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史诗三部曲《南渡北归》讲述这个抗战中的故事，留下两个“为什么”或曰双重谜语：第一重：为什么明知真相却传谣言？第二重：为什么传了谣言又自我辟谣？两个“为什么”分开似乎都还可解释；一重迭，谜中套谜，以我有限的智力，实在难以索解，求助读者诸君

　　◆高伐林

　　前天我写了半篇读后感，讲述在中国大陆的图书界赢得好评如潮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岳南著），竟让我“大吃一惊、大跌眼镜、大失所望，甚至对（推荐此书的）许多我钦佩的学者文人的鉴赏力产生怀疑”，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兴趣。一位我认识多年、素来敬重的旅居纽约的老作家（未得他允许，不便透露姓名）写信对我说：
　　这部书三年前就有朋友赠我……到手我就读了。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眼镜跌了满地。我说：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但下笔极其草率，非常自说自话，以为他掌握的事情无人知晓，所以开始胡说八道。特别是讲到徐志摩的事情，作者以他的1962年出生的、低层次成长环境的幼稚见闻作了一大通的想象发挥，令人愤怒。写作这种史料性特强的巨著，离不开对那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特性及人际关系原理的真切了解。作者拿他对80年代以后的共产党社会人物事情的感觉来写他一个也不认识的民国顶层人物，成绩可想而知。他的通篇对傅斯年的描写，极其夸张失实，因为他根本无法比较逼真地想象和接近那种人物。如果傅斯年真像他笔下的那样冒失和暴躁，别说大学校长，那时连中学教师的职业都难以谋到。

　　对中国现代史上诸多学术大师们的描述刻画的失真失实、自说自话，确实让我不满和失望，但最让我大失所望的重点——说“大失所望”，都说得太轻飘飘了——是，作者在正文中，将一个弥天大谎当成事实，绘声绘色地叙述铺陈——他所讲的这一事件，恰巧我是读过多篇史料，是知道他所言不实的；
　　这倒也罢了：人非圣贤，读书不广，不小心便三人成虎，人云亦云，我自己不也常犯这种错误么？但是，让我最不能容忍又百思不解的是，作者在注释中，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大批史料，表白了自己分明是完全知晓史实、也相信史实的，也就是说，他很明白正文中所讲的纯属子虚乌有！
　　岳南先生！你，你……这玩的是个什么把戏？

　　之所以我没有马上接着写出对《南渡北归》读后感的下半篇，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么说，对读者来讲，没有多少说服力。我必须举出原文作为凭据。但是《南渡北归》中讲述这一事件的正文就有五六页，注释也有五六页，数千文字呢！工作繁忙，读书本是余事，在博客上写读后感更是余事之余事，我实在抽不出这么多时间来打字，想偷懒在网上找到这段正文加注释，怎么检索也找不着（出版社和作者保护版权是相当成功的）；扫描吧，扫描仪却早已送人。但这个问题不说清楚，我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最后没办法，只好用相机拍下这十來页。
　　下面先给读者看《南渡北归》第一部的411～413页，讲述“孔二小姐空运洋狗”：1941年12月9日到10日，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救文化名人陈寅恪、柳亚子、邹韬奋、胡政之和党政要员陈济棠上将等人，却被孔祥熙的二女儿赶下飞机、拒之舱外，让自己的洋狗占据两个人的座位，此事引起轩然大波——

411页：

412页

413页：

414页：

　　这段故事中夹了个注——小小的注30。
　　注30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注，也有好几页，数千字。见下（原书427～431页）：

427页：

428页：

429页：

430页：

　　这才是真相！——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的宋庆龄当年信件，是最权威的证据，确凿地证明了作者在前面正文中所讲的故事，纯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孔二小姐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从香港到重庆，她到重庆机场是来接人的；
　　飞机乘客没有带狗，狗是美国驾驶员带的；
　　陈济棠当时很可能不在香港，“被赶下飞机”自然也是编造；
　　飞机上的乘客中，却有一个当时的媒体和岳南的正文中只字不提的宋庆龄；
　　………………

　　如果说，当年的《大公报》总编辑、中国最有公信力的新闻人之一王芸生，违反了采访程序和新闻规矩，被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误导，弄出个假新闻“大乌龙”，多少还情有可原，而且事后他有所反省澄清；那么，《南渡北归》的这位作者岳南，事过70年，明明知道了事情原委，竟来了这一手！
　　作者在这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上睁着眼睛说瞎话，恰巧碰上我因有所了解，能够分辨得出真假；但作者百万言煌煌巨著，封面上印着“首部全景再现”，并非虚构类作品，其体裁是纪实（该书那么多的注解，也表明了作者“于史有征”的雄心企图），写了几百上千个人物，几百上千个故事，到底有多少真的，多少假的？
　　我为作者想了十来种理由，但每一种都站不住脚。——例如：
　　存心戏弄一番读者，开个自以为不伤大雅的玩笑？
　　正文是写给中共书刊审查官看的，相信他们不会过细到去一一审查注解？
　　正文先写，待写注解时发现有误，已经来不及改正文了？
　　………………？
　　这里有两个“为什么”，或曰双重谜语：
　　第一重：为什么明知真相，却传谣言？
　　第二重：为什么传了谣言，又自我辟谣？
　　两个“为什么”，分开来似乎都还可以回答；两个“为什么”一重迭，谜中套谜，以我有限的智力，难以索解。请读者诸君帮我解开这双重“为什么”吧！

