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胡適並沒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但是關於近代歷史的論說，確實一直不停地變動。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他們同時作為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精神構造是怎樣的？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的重大犧牲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老高按：一直非常關心“南京大屠殺”問題。不僅是因為作為中國人更作為人，對這種反人類、反文明暴行燃起怒火，同時也因為曾經參與過一些與紀念南京大屠殺有關的活動。
　　例如，十多年前，我曾經具體負責編輯了緬懷張純如女士的文集，此書由紐約柯捷出版社義務出版，而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史料的發掘和向世界披露這一令人震驚的慘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再如，2011年，美國著名華裔作家哈金的英文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同時出版簡、繁體版，大陸的《收穫》全文登載了這部作品，我素所佩服的中國大陸作家閻連科、余華等撰寫評論文章盛讚這一小說，我也曾在翻譯過程當中打過雜，因而也對與這段歷史有關的史料有較多、較深入的接觸……
　　正因為如此，對“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我也高度關注。不過，此前我們了解較多的，是中國方面的看法，按照“知己知彼”的古訓，應該也了解日本方面有哪些爭論。最近讀到2015年7月15日，《東方歷史評論》在淞滬會戰戰場舊址舉辦的一次沙龍的第二部分，正是由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介紹“日本如何爭議南京大屠殺”，講述的情況讓我覺得相當解渴。其中涉及的如何認真追究和嚴格處理史料，區分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的界線，尤其值得我自警。


　　日本如何爭議南京大屠殺

　　程兆奇，《東方歷史評論》


　　也許胡適並沒有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但是近代歷史，由於缺乏客觀的觀照距離，一直在被不斷地誤讀和修正。真實的四大家族與戰時金融體系是怎樣的？宋子文是盤剝民脂民膏的竊國大盜還是鞠躬盡瘁的基督徒、政治外交家？他是政治裙帶關係的權力受益者還是不卑不亢敢於辭職勇退的務實之人？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的？他們同時作為施暴者和受害者的精神構造是怎樣的？今年是二戰勝利70周年，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的重大犧牲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尊重？
　　2015年7月15日，《東方歷史評論》在淞滬會戰戰場舊址舉辦了一次沙龍，帶您走入抗日戰爭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
　　沙龍第一部分為“真實的四大家族與戰時金融體系”。以下是沙龍第二部分文稿整理。

　　嘉賓：程兆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王冠楠，《東方歷史評論》讀書會負責人

　　
　　王冠楠：下面我們來請程兆其老師講講真實的南京大屠殺。有人會有疑問，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還會有質疑之處嗎？我簡單拋磚引玉談三點。首先，南京大屠殺於1937年發生，一直到1945年國民政府重新遷都南京之後才重新調查，中間有很多細節被遺失。第二，戰後日本有計劃有步驟的抹殺戰時的記錄，這是人神共憤的事，但也是個客觀事實。第三，我們所調查的當事人由於自身原因提供細節也有很大出入。我們現在把這個問題交給程老師，請他來講講真實的南京大屠殺的狀況。

　　程兆奇：
　　我從90年代開始關注南京大屠殺問題。而日本是70年代起就有爭論，到了90年代的時候已經如火如荼。走進日本的書店，沒有一個與中國有關的事件像南京事件那樣有爭議。今天，我只能向大家介紹，日本相關爭議的由來和現狀，和有什麼樣的爭論點。

