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為人熟知：当今中国，国家投入巨资，为什么就是出不了大师？人们都会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样一个痛心的事实而感慨，其中的有识者，也不难悟出这个事实背后的历史元素和要因，深知往日何以不可追，今日和来日何以不可期
老高按：最近连续读了几本大部头，现在正在读的是岳南著《南渡北归》三部曲，刚刚读完厚得像一块砖头的第一部《南归》。
《南渡北归》是我信任的亲友多人再三推荐的书；而且2011年陆续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获得莫言、茅于轼、张鸣、解玺璋、余世存、何亮亮、崔卫平、李存葆等各个山头的名人联袂推荐，其中不乏我素来钦佩者；媒体推荐者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报刊和四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腾讯）读书频道。
《南渡北归》洋洋160万字，是一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坎坷命运的史诗作品，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內容，可以概括为：全景式叙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和他们的毁灭，并探讨他们毁灭的内外原因——外，是社会环境的变迁；内，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致命缺陷。书的封面上印有赫然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可以概括这套书的主旨。分为三部：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
我一翻开来就放不下，尤其是这部书资料来源十分详尽，让我大感过瘾。这是这本书的特点：有字数繁多的注释，不仅注明出处，有时还有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推理和剝筍抽丝的考证。有的一条注释就长达数千字，详细展开介绍正文中写到的某一人物、某一典故甚至某一句话的来龙去脉、相关人士的遭遇、性格和家庭，旁征博引，延伸到直接、间接相关的话题，读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过去有些书我只看正文，对注释只是扫一眼而已。但这本书，注释是全书的必要组成部分，非看不可。我觉得，这种写法虽然过去也出现过，但是本书作者（岳南出生于1962年）很大可能是受到互联网特点的启发，就像从维基百科的某一词条中的链接，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漫游和探寻。
总而言之，这部书让我读到夜阑人静欲罢不能——直到昨天深夜。
昨天深夜，读到该书讲述的一段史实，让我大吃一惊、大跌眼镜、大失所望，甚至对上述许多我钦佩的学者文人的鉴赏力产生怀疑！
是读到什么，让我的看法产生这种急剧变化？此刻要忙于俗务，无法再写，只好卖个关子，有空再来详说。也巧，读到財新网1月20日（就在一周之前）发表朱小棣的读后感《假文学不及真史料》，与我想谈的问题也有关，转贴如下。
假文学不及真史料
朱小棣，财新网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南渡北归——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著），是一本资料翔实的集大成之著，洋洋三大本，字体密密麻麻，看得我老眼昏花，才刚刚读完第一卷。该书对于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知识分子的成就和命运，勾勒出一个全景的画面，为后人了解历史、回味反思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记录。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会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样一个事实而感慨，也会不难悟出其背后的历史元素和要因，深知往日之何以不可追。这是该书的要义，也是作者的意愿，应该说全都达到了。如果是在十年八年以前读到这部书，我一定会激动不已，如梦初醒，感觉被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如梭，花花世界也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变换著面目与花样。我已经长期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写出四部有关历史人物书话，如今再读此书，它更多的意义在于为我提供了足够的史料，能够让我重新审视一番这段历史，读出超越上述结论的全新感受和启示。
与以往以“国共之争”划线、把左右翼知识分子描绘成两军对垒迥然不同的是，该书恰恰让我看到了旧知识分子之间与政治无关的激烈矛盾。除去学术流派之争，更明显的是人事纠葛、宗派情绪，以及个性脾气的冲突，这帮我在脑海中复原出当时儒林的原貌。例如，章炳麟“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而鲁迅和顾颉刚结怨，很可能只是由于前者认定后者向陈源造谣说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系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
最有意思的是书中所写钱穆的故事。钱穆面对当时史学界的两大派——“疑古派”和“考古派”——的争论，倾向前者，对于“考古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则“颇不以为然”，认为其“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掷脑后”。因而，“胡适、傅斯年与钱的关系从一个道上的同行者，最终步上了水火不容、分道扬镳的途程”。可是，后来钱“又与顾颉刚发生矛盾，并与张维华合力将顾挤出了成都”。好一场场错综复杂的儒林混战，尽管人人是“大师”，却并非个个系“君子”。
书中我还看到胡适亦有其复杂性。据任继愈回忆，在北大，“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而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引致李敖后来跳出来替他大打抱不平。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胡适故事。“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资格首做批评，言词谦和但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胡批错的地方一一指点出来。胡适立即停止批评，毫不动气。”据说后来胡对韩也“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真是谦谦君子，敦厚有加。只是为何对待钱穆如此不同，不得而知。不过，如今我窃以为，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姓韩的学生哪怕再牛，也无法追上胡适，并不构成对手和威胁，所以落得大度，留下佳话。所以说，胡适的智商、情商均很高啊！
儒林混战中，我甚至读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说到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书生傅斯年毕竟如何用刀杀人，究竟细节如何，语焉不详。
《南渡北归》一书的结构特点是，正文之外，有详尽的注释，不仅注明出处，有时还有长长的逻辑推理和丝丝入扣的叙述。而正文，有时却难免流俗于添油加醋的夸张，甚至真假难辨。最好的例证是，正文中叙说，1941年面临日军进犯，国民政府安排“抢运”，希望把包括陈寅恪、何香凝、郭沫若、茅盾等在内的名流知识分子用飞机接走。可是在飞机场，他们却因孔二小姐耍泼，被拒之于仅有的航班之外。到重庆机场接机的大批人员，包括记者在内，也都大失所望。几天后，王芸生在《大公报》的社论中说：“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于是舆论大哗，社会上爆发起“倒孔”热潮，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死，要求惩办孔祥熙复仇。这是正文中的文学叙事。
可接下来在注释中，我又看见了另一番文字。尘封的史料为我们揭开了复杂历史的真相。原来那天飞机上乘坐的是宋霭龄和宋庆龄等23人，而孔二小姐很可能只是一个牵著狗来接机的。同时提到，“宋庆龄对《大公报》就此事的报道与社会各界反响颇有些不满，曾一度想出面澄清，后因种种原因而作罢。”宋庆龄当年写给宋子文的信中曾涉及到此事，而此信直到2004年才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收藏的解禁档案中曝光。如果我和其他读者们，在读完正文之后，省略注释，我们全都会继续相信那个揭露“腐败”的文学叙述，而错失了认知复杂历史真相的难得机会。
合上书本，不禁抚卷长叹：真是假文学不及真史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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