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發雲說,今天能以這樣寧靜溫暖的方式紀念父親,是因為不論時局與世態如何險惡,不論是在1966年夏天那瘋狂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中,還是在1968年末那場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們都從未傷害過他,沒有與他劃清界線
老高按:昨天深夜,在微信上收到中國作家胡發雲發來的鏈接,點開一看,是他在新浪博客上貼出的短文《一個遲來的道歉與致敬》和一組照片。 原來就在今天(北京的17日),他收到了馬英九總統簽署的《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這是頒發給他的父親胡家瑞老先生的,他全程參加了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救治那些被命運捲入戰火的中國軍人。 我衷心祝賀胡發雲,為他父親在去世25年後得到歷史遲來的道歉和致敬而感到欣慰。 我見過胡家瑞老先生。那還是“文革”結束前,在胡發雲家,年輕人慷慨激昂地指點江山,他父親不言不語,微笑着看着聽着。現在想來,很遺憾,沒有多向他請教,請他回憶坎坷半生。而處在那個年代,發雲對他父親的過往也不便說起,但是對我提過,我們兩人各自父親命運不同的關節點。 我父親前半生,與胡家瑞老先生的經歷很相似,在抗戰中也曾是一位軍醫。父親從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先後到重慶中央醫院和重慶陸軍醫院工作。抗戰結束時,他已經升到陸軍醫院外科總住院醫師,履行的也如胡家瑞老先生一樣的崇高職責:“救治那些被命運捲入戰火的中國軍人”。 但命運的分岔點在於:抗戰一結束,我父親馬上辭職回湖北,從此脫離了國民政府的軍醫院——並不是他覺悟高,不想跟着國民黨打內戰,而是他與父母隔離十來年,歸心似箭,所以戰火剛平熄,馬上帶着新婚妻子趕回家鄉。 發雲的父親在內戰中仍然是國軍軍醫。在中共建政之後,吃的苦頭就遠比我父親要多多了——因為抗戰中國共是統一戰線,當軍醫是為抗日;內戰中當軍醫則是反共。 我曾經提過一件往事:“文革”中,“新生紅色政權”的新貴們逼問要我父親“老實交代”的主要是兩個問題:是否參加過國民黨?在重慶陸軍醫院有沒有國民黨軍隊的反動軍銜?我父親的回答都是“沒有”。他們派人去各地外調,幸運的是,被外調的對象,多數人實事求是地回答,確實沒有(少數人記不清),父親逃過了一劫。 想想,我父親似乎也夠資格領到胡發雲的父親領到的這一紀念章?不過,沒領到,我也不遺憾。他們都做了他們那代人視為本分的事。讓我們這代人,也做我們視為本分的事吧。
一個遲來的道歉與致敬
胡發雲,新浪博客
今天正月初十,收到了中華民國政府國防部頒發、總統馬英九簽署的《中華民國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這是父親去世二十五年之後,歷史對他的一次遲來的的道歉與致敬。他在大陸兩個黨前後半個多世紀的執政時期內,敬職敬業地為中國人服務了一生,這兩個政權都有對不起他的地方。尤其是後面一個。 父親二十出頭,放棄了一個年輕西醫的富裕安寧生活,全程參加了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救治那些被命運捲入戰火的中國軍人。(我發在南方周末的文章《戰爭,一個醫生的命運》詳細記錄了這一過程)。他不問政治,不黨不派(抗戰開始之後,國民政府要求一定軍階以上的醫生全部集體加入國民黨,那不是他的自主選擇),1938年,酷烈的武漢保衛戰結束,他護送一大批傷病員歷盡艱辛輾轉西撤,將他們護送至安全的廣西大後方。抗戰勝利後戰火又起。1949年,父親剛剛回到武漢,國共兩黨戰事日熾,他重蹈當年覆轍,又一次護送內戰中的國軍傷病員西撤。 當共產黨軍隊兵臨重慶時,他的一些同僚紛紛飛往台灣,已是國軍休養大隊負責人兼醫務主任的父親,選擇了同他的傷病員們及一大批醫療器械藥品一起留下了,等候和平接收。他婉拒了新政軍隊對他的挽留,披一身風塵硝煙,將妻攜子(半歲多的我)終於返回了胡家繁衍三百年的武漢故鄉。他以為從此天下清明,國泰民安,可以過上不見槍傷彈洞的日子了。但其後的數十年中,他前半生壯麗的奉獻與犧牲,成為他的罪孽,讓他的心靈,身體受到了遠勝於戰火的傷害。但父親依然以他的虔誠,寬厚與堅韌護衛了自己的尊嚴。 我們今天能以這樣寧靜溫暖的方式來紀念父親,是因為不論時局與世態如何險惡,不論是在1966年夏天那瘋狂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中,還是在1968年末開始的那場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們都從未傷害過他,更沒有與他劃清過界線。我和我的小弟,為了不讓父親難堪與痛苦,甚至將他單位貼在家門口的勒令都撕掉了。這是讓我們一直都感到欣慰的。 父親的晚年,終於過上了十多年祥和安逸富足而快樂的日子,那是他一生的德行修為與他的子孫們回報他的。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我這一生,從孩提開始直到成家立業,都一直和父親生活在一起。而我的兄弟姐妹們連同他們的孩子,在父親在世的時候,每周都要來家聚會,如同西方的禮拜一樣。直到有一天,他兀然離我們而去。 最後,我不想說,父親會看到這張小小的卡紙和這枚小小的徽章。我知道,他心裡對自己的一生,早有比這一切更清晰的評價。






父親胡家瑞二十歲左右,攝於三十年代中期。

父親胡家瑞戰爭年代使用過的部分醫療器材。輸液瓶,聽診器探頭等等,橢圓形銅質注射器消毒盒上還可以看見“德國製造‘的字樣。

十個月的我和父母攝於1949年夏秋之際的重慶。這是他最後一張身着軍便裝的照片。也恰恰因為是軍便裝,沒帶帽徽肩章領章,才使得這張照片得以保存下來。(以上圖片和說明,均取自胡發雲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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