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共和政體需要多久，“不會要幾個世紀嗎？”袁世凱已成為歷史，但“袁世凱之問”卻仍然活在當下，相隔一百多年還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共和憲政在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落地生根、名副其實，需要比我們所希望、所預料的更長得多的時間


　　老高按：記得十幾年前流傳過歷史學家唐德剛的關於“歷史三峽”的說法。那是他關於中國社會政治制度轉型的理論，在《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等書中，他一再闡述、探討。唐教授把社會政治制度的變化作為歷史發展的最重要特徵與標誌，認為新舊兩個社會政治形態的轉換，其間必然有個轉型期，這是個瓶頸，他喻之為“三峽”。
　　用這一比喻，難免喚起我從眾多寫三峽的唐詩中得到的樂觀印象和情緒：“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多麼輕快、迅疾！
　　但實際上，唐教授所強調的，實際上是轉型期“三峽”的艱險和曲折——打漩、撞礁、擱淺、翻船……隨時可能發生。按照他的預測，這一次轉型的“三峽”大約長200年（唐德剛教授說“至少”200年），從鴉片戰爭算起，最順利的話，也要到21世紀中葉能基本完成。
　　21世紀中葉？對於我這樣生於20世紀中葉的一代人，似乎也還比較樂觀。我憧憬着按照20、21兩個世紀之交的世界大勢和中國潮流繼續緩慢演變，在我輩生命結束之際，應該能看到“三峽”出口的漫天霞光、眺望到中國出了歷史三峽之後的大江浩蕩。
　　不料，世界格局發生激烈動盪，中國轉型的進程也出現巨大的反覆。讓我胸中升起不詳的陰云：唐教授“三峽”之說，預測“至少”200年。至多呢？有可能是300年甚至500年。
　　前天有老友推薦一篇傅國涌在《鳳凰周刊》發表的文章《袁世凱之問：共和需要多長時間？》。原來，袁世凱也有這樣的估算：共和“不會要幾個世紀嗎”？
　　兩天來抽空反覆細讀傅國涌這篇文章，心得良多。本想細細寫出我的思考和困惑，但工作繁忙，難以靜心。索性先轉貼此文，與大家共同思考。


　　袁世凱之問：共和需要多長時間？

　　傅國涌，《鳳凰周刊》


　　摘要：1912年12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對濮蘭德的長篇採訪，此人是英國人，自1883年以來長期在中國任職，曾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秘書，他在接受採訪時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稱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制度只是換了個名字，其本質特徵並未改變。

　　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布的辭位詔書說，“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這樣被全國上下接受了。
　　當年秋天，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向身邊的英文秘書顧維鈞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着什麼？”

　　袁、顧對話

　　幾個月前，年輕的顧維鈞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他主修國際外交，副修憲法和行政法、政治學，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當他應時任內閣總理的唐紹儀之召回國，第一眼看到袁世凱，留給他的印象就是“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
　　面對袁的共和之問，他回答，“共和國源出於很久以前的羅馬，羅馬公民很重視他們的公民權利和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羅馬作為共和國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這種思想在中世紀有所抬頭……美國人（原為英國的移民）經歷了幾世紀的殖民統治之後，經過革命建立了共和國。他們容易取得成功，因為他們熱愛自由，並具有以法律為依據的權利與自由的觀念。美國人的思想在歐洲、拉丁美洲廣為傳播，近年來又傳播到亞洲。誠如總統所說，中國情況大不相同，特別是國土這樣大，人口這樣多。不過，要教育人民認識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也只是需要時間而已。”
　　袁接着問：“共和的含義是什麼？”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或民有的國家。袁對此頗有疑惑：中國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打掃屋子時，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潔，大街上髒不髒則不管。顧回答：“那是由於他們無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們也一樣愛好自由，只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由政府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問：“那需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他回答：“時間是需要的，不過我想用不了那麼久。”
　　這次談話讓顧維鈞意識到，“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顧維鈞回憶錄》）
　　事實上，袁世凱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共和要多長時間，不會要幾個世紀嗎？袁世凱之問，真的無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還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確實完全不懂共和國的性質，他只是以帝國時代豐富的從政閱歷來思考問題，而舉國上下又有幾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麼？

