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这一悲剧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过高地评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同样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而更应该将之看作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漫漫路途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


　　老高按：祝曙光的《袁世凯功过辨》一文，是12年前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的，我早就读过。但没想到，在中国大陆执学术思想网站之牛耳的“共识网”，今天竟然看中此文，将之高悬于网站的头条。
　　12年来，对袁氏及袁世凯时代已经有了许多新发掘、新探索。对于长期关注袁世凯功过评价者来说，12年前的这篇文章读来或许材料并不算多么新鲜，论述也不够透彻，甚至有些论断似是而非——这当然是我个人看法。不过，此文有一定参考价值，转贴供大家进一步斟酌。
　　12年前只能瞻前顾后地刊于一份小众化杂志上，12年后可以置于大众化的网络传媒的头条——这一变化本身就耐人寻味，可做信号观之。共识网在2015年10月15日刊出一份《“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征文启示》（这样的网站居然也在标题上有这样的错别字——“启示”应为“启事”——让我大跌眼镜。就算起草者手误不察，难道编辑看不出来？难道编辑部主任、主编这一个个把关人都熟视无睹？），此后已经陆续刊登应征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一观。
　　评价袁世凯功过并深刻反思他本人的悲剧、中国百年悲剧的教训，兹事体大。昨天我在博客按语中提到“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吹捧加码到“最最最最”，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有重演的苗头。如果说，百年前当袁世凯一称帝立即举国沸腾，纷纷说“No”，袁氏见民意汹汹，也就立即悬崖勒马，取消帝制；那么今天的民众，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集权的最高执政者，不仅没有任何警惕，反而五体投地地佩服、花样翻新地颂扬——这一百年，中国人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袁世凯功过辨

　　祝曙光，共识网，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


　　袁世凯乃一代枭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最后以身败名裂告终，对袁氏的评价似乎早已盖棺论定。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简单化。袁世凯死后，人们均认为其悲惨结局乃袁氏咎由自取。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何，与以前相比，是有所进步还是倒退；
　　二是对袁世凯遭人批评甚至唾骂的三件事，即戊戌期间的告密案、接受“二十一条”和称帝如何评价。
　　如果我们能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合理的科学的结论，那么对袁世凯也就能作出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建立在人云亦云或个人感情的基础上。

　一

　　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6年6月病死，在位4年零3个月。袁世凯执政期间，由于政局比较稳定，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被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13至1920年，全国织布机由2016台增至4310台，纱厂由32家增至69家。缫丝厂由1913年的170或180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民族资本新建的面粉厂在1914至1920年为84家，而在此以前的23年间，不过83家。此外，火柴、卷烟、造纸、采煤、冶炼等工业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辛亥革命揭开的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仍在继续，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如设置社会保障机构，由内务总长管理赈恤、救济、慈善及卫生等事务，1915年12月设立游民习艺所“专司幼年游民之教养及不良少年之感化等事项，以获得有普通知识、谋生技能为宗旨”。袁世凯还下令查禁烟毒，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者若不将其烟田改种他物，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等等。
　　在袁世凯统治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出现的权力“真空”及国家政治的无序状态结束了。作为辛亥革命成果之一的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该政府仅仅存在了几个月，而且它的权力并不能推行至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区；尽管起义地区纷纷发出“拥护”中央的电报，但对临时政府来说不过是“电报统一”，而非“实际统一”。北京的满清政府还在，事实上国家处在分裂状态。
　　以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也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孙中山软弱，而是出于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两个政府并存及国家内部的纷争状况。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才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由于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手腕，北洋军阀在其统治期间没有发生分裂，而且由于政局比较稳定，许多北洋将领投资于近代企业。

　　二

　　人们之所以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场改革运动仅仅由于某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失败，那么这种改革的基础就显得太薄弱了。袁世凯的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1898年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是破格的提拔，使袁世凯由正三品的臬司连升两级变为正二品，地位高于从二品的巡抚。巡抚挂兵部侍郎衔，始得为正二品。显然，这是光绪和维新派对袁世凯的拉拢。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请训后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即进京向慈禧告密，遂发生政变。这完全是想当然。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称，9月21日（八月初六）晚，他的告密情报尚未送到慈禧手中，政变即已发生。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而当时只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可见清廷当时未得到天津的密报。清廷如果得到密报，则必首先捉拿“谋乱要犯”谭嗣同，因为正是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起兵勤王、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
　　此外，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应为9月18日（八月初三），当天御使杨崇伊上密折请慈禧“亲政”，打动了慈禧的心。从这天起，光绪即丧失了亲政以来极为有限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由此可见，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谭嗣同是否夜访过袁世凯、劝其起兵勤王？台湾学者高阳认为不会，“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只有7000人，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所辖兵力在95000多人。即令“新建陆军”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就算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起兵绝无可能成功。即便如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所说，谭嗣同劝袁世凯在光绪赴天津阅兵时，诛杀荣禄，成功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天津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防卫严密，而且荣禄掌控全部军权。至于光绪赴天津阅兵一事，也仅仅是传说。

