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共和政体需要多久，“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已成为历史，但“袁世凯之问”却仍然活在当下，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共和宪政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落地生根、名副其实，需要比我们所希望、所预料的更长得多的时间


　　老高按：记得十几年前流传过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关于“历史三峡”的说法。那是他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理论，在《晚清七十年》和《袁氏当国》等书中，他一再阐述、探讨。唐教授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特征与标志，认为新旧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这是个瓶颈，他喻之为“三峡”。
　　用这一比喻，难免唤起我从众多写三峡的唐诗中得到的乐观印象和情绪：“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多么轻快、迅疾！
　　但实际上，唐教授所强调的，实际上是转型期“三峡”的艰险和曲折——打漩、撞礁、搁浅、翻船……随时可能发生。按照他的预测，这一次转型的“三峡”大约长200年（唐德刚教授说“至少”200年），从鸦片战争算起，最顺利的话，也要到21世纪中叶能基本完成。
　　21世纪中叶？对于我这样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一代人，似乎也还比较乐观。我憧憬着按照20、21两个世纪之交的世界大势和中国潮流继续缓慢演变，在我辈生命结束之际，应该能看到“三峡”出口的漫天霞光、眺望到中国出了历史三峡之后的大江浩荡。
　　不料，世界格局发生激烈动荡，中国转型的进程也出现巨大的反覆。让我胸中升起不详的阴云：唐教授“三峡”之说，预测“至少”200年。至多呢？有可能是300年甚至500年。
　　前天有老友推荐一篇傅国涌在《凤凰周刊》发表的文章《袁世凯之问：共和需要多长时间？》。原来，袁世凯也有这样的估算：共和“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两天来抽空反覆细读傅国涌这篇文章，心得良多。本想细细写出我的思考和困惑，但工作繁忙，难以静心。索性先转贴此文，与大家共同思考。


　　袁世凯之问：共和需要多长时间？

　　傅国涌，《凤凰周刊》


　　摘要：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共和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袁、顾对话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当他应时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共和之问，他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回答，“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对此颇有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顾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回忆录》）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共和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袁确实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举国上下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共和到底是什么？

　　“共和”进入民国教材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帝制的循环中打转，一代代的哲人圣贤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中华民国诞生之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学教科书，为顺应时代的需要，才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共和的课文。
　　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书干脆就叫《共和国教科书》，每年的发行数都在700万本以上。新国文初小第四册即有课文《大总统》，第七册有《共和国》《自由》《平等》等课文，第八册有《国庆日》《选举权》《法律》《司法》《行政》等课文。《共和国》一课简明扼要，将共和的原则说得清清爽爽：

　　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
　　虽然，一国之人数至多，欲人人与闻政事，为事势所不能，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
　　共和国以总统组织政府，以议员组织国会，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限制，故无专擅之弊。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第八册也有《选举》《博爱》《平等》《自由》《好国民》等相关课文。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国体与政体》《民国成立始末》《共和政体》等课文，第二册有《人民之权利义务》，第三册有《国家》《国民》，第四册有《地方自治》《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临时约法》，第六册有《政党》等课文。《共和政治之精神》以“平等、自由、博爱”来概括共和政治的精神。
　　《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二册有《自由》，第四册有《博爱》，第六册有《人权》等课文。何谓人权？课文如此回答：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与民国同步诞生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用于新时代的教科书，抢了商务印书馆的先机，得到了部分教科书市场。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孩子们也可以读到《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共和国民之自治》《共和国民之责任》《共和政治》等课文。
　　正是透过这些教科书，共和观念悄悄地渗透到千千万万少年的心中，与报刊等媒介中盛行的共和话语，与标榜民主、共和的政党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浪潮。