　　“共和”進入民國教材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在帝制的循環中打轉，一代代的哲人聖賢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當中華民國誕生之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學教科書，為順應時代的需要，才開始出現大量關於共和的課文。
　　商務印書館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書乾脆就叫《共和國教科書》，每年的發行數都在700萬本以上。新國文初小第四冊即有課文《大總統》，第七冊有《共和國》《自由》《平等》等課文，第八冊有《國慶日》《選舉權》《法律》《司法》《行政》等課文。《共和國》一課簡明扼要，將共和的原則說得清清爽爽：

　　共和國者，以人民為國家主體，一切政務，人民自行處理之，故亦謂之民主國。
　　雖然，一國之人數至多，欲人人與聞政事，為事勢所不能，於是有選舉之法，選舉者，由多數人選舉少數人，使之代理政務也。
　　共和國以總統組織政府，以議員組織國會，總統議員，由人民公舉，其職權、任期，皆有限制，故無專擅之弊。

　　在《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初小第八冊也有《選舉》《博愛》《平等》《自由》《好國民》等相關課文。
　　《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高小第一冊有《國體與政體》《民國成立始末》《共和政體》等課文，第二冊有《人民之權利義務》，第三冊有《國家》《國民》，第四冊有《地方自治》《共和國之模範》《共和政治之精神》《臨時約法》，第六冊有《政黨》等課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愛”來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
　　《共和國教科書新修身》高小第二冊有《自由》，第四冊有《博愛》，第六冊有《人權》等課文。何謂人權？課文如此回答：

　　人權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損者也。析而言之，有對於公眾之權，有屬於個人之權。
　　組織社會，參與政治，選舉議員，舉吾學識之所及，皆得發布於外，以求有益於人類。此人權之對於公眾者。
　　信教自由，營業自由，生命自由，財產自由，意志所在，即權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權之屬於個人者。……

　　與民國同步誕生的中華書局，搶先推出適用於新時代的教科書，搶了商務印書館的先機，得到了部分教科書市場。在《新制中華國文教科書》中，孩子們也可以讀到《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記》《國體之別》《政體之別》《共和國民之自治》《共和國民之責任》《共和政治》等課文。
　　正是透過這些教科書，共和觀念悄悄地滲透到千千萬萬少年的心中，與報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話語，與標榜民主、共和的政黨一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浪潮。

　　共和國民如何養成？

　　對於在皇權意識中浸了兩千年之久的中國人，“共和”完全是個陌生的觀念，就算有之，也不過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鄒容鼓動革命的小冊子《革命軍》中出現了“共和國”的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麼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個“共和”。而辛亥革命造成的時勢，卻是一邊倒的共和呼聲。1915年10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談起當年的選擇，還充滿無奈：

　　當時華民醉於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滿清之得力口號，是時大總統以為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習慣，爾典與美使嘉樂恆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之時，唐少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

　　唐紹儀骨子裡是個共和主義者，他傾向共和並非一時感動。袁世凱之接受共和確是時勢造成，並非出於對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麼？民國是什麼？他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陌生。

