共和國，但也只是有了共和的外衣，並不具備共和的內涵，即使有了共和的形式並不等於有了共和的內容。袁世凱由臨時大總統到正式總統，進而成為終身總統，並且可以傳之子孫，廢棄《臨時約法》等，我們不能把它簡單地歸結為袁世凱的陰險狡詐、政治權術，而是共和制度並沒有真正在中國紮根的表現。人民對共和國的理解還相當表面，以為只要憲法上確定了“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名義上沒有皇帝就算共和了。
　　而後，袁世凱公布《修正大總統法》，其中規定大總統任期10年，連選連任無限制；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被推薦者並無限制，總統可以推薦別人，也可以推薦自己的兒子。“這樣集權制、終身制、世襲制實際都有了，大總統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可是，這一切在當時並未激起很大的波瀾，因為中華民國的招牌還在，形式上的憲法還在，而且不管袁世凱權力怎樣大，終身也好，世襲也好，畢竟還叫總統而不叫皇帝。”
　　袁世凱的地位與以前的封建皇帝沒有什麼兩樣。在波瀾不驚地當了事實上的皇帝以後，袁世凱產生了一種錯覺，既然有相當於封建皇帝的地位、權力，那麼“黃袍加身”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中國的百姓已經習慣了改朝換代。

　　下面我們來看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的一次談話，很有意思——
　　朱爾典：“查現在各國，不論君主民主，無有如大總統之權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權不論矣，即德皇、日皇，美國總統之權，皆不及也。”
　　袁世凱：“餘思自為皇帝，不過若干年，惟與我子孫甚有關係。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無有不弱之理，是亦可慮。”“當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腦中。”
　　朱爾典：“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民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為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
　　總統府顧問、美國人古德諾發表文章《共和與君主論》，指出：“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也。向使滿清非異族之君主，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則當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漸引之於立憲政治，凡其時考察憲政大臣之所計劃者，皆可次第舉行，冀臻上理。不幸異族政制，百姓痛心，於是君位之保留，為絕對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後，舍共和制遂別無他法矣。”“然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蓋中國如欲保存獨立，不得不用立憲政治，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與夫列強之關係觀之，則中國之立憲，以君主制行之為易，以共和制行之較難也。”
　　當時還有康有為、勞乃宣、陳煥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主張施行君主制，儘管他們復辟君主制的目的是“還政於清室”。陳煥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實行共和制：“其一曰：東西學術，事事可會通，唯倫理不可會通……其二曰：東方國以君主為國性，天命之性』順天者種存，逆天者種亡；其三曰：雖治道極盛至大同，猶為君主國。中華自古無民主觀念，故中華斷不能成為民主國體。”
　　由此可見，袁世凱之所以稱帝並不完全出於他的個人主觀願望，而是有現實基礎的，包括部分外國使節也認為中國應施行君主制，這就促成了袁世凱最終走上了稱帝的道路。由於稱帝造成了眾叛親離，袁世凱極為懊悔，一病不起。據說袁世凱留下遺囑，不許袁家子孫從政，故袁世凱去世後，其兒孫均未在政壇出現，他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害了我。”這說明袁世凱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寶座的。
　　袁世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幾十年，也得意了幾十年，但畢竟是軍人出身，平時忙於政務、軍務，讀書時間太少，參不透天下興亡的道理，所以袁世凱不如曹操。曹操終其一生不敢稱帝，當孫權勸曹操稱帝時，曹操認為孫權要把他架在火上烤。曹操明白一旦稱帝必將成為眾矢之的，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袁世凱明白這個道理時，已經太遲了，局勢已無可挽回。袁世凱不是市井小人，寡廉鮮恥，而是有着強烈的自尊心，否則他不會被活活氣死。
　　我們固然可以指責袁世凱過於貪心，最後身敗名裂。但是，除了孫中山等革命志士之外，其他人、特別是北洋將領背叛袁世凱，並不是維護共和，而是出於爭權奪利的私心。有些人身受袁世凱的提攜，極力鼓吹帝制，而一旦風向不對，馬上打起反袁的旗號。當袁世凱接到一個又一個往日親信的絕交電，其內心的痛楚真是無可言說。
　　而革命派反對袁世凱稱帝，只是從揭露袁氏個人的背信棄義、陰謀詭計和專制獨裁着手，沒有透過表面現象看到問題的實質，把鬥爭矛頭對準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剷除滋生君主專制的社會土壤。
　　立憲派反袁，只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並不反對他做獨裁總統，“他們所要維護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袁氏的不帶帝號的專制統治。”如當時傳誦一時的汪鳳瀛《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指出：“以為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然目前情況下，不宜變更國體，其理由之一是：大總統已享無限權力，“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而且大總統已享有終身制和實際上的世襲制，但改變國體，會失信於民，並且會讓孫中山、黃興等“謀亂”鑽空子。
　　由此可見，不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他們反袁的理論武器是相當陳舊的。護國戰爭的結果僅僅是恢復了共和制的形式，如何把中國建成真正的共和國，各派反袁勢力既拿不出明確的綱領，也沒有具體的辦法。袁世凱垮台以後，必將出現一場新的權力鬥爭。蔡鍔指出：“大局稍定，爭權奪利者必蜂擁以出。予素厭見此時傷心慘目之情狀，不如及早避去之為得。”蔡鍔的心情是沉重的，對未來並不抱有什麼希望。
　　因此我們不能過高地評價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同樣也不能過高地估計袁世凱稱帝的危害性，而是把袁世凱稱帝看作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路途中必然會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此外，也不能因為袁世凱稱帝，就對袁氏全盤否定，應該說袁世凱也做了不少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事情。
　　袁世凱身敗名裂，固然咎由自取。但們必須承認，袁世凱的悲劇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局限。袁世凱稱帝與汪精衛等漢奸的投降賣國有本質的區別。他只不過扮演了一場鬧劇，而且這種鬧劇以後在張勳身上重演。袁世凱稱帝以前，完全能夠控制中國政局，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創造一個較好的環境。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發生分裂，兵連禍結，國無寧日，這難道不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嗎？

　　近期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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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末之問：“我是誰”與“我們是誰”    
    “中國式病毒”這個概念確有開創之功    
    必須否定袁世凱的錯，不能否定他試錯    
    他為自己豎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理性的個人合起來就是理性的群體？不！    
    重讀袁世凱臨終前的幾則遺言    
    共識網舉辦袁世凱逝世百年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