　　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高阳认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戊戌政变后，“同案中人走的走、死的死；惟一可以对质的只是一个袁世凯；所以朝廷诬控，迫袁世凯以诬证。”如果袁世凯不附和，其脑袋也将不保。袁世凯作《戊戌日记》是惟恐守旧派追究“乱党”，被逮后没有答辩的余地。宣统元年袁世凯被逐后，由张一麟经手，刊此作于南通“翰墨林”书店，用意也是如此。“因为隆裕及摄政王载丰，要为德宗报仇杀袁世凯，只有这条罪状可致之于死地。袁世凯在日记中一直强调与荣禄同心同德，即因荣禄为载丰的岳父，使之投鼠忌器，不敢轻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迫使袁世凯诬证，不能捏造危及慈禧的逆谋；不捏造此一逆谋，不能促使慈禧出面训政，并防止列国的干预；所以袁世凯是吃了哑巴亏。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三

　　人们还认为，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以此获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这也是想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向中国扩张。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无代价、无条件地交给日本，以备将来移交给中国。8月23日正午是最后通牒规定期限，德国未作答复。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日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日军在龙口登陆。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全线。
　　日本为了把对胶济铁路及山东的占领合法化，遂企图籍条约之力予以保障。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5号。
　　第一号即为山东问题。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由此可见，“二十一条”的重点在第一号和第五号。但第一号与第五号又有所区别，因为第一号是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的既成事实加以承认，而第五号是企图灭亡中国，完全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谍，限中国政府48小时答复。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为了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中国政府与日本公使举行会议20余次，时间长达3个多月。
　　袁世凯指出：“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
　　事实确实如此。所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日本舆论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以其所获不丰也。”“迨帝制之说起，日本强硬派认为机会又至，主张出兵干涉，大举征服中国”。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否则就不能解释袁世凯称帝期间，日本为何“领导五国劝告，鼓动三次革命，接济宗社党及蒙匪，扰乱东三省，大拆袁世凯之台。”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中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1916年1月，日本政府拒绝中国特使周自齐赴日，“以窘辱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各大报刊纷纷发文报道，“其要旨谓：中政府扬言，俟周使归国，实行帝政，颇启列国猜疑，中国南方亦有卖国使节之目，日政府甚深迷惑。”
　　中国驻日公使在致外交部的电文中表示：
　　此次拒绝周使，“即是蔑视元首之发端，其机关报口气图画，已不以友谊相待。看彼逐日阁议及与元老往来之状态，似不仅谢绝特使而已，彼政府乱暴举动，每出意外，其欲倒我政府，计划已非一日。”
　　日本政府还严词警告袁世凯，
　　“延缓帝制；如不听，则出自由行动，派兵驻中国要地。”。
　　在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期间，袁世凯多次拍桌子发火。日本在正式提出“二十一条”前，中国外交部人员已经知道“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但他们都瞒着袁世凯，袁世凯知道后极为恼火。
　　那么袁世凯是否能拒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呢？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战正酣，西方列强无法对日本进行牵制，而中国则没有力量与日本决裂。当日本提出最后通谍后，英国公使朱尔典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接受，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袁世凯指出：“我国国力未允，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确实，中国当时没有实力与日本开战，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袁世凯的错误在于解决了“二十一条”问题后，“颇喜其外交之胜利”，“不至再有大问题发生”，而根本没有想到日本统治者对“二十一条”的交涉结果极为不满。

　　四

　　袁世凯称帝是其一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如何重新评价袁氏的关键所在。中国施行君主专制政体已2000多年，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还在。我们不能企望像袁世凯那样的旧军阀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
　　袁世凯把推翻满清王朝视为新旧王朝的又一次更替并不奇怪。因为他不懂共和。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从未出现过共和国，有的只是王朝的更替。辛亥革命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共和国，但也只是有了共和的外衣，并不具备共和的内涵，即使有了共和的形式并不等于有了共和的内容。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总统，进而成为终身总统，并且可以传之子孙，废弃《临时约法》等，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袁世凯的阴险狡诈、政治权术，而是共和制度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扎根的表现。人民对共和国的理解还相当表面，以为只要宪法上确定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名义上没有皇帝就算共和了。
　　而后，袁世凯公布《修正大总统法》，其中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连选连任无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并无限制，总统可以推荐别人，也可以推荐自己的儿子。“这样集权制、终身制、世袭制实际都有了，大总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可是，这一切在当时并未激起很大的波澜，因为中华民国的招牌还在，形式上的宪法还在，而且不管袁世凯权力怎样大，终身也好，世袭也好，毕竟还叫总统而不叫皇帝。”
　　袁世凯的地位与以前的封建皇帝没有什么两样。在波澜不惊地当了事实上的皇帝以后，袁世凯产生了一种错觉，既然有相当于封建皇帝的地位、权力，那么“黄袍加身”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中国的百姓已经习惯了改朝换代。

