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能为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案说了些公道话，实属不易，但如果我们还仅仅从个人品质的优劣去解读，而不是从制度落后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其根源，那么距离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还相去甚远，实难彻底根除悲剧重演的可能


　　老高按：“在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十好几年前的这一句名言给我的印象极深，由此知道了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生态，与过去有了一个根本性甚至可以说划时代的变化。这次美国大选中谣言满天飞的突出现象，以及当今人们听到谣言的心态和应对方式，都已经赢得研究人员的高关注度，试图加以解读或者追踪的文章已经不断出现，有机会我也想介绍一下。
　　在网络上真的没人知道你是谁吗？其实不然。真要追究，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是能够查到的。有人无知到以为在网上蒙面就可以任意胡说而不用承担责任——万维网包括万维博客上有人甚至出言要拿枪干掉与他看法不同者（包括鄙人）。只不过由于网上言论极其庞杂，考虑投入产出比，一般人觉得不值得耗费精力去追究而已。许多造谣者也就是看准这一点而肆意妄为。这恐怕需要立法定规，如何既保护言论自由又对网上造谣做出规范，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为这个两难问题绞尽脑汁，我们且拭目以待。
　　前天我读到德国之声的一篇调查报导《揭秘美国制造假新闻“专业户”》，文中说：

　　当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按响洛杉矶郊外杰斯廷·科勒尔（Jestin Coler）的门铃时，他闪身将其挡在门外并且说：“对不起，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你走吧！谢谢！”
　　科勒尔之所以受到电台女记者的造访，因为他是一个名为Disinfomedia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旗下拥有专门制造假新闻的网站。科勒尔不久后最终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拒绝透露公司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网站。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假消息经常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仅“教皇支持特朗普”一条假新闻，就在Facebook上被分享96万次。科勒尔是假新闻制造者之一。他不时地发布一些完全凭空捏造，但是却令人信以为真的假新闻。例如两年前他编造的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可以用食品券购买大麻的报道就传遍全世界。尽管这是一个纯粹编造的谎言，但是不久之后，该州一名国会议员便递交提案，要求禁止使用食品券购买大麻。
　　科勒尔今年40岁，已婚，是一位孩子的父亲。对于他为什么从2013年开始制作假新闻的问题，他是这样解释的：“我想拥有一个引起极右运动注意的网站。目的是公布虚假新闻，之后再指出这些纯属捏造。”
　　目前其网站拥有25至30名作者。科勒尔说，令他惊异的是，在选战期间，他的“假消息”，特别是负责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丑闻的美国中情局特工被杀害的假新闻，居然在谷歌和Facebook上获得极高的点击率。网站上称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来源于《丹佛卫报》。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家报刊。
　　科勒尔说：“人们愿意听这类消息。所有内容都是我编造的：无论是城市、人物、警长还是中情局特工。我们社交媒体的编辑故意将文章的读者定位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特朗普论坛，令所编造的故事不胫而走。”
　　对于网站经营商来说，点击率越是上升，说明网站的内容越令人感兴趣。另外2位制造了有关《洛杉矶时报》的假消息的作者也承认，加上广告收入，他们的网站每月收入在1万至4万美元之间。

　　网上的这些假新闻，相当于过去年代的“匿名诬告信”，只不过规模大得成了天文数字而已。谎言飞跑，让真相追得好吃力！我们这里不少朋友对这一新迹象懵然不察（或者属于“装睡”一族？），还在那里忙着给我贴标签定位，是“反共人士”还是“中共打手”，不知今夕何年，让我叹惋。

