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後人回頭看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比當時的蔣委員長看得清楚得多——不是因為我們比他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掌握的資料比他多。當時日本內閣會議紀要也好，對華政策綱領也好，都是機密，他看不到，只能猜，但我們現在可以讀到，在哪裡？在史料里


　　老高按：讀到馮學榮的一篇博客文章，談侵華日軍的地圖問題。此人我曾經介紹過，他關注的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出過書更發表過大量文章，致力於掃蕩不實傳言，“撥亂反正”。
　　馮學榮的這篇文章說的很在理，但是我不太滿意他含譏帶諷的口吻，甚至將“愛國青年”都稱為“礙國青年”。在中國目前兩極對立情緒十分尖銳、越來越尖銳的情況下，我覺得，有識之士應該聚焦於共同尋求歷史真相，用事實來澄清偏見，找到共識，而不應該在文字上渲染，奚落對方，火上澆油，刺激起雙方更加對抗的情緒性反應。
　　馮學榮先生文中這段話所指出的現象，每時每刻都發生在我們身邊——

　　這篇新聞刊登出來之後，全國上下，竟然沒有一個人指出它的漏洞。漏洞在哪裡呢？漏洞就在於這個證據與它的證明對象之間不具備關聯性。……像新聞里說的這幅地圖證明日軍侵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等等，毫無邏輯，純屬夢話。……我很久以前就說過了，一個人只要仇日，他的智商就會急降50％以上。像上述這種新聞，讀多了，會把人讀傻的——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能把人讀傻。

　　有人用一份1938年的地圖，證明日軍1937年侵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
　　有人指出其邏輯不通，這份地圖怎麼能證明這一點呢？
　　但又馬上有人叱責“你說‘邏輯不通’，就是為日本人侵華罪行張目”；
　　於是有人說，世界上本來就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還有一種，是中國邏輯。

　　侵華日軍的地圖與礙國青年的腦洞

　　馮學榮，博客中國

　　我們來看一則舊聞：2015年，湖南郴州有一個礙國青年從故紙堆中搜出了一張侵華日軍於1938年製作的中國地圖，於是這位礙國青年如獲至寶，以為自己找到了“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的鐵證，於是他馬上聯繫記者，而記者竟然也不假思索，也以為搜到了曠世奇聞，於是刊而登之：

