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既想避免再次爆发动乱危及自身,又想保住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使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煮成一锅“夹生饭”——真相未彻底揭露,病根未深入剖析,更谈不上精准根治方案,这就不仅无法凝聚全民族共识,甚至成为撕裂左右民众的焦点话题
老高按:去年夏天,我告别《新史記》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后,这家刊物遭遇了海外中文书刊市场急剧恶化(有人甚至形容为“崩溃”)的逆境。新的团队惨淡经营,艰难坚持,不断推出好文章。上个月,出了一期相当厚重的文革论文专号——这个杂志每期有20多万字,这一期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关于文革的论文——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今天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其“明镜书刊”节目中,让我来做个介绍。虽然我没有参与这期专号的编辑,但因我参加了在加州洛杉矶举行的文革50周年国际研讨会,便简略地讲了一下相关情况。现转载如下。 据我所知,这次会议的成果,结集为上下两厚册的《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正在编辑之中,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新史记》杂志推出“文革50年珍藏本”
索菲,法广 2016年9月10日
2016年6月24日至26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等多个机构,在洛杉矶共同举办了“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国际研讨会,《新史記》杂志从这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中选出了十多篇,推出了“文革50年珍藏本”。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这期“文革50年珍藏本”和相关情况。 法广:过去明镜旗下的杂志很少采用“珍藏本”的形式,《新史記》杂志出版这一期“文革50年珍藏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对反思文革的重视? 高伐林:是的。这期“文革50年珍藏本”,也就是文革50年论文专号。这一动议,是今年年初由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与文革50年国际研讨会主要筹备者之一宋永毅教授商妥的。 众所周知,1966年中共发出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今年整整50周年了,文革结束,则是整整40年。人们的习惯心理,对逢五逢十的纪念日格外重视,半个世纪这样的纪念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人们很自然地会在这样的纪念日前后投以更多的关注。对这一点,中共执政者非常清楚,从1981年6月中共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下了一个“彻底否定”的结论之后,就此合上了文革这一课题的卷宗,百般限制、禁止,今年更是空前严厉,三令五申封杀关于文革的讨论。官方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官媒也一片沉默。只是到了5月16日深夜12时,人民网发出署名“任平”的评论,题为“以史为鑑是为了更好前进”——标题上甚至都不敢出现“文革”两个字!文章重申原来的官方结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样的发表时间,这样的文章标题,显然有其苦衷:官方不得不表这么一个态,但又想尽力不让中国民众知晓。
法广:官方为何如此害怕关于文革的话题呢? 高伐林:当局既想避免再次爆发类似文革的动乱、危及他们自身,又想保住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这一权力的来源,抱着这样互相矛盾的动机,近40年来一直将文革列为禁区,使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煮成了一锅“夹生饭”——真相没有彻底揭露,病根未能深入剖析,更拿不出精准根治方案,遗留了大量这个“谜”那个“谜”。这就导致在文革问题上无法凝聚全民族的共识,发展到今天,文革已经成了撕裂左右两派民众的焦点话题,尤其是国内左派民众更为活跃,5月2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晚会”,开场所唱的就是文革中最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海内外纷纷质疑:习近平是否有意要再来一次文革?当局害怕这个争论一旦扩展开来,控制不住。
法广:国内既然不能充分讨论,那么海外学人就得更多地承担使命了? 高伐林:是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出这一期“文革50年珍藏本”的原因:明镜集团和《新史記》的负责人认为,在国内媒体和学界被严密文网钳制、不得发声的情况下,海外媒体责无旁贷,理应帮他们、代他们发出更强烈的声音。这期杂志上的作者指出,文革这样“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果,又是因:既是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矛盾大爆发的产物,又深刻地影响了50年来中国现实走向和未来发展趋势。如果把文革变成一个“黑洞”,不准窥视,只能绕道,中国的未来必然还会再遇到大灾难。
法广:这期《新史記》的文稿是怎么获得的呢? 高伐林:今年6月在洛杉矶举行文革50年国际研讨会,被称为是今年最高规格、学术水平最高的全球性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加拿大、日本、德国、港澳的近80位学者,提交了很有份量的论文。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与会,也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明镜集团包括《新史記》杂志派出多人全程参与,为会议录影、录音、拍照,在明镜新闻网上连载、连播。总规模近百万字的会议全部论文,也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有学者说,这是一个文革研究的里程碑式总结。 《新史記》篇幅所限,不可能呈现这次会议研讨的全貌,从中撷取了20多万字的论文,我相信,会引起关心文革、也关心中国前途的读者的高度兴趣。
法广:《新史記》选出了哪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呢? 高伐林:这期《新史記》,有好几位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毛泽东文革意识形态悖谬》,北京红卫兵运动研究者米鹤都的《大院文化:红卫兵思潮》,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的《“造反派,真的反了吗”》,等等,都很有深度。 还有其它国家学者的成果,例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的《文革中的选举:基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东京日本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日吉秀松的《毛泽东搞文革就是搞家天下》,日本静冈大学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的《毛泽东为何要屠杀蒙古人》…… 从他们这些论文的题目,人们不难了解其大意。
法广:作者和涉及的领域相当广。美国学者呢? 高伐林:更多的学者来自美国,像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Perry Link(林培瑞)的《意识不到的毛泽东遗产》、加州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以独特视角透视林彪事件的《变异的皇太子政治》,《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华新民,以文革风云人物为标本进行剖析的《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明尼苏达州诺曼学院教授丁抒反思陶铸一步登天又万劫不复命运的《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独立研究者程晓农的《工人阶级:从“领导一切”到失去一切》,在我看来,可以成为澄清当前左派民众迷思的一剂清醒剂;独立研究者丁凯文的《毛泽东控制军队的阳谋与阴谋》再次仔细梳理了解放军与文革的复杂关系;宾州约克学院图书馆教授周泽浩的《亡灵:中共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别开生面,指出文革的受害者不仅是当时中国的亿万生民,甚至涵盖古往今来的死者。 何频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政治错乱的根源》,被这期杂志作为卷首语,他指出,文革浩劫是“双重性的恶果:一个,表面已经结束,但是很多真相仍然被掩盖;一个,正在进行,没有人知道后果如何”。而要尽早结束中国没有文明性、确定性的政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恶劣政治的根源,“这是追究历史的真相,也是启动现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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