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追求不仅体现在国内发动文革，而且体现在国际战略上既“反帝”又“反修”。但共产革命框架内的东西之争，变异为“三个世界”理论中的南北对立，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主要对手。习式红色帝国的联俄制美战略是对毛氏外交遗产的变相回归


　　老高按：几个月前一次研讨会上，张博树告诉我，今年是文革50周年，他已经想好了写几篇探究文革的论文的课题，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外交。今天我读到了他的这篇大作，转载于下。
　　这确实是一个好课题，据我所知，还有国内外若干学者也关注这个题目，到美国来在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搜集、复印了不少文革历史资料。在“文革期间的外交”这个大题目下，可以有很多子题，探究的空间还很大。
　　张博树原来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是一位非常勤奋、多产的学者，不时推出大部头专著，让我这种业余爱好者自愧不如。他也是何频创立的中国研究院的各种研讨会的常客，他的关注范围很广，长于梳理多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这一点，在他这篇长文中也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毛泽东如何以美帝为头号敌人，转到以苏修为头号敌人，这个逻辑过程做了有说服力的勾勒和分析。我们过去往往简单化地将毛泽东此举归结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客本性，毛是机会主义大师不假，但是机会主义也有自己的思想逻辑，何况毛泽东如此复杂，“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本性之一；更何况，他还必须要给出让他的部下和民众能跟得上的一套说辞呢。
　　读了此文，我也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毛泽东的外交转向，与他在国内发动的文革运动的走向，是何关系？二者如何互动？文中有所涉及，但比较间接，让我感到，作者所写的是“文革这段期间的外交”，还不是“文革外交”；另外一点是，毛在国内推行文革路线延伸到对外关系的逻辑结果，就是对外输出革命；这在毛的国际战略大转变当中，也有很大的变化，并产生很多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但在张博树教授的文中著墨较少。


　　从“反帝反修”到联美抗苏：毛式文革外交的逻辑走向

　　张博树，《纵览中国》

　　本文试图勾勒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外交演变的基本逻辑。要论证的核心命题是：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追求不仅体现在国内政策方面（其结果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体现在国际战略层面（既“反帝”又“反修”，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引领权），这种外交领域的“两线作战”势必把毛逼向死角，迫使毛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与意识形态死敌美国重新握手，以应对来自昔日盟友苏联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凸显并几经转换，共产革命框架内的东西之争也悄然淡化（并不是取消），而变异为“三个世界”理论中的南北对立。这个转变是意味深长的，它深深影响甚至限定了后文革时代中共外交的走向。今日正在崛起的习式红色帝国，虽然背景已全然不同，却仍然承续了毛泽东文革外交遗产的某些根本，而习近平的联俄制美大战略则是对当年东西之争的变相回归。