　　更可笑的是，當時這篇新聞刊登出來之後，全國上下，竟然沒有一個人指出它的漏洞。漏洞在哪裡呢？漏洞就在於這個證據與它的證明對象之間不具備關聯性。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於1937年7月，而這幅地圖是1938年製作的，1938年的時候，戰爭已經打起來了，既然都開打了，日軍當然要製作戰地地圖，沒有地圖怎麼打仗？因此這幅1938年製作的地圖，充其量只能證明日軍於1938年的時候正在作戰，除此之外，什麼也證明不了。
　　像新聞里說的這幅地圖證明日軍侵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等等，毫無邏輯，純屬夢話。如果我是這份報紙的總編，第二天我就會解聘這個記者，因為他所寫的文字，缺少最基本的邏輯。
　　這就是礙國青年的腦洞。我很久以前就說過了，一個人只要仇日，他的智商就會急降50％以上。像上述這種新聞，讀多了，會把人讀傻的——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能把人讀傻。
　　說到這裡，我們退一步。那麼，在1937年之前，日本軍部有沒有派人盜測或者搜集中國的地圖？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人，我毫不猶豫地告訴各位：有，有的甚至比較細緻，但是不成系統，未能連成片，也就是說，零零星星的高精密地圖是有的，但是全中國的高精密地圖，則做不到。也就是說，連村里一個井一棵樹都標註清楚的地圖是有，但並不多，並不是全中國每個村子都畫完了。
　　那麼。戰前的日本帝國為什麼搜集中國的地圖？不就是為了滅亡中國蓄謀已久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困難，各位只需要捫心自問：換了你是一個國家的國防部門的負責人，你要不要搜集鄰國的地圖？
　　只要你稍微深思熟慮，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十分清晰的：會。而且是一定會。為什麼？因為搜集鄰國地圖，是一個國家國防工作的必要之事，任何國家的國防部，都擁有鄰國的地圖，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需要一個簡簡單單的反問，就能把礙國青年的“三觀”摔得支離破碎：試問1979年我軍入越作戰，炮兵部隊，坦克部隊，靠的是什麼？難道靠的越南老鄉帶路嗎？毫無疑問，靠的是越南精密地圖。哪裡來的越南精密地圖？毫無疑問，是戰前早就搜集好了。不是1978年搜集好了，而是早在1950年代陳賡援助越南的時候，就已經將越南的高精密地圖進行備份了。為什麼要備份？是因為我們滅亡越南蓄謀已久嗎？不是。因為越南是我們的鄰國，而且是利益攸關的鄰國，對於這樣的鄰國，當然要搜集它的地圖，閒時不用急時用，萬一有事，手上就有圖可用。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以備萬一。
　　依據礙國青年的神邏輯，我國搜集越南地圖是正常的，而日本搜集民國的地圖則是奇怪的。我們搜集越南地圖只能證明我們是為了自衛，而日本搜集民國地圖則可以證明它“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我們現在才搜集鄰國的地圖，據我所知，至少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已經在搜集鄰國的地圖，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915年5月，中國政府首腦袁世凱花錢收買日本間諜間室直義和石井鐵三，複製了舞鶴（日本軍港）要塞的秘密地圖以及數個要塞的內部勤務圖，為什麼我知道這件事呢？因為間室直義和石井鐵三事泄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的日本，轟動一時。
　　袁世凱為什麼要搜集日本的地圖？而且還是軍事絕密地圖？是因為袁世凱滅亡日本“蓄謀已久”嗎？顯然不是。其實還是那句老話：搜集鄰國（尤其是潛在敵國）的地圖，是一個國家國防工作的應有之義。換句話說，袁世凱如果不搜集日本的地圖，那才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搜集鄰國和潛在敵國的地圖，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如果它不搜集，那麼它的國防機關應該全體下崗，因為他們尸位素餐。
　　你問問國安的朋友就知道：直至今天，利益攸關的國家之間，仍然在互相刺探軍事機密和盜測軍事地圖，我們也並不例外。為什麼？知己知彼，有備無患，工作做足了，日後萬一有事，就派得上用場。但這些都是預備萬一的，什麼蓄謀都沒有，什麼蓄謀也證明不了。
　　話題扯遠了，我們回到抗日戰場，事實與礙國青年的認知剛好相反，在1930-1940年代，侵華日軍手中的高精密中國地圖，除了少數是日本軍部在過去幾十年中零零星星搜集的之外，其實大多數是中國人繪製的。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清末民初時代，有許多中國青年留學日本學習測繪，回國之後繪製了大量的高精確度地圖，封存在中華民國各級政府以及軍事機關的辦公室，中日戰爭打響之後，侵華日軍占領各級政府機關，搜出來這些地圖，對它們進行複製，並加印了諸如“昭和12年”、“昭和13年”、“昭和14年”等各種字樣，分發到各級部隊，廣為使用。我們廣大的礙國青年見此，就得出了“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的神論，一代一代訛傳至今。看官讀到這裡，再回頭看看前面所說的郴州那則新聞，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爆發在1937年的中日全面戰爭，事情發展的脈絡是十分清晰的，因為戰前日本的屢次內閣會議紀要、屢次對華政策綱領、軍部各次作戰計劃等等，在戰後基本上都公諸於眾、並公開出版了，不少甚至還有漢譯版，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些後人現在回頭看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比當時的蔣委員長看得清楚得多——不是因為我們比蔣委員長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掌握的資料比蔣委員長掌握的多。當時那些日本內閣會議紀要也好，對華政策綱領也好，都是機密，蔣委員長是看不到的，他只能猜，但我們現在是可以讀到的，在哪裡？在史料里。什麼史料？真正嚴肅研究中日戰爭史的朋友都知道是哪些，只有那些不讀書的礙國青年，他們僅憑歷史教科書和橫店神劇去看歷史，當然只能看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坐在井底看天空，宇宙就只有籃球那麼大，蒙上眼睛摸象尾，大象就像一條蛇。
　　此謂：坐井觀天天很小，盲人摸象象如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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