　　言归正传。由网上这些“假消息”，我想起了中国的往事。
　　匿名信在中国政坛上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不少高层人士的家属，也忍不住手痒（但并不都是造谣，对其內容和动机，都应该具体分析），最有名的，像林伯渠夫人朱明匿名揭批江青风流韵事，后来自杀；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给林彪一家，辱骂挑拨其家庭关系，后来下狱……我在担任《新史記》杂志总编辑期间，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文字都接触过，尤其是后者——严慰冰案，我看过来自不同方面的回忆录和史料。有人为陆定一严慰冰夫妇辩护，有人直斥严慰冰，都是长篇大论，各方披露的史实，多已经在《新史記》杂志刊出。我也看过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回忆录》，其中她和她儿子刘源对此事也有被认为具相当权威性的回忆。说法甚多，给了我从各个角度来推敲此事真伪、是非的众多条件。
　　当时也读过余汝信的一篇文章《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但没有太在意。最近重读，联想到坊间许多人对这一事件还沿用中共灌输、让人们相信的说法，不由得想转载于下，供各位细想，或许能够开拓思路。值得指出的是，此文最后的结论未免显得有点老生常谈；此文中间对某些史实真伪的鉴定，也失于轻率——例如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是否拿出了夫人的“处女证明”一事。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由此文，深入了解和全面探究有关史实。


　　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

　　余汝信，华夏文摘

�　　本文的三位女主角都在这幅照片上，王光美（前左5）、严慰冰（后左2）和叶群（后右4）

　　严慰冰案，是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因怀疑丈夫有外遇（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自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六年间，共投寄数十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句，辱骂林彪一家。严案于1966年春告破[1]，严随即被隔离审查。关押近十三年后，于1978年12月被释放，旋即被大陆主流媒体称许为反林英雄，那些匿名信，被誉为“又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2]
　　一边倒的舆论，总算在近来有了些变化。
　　今年（2006年）一月，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提及，当访问人黄峥问“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情况”时，王如是说：“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3]
　　王光美女士说“叶群固然很坏”，坏在什么地方？没有说明。看来，王对叶群也不过是不得不虚晃一枪罢了，矛头所向，其实是指责严：“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件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
　　应该感谢王光美女士！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位具一定影响力的知情人士，站出来说了这么一些公道话！
　　事情本来可以就这么告一段落。不料，在座的刘源却又接过了他母亲的话头：“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4]
　　很容易意会到的是，刘源说以上话的本意，更多的是出自于对林家下一代的同情。惟未知是否因当时年龄还小，今天的记忆已不准确，刘源的话，却不难被有心的读者挑出一连串的毛病。
　　1，黄玫，是严慰冰江苏无锡老家张泾的一小山名。严慰冰1960年代写有长诗《于立鹤》（顺便说，这诗写得很蹩脚），[5]即提到此山。严以此山作为自己的化名，不一定就是影射王光美。
　　2，据知情者称，严的匿名信并非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出，而应是暗指林豆豆的亲生父亲不是林彪。
　　3，据知情者称，林豆豆和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女儿刘涛是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惟文革前林家与刘家并无私交。住在中南海外的林豆豆，从来没有踏足过中南海内的刘家，“还抱着平平哭”，也就无从谈起。
　　4，严慰冰最早的一封匿名信，投寄于1960年3月，此际罗瑞卿已不是公安部部长。据知情者透露，匿名信曾寄给当时正在清华读书的林豆豆（林曾在清华短期就读，后因不适应转至北大读文科），豆豆未敢告之父母，将信悄悄交予林办秘书处置。秘书直接上报予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即告之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严针对林家的信，都是投寄到林家住处或有关场所，应是林办工作人员或林的家人先收到信再上报，断无倒过来罗先发现信再告之林家之理。
　　5，假设如刘源所言，罗瑞卿将此事（况且尚未破案！）告之不谙世事的两个小孩，又叫林立果转告其父母，有违做人的基本准则，有违常理。而更重要的是，据知情者透露，为免体弱多病的林彪受到刺激，叶群、林家儿女及林办工作人员案发后从来没有将匿名信一事告之过林彪。

　　刘源是好心说了过头话。接下来更糟糕的是，访问人黄峥自己又加了一段似评非评、似注非注的东西：
　　“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6]