　　“两线作战”何以形成？

　　回想起来，就中国国家安全而言，1964年到1970年是最危险的时期。朝鲜战争（1950～1953）后中美互为敌人自不待言，中苏意识形态纷争（1960～1964）导致国家关系全面紧张，竟至苏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地区，甚至发生局部武装冲突（1969），使中国又多出一个强敌。文革时期（1966～1976）毛式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演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人们可能会问：精于统战策略的毛怎么会把自己置于两面受敌的境地？这当然有个过程。1949年中共建政时采取的是“一边倒”政策，不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有多少不满，在信奉共产革命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共产党人却是一致的，更何况“新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亦有求于苏联的帮助支持。1950年，斯大林成功利用金日成统一朝鲜全境的冲动而把中共也绑入朝鲜战争的战车，断掉了中共与美国接近的任何可能；韩战爆发后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控制和明显加大的对蒋介石的支持，则使北京的共产党新政权视美国为头号敌人——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美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造成中国主权的不完整）。
　　1950年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虽然仍然尊苏联为首，却显示出日益强悍的影响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太上皇”不再，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位置开始凸显；1956年爆发波兰、匈牙利危机，中共获得机会在东欧事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已经解密的大量资料证明，苏联在匈牙利危机中的第二次出兵，毛泽东的建议起了决定性作用。[1] 毛坚决主张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在这方面，毛显示出远比赫鲁晓夫成熟、深邃的“政治眼光”。到了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已俨然成为大会的主角，风头盖过大会召集者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逼迫美国在停战协定签字、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到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退出亚非、荷兰退出印尼、苏联卫星上天，均证明“我们的天上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2]
　　1957年可谓中苏蜜月的顶点。这一年的10月份，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个协定标志着苏联决定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对于苏联来说，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苏联正在和美英讨论防止核扩散问题。毛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3] 大概是赫鲁晓夫反过来“投桃报李”的重要原因。[4]
　　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始于1958年，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国家关系层面因素，且二者相互缠绕。毛对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亦喜亦忧，对赫鲁晓夫倡导“和平过渡”以及只讲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也并不赞成。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一个逐渐暴露的过程，1958年以前尚不甚明显。在国家关系层面，1958年夏赫鲁晓夫建议两国海军组建联合舰队和在中国南方设立长波电台被毛以“有损主权”为由断然否定，被认为是双方关系转折中的重要拐点。赫鲁晓夫对此曾满腹委屈，认为毛曲解了苏方意思，但也承认这个举动有些鲁莽，“触痛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统治的国家那敏感的神经”。[5] 今天回过头来看，毛对这个问题的反应确实过了些，除了“主权”考虑外，大概也有已经形成的国际共运事实上的老大感觉而不再容忍乃至故意侮辱苏联领导人。1958年台海危机过程中中国大陆军方得到蒋军一枚未炸开的美制响尾蛇导弹而迟迟不愿提供苏联人研究，同样令赫鲁晓夫大为光火，用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话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6]
　　不能简单地把此事理解为中国人的“精明”（换个角度你也可以说毛太过小家子气）。它实际上揭示出共产革命大家庭的“同志”原则和民族国家现实利益间本来就存在的张力。斯大林这样的老手可以把二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从不觉得羞耻，赫鲁晓夫则毕竟淳朴得多，所以无法理解毛泽东竟置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战略利益于不顾而如此“自私自利”。
　　到了1959年，赫鲁晓夫作出新的努力与美国搞缓和，苏联报刊把苏美领导人当年9月在美国戴维营的会谈说成“人类历史新的转折点”，而这些只能使毛更加不快，因为此类说法不仅无视中国的存在，更与毛的激进的世界革命战略相冲突。毛的一首打油诗颇能代表毛此时的心情：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

　　后续事情的演变就不难想象了。1960年4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强调“时代并没有过时”，还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就在此文发表前不久，苏联刚刚宣布裁军120万。当年夏天的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中共关于世界革命的激进观点和“大跃进”等国内政策受到与会各国代表团的普遍批评，而这些批评自然被中共解读为苏共操纵下的“围攻”。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甚至在会场上与赫鲁晓夫当面争吵起来，远在北京遥控的毛泽东则断言“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8]
　　1960年7月16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撤走在华苏联专家。接下来的两个月内，1390名苏联专家离开中国，本来要派遣的900多名专家不再派遣，343个专家合同停止执行。[9] 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从中国角度讲，这是陷入“两线作战”的开始。
 
　　毛泽东的激进乌托邦：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的互动

　　显然，中苏走向分裂，意识形态冲突是首要原因。上面引证的毛关于“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相当经典，也很传神，它们共同构成毛式激进乌托邦的完整图像，不但对理解毛的世界革命战略是重要的，对理解毛为何要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重要的，甚至具有关键意义。
　　先来看“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崇尚阶级斗争，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铲除有产阶级和私有制，建立先锋队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都是共产革命逻辑中最原教旨性的成分，也是列宁主义的根本要义。早在1956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时，中共就在强调不能“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10] 1963年，中苏两党展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方明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界定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条总路线，是从世界现实的全局出发的，是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11]
　　可以说，这是1960年代毛的激进世界革命主张的完整表述。