　　共和国民如何养成？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共和”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就算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共和”。1903年，少年邹容鼓动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出现了“共和国”的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共和”，是不是就是“周召共和”的那个“共和”。而辛亥革命造成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共和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共和、非共和不可，是推翻满清之得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共和主义者，他倾向共和并非一时感动。袁世凯之接受共和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共和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共和是什么？民国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当大势所趋转向共和之际，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共和政治，然后有共和程度之国民。”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共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共和就是放任，不要秩序。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批评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共和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张謇全集》）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迫不得已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我们当中多数人甚至不懂什么是宪法，几乎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对政府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政府过去所做的只有使人民觉得，过问政治是一条可以危及自己生命的危险道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去做，也不愿做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共和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只看到他下令改教科书，删除“自由”“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钱玄同日记》）商务印书馆被迫将“共和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共和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就被废止，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共和”记号的课文、日子，跟袁世凯都显得格格不入。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的排场，来迎接他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即使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他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究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外国人对中国共和态度悲观

　　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中国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
　　“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鲁迅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他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濮兰德断言：“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人类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绵延千年的政治制度，要想在一两年内或者一代人之内就发生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说，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是几个世纪来根植于英国民族内心、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表现。这种精神起源于英国宪章革命，通过移民由“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成为英美两国人民追求自由权利的基础。“你不能指望仅仅通过大叫两声‘共和’，便可以把这种精神成功地灌输给那些从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人们。”（郑曦原编《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这些看法即使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1913年10月13日，在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后，长期研究中国事务的日本人佐原笃介，写信给袁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伪装的军事独裁的专制政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成其为共和国。……袁世凯现在尽管年富力强，但是不能指望一个血肉之躯永远活着。他死后谁能治理国家？我看最好是在他的背后建立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好制度。”他主张把权力交还给宣统皇帝。（《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袁世凯不会毫无耳闻。他称帝之前最担心的也不是国内的反应，而是外国能否接受。他在1913年迅速击败革命派，并将立宪派玩弄于股掌之上，共和体制在他眼中实在分量太轻了。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面向他表达英国的立场：“现行之共和，系世界所无之政体，既非共和，又非专制，又非君主立宪，此种特别政体，断难永久维持。若早日议决正当君主立宪政体，则于中国人民思想习惯，丝毫不背。”（《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这对于他最终迈出称帝这一步，恐怕比他儿子袁克定专门为他印的假《顺天时报》影响更大。
　　此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博士在北京对芮恩施说过：“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缓和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末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

　　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较量

　　袁对内阁制一直深深怀疑，并一心予以抵制。这一点国民党人中具有洞察力的领袖宋教仁也早已看出。1913年2月1日，他在武汉写信给“北京国民党诸兄先生”说，“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佳。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极力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仁，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政党内阁呼之欲出之际横遭暗杀，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虽无定论，而袁世凯不可逃避地成了嫌疑者之一。
　　围绕在袁世凯身边的梁士诒、周自齐等人都是共和政体的怀疑者，他们先后对芮恩施表示喜欢君主政体。梁说：“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负责。”（《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到了1916年6月4日，袁去世前二天，《纽约时报》还发表了梁士诒的署名文章《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开篇即说：“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民会议的代表毫无异议地一致赞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显然中国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他认为，“想要中国国体从根本上转变为共和制，就像强迫美国突然转变为君主制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他论证说，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宗教国家，基督教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将不同民族和地域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其中“忠君”是维系整套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石，也是国家建立“德政”的核心。他质疑共和制的致命弱点是不稳定性，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各国的残酷竞争中存活下去，注定要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共和十年》）
　　在赞成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中，不乏胡瑛这样的革命党骨干。
　　让袁世凯无法理解的是，1915年12月举行的所谓“国民代表”投票中，1993人当中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明明是100％，想要求几张装点门面的反对票都不得。然而等到帝制真要登台，却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
　　其实，反对者未必对共和有多少的理解，包括袁亲信的北洋将领，他们反对的不是帝制。陈独秀的这番判断是可信的：“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1917年5月1日《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陈独秀文章选编》）
　　所以，袁称帝的失败也不代表共和观念的胜利，共和在中国依然有极为艰难而漫长的路要走。“袁氏之问”依然重若千斤。
　　民国初启，像顾维钧、唐绍仪那样受过美国教育，对共和有着较深认识的中国人，是少数中的少数。许多人即使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也未必认同共和制度，比如曹汝霖，比如与唐绍仪同为留美幼童的蔡廷乾。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愿望，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广泛基础的。

