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列必讀書目，是一些文化人挺愛幹的事。魯迅卻對報社詢問有個著名回答：“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交了白卷。我在文化專制的肅殺環境下，告訴年輕朋友：你在周圍能找到什麼書就讀什麼書。但不能否認中國文化有基本書目


　　老高按：開列某一領域的必讀書目，甚至開列兒童和青年成長的基本文化修養的必讀書目，是一些文化人挺愛幹的事。例如，關於中國文化的必讀書，關於西方文化的必讀書，有些文史前輩正式或非正式地給我開列過，也有些後輩希望我給他開列，因為古今中外的書籍汗牛充棟，“學海無涯”，他們希望“書山有路”，能稍微節約一點精力。
　　我當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無論於東於西，連“半瓶水”都談不上，哪敢誤人子弟？充其量給他們推薦一些文化大師開列的書單，請他們“直接”請教大師。但這些大師開列書單也有問題——且不說偏見、局限等等，他們自己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開列的書目的數量之大，也令人頭暈，窮一生之力也難全部讀完。
　　很多時候，我用魯迅那個著名回答來搪塞——1925年，《京報副刊》主編孫伏園發表啟事，請名人列出“青年必讀書十部”書目。最後刊登了78位學者列出的書目。但魯迅寫道“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交了白卷。
　　但早年間，在文化專制的肅殺環境下，酷愛讀書的年輕朋友當面問我這個問題，我又覺得對他們報以魯迅的這個回答，未免挫傷他們的上進心。於是我會這麼說：你在周圍能找到什麼書，你就讀什麼書。
　　這話，說的是在極度飢餓的情況下，能得到半個窩頭、三片菜葉、一把包穀粒兒……就是萬幸了，只要不是毒藥，拿到什麼趕緊吃，充飢要緊啊！
　　當然這個年代，早已翻篇，已經恍若隔世了——“精神食糧”已經超飽和，人們的難題不是“充飢”，而是“減肥”、而是要挑“健康食品”、要“食不厭精”了。
　　讀到肖東發在《中華讀書報》上的文章《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圖書》，轉發於此。對海外諸君來說，可能不具任何現實功效，只是請各位有所了解而已。

　　談到這個問題，其實還有很多話想說，例如，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位老校友來電，他弟弟一意孤行，為了出版一套篇什浩瀚的中國文史古籍，說動了他年過八旬的老母親，將她唯一的房產抵押出去，借了高利貸，眼看資金無法周轉，這套住房危殆矣！聽到這裡，我心裡也五味雜陳！


　　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圖書

　　肖東發，《中華讀書報》


　　圖書與文化的關係如此密切，而圖書的數量又是浩如煙海，要通過圖書來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就必須擇其經典來研究和閱讀。事實上，古今的很多學者也都提出來，中國典籍雖然很多，但基本的要典也就幾十種而已。
　　晚清時期的曾國藩就認為：“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說以為言，編採眾家之精以為書。”
　　1984年1月25日，在台灣出版的《中央副刊》上登載了一封由台灣當局前任國防部長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信中談及：1912年，陳寅恪先生第一次從歐洲回國時，曾去拜見他父親陳散原先生的老朋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當年22歲的陳寅恪對夏曾佑的這番話很不理解，告別出來時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後來，陳寅恪先生七十歲左右的時候，又見到表弟俞大維，重提當年那件往事，感慨道：“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
　　曾國藩、夏曾佑和陳寅恪均為一代文史大家，他們的說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麼究竟哪些書是中國必讀之書？哪些書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哪些書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神？圍繞着這三個問題，自近代以來，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張之洞與《書目答問》

　　最先對此類問題作出回答的是清末洋務運動的首腦人物張之洞。同治十三年（1874），他到四川任學政，發現不少應考的讀書士子並不會讀書。有些人頭髮都已花白，但因屢試不中，仍然只能稱“童生”，讀了幾十年書，還沒有入門。為給這些生員們指引門徑，回答他們提出的“應該讀哪些書”“書以何本為善”這兩個問題，張之洞編撰了一部《書目答問》，一下子就列舉了2200餘種古籍。他還說：“諸生當知其少，勿駭其多。”他把這些書按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編排，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小類，每類當中的書大體按時間先後為序，實際上選擇的是當時統治階級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籍。告訴初學者該讀哪些書，選擇什麼版本。因為經過他一番斟酌，反映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所以，這部書受到後人的重視，被多次翻印補正。魯迅先生說過：“我以為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而已集·讀書雜談》，收《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胡適、梁啓超擬定的國學書目