　　原來主張君主立憲的立憲派領袖張謇，當大勢所趨轉向共和之際，在《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中提出，“國民程度由一國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後有共和程度之國民。”國民程度不足，不宜實行共和，是當時包括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在內許多人的看法。不過張謇很快發現國民程度確實不足，有些學生誤以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報》發表文章批評這一現象，指出歐美養成共和國民，“惟以重公德、愛秩序為唯一之方法。”（《張謇全集》）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駿的對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剝奪國民黨議員席深感不滿，他認為，“我們已經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顧一切接受議會政體的地步，儘管億萬人民還遠遠沒有達到實行代議制的程度。”他在寫給莫理循的信中說：“我們當中多數人甚至不懂什麼是憲法，幾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對於政府體制漠不關心。對政府來說最根本的問題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識，並使他們關心政治從而引導他們用切合實際的方式過問政治。政府過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覺得，過問政治是一條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險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凱的器重，希望將這些意見轉達給袁。然而，這是袁不會去做，也不願做的。讓國人關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識，也就是張謇所說的養成共和國民，這與袁的經驗和認識距離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們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書，刪除“自由”“平等”等課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設臨時政府，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這樣的內容都要被刪去。（《錢玄同日記》）商務印書館被迫將“共和國教科書”更名為“普通教科書”。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統一的共和紀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這一紀念日就被廢止，學校照常上課（1917年又恢復了這個紀念日）。毫無疑問，這些帶有“共和”記號的課文、日子，跟袁世凱都顯得格格不入。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凱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國駐華公使，袁世凱跟他說：“中華民國是一個非常幼小的嬰孩。必須加以看護，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醫所開的烈性藥物。”幾年後，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頒布的一個告示，對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試圖肯定共和主義的信仰怎樣深入遙遠的邊區，又要獎勵那裡剛剛歸信的共和主義者：

　　據蒙藏事務局呈：科爾沁旗親王伊錫海順咨請該局轉呈稱，該旗呼圖克圖昆楚克楚隆木布爾率其部屬擁護民國，請予褒獎。查該呼圖克圖率其部屬效忠民國，深明大義，殊堪嘉許，應准其乘坐黃緞篷蓋馬車，以示寵榮。

　　透過這個文縐縐的告示，這位美國外交官發現，“這種承襲清朝的、一味講究外表和喜歡炫耀的習氣，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過我們所想象的程度。中國大部分社交禮節上都帶有這種色彩。”他到總統府呈遞國書時，來接他的那輛莊嚴華麗的禮車用八匹駿馬駕駛，車身塗着描有金飾的藍琺瑯，以極其豪華的帝國宮廷的排場，來迎接他的侍從武官長蔭昌，即滿洲貴胄、清廷的陸軍大臣。
　　帝制時代的老辦法、老規矩、老儀式、老排場，都是袁熟悉的，他擺脫不了，也無意擺脫。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凱：“他不了解在一個共和國中執政的意義是什麼，雖然他受過訓練，見多識廣，但他沒有高深的文化修養，沒有到過外國，也不懂得外國語。因此，他對於中國這時正在開始模仿的外國的各種制度，只可能有一個淡薄的、模糊的觀念。他對於共和政體的原則，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對國會的職能和真實用處，尤其是對國會內的反對派的職能和用處，也同樣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
　　這與顧維鈞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機會，袁世凱就要將反對派趕走，甚至解散國會。這一點，梁啓超、張謇他們沒有看穿，即使他在政治上的對手、對共和國抱有強烈熱忱的宋教仁都沒有看穿，他們對他的認識都是有限的。
　　曾長期在大學教授政治學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國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黃浦江邊曾有一個感覺，“中國有着可供民主的種籽生長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的。中國究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而共和政體卻是相當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現在仍然處於調整的時期。”他說，“中國正在努力創造真正的代議制，其主要榜樣是美國。個人統治和帝制傳統阻礙了中國人的這種努力，同時他們也缺乏經驗來作指導；此外，他們還受到外國的懷疑和反對。”（保羅·S·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