　　日本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始於東京審判的法庭之內，以後的重要爭點幾乎都可以在東京審判的庭辯中找到源頭，但因當時日本百廢待興，戰敗國的弱勢立場使日本只能在維持天皇制那樣關係國本的最大關節上與戰勝國一爭，所以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沒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爭論起於上世紀70年代。最早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章是1967年洞富雄寫的《近代戰史之謎》之一章。洞富雄自1931年從早稻田大學史學科畢業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職。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礎上寫成的南京大屠殺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於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專書。
　　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先聲雖由洞富雄所發，但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形成爭論則由一篇報道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1971年獲准來華，6至7月份，連續40天，先後訪問了廣州、長沙、北京、瀋陽、撫順、鞍山、唐山、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本多勝一將此行的記錄以《中國之旅》之名從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聞》連載發表。文章在《朝日新聞》連載的同時，又在《朝日專刊》《周刊朝日》連載，部分照片還在《朝日畫報》刊載。第二年《中國之旅》單行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單行本在原來“平頂山”、“萬人坑”（虎石溝）、“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國人的‘軍國日本’像”、“在舊‘住友’的工場”、“矯正院”、“人的細菌實驗和活體解剖”、“撫順”、“防疫慘殺事件”、“鞍山和舊‘久保田鑄造’”、“蘆溝橋的周邊”、“強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討伐’和‘轟炸’的實態”等篇章。
　　從篇題可見，“南京”只是《中國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說《中國之旅》對日軍暴行的批判本來不限於南京大屠殺，但引發爭論的卻只有“南京大屠殺”。其中原因此處不能細論。由於本多勝一的嚴厲批判，加上《朝日新聞》的特別影響力，“南京大屠殺”成了日本大眾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引起的是反省還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輕斷。但它的影響本身使持反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者不能自安，由此為推動力，形成了一波強於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洶湧浪潮。
　　第一個站出來“批駁”本多勝一的是鈴木明。鈴木明曾在民營電台工作，後為自由撰稿人。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重鎮《諸君！》4月號發表了《“南京大屠殺”之謎》。次年鈴木明的論集也以此為題名。題名“謎”有一個插曲。“謎”的日文是“まぼろし”。因《謎》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立場，所以《謎》文出後，“まぼろし”即被與日文漢字“虛搆”同觀，作為日本“虛構派”的標籤。
　　長期以來中國國內對鈴木明此書的譯名除了“虛幻”“虛偽”“虛妄”，更多的也是“虛構”。但鈴木明在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的《新“南京大屠殺”之謎》中特地說明舊譯是“明顯的誤譯”：“現在日本人使用的‘まぼろし’，除了‘虛’‘實’‘秀’等各種各樣的漢字（指對應的漢字——引者）外，還有想捕捉也無法捕捉的恍惚的意味，這一極其日本化的、‘情緒的’題名，以正確的中國語譯出，我想大概是不可能的。”鈴木明舉《文兿春秋》1951年7月號坂口安吾《飛鳥の幻》的“幻”為“難解之歷史之謎”之例，說：“我取‘まぼろし’為題名，正是這樣的理由。”
　　對鈴木明的這一解釋我曾批評是“面對鐵的事實的不能不”，其實不夠平允，因為鈴木明雖開虛構派先河，但多為提出疑問，語氣較為平緩，而且從來不提具體數字，也不自認是虛構派。《“南京大屠殺”之謎》涉及第十六師團諸如屍體橋等等的疑問，但主要是對“百人斬”的質疑。在七十年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爭點。雙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勝一，一方是鈴木明、山本七平。

　　進入80年代，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全面展開。當時教科書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成了激化爭論的外部觸機。1984年，屠殺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除了洞富雄和本多勝一，成員還有前輩學者藤原彰，中生代學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等二十人。這一時期是屠殺派取得最大成績、也是在和虛構派爭論中最占上風的時期。除了前已提及的洞富雄的《決定版·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證明》，當時屠殺派的重要著作還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殺》、吉田裕的《天皇的軍隊和南京事件》、本多勝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審判的南京大屠殺》以及洞、藤原、本多編輯的《思考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的現場》等。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推進和虛構派的挑戰密不可分，同樣虛構派的愈演愈烈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屠殺派的刺激所致。八十年代屠殺派的最主要論敵是戰時在大東亞協會跟隨過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田中正明對軍國日本的回護並不始於八十年代，早在1963年他就出版過一本後來加印了二十餘次的《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田中正明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殺”的虛構》和《南京事件的總括》兩部書中。兩書從所謂南京人口、戰後難民的急速增加、進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見屍體、國際委員會報告的虛與實、難民區的安泰和感謝信、大量屠殺俘虜的虛構、崇善堂埋屍的不實、斯邁思調查可證沒有大規模暴行、事發時中國軍事會議未提及、中共沒有記錄、國聯沒有成為議題、美英法等國沒有抗議、美英媒體幾乎沒有報道、沒有鉗口令、沒有目擊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謂“傳聞材料”、照片出自偽造等等廣泛方面，否定日軍有過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如果問田中正明與之前的虛構論者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一點就是：從對南京大屠殺的某一點的質疑到對整體的徹底否定。