　　有人说，黄峥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惟根据以上文字可以断定，这位研究员对以上所谓破案经过绘形绘色的描述，名为“据说”，实则道听途说，并没有经过自己切实的研究过滤。
　　1，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绝非是黄峥所言的“巧合”。
　　2，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1965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1965年12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1966年2月20日视察济南军区），此期间，叶群除自1965年9月部分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四清及11月底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一两天时间外，从未离开过林彪身边。直到1966年5月10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叶方随林回京（林参加刘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个1966年春天，叶群都在华东，如何又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现身？
　　3，所谓“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即所谓“四副（党、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叶群那年春天果真在此间出现过，又岂能不知进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物？何以能为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就喋喋不休失了身份？再说，七号房内免不了遍布警卫及工作人员，岂会任由两位贵客吵骂而袖手旁观不加劝止？
　　4，一个巴掌拍不响。退一万步说，两人果真吵了起来，严慰冰就没有责任？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批判材料“揭发”，严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严“一次到‘黑七号’来，不报姓名，警卫人员不认识她，不准她上楼。这下子惹恼了这个‘部长太太’，回去向旧市委大发脾气。旧市委赶紧向百货大楼挂电话，把警卫员训斥一顿。此后，……成了‘黑七号’的常客。她把‘黑七号’看成是自己的私有，什么地方她也要去，就连库房也要进去转几转”。[7]群众组织的材料，未必可以全信。但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严之霸道及横蛮无理，不也就跃然纸上？！
　　5，再退一万步说，假设两人果真吵了一架。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小事，叶群也没有“仗势欺人”去中宣部告严，严怎么就非得要到总政去告叶？叶群不仅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夫人，且更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夫人，本人1965年已是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相当于军一级干部，且组织关系不归总政而属总参党委管理。谅总政“负责同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接纳严的投诉。
　　6，又假设总政“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接纳了严的投诉。1966年春天，林彪远在离北京两千里之外的苏州，这位“负责同志”无论怎么认真负责，惟其是否“真的”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屁大的事，专程从北京跑到苏州，“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叶群当时是“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见林的一切事宜都得通过她（据知情者透露，即使在四清现场，叶群也要人架设了直线电话，可随时与苏州及北京联系），这位“负责同志”要代人告叶的状去见林彪，又如何通得过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林办主任”本人这一关？
　　7，据林办工作人员公开的说法，至少是自1960年代初以后，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每天只是“听”不超过半小时的要事与文件摘要汇报。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半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且“觉得这字面熟”？
　　如此说来，一言以蔽之，黄峥的“巧合”说引出的一番“破案”经过，纯属向壁虚构而已。

　　值得仔细分析一下的，倒是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对其妻的判断。
　　陆定一说，严慰冰之所以要写匿名信，是精神有毛病。这总比二十多年前严的亲属称严此举动是出自于对叶群、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向事实真相进了一大步，值得肯定。陆定一说：“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
　　经查证，陆定一自延安时期的1944年起，已是中宣部部长。1952年9月，突然被降为副部长，中宣部工作，暂由胡乔木副部长主持。降职的原因，陆至死也弄不清个所以然。时接替陆的，是习仲勋。那么，陆说的所派之人，指的是胡还是习？胡、习又受谁所派？
　　1954年7月，陆定一重新担任中宣部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其时，应没有谁再敢“迫害”陆夫人了罢！
　　惟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痛快淋漓而又令陆出了一身冷汗的，是关于文化艺术的两个《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陆定一自此也就走了下坡路。到1966年3月，毛甚至声言“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者，陆定一是也！[8]
　　1966年4月28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4月30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5月18日，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9]
　　以上为中央文件的原文。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林彪当时所讲的原话，还是事后经人整理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的文本是迟至当年9月才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目前已公开的林彪讲话，绝大部分是别人事前代拟或事后经人整理的，这篇讲话，也不例外。故而单凭这篇讲话，难以判断此时的林彪对匿名信一事到底知道了多少？
　　除却上述讲话之外，有关林彪对陆、严及有关匿名信一案所涉的讲话、批示、甚至什么“处女证明”等等，传闻甚广，不一而足。但从未见到中央正式文件有所提及或引述，故而，皆可视之为街谈巷议，不足为凭。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内中提及：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10]

　　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谈及严案：“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11]