　　共和制度必须保留

　　1916年5月21日，《纽约时报》刊登对民国前总理唐绍仪的采访，唐说：“即使我们再发动一百场革命，也必须保留共和制度。”接下来，他说了一番大大美化中国传统的话：“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中国人的精神从孔孟时代起就是民主精神。中国各地区和城镇都实行自治。在中国城镇中，常常十年间都没有行政长官……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在中国，哪怕你是出身最低贱的苦力的孩子，只要你受过教育，都有可能获得国家最崇高的职位。通过考试的学生中，有90％来自穷人家庭。”
　　这位曾入耶鲁大学的留美幼童，误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也不合乎实情。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们中国人反对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试图建立一个君主国，更是因为他违背了对国家的承诺。”
　　袁世凯受任正式大总统时，曾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转念又要变为君主立宪，他担心这会失信于天下。1915年10月2日，他就跟朱尔典袒露了这一顾虑。朱尔典对他说：“国民议决共和政体，选举大总统为大总统，则当然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国民又议决君主立宪政体，恭举大总统为新帝国之大皇帝，则又当本国民之意，发誓维持君主立宪之政体，此顺民意而为之，于信用毫无损失也。”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问及袁将如何使整个步骤与他支持共和政体的誓言一致起来时，他得到的回答是，“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障碍，除非全国坚持，一定要袁世凯在新的统治形式下继续治理这个国家，否则这个障碍就难以克服。”
　　芮恩施认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虽然中国人没有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方面的经验，但由于他们在地方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他们可以根据经验和传统而适应于发展某种形式的省的或全国的代议制。……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每个民族将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要经历许多困难，而且还会出现多次反复，退到更不完善的方式上去。”（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这些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显示了芮恩施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相当的了解，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朱尔典不一样。
　　唐绍仪却说，芮恩施并不了解中国人，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的古德诺也只是被当成了一个工具。他认为，“古德诺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教授，是一个伟大共和国家的公民，但他也被君主制所蒙蔽，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现状。”

　　维持共和没那么简单

　　正是古德诺的备忘录《共和与君主论》，成了袁世凯回归君主制的理论基础。共和在中国落地生长出一个全新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或许要几个世纪。然而，古老的君主制在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却成了铁铸般的事实。这是袁世凯至死都难以明白的。在内忧外患中，袁称帝的迅速失败，或许也是古德诺没有完全看明白的。一年后，张勋复辟又迅速被挫败，他追述往事，展望未来：

　　（当时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中国表现出了极度的无助和软弱）许多中国人将中国的无助和软弱归罪于共和制度，认为是这项制度使得国家涣散，没有凝聚力；而那些已经拥有权力的人为了保全他们的地位，也不喜欢共和制度；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真诚地相信，如果切实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目前的现实状况，只有实行君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强盛。
　　看来中国人确实是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而袁世凯，他是一个汉族人，他的称帝企图也同样遭到失败。这不禁让人们认为，在中国没有谁有能力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除非他能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的统一，结束目前的纷乱局面，但这势必要发生一场长期而惨烈的内战，外国势力是否会允许这样一场内战的发生是存在疑问的。（古德诺《解析中国》）

　　他感叹，看来中国人可能已认可了目前这种所谓的“共和政体”。
　　古德诺是美国著名行政法专家，1913年5月被袁世凯聘为宪法顾问后，有了近距离观察和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极有利于专制独裁制度的发展，家族制度以及孝道义务使中国人有很强的习惯性顺从心理，“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与英国不同，迫使英王签署保障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大宪章》的大封建领主和教会组织，在中国是缺席的。自秦始皇废除诸侯分封制之后，再也未能出现一个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可以与皇权抗衡的阶层。他之所以倾向于君主制，就是基于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认识。
　　袁氏崩后，中国暂时回到共和轨道。芮恩施等人在古老的北京目睹了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这一幕，“以致使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制非常尊敬”。他甚至认为，袁的逝世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共和政体扫清了道路，然而，“那些当权的人会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呢，还仅仅是政客？”（《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在未来的时间中，这个问号将由他们自己不断地作出回答。
　　1917年5月1日，在张勋拥溥仪复辟前两个月，陈独秀在北京公开演讲：“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不过脑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地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他直言，“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两个月后张勋复辟，这是不可回避的冷酷现实。