　　以这个认知为基础，中共在论战中系统批评、驳斥了苏方种种“修正主义”的观点：
　　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批评苏共“反对民族解放斗争”，“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12]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批评苏共“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的说法，认为苏共“不再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滚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13] 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批评苏共“借口‘和平共处’，讨好美帝国主义”，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才是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的“灵魂”；[14]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共批评苏共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否定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鼓吹“议会道路”，而在中共看来，寄望于“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15]
　　显然，与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相比，毛的世界革命主张更原教旨，也更激进，除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外，还特别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等），所以显得格外理直气壮。
　　再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里是指“承认不承认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要把革命进行到底”。[16] 换言之，就是继续革命，还是半途而废，甚至复辟倒退，使革命蜕化变质的问题。
　　中共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主标题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中共看来，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复辟倒退、革命已经蜕化变质的典型。南共鼓励南斯拉夫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鼓励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泛滥，完全背弃了当年革命的理想。“1963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而“铁托集团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17] 据中共看，在南斯拉夫已经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蜕变过程已有15年之久”。[18]
　　而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则把矛头直指苏联的“特权阶层”。这篇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重头文章，很多段落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文章指责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持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指责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19] 在中共看来，“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他们“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20]

　　这是不是毛为了扳倒论敌而给人家乱扣帽子？
　　不是的。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揭露的大量斯大林时代党政官员特权腐败的事实，证实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并非全无根据。更重要的是，毛的这些指责包含着对中国发生同样事情的深深忧虑。事实上，这正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之“反修”、“批修”，一直就有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考虑，且彼此影响，相互强化。
　　早在1950年代，毛就对革命胜利后政权机构官僚化、共产党员当官做老爷的趋势不满，对金钱腐蚀革命者、导致“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充满警惕。1958年强调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1960年后赞成并强调“突出政治”、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实行调整政策期间坚决反对农村搞分田单干、1964年发动四清运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等等，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在内。正是因为四清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然于事无补，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要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造反，揪出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要重塑政权结构，用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民主取代已经蜕变的官僚机构；才要鼓吹“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堵死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通道。所有这些都构成文革“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些，早在批判“苏修”的九评文字中，都已经有了清晰的表述。
　　附带说几句：蔑视金钱，蔑视有产者，是古今中外所有乌托邦追求者的共同特点。对毛来说，这个认知倾向有着远比信仰暴力革命更深远的根源。毛的早年追求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开始的，而无政府主义讲的是提倡大同主义、社团自治、互帮互助、崇尚人道平等自由博爱、用公心战胜私利、改革旧式家庭制度之类。[21] 办《湘江评论》时的毛并不激进，而是主张“无血革命”和“忠告运动”，很像今天的民间温和自由派。[22] 只是因为“驱张运动”失败、北京上访无果，毛才发现克鲁泡特金那套无政府主义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从而接受李大钊建议，认真研读布尔什维克文献并接受之，迅速从温和走向激进，成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学说的热烈拥护者和最坚定的践行者。[23] 但毛的没有阶级、鄙视金钱财富的乌托邦仍然是其挥之不去的梦，只是这个梦越来越和激进的、暴虐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这就可以理解，何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会在中国的共产革命胜利后还要自觉地推进“世界革命”；也就可以理解，何以毛会自然地把共产党掌权后蜕变的原因解释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由此对“地富反坏”之类“阶级敌人”或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大打出手，从而衍生出阶级妖魔化的一系列悲剧。[24]
　　可以说，在中苏论战时期，无论毛还是他的同志们，均无如此见识去洞察自己认知层面的这个巨大谬误进而阻止悲剧的发生（否则历史就要改写了）。事实恰恰相反，毛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一直自以为真理在握，其自信特别表现为明令《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公开发表对手对自己的攻击，并嘲笑对方没有胆量做到这一点。[25] 这倒使我想起，有些人总以为毛在文革前已经大权旁落，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扳倒对手，捍卫摇摇欲坠的独裁权力。其实，仅此一条有关自信的史实就足以证明“毛权力不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三年大饥荒造成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固然是罄竹难书的滔天之罪，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没有人敢去深究此事而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更何况，大饥荒最严重的那一年（1960年），毛和其党内同事的主要精力竟然都放在了国际“反修斗争”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当年的反修大将，轮番出征莫斯科与苏共对阵。在推行旨在盘活经济、恢复民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期间（1961～1965），中共领导人的国内温和政策和国际场合的激进言论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否认毛那一套世界革命和反修防修理论的政治正确性。[26] 当时的毛完全占据了理论制高点，把激进革命的主张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教义捆绑在一起，加上矛盾论、两点论和毛式辩证法的包装，可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道德高度，又有战略高度，让同僚们不得不服。[27]
　　还有一些论者有所谓“毛要搞家天下”的猜测，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更是小瞧了毛的志向和雄心。毛固然深谙中国皇权时代的帝王驾驭术，他和他的共产党同僚间的关系也深深带有古代君臣关系的烙印，但毛未必有权力血缘传承或亲属传承的初衷，毛的志向远比这个宏大。做世界革命的导师、旗手，成就人类大同的千年伟业，难道不比做一个传宗接代的现代中国皇帝更令毛着迷？[28] 回到权力的稳固性问题，可以说，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毛未必认为真的有人能够挑战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苏联发生的事情的确在提醒毛死后可能遇到麻烦，就像赫鲁晓夫对待死后的斯大林那样，这倒足以让人担心。随着步入晚年和内外压力的增大，毛的多疑、神经质乃至心理层面的某种变异也影响了他，促使其对形势作出更为极端的判断，包括“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之类，这也是文革所以能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相信，那个寄托其一生志向的乌托邦“继续革命”之梦，仍然是行为逻辑的主轴。
　　总之，在两线作战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毛还是决定在内政领域发动近似自毁的文化大革命，要把已经建好的坛坛罐罐打烂重来，确实近于疯狂，大大超越他的党内同僚和老战友们能够理解的范围，但又完全符合毛自身的认知逻辑和行为逻辑。这样解释，可能距真实的历史更近些。
　　但是，不管毛在中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如何折腾，他在外交领域的“两线作战”，真的能持久么？
 