　　刘少奇说严案“两年前就发现了”，“发现了”是个什么概念？令人有些费解。刘是说两年前就已知道是严干的，而彭真却不去处理，以至“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还是两年前发现了匿名信而彭未去积极破案？从字面上看，刘似乎说的是前者，那就更令人费解——当时彭真怎么敢那么做？！
　　不过，目前所能看到的刘少奇这个讲话，大抵仅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版本。群众组织的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就是了。
　　陆、严分别自1966年4、5月被隔离、关押。严于1967年2月，陆于1968年4月分别被移送到秦城监狱。1975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25号文件，下发全国。但由于陆拒绝在决议上签字，未能出狱。直到1978年12月，陆、严两人方被解放。[12]
　　屈指算来，陆、严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其中1971年“9·13”事件后七年。要说“迫害”，这后七年的“迫害”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林彪、叶群头上的了，那么，算在谁的头上？

　　还是让我们回到黄峥所转述的陆定一的话上来吧。
　　陆定一说：“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
　　据《陆定一传》，陆是1952年底从苏联回到北京的。以陆本人的说法，自此严就经常与他吵架。吵架是否事实，又为什么吵架，本与外人无涉，但这样经常性的吵架，是否就是“神经偏执症”的症状之一？我们觉得应该深究的是，文革前陆定一权倾一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又是国务院副总理，恰恰其时，经常与他吵架的严慰冰，却是他的向中央备案的机要秘书！[13]换言之，陆定一须阅看、经办的一切重要机密文件，首先必须经严之手！陆以一个患有神经偏执症者，充当此等重任，陆自己是否昏了头？
　　严慰冰于1930年代到延安。与她几乎同时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女性，不少先后与革命的领导者结缘。青年时代的热忱，无庸否定，她们当中，也应不乏优秀分子。但无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个别人的性格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不仅没有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在革命胜利后随着夫君地位的显著变化而放大，如睚眦必报，如喜怒无常，如撒泼放刁，如对权力的强烈欲望。文革中的江青，则是最好的例证。江青的一些表现，不也似患有“神经偏执症”？
　　参加革命前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王光美，道德修养当然与江青之流有着天渊之别。但夫人干政，王却也未能免俗。
　　王光美女士在访谈中提及她的“桃园经验”，还有点儿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实，“桃园经验”使一大批普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遗憾的是，王似到今日也未能觉悟。如萧喜东先生所言：
　　“在刘少奇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批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在定兴县四清时，王光美导演了一场斗争王树海的大会，会场专门搭起了一间导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后，指挥全场，会议的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通过一个布帘向她请示，王光美还派专人从北京接来她的两个孩子观看她的这场表演，让她们‘受教育’。会上当场逮捕王树海，会后王光美到处介绍，把这一招宣扬为‘杀鸡给猴看’。”[14]
　　长达百页的“桃园经验”即《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1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全国。王在访谈中引用刘少奇的话，是“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的。[15]
　　更有甚者，刘少奇在不久后的《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中，指责江苏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认真学习和研究”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一篇讲话，刘训斥道，江的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而“中央”“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员学习河北抚宁工作队的经验总结，学习王光美同志的报告，……”[16]。
　　这么说来，刘少奇也是一时昏了头。
　　本来，王光美女士能为严慰冰案说了那么一些公道话，已实属不易，但如果我们以更高远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出历史上的闹剧，窃以为还是缺了些什么。那就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仅仅从个人品质的优劣去解读往昔而不是从制度设置的落后性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的意识不仅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还相去甚远，而且，也实难彻底根除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的可能。
　　这，未必就是危言耸听。未审王光美女士然否？

　　（2006年4月）

　　【注释】

　　[1]2016年注：此说不准确。严案早已在1962年侦破，惟对其处理一直拖延下来，直到1966年才将严“隔离审查”。
　　[2]严昭：《涅槃之歌——记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页108。严昭是严慰冰的胞妹。
　　[3][4][6]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392－394。
　　[5]见严慰冰：《于立鹤》（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
　　[7]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联络站：《经济批判》，1967年4月28日。
　　[8]“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31。
　　[9]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500号，1966年9月22日。
　　[10]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77号，1966年5月24日。
　　[11]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页103。
　　[12]参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3]国务院秘书厅编印：《通讯录》（1965年9月），页1。《通讯录》记载陆还有一位秘书宋广渭（即后来《陆定一传》的作者之一），名字排在严慰冰之后。
　　[14]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15]同[2]书，页364。
　　[16]《中央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中发（64）672号中共中央文件，196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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