　　1923年，清華學校的一批留學生即將出國。為了在短期內得到國學常識，他們請胡適、梁啓超二人各自擬定一個有關國學的書目。胡適編撰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工具之部列《書目舉要》等14種，思想史之部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等93種，文學史之部列《詩經集傳》等79種，共計186種。當時《清華周刊》的記者就致書胡適，提出這個書目的範圍太窄了，似乎只指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而言，不能代表國學，即書目未成包括氏族史、語言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等在內的中國文化史。另一方面，所談的兩方面又太深了，不合於“最低限度”四字，沒有顧及到清華學生的時間和程度這兩種事實。因此，提出希望胡適另外擬一個書目，以求讀過那書目中所列書籍以後，對於中國文化能粗知大略。對此，胡適在承認關於程度和時間方面，動機雖是為清華的同學，但動手之後就不知不覺地放高了，放寬了。於是，又在原書目上打一些圈，作為《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並說：“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以下是加圈的書：
　　《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九種記事本末》《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閒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壁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計39種。

　　對於胡適的書目，比他年長18歲的梁啓超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

　　【胡君這個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胡君致誤之由：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藉的資料。殊不知一般青年，並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不是做哲學史家、文學史家，這裡頭的書十有七八可以不讀，真要做哲學史、文學史家，這些書卻又不夠了。
　　胡君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結果不是個人讀書最低限度，卻是私人及公共機關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對，只好說是哲學史、文學史家私人小圖書館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學生（尤其清華）正苦於跑進圖書館裡頭不知讀什麼書才好，不知如何讀法，你給他一張圖書館書目，有何用處？何況私人購書，談何容易。這張書目，如何能人人購置。結果還不是一句話嗎？
　　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
　　還有一層：胡君忘卻學生沒有最普通的國學常識時，有許多書是不能讀的，試問連《史記》沒有讀過的人，讀崔適《史記探源》，懂他說的什麼？連《尚書》《史記》《禮記》《國語》沒有讀過的人，讀崔述《考信錄》，懂他說的是什麼？連《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沒有讀過的人，讀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懂他說的是什麼？這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其他可以類推。……總而言之，《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思想史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緣故，我也要求胡君答覆。）
　　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認為是不合用的。】

　　梁啓超用三日之力，也開列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及《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前者分：
　　（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籍，計39種；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計44種；
　　（丙）韻文書類，計36種；
　　（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計7種；
　　（戊）隨意涉覽書籍，計30種。總計156種。

　　後者包括《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史記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梁氏認為“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轉引自王餘光、鄧詠秋主編：《名著的選擇》，第249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難看出梁氏所列比胡氏書目在範圍上面寬了些，尤其是增加了不少史學著作；在部頭上略微精減了一些，刪去了不少卷帙浩繁的總集、全書；但仍嫌“博而寡要”，實際上，對學理工者還是不合用。

    民國“青年必讀書”大討論

　　1925年新年伊始，《京報副刊》的主編孫伏園，在《副刊》上發表啟事，徵求“青年愛讀書十部”和“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書目。啟事刊登後不久。海內外眾多的名流學者紛紛參與到“青年必讀書”推薦書目的編寫與討論中來，副刊從2月11日開始登載各位學術名流學者開列的書目，一天一位（除2月28日刊登了22位的推薦書目），至4月9日結束，共刊出78位名流學者列出的書目。除胡適、梁啓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馬裕藻、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馬敘倫、許壽裳、太虛等先後執筆，這些推薦書目在當時社會造成了廣泛的影響，指導青年閱讀之路。但也有江紹原、魯迅、俞平伯三位給必讀書目交了“白卷”，魯迅寫道“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京報副刊》，1925年2月21日）。魯迅等三位學者的做法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把“青年必讀書”事件推向了高潮，展開了一場更為激烈社會爭論，魯迅和反對者們辯論的信件也在《京報副刊》和《晨報副刊》公開刊出。

    魯迅的中國文學書單

　　時隔兩年後，約在1927年前後，魯迅先生老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攻讀中國文學，向魯迅請教應該從那些方面入手，看些什麼書？魯迅隨手給他開了一個書目，書不多，僅有12部，計：
　　計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種叢刊本，有單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以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胡應麟 明人《少室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
　　《抱朴子外篇》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應該指出兩點：這個書目是魯迅先生寫給一個極熟的子侄輩後生的，原稿寫得較隨便，始無標點，書名有的也沒寫全，甚至有誤，很像是並沒有腹稿，而是想到一部開列一部，而且偏重於中國文學史，不是全面的中國文化史。但這個書目還是能給我們不小的啟發和借鑑。其一是列書不多，中心突出，又照顧到各個方面，有一定的廣度。既有《歷代名人年譜》、《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唐詩馬事》等工具書，又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等大部頭作品集；既有《少室山房筆叢》《唐摭言》等筆記雜考之書，又有《抱朴子外篇》、《論衡》等論辯之書。讀這些書，確實能使初學者掌握必要的歷史知識、時代背景、人物及其著作，打下堅實的基礎，進而了解各家作品及產生這些作品的時代背景和社會關係，以及文人生活習慣在形成他們各自不同的作品風格之間的因緣、這正和魯迅先生一貫主張的：“倘若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相吻合，可以說是這一思想在書目上的體現。書目的另一個特點是每部書都附有簡短的提示，或列出較好的版本，或點明開列此書的目的意圖。言簡意賅，切中要害，真正起到“提要鈎玄、指導治學”的作用。