　　与意识形态死敌美国重新握手

　　毛当然没有这么愚蠢。
　　中苏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毛并非没有考虑转圜的可能。比如，抓住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的机会，中共曾主动向苏共新领导示好，除了希望勃列日涅夫等新领导人能纠正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之外，也有缓和两国国家关系、摆脱北面压力的考虑，但没成想碰了一鼻子灰。苏共非但不想改弦更张，反而比以前更为强硬，甚至通过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之口，策动中共领导人造毛泽东的反（至少中共方面的解读是这样）。[29] 1966年，苏联和蒙古签订军事协定，苏军进驻蒙古。苏联也在靠近中国新疆、东北的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形成压力。[30] 两国边界冲突不断，甚至一度走到战争边缘。那几年，中国到处在挖防空洞，流行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同时也在加强对苏联的抨击——这个昔日盟友已经从“修正主义”进一步升格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3月的珍宝岛冲突则被定义为“新沙皇的反华暴行”。[31] 由于担心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毛甚至在1969年秋命令所有高级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北京只留下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3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毛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本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死敌。在“九评”中，抨击“美帝国主义”的文字比比皆是。比如，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与“老殖民主义者”相比，美国是“新的、更大、更危险的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等等。[33] 毛不是仅仅口诛笔伐而已，作为“世界革命”的推动者，毛还从中国本来已经很瘪的口袋里挤出钱来“支援亚非拉”，在东南亚甚至非洲地区“输出革命”。[34] 难怪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共是比苏共更好斗的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妨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挥空间”。[35]
　　美国人不会忘记1957年毛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核战争全世界死人一半也不可怕的狂言，他们未必把这种狂言仅仅看成诗人式的夸张，而宁愿认真对待之。1963年，美国肯尼迪政府确曾有过打击中国核试验设施的计划，并和台湾方面议过此事，只是因为专业评估认定中国即便发展出核装置，也不足以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才在一年后放弃了打击计划（当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36] 越南战争是1960年代中美对抗的另一个重要舞台。中国的“输出革命”自然被美国理解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毛对北越胡志明的支持也迫使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去支持南越。从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路、后勤等各类“支援部队”32万人次，其中最高年份竟达17万人。[37] 美国方面也从开始只是派出顾问团，出动飞机进行空中轰炸，到后来不得不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结果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战泥潭而不能自拔。
　　那么中美双方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中国方面的原因已如上述。毛泽东既然意识到两线作战难以为继，且极其危险，已经开始悄悄地调整对美战略。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尼克松发表就职演说，巧妙地表达美国对华新姿态，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活于孤立状态之中”，中国的报纸竟然刊登了尼克松的讲话，“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38] 更重要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毛约见四位解放军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要求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战略选项作出评估。几经踌躇后（文革中刚刚被批判的老帅们起初摸不准毛的真实意图），这几位元帅得出下列结论：若中苏开战，美国不会作壁上观，理由是“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换言之，为了保卫国家，跟美国接触是必要的。陈毅甚至提出更大胆的建议，那就是放弃过去中美对话中中方一直坚持的“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39]
　　美国方面呢？实现中美关系突破的当事人基辛格这样分析美方的处境及其战略考虑：