　　九十年代以後特別是近年虛構派聲勢日益煊赫和冷戰結束後日本保守勢力捲土重來的大背景有很大關係。這一時期虛構派有這樣幾方面的變化：
　　一是右翼“學者”成為主流。九十年代中期前，除了曾從事媒體、出版工作的鈴木明、阿羅健一（畠中秀夫），虛構派主要是戰時的一輩人，如田中正明曾隨從松井石根，山本七平本身就是舊軍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代表性人物無論是“意識形態”味濃厚的東中野修道、藤岡信勝，還是基本算是專業型學者的北村稔，都是長期在大學執教的大學教授。
　　二是“組織”化。和屠殺派八十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不同，虛構派九十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則頻有聚合，2000年還成立了“南京學會”。
　　三是和政界互通聲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對歷史問題的“失言”，但並未直接介入虛構派的活動，近年自民黨“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思考會”的“南京問題小委員會”及參眾兩院超黨派“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都與虛構派時相過從，互動密切。
　　四是主流電視台的推波助瀾。長期以來日本主流電視台間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議論，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學名譽教授）主持的東京電視台（十二頻道）的談話節目，但從未以南京大屠殺作為專題，以南京大屠殺為專門節目近年始見。這些節目因屠殺派從不參與（在電視中“拋頭露面”揭日本傷疤的壓力可以想見），而虛構派總是有備而來，這樣的不對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兩方的相爭總是虛構派以“證據”獲勝。因此，對虛構派來說，這種節目其實比單方面宣傳更有效果。
　　五是虛構觀點的全面深化。虛構派在鈴木明時期還只是提出幾點疑問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盤否定始具規模，這一時期虛構派上窮下索，對以往的主張全面強化。如田中正明在《總括》的結尾說到照片“偽造”，東中野修道等人接過衣缽號稱檢查了全部照片：“對‘證據照片’143張首次進行總括的檢證”，證明“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
　　六是新著連篇累牘的問世。
　　七是第一次拍攝電影《南京的真實》（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
　　八是開始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輸出。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虛構觀點的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

　　面對虛構派的全面進攻，屠殺派仍在頑強抗爭。與八十年代屠殺派給人的“眾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除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13個謊言》，屠殺派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為戰。這一時期在實證研究上成績最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調查會成員中石田勇治編譯的《德國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資料的第一次結集。小野賢二編輯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的最大意義在於證明了戰時報道的“兩角部隊”在幕府山俘虜的一萬四千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　　“調查會”之外，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採訪第十六師團為主的老兵達一百零二名，為迄今搶救當事者記憶的人數之最。
　　這一時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殺派著作中，我覺得有一本書應該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此書的中譯本在兩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書，之所以說“應該一提”，是因為此書在日本連屠殺派也“視而不見”。被無視的原因當是由於此書以南京大屠殺“實有”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諸派所爭本在史實，但我覺得之所以被無視多少也和此書尖銳批判的對象是日本民眾的責任有關。日本各派“黨同伐異”由來已久，八十年代屠殺派占據上風和九十年代虛構派甚囂塵上可以說都是拜同派之間聲應氣求“一致對外”之賜，屠殺派在這一時期的影響力下降不能說沒有整個風氣右轉的大環境原因，但和屠殺派“各自為政”過於孤高也不能說全然無關。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爭論的歷史，可以說諸派論爭是推動研究的最主要原動力。目前虛構派雖然氣盛一時，但沒有也不可能籠罩一切。由於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窮盡，所以各派影響力雖會有消長起伏，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由哪一派定於一尊取得壓倒性勝利則當無可疑。