　　外國人對中國共和態度悲觀

　　當時，有許多長期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中國的共和前景抱着相當悲觀的態度。1912年12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對濮蘭德的長篇採訪，此人是英國人，自1883年以來長期在中國任職，曾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秘書，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過，對中國相當熟悉，著有暢銷書《慈禧統治下的大清帝國》等。他在接受採訪時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稱中國源遠流長的專制制度只是換了個名字，其本質特徵並未改變。
　　“普選代議制並不是解決方案。在現今中國，它是不可能實現的，並且在今後若干年也不可能實現。歷史經驗表明，相信中華民族會突然出現激進變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次變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實現的。”據這位“中國通”的觀察，中國人的內心，並未因辛亥革命而發生任何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多數人的心中也缺乏對自由的渴望和籲求。這與魯迅的感受幾乎是一致的，在他的系列小說和雜感中，呈現的正是這樣一幅圖畫。
　　濮蘭德斷言：“這裡並沒有誕生一個‘全新的中國’。國家不會新生，只會演變。從結構上看，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特性，政治屬性和中國官員的秉性並未改變。人類歷史經驗和科學研究表明，中國這種根植於民族傳統、綿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兩年內或者一代人之內就發生改變，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說，中國與美國不同，美國是幾個世紀來根植於英國民族內心、與生俱來的一種精神表現。這種精神起源於英國憲章革命，通過移民由“五月花”號帶到新大陸，成為英美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權利的基礎。“你不能指望僅僅通過大叫兩聲‘共和’，便可以把這種精神成功地灌輸給那些從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的人們。”（鄭曦原編《共和十年政治篇：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這些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1913年10月13日，在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之後，長期研究中國事務的日本人佐原篤介，寫信給袁的政治顧問莫理循說：“事實上存在着一個偽裝的軍事獨裁的專制政體，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成其為共和國。……袁世凱現在儘管年富力強，但是不能指望一個血肉之軀永遠活着。他死後誰能治理國家？我看最好是在他的背後建立一個由皇帝統治的好制度。”他主張把權力交還給宣統皇帝。（《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這些外國觀察家的意見，袁世凱不會毫無耳聞。他稱帝之前最擔心的也不是國內的反應，而是外國能否接受。他在1913年迅速擊敗革命派，並將立憲派玩弄於股掌之上，共和體制在他眼中實在分量太輕了。1915年10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當面向他表達英國的立場：“現行之共和，系世界所無之政體，既非共和，又非專制，又非君主立憲，此種特別政體，斷難永久維持。若早日議決正當君主立憲政體，則於中國人民思想習慣，絲毫不背。”（《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這對於他最終邁出稱帝這一步，恐怕比他兒子袁克定專門為他印的假《順天時報》影響更大。
　　此前，美國的政治學教授古德諾博士在北京對芮恩施說過：“這裡至今還是一個缺乏政治的社會，這種社會經過了許多世紀，它依靠自行實施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約束，沒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現在它突然決定採用我們的選舉、立法和我們比較抽象的和人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夠更緩和些，如果代議制能以現存的社會集團和利益為基礎，而不以普選的抽象觀念為基礎的話，那末情況就要好得多。根據實際經驗，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至今仍然沒有意義。”