　　尼克松宣誓就职时，中国方面的焦虑其实向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战略机会，不过当时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无暇发现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决策部门的精英们曾决定捍卫印度支那，抵御苏联和中国所谓的联合进攻，而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改变了看法，认为越战不仅是打不赢的，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政府中转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有效执行政策的地步了。
　　尼克松的几位前任已向半个地球以外的越南派出了50万美军。尼克松认为，若像很多批评他的人所要求的那样，现在就无条件地撤兵，并不是结束战争的办法。尼克松知道，无论越战带来多大的痛苦，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抗击共产党进攻的联盟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尼克松有决心结束战争，也同样有决心发挥美国的积极作用，一步步地改造新出现的国际秩序。
　　在他这个设想中，中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松则将其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40]
　　在基辛格看来，“这就是主张革命的毛泽东和悲观的战略家尼克松两人的汇合点”。[41] 正是基于此种战略考量，美国政府也开始了小心翼翼地探索同中国更有效接触的进程。1969年夏秋，当判断苏联人真的有可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时，美国人甚至明确表示：“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他们的争吵升级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我们则不得不深表关切。”[42] 基辛格相信，苏联之所以并未对中国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拿不准美国的态度”。[43] 作为中国人，了解这样的史实真的令人心惊肉跳，毛的两线作战，曾先后把中国（包括首都北京）置于美苏的核攻击计划之下；而前盟友苏联的核打击，竟然是因为忌惮帝国主义美国的干预才最终收手的！
　　后边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中美两国高层终于找到了直接联系的秘密通道，而不再假手低级别的、多年劳而无功的外交谈判。所谓民间的“乒乓外交”（1971）亦直接让世人看到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迹象。在短短两年内，中美从势不两立的敌人变成相互暗送秋波、然后公开握手言欢的朋友，其速度之快，令全世界瞠目结舌。是的，1972年尼克松对红色中国的访问，可谓改变了历史。毛泽东尽管深受林彪事件的打击，还是强撑病体，在他的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完成了这场漂亮的“主场外交”。这时候，他似乎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旗手、导师，而变成了讲求实际、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精明的政客。

　　在一定意义上，毛确实帮助美国人摆脱了越战羁绊，[44] 这方面，美国人会感谢毛；美国人也使毛获得了可贵的战略支点去抗衡苏联，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毛内心也会感谢美国人。基辛格甚至认为当时的中美已经建立起某种“准联盟”关系，而“意识形态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45]
　　这个说法可能轻飘了些。不错，毛在同基辛格会谈时是讲过，只要不影响“共同对付一个坏蛋”，“有时候我们批评你们一下，你们批评我们一下”也没有什么，“有时候这些话是要说的，不说不行”。[46] 但这不过是一个谈判老手的策略而已。毛为了联美抗苏、改变外交困境而表现出来的高度实用主义并不意味着毛已经把意识形态降低为仅仅是满足国内需要的某种“管理工具”。它当然也是这样的工具，但不仅仅如此。理论上说，现代共产极权国家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是捆绑在一起的，以捍卫红色江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是党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毛时代当然也是党国和民族国家的捆绑体制，只不过在毛的意识中，党国天然代表民族国家。毛也有这个自信。毛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党国不但要保政权，要建设民族国家，还要推进“世界革命”，这是毛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即便在冷战年代，毛的以美国和民主世界为敌的“世界革命”战略其实也深深损害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长远和现实利益，只是其不自知而已。况且，这个共产革命的独裁者从来没有忘记杜勒斯要“和平演变”共产党的阴谋，只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自己打了起来，“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攻击现在是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更现实的威胁，所以意识形态才会暂居其次，而让位于民族国家的生存需要（当然也是这个政权的生存需要），去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握手、结盟，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所达成的特殊结果。