　　定量研究不足也是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一個較大問題。造成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認為這是性質問題，無關乎“量”。這樣拒之門外並不能取消問題。我就不止一次遇到“既然不是量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堅持量？”的發問。問者不僅是虛構派，甚至不僅是日本人。我覺得長久以來我們在強調性質時確實有爭量，甚至“貪多務大”的傾向，其實沒有必要。因為南京大屠殺固然是日本的恥辱，但也不是我們的光榮。
　　第二，定量研究確實有文獻不足征的困難。除了不同觀點解讀差別極大的斯邁思的有限調查，事發時沒有也不可能有對日軍暴行的全面普查，而有關日軍暴行的所有早期記錄，包括最有價值的紅卍字會的埋屍報告，都無法導出兩大審判的數量結論。其它第一手證據，比如理論上有可能全部掘出的“鐵證”遺骸（其實也有甄別問題），對證明標誌性數字也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僅是屠殺，“量”的問題還包括強姦、搶劫等各種的暴行。暴行的量的另一個方面是日軍暴行是不是一個無限行為。多年來日本虛構派在為日軍暴行洗刷時還提出日軍受到“感謝”、難民區“安泰”等等的“積極”的“反證”，對此我曾多次嚴辭批駁。比如對寶塔街收容所主任陳漢森給日軍比良號艦長土井申二接濟食品的感謝信，我在《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論著平議》中說：
　　日軍比良號炮艦艦長土井申二中佐“自告奮勇確保該地區（指下關附近的寶塔橋街——引者）的整頓”，寶塔橋街在土井治下被改為日式名“平和”，陳主任不僅明奉“昭和”為正朔，而且所謂“賞賜”，所謂“恩典隆渥異常”，不獨毫無自尊可言，讓人看到的只是亡國之民的辛酸。雖然我們不能要求難民們不食嗟來之食，我們也沒有必要指責陳漢森們被髮左衽，我們甚至可以不論土井——日軍的縮影——的動機和行為只是為了建立“滿州國”式的殖民地，但“平和街”收容所以至整個南京的難民之成為饑民以至餓殍完全是由日軍造成的事實，總不能忽略不顧吧。
　　我在這裡引述舊文不是為了再次辯誣。而是想提請注意：以往我們論及南京大屠殺，只有見人就殺的向井敏明、野田毅那樣的食人生番，土井申二式的軟性徵服者長期以來未納入我們的視野。從最大處着眼，我們當然可以說日本軍隊不請自來，不論何種作為都是侵略行徑。但土井及類似土井的表現與窮凶極惡的罪犯畢竟不同。如果承認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不面臨一個的挑戰：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有沒有量的“邊界”？換言之日軍暴行是所有部隊在所有時間地點的無限行為，還是也有範圍？雖然我們可以說即使日軍暴行有量的限度也無法改變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人道的實質，但南京大屠殺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觀也許因此而難以避免。

　　再來說說照片的問題。把照片單列一節是因為虛構派在連篇累牘的“成果”中對照片的“檢證”最為得意，以至於大言炎炎，聲言“可作為證據的照片一張也沒有”。照片作為史料，對復原歷史的某些原貌有特殊價值。因為照片的複寫性質對“精神”以外的具象內容有文字無法比擬的最精確傳達。照片這一最直觀、最“一目了然”的特點，也最易使不明真相的局外讀者為“眼見為實”所感染或誤導。所以在顛覆議論已甚囂塵上（雖然僅僅是日本）的今天，捍衛真實有了比捍衛是非更為優先的理由。日本虛構派提出的照片問題，總傾向是“政治”化的。同時不少照片確實存在着隨意解讀的問題。比如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錄》中一張說明為：“江南農村婦女被一批一批的押送到寇軍司令部去凌辱、輪姦、槍殺”的照片，相當一段時間一直陳列在我們的一些紀念館中。其實這張照片源出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朝日畫報》，是一組照片中的一張，原解說為“受我士兵保護的從農田勞作回村莊的婦女和孩子們”。同時刊出的另幾張照片為採棉花、回村後和日軍合影等內容。
　　日軍拍攝這些照片意在宣傳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抗戰最艱困的時候為了喚起抵抗不惜借用也情有可原，但這不等於說因此就有了將錯就錯的理由。所以，為了還原本來面貌，或者哪怕僅僅為了避免授人以柄，對所謂“偽造”照片的每一張，我覺得都有從來歷、內容以至於“釋義”徹底檢討的必要。前幾年我曾擬對今傳照片作一探源，後因故未能完成，就粗略的了解而言，照片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一是來歷明確，也反映了日軍在南京的各種暴行的照片，這類照片主要由在寧西方人、日本記者和日本軍人拍攝和傳布；
　　二是確係日軍暴行的照片，但地點不在南京，或不在南京暴行期間；
　　三是當年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等部門為了宣傳需要移花接木的照片；
　　四是尚待考證真偽不明的照片。
　　在暴行照片之外，近年日方提出的所謂“沒有暴行”的“反證”照片也應引起注意。這類照片主要有日軍和南京民眾“親善”、南京氣氛“祥和”等內容。我們當然可以說這只是遠離事實的“宣傳”，而且即便有些照片是當時的“實景”，也只是“某處”的實景，既不可能等同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某處，更不可能等同於全局。所以此類照片不可能成為推翻暴行的“證據”。但反過來說這些照片因出於事發當時我們也不能不聞不問，至少查清它是完全由導演安排的反事實的演出還是某處（即便是極小的某處）的寫實，對我們全面認識事件的面貌還是有幫助。總之，照片問題虛構派已“捷足先登”，收復這一陣地應該是我們的一個責任。

　　王冠楠：非常感謝程老師精彩的講演。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真實的抗戰，我想我們應該有真實的、客觀批評的態度去看待過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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