    北京圖書館的《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

　　1953年，北京圖書館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選書21種，分文史和科學兩方面。文史方面包括《詩經》《楚辭》李白詩、杜甫詩白居易詩、《水滸》《三國演義》《西廂記》《紅樓夢》《史記》《大唐西域記》《徐霞客遊記》；科學方面包括《論衡》《齊民要術》《夢溪筆談》《營造法式》《農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既然稱為“古代重要著作”，那麼如《周易》《論語》等哲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選，應該說這也是個缺憾。
　　1981年，胡道靜增補《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10種，使這一書目範圍有所擴大。這10種書分別為：《老子》《莊子》《荀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鑑》《墨子》《孟子》《韓非子》《春秋左氏傳》《水經注》等。

    錢穆、蔡尚思的書目

　　1978年，史學家錢穆在其《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一文中認為，有7部書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是中國人的總綱，也是中國人必讀之書。這七部書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朱熹選的《近思錄》和王陽明的《傳習錄》。
　　1982年，蔡尚思在他的《中國文化史要論》一書中。開列了一個《中國文化基礎書目》，他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籍有40種：
　　文學10種。《詩經》，《楚辭》，代表先秦古詩；《李太白詩集》《杜工部詩集》，二者代表漢後古詩；《白香山詩集》《韓昌黎文集》，代表古散文；《宋元戲曲史》，代表古代戲曲；《水滸》、《紅樓夢》，代表古代小說；《魯迅雜感選集》，代表近代文學思想。
　　史學6種。《左傳》《史記》，代表古代史學中的通史方面；《史通》代表古代史學中的批評方面；《徐霞客遊記》，代表地理遊記；《甘二史札記》，代表正史研究；《帝王春秋》，代表歷代王朝黑暗統治。
　　哲學思想方面20種。《論語》，代表孔子思想；《墨子》，代表墨家思想；《孫子》，代表古代兵法；《老子》《莊子》，代表道家思想；《孟子》《荀子》，代表孔子以後的儒家思想；《韓非子》，代表法家思想；《論衡》，代表古代唯物論；《金剛經》或《六祖壇經》，代表佛學；《化書》、《李氏焚書》、《續焚書》《明夷待訪錄》；代表古代民主思想；《讀四書大全說》《四存編》或《習齋先生言行錄》《太平天國文選》，代表農民革命思想；《天演論》，代表西學；《清代學術概論》，代表清代學術；《孫中山選集》，代表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五四運動文選》，代表新文化運動。
　　科學4種：《夢溪筆談》《農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
　　上開書目計40種，尤以其中20種應先讀：
　　《詩經》、《李太白詩集》、《杜工部詩集》《宋元戲曲史》《紅樓夢》《魯迅雜感選集》《史記》《史通》《徐霞客遊記》《論語》《墨子》《孫子》《莊子》《韓非子》《明夷待訪錄》《太平天國文選》《孫中山選集》《五四運動文選》《夢溪筆談》《本草綱目》。

    其他

　　1986年由季羨林先生主編，14位北京大學教授合作編寫的《中外文學書目答問》是一本為初學者指點自學門徑的普及讀物。在此前後，高上秦主編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1981年）、張舜徽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題解》（1983年）、李昭恂編的《文史書目手冊》（1986年）、知識出版社編輯的《人間天書—宗教典籍舉要》（1989年）、王燕鈞和王一平編的《國學名著200種》（1992年），郭勉愈等編的《經典品讀：人生必讀百部名著》（1999年）等等都具有推薦導讀國學經典的意圖。
　　21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研究會和華夏出版社正在準備編輯出版《偉大著作·中國卷》。這是一部中國古代經典文獻選集。全書30卷，字數約1200萬字。內容涵蓋中國哲學、歷史、宗教、倫理、經濟、政治、法律、文學、藝術、醫學和自然科學等各文化部類。體例參照《偉大著作·西方卷》。分為範疇卷、著作收錄卷、參考書目、擴展書目和索引。以範疇為綱，以擴展和細化的分概念作為目，使分散的文獻在此綱目經緯下，成為可閱讀學習的教科書。其意義在於它是第一套反映中國文化整體的經典選集。
　　我們在北京大學講授北京市精品課“中國圖書出版史”期間，也推出了一個《中華傳統文化名著100種》的書目。

　　中國圖書浩如煙海，要從中準確地選擇哪些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特色並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書籍，是相當困難的。隨着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廣泛開展，這一選擇無論是對初學者，還是對研究者來說，都將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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