　　在剧痛中学习民主

　　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国将停滞不前。古德诺在看到中国深厚的专制传统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自19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当袁氏失败之后，他有了新的看法。
　　“中国原本简单的经济类型正在日益复杂化；除了人文知识之外，科学知识也在逐渐引进这个国家，并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人们开始走出家庭更多地投向社会，各种社会团体也在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的这种种变化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会逐渐产生民主制度，这个国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制的国家。”古德诺相信将来会有一天，“在世界的面前将奇迹般地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是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国度。”尽管从当时的现实和中国的传统，似乎都还看不到这样美好的前景。
　　他也知道，“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习惯于专制制度，要指望他们在短短数年之间建立起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其难度可以想象。中国人从未有过大选的经验，在这个国家甚至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选举。”不过，也不能说民国之前中国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选举，1909年举行的各省咨议局选举，虽然有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毕竟有过选举的尝试，民国初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也有类似的限制，选举的基础扩大了，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古德诺有个观察是值得注意的，人们以为中国人面临如此众多而棘手的难题，面临国内极其糟糕的政治局势，他们的生活该是一番多么痛苦而悲惨的景象。他却发现，中国社会就像一个深邃的汪洋大海，其表面可能时时会波涛汹涌，政治风暴、军阀角逐的戏码不断，可是老百姓依然平静地有条不紊地过日子，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凡事靠自己的习惯。在经历种种政治风云变幻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却没有多大变化，他们还是按着惯有方式平缓地走着自己的路。
　　这个观察让我想到陈独秀1917年4月1日写下的一段话，“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不过他也清楚，不是要等到人民程度足够了，才来实行共和政体，他们之所以论政就是以促进共和为目的。1921年12月，芮恩施在向《纽约时报》记者讲述袁世凯称帝一幕时，说了一句话：“新生的中国，将在阵阵剧痛之中缓慢地学习民主。”
　　面对袁世凯之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古德诺说：“我们还不可能预测，这次混乱的结果，是会产生一个新的大一统专制国家的新天子，还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出现另外一番局面，从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某种新的改变。”历史还在展开的过程中，最终的答案并没有亮出。背负了支持帝制恶名的古德诺，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思考，也一直未曾引起国人的关注。

　　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社会调查中，距北京西北郊14里的挂甲屯村100户人家，对于“民国是什么意思”的提问，回答“人民平等”的5家，回答“没皇上”的4家，回答“以民为主者”3家，回答“采取民意者”1家，回答“人民受苦者”1家，此外86家回答“不知道”。问及：“民国好，还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国好”者占五分之一，回答“有皇上好”者占四分之一，回答“一样”的占三分之一，回答“不知道哪种好”的占六分之一。
　　调查进行了三个月。当时中国没有大总统，张作霖在北京自称“安国军大元帅”，顾维钧和杜锡珪先后为国务总理。问及“现在大总统是谁？”回答“没总统”的只有8人，回答“不知道”的91人，回答“王士珍为大总统”的1人。主持调查的李景汉教授感叹：“挂甲屯村距京极近，尚且有这样多的人不知道中国有无总统，岂非笑话。距大城较远乡村人民的知识可想而知了。”村中没有剪辫的脑袋还有十分之一。
　　在此前后，对北京郊区宛平县另外三个村（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东村）64户人家做的调查也是如此。问及“民国是什么意思？”回答“不知道民国的意思”者27家，其他37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问及“民国好还是有皇上好？”回答“有皇上好”的达41家之多，占了三分之二，回答“一样好”的15家，约占四分之一，回答“民国好”的占有8家，占八分之一。留辫子的男子约占22％。（李景汉《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
　　这就是袁世凯殁后十来年京郊农民的观念和境况。虽然袁不在了，但袁世凯之问却没有过去，年轻的共和政体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家落地生根、变得名副其实，需要多长时间？在历史的上空，这个问号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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