　　所谓“三个世界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是文革后期毛式中国外交的重要术语。1974年4月10日，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正式阐述了这个理论。邓说：当前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47]

　　其实，“第三世界”之类的提法，并非毛的首创，早在1952年，法国人艾尔佛雷德·索维就使用过这个术语，泛指那些“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1970年代以后被西方学界广泛采用。[48] 毛本人是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概念，邓小平的联大发言则首次对外公开了它。
　　从毛式文革外交的演变逻辑看，“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理论的重大修正：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矛头所向本来是“帝国主义”，是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简言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东西之争；而“三个世界”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四分五裂”，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似乎已退居其次，凸显出来的则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之间的紧张。因此，这里的关键词不再是“东西之争”，而是“南北对立”；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霸权主义”；中国的角色也似乎不再是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旗手、策源地，而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其任务是带领“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而和“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作斗争。
　　这真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毛重新回到统战大师的位置，而大大缓解、乃至彻底摆脱了两线作战的窘境。说毛是“统战大师”，不仅指他把英法德日等“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通通列入统战对象，更重要的是，“第一世界”的美国其实也只是陪绑，真正要打击的对象只有“社会帝国主义”的“新沙皇”。邓小平的联大讲话已经明示了这一点，他一方面称“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但是，“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49]
　　显然，骂美国不过装样子而已，骂苏联才是货真价实。毛的根本战略意图还是联美抗苏。私下里，毛说的更为直白而露骨。1973年2月和11月，毛同来访的基辛格两次长谈，他表示，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线”，包括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乃至欧洲。毛甚至鼓励基辛格多往日本跑跑，让美日走得更近些，这与两年前（1971年）毛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现在毛的担心是“不能迫使他们（日本）倒向苏联”。毛也建议美国加强在印度洋的实力以对抗俄国人，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他（毛）可称得上是位冷战斗士典范，肯定会得到美国保守派人士的赞许”。[50] 1974年1月，毛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又强调各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51] 这个“一条线”、“一大片”才是毛的真实战略意图的准确表达，而所谓“三个世界理论”不过是公开的、更形式化的、兼顾政治正确的官方外交政策表述，二者各有各的用处。
　　那么，和美国人打得火热的毛泽东，是否就完全放弃了他那套激进革命乌托邦的追求了呢？
　　不完全是这样。
　　在国内政治方面，文革后期的毛确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他似乎预感到了文革败局已定。此时的毛更多强调的是“安定团结”，不愿再看到极左文人集团和务实派之间无休止的缠斗。在经济政策方面，毛也承认现在的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此类“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取消，只能“限制”，其实是承认了他多年追求的经济乌托邦的破产。[52] 毛甘心吗？肯定不甘心。无奈垂垂老矣，已经回力回天。毛指定一些古文专家上送《枯树赋》之类作品以供阅读，可见其内心之悲凉。[53] 1975年后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是不允许务实派公然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已。但一个似乎不起眼的外事活动，却证明了这个极权主义乌托邦幻想家仍然未改其本色，那就是他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赞美。
　　1975年6月21日，毛在中南海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并称赞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不要完全照抄中国。[54] 笔者没有看到会谈原文，无从了解这个赞美的具体语境；但我们知道的是，就在此前2个月多一点的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红色高棉刚刚收复了金边，并即刻开始实施一套疯狂的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把全部城市人口遣散出城。由于整个动作高度保密，事先毫无物质准备，这个涉及200万人口的大迁移竟然造成数十万人的非正常死亡。[55] 事实上，从1973年开始，红色高棉就在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他们在柬共控制的地区强行推行集体化，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推行农村公共食堂。掌握全国政权后的柬共领导人甚至试图取消货币，按照共产主义原则重构整个社会，当然还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敌对分子。用对毛时代世界革命颇有研究的程映虹教授的话说，红色高棉试图“超过列宁和毛泽东”，他们“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56] 这些是否就是毛所赞美的东西呢？波尔布特以红色杀人魔王著称，在1975～1978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这个不足800万人口的国度竟然有100万左右的人口因政治清洗、镇压、高强度劳动、迁徙过程中的疾病、饥饿等等而死于非命！[57] 毛不全知道这些可怕的事实，因为毛1976年9月就死去了；毛也没有想到，他的柬埔寨红色学生并未遵循他的旨意去善待毛一直看重的西哈努克亲王。但毛对红色高棉更加“纯粹”的共产主义建构努力，在原则上肯定是赞成的、赞美的。这就是毛。毛可以在面临巨大威胁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彻底的实用主义，甚至和以前的死敌握手，但其骨子里的那份革命激情，那份浪漫、愚蠢而又招致了巨大恶果的乌托邦情怀，却至死未变。
 