　　共和與君主立憲的較量

　　袁對內閣制一直深深懷疑，並一心予以抵制。這一點國民黨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領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漢寫信給“北京國民黨諸兄先生”說，“吾黨形勢，以此次選舉觀之，大約尚佳。惟可慮者，即將來與袁總統之關係耳。袁總統雄才大略，為國之心亦忠，惟全賴之以任建設事業，恐尚不足，此必吾黨早已認定，故主政黨內閣。近聞頗有主張不要內閣者，此最危險之事也。”（《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
　　極力主張內閣制的宋教仁，當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出，政黨內閣呼之欲出之際橫遭暗殺，幕後主使者到底是誰雖無定論，而袁世凱不可逃避地成了嫌疑者之一。
　　圍繞在袁世凱身邊的梁士詒、周自齊等人都是共和政體的懷疑者，他們先後對芮恩施表示喜歡君主政體。梁說：“中國官方的和商業的傳統和習慣都強調個人的關係。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來說，抽象的思想形式為我國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統治下，權力將會更加穩固，因此有可能徹底進行基本財政改革，如地產稅改革等。要抵制官員中貪污腐化的發展，就必須要有對個人忠心和負責這樣一個因素。中國人無法想象對一種純粹抽象概念的個人負責。”（《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
　　到了1916年6月4日，袁去世前二天，《紐約時報》還發表了梁士詒的署名文章《君主立憲制是中國的選擇》，開篇即說：“中國到底應該實行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國民會議的代表毫無異議地一致贊成中國採取君主立憲制，顯然中國將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他認為，“想要中國國體從根本上轉變為共和制，就像強迫美國突然轉變為君主制一樣令人匪夷所思。”他論證說，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宗教國家，基督教在國家政治事務中始終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將不同民族和地域聯繫在一起的，是一套儒家倫理道德體系，其中“忠君”是維繫整套國家政治體系的基石，也是國家建立“德政”的核心。他質疑共和制的致命弱點是不穩定性，中國如果想要在世界各國的殘酷競爭中存活下去，註定要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共和十年》）
　　在贊成恢復帝制的“籌安會”發起人中，不乏胡瑛這樣的革命黨骨幹。
　　讓袁世凱無法理解的是，1915年12月舉行的所謂“國民代表”投票中，1993人當中支持君主立憲制的明明是100％，想要求幾張裝點門面的反對票都不得。然而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卻到處都是反對的聲音。
　　其實，反對者未必對共和有多少的理解，包括袁親信的北洋將領，他們反對的不是帝制。陳獨秀的這番判斷是可信的：“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制。”（1917年5月1日《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在北京神州學會講演》，《陳獨秀文章選編》）
　　所以，袁稱帝的失敗也不代表共和觀念的勝利，共和在中國依然有極為艱難而漫長的路要走。“袁氏之問”依然重若千斤。
　　民國初啟，像顧維鈞、唐紹儀那樣受過美國教育，對共和有着較深認識的中國人，是少數中的少數。許多人即使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也未必認同共和制度，比如曹汝霖，比如與唐紹儀同為留美幼童的蔡廷乾。袁世凱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願望，在當時的中國還是有廣泛基礎的。

　　共和制度必須保留

　　1916年5月21日，《紐約時報》刊登對民國前總理唐紹儀的採訪，唐說：“即使我們再發動一百場革命，也必須保留共和制度。”接下來，他說了一番大大美化中國傳統的話：“共和制對中國而言是最好的體制。中國人的精神從孔孟時代起就是民主精神。中國各地區和城鎮都實行自治。在中國城鎮中，常常十年間都沒有行政長官……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在中國，哪怕你是出身最低賤的苦力的孩子，只要你受過教育，都有可能獲得國家最崇高的職位。通過考試的學生中，有90％來自窮人家庭。”
　　這位曾入耶魯大學的留美幼童，誤讀了中國人的精神，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理解也不合乎實情。不過有一點他說對了：“我們中國人反對袁世凱，不僅是因為他試圖建立一個君主國，更是因為他違背了對國家的承諾。”
　　袁世凱受任正式大總統時，曾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轉念又要變為君主立憲，他擔心這會失信於天下。1915年10月2日，他就跟朱爾典袒露了這一顧慮。朱爾典對他說：“國民議決共和政體，選舉大總統為大總統，則當然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若國民又議決君主立憲政體，恭舉大總統為新帝國之大皇帝，則又當本國民之意，發誓維持君主立憲之政體，此順民意而為之，於信用毫無損失也。”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問及袁將如何使整個步驟與他支持共和政體的誓言一致起來時，他得到的回答是，“這確實是個很大的障礙，除非全國堅持，一定要袁世凱在新的統治形式下繼續治理這個國家，否則這個障礙就難以克服。”
　　芮恩施認為企圖重建帝制是向後倒退，“雖然中國人沒有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方面的經驗，但由於他們在地方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實行自治，他們可以根據經驗和傳統而適應於發展某種形式的省的或全國的代議制。……自治的基本原則是每個民族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通常要經歷許多困難，而且還會出現多次反覆，退到更不完善的方式上去。”（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
　　這些意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顯示了芮恩施對中國和中國人有相當的了解，並給予了深切的同情，與朱爾典不一樣。
　　唐紹儀卻說，芮恩施並不了解中國人，被袁世凱聘為“憲法顧問”的古德諾也只是被當成了一個工具。他認為，“古德諾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和教授，是一個偉大共和國家的公民，但他也被君主制所蒙蔽，因為他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現狀。”