　　“孔二小姐空运洋狗”这桩公案，究竟真相如何，或许还有读者还有疑惑。下面，我再转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国民党和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老先生在其扛鼎之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杨天石这本书，是2008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南方周末》挑出这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来发表，是2010年3月18日，随即被人民网-文史频道转载。其实，据杨天石文中透露，中国大陆更早出版的《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对此事已有翔实澄清。但是此后20年，仍然以讹传讹，充分说明那句老话：人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
　　《南渡北归》第一部，是2011年年初出版的，作者按道理是肯定读得到上述这些资料的。


　　附：香港危难，孔二小姐空运洋狗？

　　杨天石，人民网-文史频道，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3月18日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华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

　　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学潮——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香港。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即孔令俊——老高注）、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著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9-752页。）
　　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册，第215页。）
　　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中共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学生鸣锣号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游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共约3000人。联大一年级新生中的共产党员齐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远）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等都参加了游行。学生举著自制的“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土木系学生叶传华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该画原来张挂在校内，也被抬进游行队伍作为前导，倍加引人注目。
　　学生们一边游行，一边遍贴标语。根据国民党当局收集的情报，标语计24条：

　　1.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
　　2.拥护政府修明政治！
　　3.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
　　4.孔贼不死，贪污不止！
　　5.打倒祸国害民的孔贼！
　　6.打倒国贼孔祥熙！
　　7.请新闻检查所勿扣倒孔之消息！
　　8.各界参加，打倒贪官污吏孔祥熙！
　　9.屈杀留港官员者是谁？
　　10.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
　　11.请报界发表舆论！
　　12.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
　　13.孔存款十七万万元在美国！
　　14.打倒操纵物价的孔祥熙！
　　15.打倒操纵外汇的孔祥熙！
　　16.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
　　17.要修明政治，必先铲除孔祥熙！
　　18.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
　　19.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
　　20.孔祥熙为一国的财政部长，不好好管理财政，专做囤积居奇生意，简直是汉奸，我们非杀死他不可！
　　21.香港危险时，政府派飞机去救党国要人，带转来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只洋狗、四十二只箱子！
　　22.枪毙孔祥熙！
　　23.欲求抗战胜利，先从倒孔做起！
　　24.前方抗战流血，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01-01-06-050。）

　　上述标语反映了学生的抗议焦点和政治诉求：集中于孔祥熙的贪污、操纵物价与外汇、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等方面，但其中最强烈的则是不积极抢救“党国要人”，却以飞机抢运“洋狗”。“要人不如狗”，这自然是一个易于激动人心、引起公愤的题目。
　　当夜，联大学生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游行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三人，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
　　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继起“讨孔”，其情况与西南联大相似。

　　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事实上，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
　　《大公报》社评发表的当日，蒋介石听说孔祥熙生病，曾前往探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2月22日。）同日，蒋介石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要求报社负责查明内容，穷究虚实。次日，《大公报》复函，说明“事属子虚，自认疏失”（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1942年1月12日，〔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秦孝仪等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849页。）12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向报社寄来一封信，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结果：当日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只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云云。
　　交通部函称：
　　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惟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
　　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社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籍机师携带洋狗，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观听，是所至盼。
　　函末盖有张嘉璈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后，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报末。（今《大公报》仅影印第一张4版，未影印第二张2版。此据王芸生、曹冰谷《〈大公报〉评论飞机洋狗事件》，《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页。）
　　国民党、国民政府本来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后，人们大都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官样文章，不予采信，有关消息继续流布。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黄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九龙失守，诸友好多未他迁。最后一批飞机两架，一载航空公司职员，一载孔庸之夫人，携家具五十六件，狗九条，而许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蒋公开单指令离港之陶希圣、陈济棠、蒋伯诚等以及中委十余人均不得乘（后知狗非孔氏物，乃机师所有）。”（《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括号内的文字（我标为黑体者。——老高注）显系后来所加。黄炎培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喜。如果不是情况属实，他是不会随意加上这一句话的。
　　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璈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
　　《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

    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著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宋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员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我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宋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璈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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