　　结语

　　毛告别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在这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高度禁欲主义的国家。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虽仍然坚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却也坚定地推进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毛的和美国缓和的外交遗产帮了大忙。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欢迎中国融入世界。中共也不再讲“战争不可避免”，而强调“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潮流”。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两国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至于20多年前的那场论战，双方已没有兴趣更多谈及，因为早已时过境迁：苏联正在推进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政治开放进程；中国也早就批评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所以邓才会承认当年的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也承认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58]
　　这段历史就这样翻了过去。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世界似乎将迎来全球民主化的春天。然而，两个重大因素的演变却使得这种希望成为泡影。一个因素是新世纪以来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倒退，强人普京不仅在国内实施独裁，而且重新燃起旧式沙俄帝国之梦，肢解乌克兰，强占克里米亚，与欧美冲突不断；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崛起”，在八九天安门事件中度过危局的中共成功实现了多年经济增长和统治方式、统治技巧的精致化，而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今天的习式红色帝国，正在实施联俄制美的总体战略。它当然不再以“输出革命”为目标（这一点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却在保政权的意义上承续了毛时代与西方意识形态较量的传统，重新把美国视为敌人。表面上，它要和美国继续周旋，强调“不冲突、不对抗”，“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际却在暗中较劲，和美国争夺对世界的引领权。党国同时在加快军备增长和对外扩张的步伐，颇有条件成熟时，就和“美帝国主义”一决雌雄的架势。在这个过程中，“三个世界理论”有时还能帮一点忙，因为迄今为止，党国不但继续以“反对霸权主义”说事，而且仍然自命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如今称为要“尽到大国责任”），习也没有忘记要发展和“第二世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是最终的斗争对象已经不是俄国，而是美利坚。至于今天中俄之间的结盟，当然不再具有当年中苏同盟的性质，而是两个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国内体制判然有别的大国，出于对抗美国的共同战略需要而走到一起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坚定的，也是脆弱的，它们双方的麻烦并不少，也未必真的相互信任，但谁都不希望这种麻烦和内心的不信任影响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
　　这样一个新的中美俄关系框架，已经完全不同于25年前的冷战时代；它的演变，将决定下一个25年的人类历史。
　　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看，这当然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美俄新三角关系中的“中”不过是党国的代名词，而被党国绑架的中国，这次又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2016年3月15日完稿于美国新泽西。本文已收入吴称谋主编《红祸》，该书系天问联合学会文革50年反思系列专书中的一部，由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
 
　　[1] 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该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16～417。
　　[2] 同上，页757。
　　[3] 1957年夏，赫鲁晓夫清除苏共“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普遍震动，毛的支持对当时的赫鲁晓夫来讲显得及时而可贵。
　　[4] 见沈志华同上书，页706。
　　[5]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页2296。