　　下面我们来看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一次谈话，很有意思——
　　朱尔典：“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不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袁世凯：“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脑中。”
　　朱尔典：“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
　　总统府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共和与君主论》，指出：“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凡其时考察宪政大臣之所计划者，皆可次第举行，冀臻上理。不幸异族政制，百姓痛心，于是君位之保留，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后，舍共和制遂别无他法矣。”“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较难也。”
　　当时还有康有为、劳乃宣、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主张施行君主制，尽管他们复辟君主制的目的是“还政于清室”。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实行共和制：“其一曰：东西学术，事事可会通，唯伦理不可会通……其二曰：东方国以君主为国性，天命之性』顺天者种存，逆天者种亡；其三曰：虽治道极盛至大同，犹为君主国。中华自古无民主观念，故中华断不能成为民主国体。”
　　由此可见，袁世凯之所以称帝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的，包括部分外国使节也认为中国应施行君主制，这就促成了袁世凯最终走上了称帝的道路。由于称帝造成了众叛亲离，袁世凯极为懊悔，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留下遗嘱，不许袁家子孙从政，故袁世凯去世后，其儿孙均未在政坛出现，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这说明袁世凯是被人撮弄着坐上皇帝的宝座的。
　　袁世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十年，也得意了几十年，但毕竟是军人出身，平时忙于政务、军务，读书时间太少，参不透天下兴亡的道理，所以袁世凯不如曹操。曹操终其一生不敢称帝，当孙权劝曹操称帝时，曹操认为孙权要把他架在火上烤。曹操明白一旦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袁世凯明白这个道理时，已经太迟了，局势已无可挽回。袁世凯不是市井小人，寡廉鲜耻，而是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否则他不会被活活气死。
　　我们固然可以指责袁世凯过于贪心，最后身败名裂。但是，除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之外，其他人、特别是北洋将领背叛袁世凯，并不是维护共和，而是出于争权夺利的私心。有些人身受袁世凯的提携，极力鼓吹帝制，而一旦风向不对，马上打起反袁的旗号。当袁世凯接到一个又一个往日亲信的绝交电，其内心的痛楚真是无可言说。
　　而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称帝，只是从揭露袁氏个人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和专制独裁着手，没有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把斗争矛头对准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铲除滋生君主专制的社会土壤。
　　立宪派反袁，只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并不反对他做独裁总统，“他们所要维护的并不是中华民国，而是袁氏的不带帝号的专制统治。”如当时传诵一时的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指出：“以为治今日之中国，非开明专制不可，共和政体，断非所宜”，然目前情况下，不宜变更国体，其理由之一是：大总统已享无限权力，“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上之虚名”，而且大总统已享有终身制和实际上的世袭制，但改变国体，会失信于民，并且会让孙中山、黄兴等“谋乱”钻空子。
　　由此可见，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他们反袁的理论武器是相当陈旧的。护国战争的结果仅仅是恢复了共和制的形式，如何把中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各派反袁势力既拿不出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具体的办法。袁世凯垮台以后，必将出现一场新的权力斗争。蔡锷指出：“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时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蔡锷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并不抱有什么希望。
　　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评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同样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而是把袁世凯称帝看作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路途中必然会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此外，也不能因为袁世凯称帝，就对袁氏全盘否定，应该说袁世凯也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袁世凯身败名裂，固然咎由自取。但们必须承认，袁世凯的悲剧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局限。袁世凯称帝与汪精卫等汉奸的投降卖国有本质的区别。他只不过扮演了一场闹剧，而且这种闹剧以后在张勋身上重演。袁世凯称帝以前，完全能够控制中国政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发生分裂，兵连祸结，国无宁日，这难道不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吗？

　　近期图文：

    我来给《2015文化“小事”记》补充几条   
    岁末之问：“我是谁”与“我们是谁”    
    “中国式病毒”这个概念确有开创之功    
    必须否定袁世凯的错，不能否定他试错    
    他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理性的个人合起來就是理性的群体？不！    
    重读袁世凯临终前的几则遗言    
    共识网举办袁世凯逝世百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