　　維持共和沒那麼簡單

　　正是古德諾的備忘錄《共和與君主論》，成了袁世凱回歸君主制的理論基礎。共和在中國落地生長出一個全新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或許要幾個世紀。然而，古老的君主制在這塊土地上行不通了，卻成了鐵鑄般的事實。這是袁世凱至死都難以明白的。在內憂外患中，袁稱帝的迅速失敗，或許也是古德諾沒有完全看明白的。一年後，張勳復辟又迅速被挫敗，他追述往事，展望未來：

　　（當時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中國表現出了極度的無助和軟弱）許多中國人將中國的無助和軟弱歸罪於共和制度，認為是這項制度使得國家渙散，沒有凝聚力；而那些已經擁有權力的人為了保全他們的地位，也不喜歡共和制度；當然，更主要的是因為有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人真誠地相信，如果切實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目前的現實狀況，只有實行君主制度，才能實現國家的強盛。
　　看來中國人確實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而袁世凱，他是一個漢族人，他的稱帝企圖也同樣遭到失敗。這不禁讓人們認為，在中國沒有誰有能力建立一個君主制國家，除非他能夠通過武力完成國家的統一，結束目前的紛亂局面，但這勢必要發生一場長期而慘烈的內戰，外國勢力是否會允許這樣一場內戰的發生是存在疑問的。（古德諾《解析中國》）

　　他感嘆，看來中國人可能已認可了目前這種所謂的“共和政體”。
　　古德諾是美國著名行政法專家，1913年5月被袁世凱聘為憲法顧問後，有了近距離觀察和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極有利於專制獨裁制度的發展，家族制度以及孝道義務使中國人有很強的習慣性順從心理，“國”就是一個放大了的“家”。與英國不同，迫使英王簽署保障公民權和政治權的《大憲章》的大封建領主和教會組織，在中國是缺席的。自秦始皇廢除諸侯分封制之後，再也未能出現一個擁有巨大政治、經濟影響力，可以與皇權抗衡的階層。他之所以傾向於君主制，就是基於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的認識。
　　袁氏崩後，中國暫時回到共和軌道。芮恩施等人在古老的北京目睹了平靜而有條不紊的這一幕，“以致使外國人對中國的共和制非常尊敬”。他甚至認為，袁的逝世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共和政體掃清了道路，然而，“那些當權的人會是真正的共和主義者呢，還僅僅是政客？”（《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在未來的時間中，這個問號將由他們自己不斷地作出回答。
　　1917年5月1日，在張勳擁溥儀復辟前兩個月，陳獨秀在北京公開演講：“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裡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裡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不過腦兒小，不敢像籌安會的人，堂堂正正地說將出來。其實心中見解，都是一樣。”他直言，“數年以來，創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說良心話，真心知道共和是什麼，腦子裡不裝着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兩個月後張勳復辟，這是不可迴避的冷酷現實。