　　[6] 同上，页2281。
　　[7]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页228。
　　[8] 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此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580～581。
　　[9] 同上，页582。
　　[10] 这两篇文章的原文，均可从中共官网查到。

　　[11] 此语出自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页5。
　　[12] 同上，页178。
　　[13] 同上，页232。
　　[14] 同上，页276。
　　[15] 同上，页362。

　　[16] 同上，页4。
　　[17] 同上，页138、146。
　　[18] 同上，页164。
　　[19] 同上，页407。
　　[20] 同上，页408～409。

　　[21] 参见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一部）》，香港，自联出版社1973年版，页40～41。
　　[22]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中，年轻的毛宣称：“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所以“我们的见解”才是“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13～1943卷）》，乌有之乡影印。
　　[23] 关于这个问题，近年出版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亚历山大·潘佐夫和梁思文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中文版）一书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参见该书第6～8章。
　　[24] 关于用阶级斗争、“糖衣炮弹”解释共产党蜕变之说理论上的荒唐，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一文有详细分析（见张博树《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95～142），此处从略。
　　[25] 笔者手头的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就全文收录了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26] 在外交领域，唯一提出不同意见的高层中共领导人是王稼祥，主张中国的对外政策应以和平政策为主，对外缓和而不是加剧紧张，但王迅即受到毛的严厉批评，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参见钱痒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此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66。
　　[27] 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党的高级官员不但认同毛这套国际反修理论，也承认国内有“变修”的危险。1962年7月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时讲的一段话，被认为很有代表性，他说：“干部的特殊化，这是最脱离群众的，老百姓很不满意”，“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一批干部不改变，将是修正主义的基础”。有论者认为“邓子恢对批判他的农村政策主张可能想不通，但对毛发动反修防修绝不会有心理障碍，这就是党内普遍的心态”。——见钱痒理同上书，页291。
　　[28] 有些朋友还往往引江青、毛远新为毛要搞“家天下”的证据，却忽略了即便江青想“接班”，不等于毛放心把权力交给她。晚年的毛疲惫于极左文革派（四人帮）和务实派（邓）之间的平衡，也早就看出极左文人虽忠于他的理想，却治不了国，而毛自己已经无力化解革命与秩序间的深刻矛盾。这是毛的悲剧所在。如果真要搞什么“家天下”，不必搞文革，也不会有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等和“接班人”有关的故事。

　　[29] 参见钱痒理同上书，页368～369。
　　[30] 截至1969年，苏联沿中苏边境部署32个步兵师，中程火箭部队12个师，以及5个空军军团，共3685架作战飞机。在蒙古亦部署了5个师和可发射核武器的中程导弹基地。——见钱痒理同上书，页439。
　　[31] 当时官方制作的新闻纪录片就是这样定义珍宝岛事件，很多观众都是通过这样的纪录片了解中苏边境冲突的现实场景的。
　　[32] 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页212。
　　[33] 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页179、215、273、281。

　　[34] 关于“输出革命”问题，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版）有详细讨论，可参考。
　　[35]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190。
　　[36] 参见钱痒理同上书，页446～450。
　　[37] 同上书，页453。
　　[38]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202。

　　[39] 同上书，页204～205。
　　[40] 同上书，页206～207。
　　[41] 同上。
　　[42] 同上书，页212。
　　[43] 同上。

　　[44] 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不到一年，1973年1月27日，北越政府、南越政府、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美国政府终于签署结束战事的《巴黎和平协定》，随后不久，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中国对北越政府的压力应是促使北越坐上谈判桌的重要因素。
　　[45] 见基辛格同上书，页272、281。
　　[46] 同上书，页281。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载《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48] 关于这个术语的演变，参见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此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28～129。

　　[49] 外交部网站载《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50] 基辛格《论中国》，页280～281。
　　[51]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页124。
　　[52] 有意思的是，毛的这些“最新指示”是在张春桥1975年4月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页252。
　　[5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朱永嘉口述《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一书有详细叙述。

　　[54] 见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页159。
　　[55]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页203。
　　[56] 同上书，页200～201。
　　[57] 同上书，页197。
　　[58] 钱痒理《历史的变局》，页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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