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研讨会，主办者有意邀请对这个主题持有各种观点的人士参加，有时甚至要特别物色观点截然对立的人士。三年来参加过研讨会的有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有老资格的台湾民进党元老级人物、有达赖喇嘛的北美代表和海外维吾尔族代表


　　老高按：今天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镜书刊”节目，要我在短短几分钟内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研究院及其研讨文集《中国再入险境》。
　　我参加过这个研究院2013年创立的第一次研讨会。后来在新泽西举行的研讨会，我基本上每次都参加了；参加过一些在纽约和其它地方如华盛顿举行的研讨；记得还参加过一两次视频研讨会，就坐在家里参与讨论。每次研讨，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好几人，思想水平固然高低参差，表达能力也有优劣，但彼此因不同观点的碰撞，多次爆发激烈争论，爆出思想火花，在研讨会的有关发言传开之后，有时甚至引起许多连锁反应。


　　中国研究院：搭建不同声音平等对话的平台

　　索菲，法广（RFI）2016年元月31日


　　比起发出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声音来，或许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不同声音都能平等交流的空间。在纽约创立的中国研究院秉承这一信念所编辑的《中国再入险境》，最近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多次参与他们研讨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来介绍中国研究院及其成果。

　　中国研究院主编《中国再入险境》（明鏡出版社）

　　法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研究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高伐林：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由何频先生倡议创办、在美国联邦机构注册成立的一个独立研究社团，不定期地举行各种专题的研讨。三年来，已经举行了28次研讨会，有来自美国、中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上百位学者、律师、作家、媒体工作者参加过研讨。

　　法广：中国研究院主要关注什么样的话题呢？
　　高伐林：顾名思义，中国研究院，主要关注的就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中国的社会转型、政治演变、经济趋势、文化热点，以及香港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政党轮替、南海的主权争议、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等等。不仅关注现实——从內部矛盾到外部环境，而且也关注历史演变的脉络，有好几场研讨会就是讨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像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期间专题讨论毛泽东功罪，去年又专门就一本新著，讨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复杂关系对中共党史走向的影响。

　　法广：中国研究院的活动方式有什么特点？
高伐林：在我看来，研讨会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声音多元。每次会议的主办者，在确定了讨论主题之后，有意邀请对这个主题持有各种观点的人士参加，有时甚至要特别物色观点截然对立的人士。参加过中国研究院研讨会的，有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有老资格的台湾民进党元老级人物、有达赖喇嘛的北美代表和海外维吾尔族代表。研讨会的主办者未必同意每一个人的看法，但是这种种不同音调、音色的声音，丰富了大家的认知，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激活了大家的思维。
　　第二个特点是闭门争论——不接纳听众，不邀请媒体。

　　法广：出于什么考虑要这样做呢？
　　高伐林：这样做的用意，就是让所有参加者免除顾虑，心无旁骛——不必顾及公众形象、宣传效果，不必担心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也不必强求达成统一共识。研讨就是研讨，我们着眼的是独立思考，真正专注于所探索的话题本身，深入阐述，畅所欲言，彼此切磋砥砺，甚至敞开争辩，让思想碰撞出火花。然后再委托专人再将大家的讨论文字整理出来，发给每位发言者修订充实，然后发表。
　　世界上研讨方式有很多，我们并不自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唯一的方式，但是三年这么做下来，看来是有成效的。2015年10月中共颁布新党纪，引人瞩目地增添了一条，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海内外哗然。看来他们很健忘，这么快就忘记了堵塞言路，曾给人民、给民族、也给中共自身造成了多么惨重的灾难！国内不可能举行这种研讨会，只好海外学人担起责任，中国研究院实际上就与这条“妄议”唱反调，这是民众的权利，更是学者的责任，我们也很希望这些声音，能传到执政者的耳边。

　　法广：我注意到，你们有些研讨会开得非常及时，几乎是重大事件刚刚发生，就举行了研讨会。
　　高伐林：是的，像2015年11月7日，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的当天，学者们就在纽约探讨两岸的这两位“先生”见面的多重含义该如何解读；
　　再如今年元月16日，台湾民进党大胜国民党；17日，中国官方媒体披露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失踪”事件调查，来自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十几位人士就在17日这天连续举行两场研讨会，讨论这几个事件的原因和前景。
　　更多的时候，中国研究院的讨论题目要更带战略性，像我此前介绍过的关于“中国病毒”的辩论；即使是讨论某些带有時事性的题目，像中国反贪“海外猎狐”，像著名独立记者高瑜所谓泄密案，中国研究院在讨论中都邀请了多位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界人士和政治评论家，使研讨会的思想成果既有专业水准，又有宏观视野。

　　法广：说到成果，这本《中国再入险境》就是你们的讨论结集？
　　高伐林：是的，实际上，这是中国研究院的第三本文集了。我们每年出一本书，2013年的讨论结集为《红色帝国》，2014年的讨论结集为《中国新震荡》，這一本，是2015年讨论的结集。这一年，中国研究院举行了八次研讨会，就结集为这本近22万字的文集。

　　法广：2015年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发生了很多大事，这本书涵盖的话题也就很广泛了？
　　高伐林：不错，但是也有一根主线，这就是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有宪政理想，中共一度加入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中断了这一进程，反其道而行之，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但是2012年以来，这一进程再次受阻，海内外广泛担心中共重建本已崩解的个人崇拜，重建党国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也担心中共按目前的统治方式成功，对全世界主流文明价值的冲击，将比热战、冷战更厉害得多。
　　不过，正如前面我说到的，中国研究院汇聚了不同的声音，本书也是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交锋，有学者便认为，中国的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希望破局，但对中国而言，破局未必是好事。理想的状况是逐渐演变到：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左派推公平，右派争自由；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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