　　在劇痛中學習民主

　　當然，這並不表明中國將停滯不前。古德諾在看到中國深厚的專制傳統的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自19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特別是當袁氏失敗之後，他有了新的看法。
　　“中國原本簡單的經濟類型正在日益複雜化；除了人文知識之外，科學知識也在逐漸引進這個國家，並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也在逐漸淡化，人們開始走出家庭更多地投向社會，各種社會團體也在不斷湧現。中國社會的這種種變化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會逐漸產生民主制度，這個國家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共和制的國家。”古德諾相信將來會有一天，“在世界的面前將奇蹟般地出現一個嶄新的中國，它將是一個有着良好秩序的國度。”儘管從當時的現實和中國的傳統，似乎都還看不到這樣美好的前景。
　　他也知道，“中國數千年以來一直習慣於專制制度，要指望他們在短短數年之間建立起一個共和制的國家，其難度可以想象。中國人從未有過大選的經驗，在這個國家甚至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選舉。”不過，也不能說民國之前中國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選舉，1909年舉行的各省諮議局選舉，雖然有財產和教育程度的限制，畢竟有過選舉的嘗試，民國初年舉行的國會選舉也有類似的限制，選舉的基礎擴大了，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更為激烈。
　　古德諾有個觀察是值得注意的，人們以為中國人面臨如此眾多而棘手的難題，面臨國內極其糟糕的政治局勢，他們的生活該是一番多麼痛苦而悲慘的景象。他卻發現，中國社會就像一個深邃的汪洋大海，其表面可能時時會波濤洶湧，政治風暴、軍閥角逐的戲碼不斷，可是老百姓依然平靜地有條不紊地過日子，千百年來自給自足的生活，使他們養成了凡事靠自己的習慣。在經歷種種政治風雲變幻之後，中國的社會、經濟卻沒有多大變化，他們還是按着慣有方式平緩地走着自己的路。
　　這個觀察讓我想到陳獨秀1917年4月1日寫下的一段話，“人民程度與政治之進化，乃互為因果，未可徒責一方者也。多數人民程度去共和過遠，則共和政體固萬無成立之理由”。不過他也清楚，不是要等到人民程度足夠了，才來實行共和政體，他們之所以論政就是以促進共和為目的。1921年12月，芮恩施在向《紐約時報》記者講述袁世凱稱帝一幕時，說了一句話：“新生的中國，將在陣陣劇痛之中緩慢地學習民主。”
　　面對袁世凱之後軍閥割據的局面，古德諾說：“我們還不可能預測，這次混亂的結果，是會產生一個新的大一統專制國家的新天子，還是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出現另外一番局面，從而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帶來某種新的改變。”歷史還在展開的過程中，最終的答案並沒有亮出。背負了支持帝制惡名的古德諾，對中國未來的這些思考，也一直未曾引起國人的關注。

　　192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組織的社會調查中，距北京西北郊14里的掛甲屯村100戶人家，對於“民國是什麼意思”的提問，回答“人民平等”的5家，回答“沒皇上”的4家，回答“以民為主者”3家，回答“採取民意者”1家，回答“人民受苦者”1家，此外86家回答“不知道”。問及：“民國好，還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國好”者占五分之一，回答“有皇上好”者占四分之一，回答“一樣”的占三分之一，回答“不知道哪種好”的占六分之一。
　　調查進行了三個月。當時中國沒有大總統，張作霖在北京自稱“安國軍大元帥”，顧維鈞和杜錫珪先後為國務總理。問及“現在大總統是誰？”回答“沒總統”的只有8人，回答“不知道”的91人，回答“王士珍為大總統”的1人。主持調查的李景漢教授感嘆：“掛甲屯村距京極近，尚且有這樣多的人不知道中國有無總統，豈非笑話。距大城較遠鄉村人民的知識可想而知了。”村中沒有剪辮的腦袋還有十分之一。
　　在此前後，對北京郊區宛平縣另外三個村（黑山扈村、馬連窪村、東村）64戶人家做的調查也是如此。問及“民國是什麼意思？”回答“不知道民國的意思”者27家，其他37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門。問及“民國好還是有皇上好？”回答“有皇上好”的達41家之多，占了三分之二，回答“一樣好”的15家，約占四分之一，回答“民國好”的占有8家，占八分之一。留辮子的男子約占22％。（李景漢《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
　　這就是袁世凱歿後十來年京郊農民的觀念和境況。雖然袁不在了，但袁世凱之問卻沒有過去，年輕的共和政體要在這個古老的國家落地生根、變得名副其實，需要多長時間？在歷史的上空，這個問號若隱若現。


　　近期圖文：

　　日軍地圖是否能證明侵華蓄謀已久？　　
　　作家胡發雲的父親得到遲來的道歉與致敬　　
　　一封真正能解我鄉愁的武漢老友來信　　
　　現代政治，其實還不就是這點小九九　　
　　中國研究院是個什麼樣的機構？　　
　　知識分子百年命運的這部史詩三部曲讓我大跌眼鏡　　
　　頭次遇到明知是謠卻傳謠再闢謠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