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止一個，而是從1965年到1978年有三個文革？文革高潮時期表面極度混亂，但內里嚴密控制？文革真是“獨一無二”、“史無前例”嗎？毛澤東在文革中一度“失控”，是偶然，還是必然？他發動文革，真的是因為權力不穩才要反擊嗎？


　　老高按：這幾天在忙着編選中國研究院2016年九次研討會發言的書稿。這九次研討會，有的我參加了，有的我沒有參加，有些發言記錄是第一次讀到，覺得還挺新鮮。其中關於文革反思這個主題，在紐約和新澤西分別舉行了兩次研討會。雖然我參加了在加州舉行的文革50年國際研討會，那個會有更大的規模、更正規的議程，我擔任了那個會議論文集上下兩厚冊的責任編輯，但讀到中國研究院的這兩場規模小得多的文革反思研討會的發言，我感到其中還有不少有意思的內容。
　　這些發言，絕大多數都已經在明鏡網和明鏡旗下各雜誌刊載。但是雜誌發行受到地區限制，許多讀者無緣看到；在網上刊載時，有的發言要求明鏡會員才能全文閱讀；而且因為每次研討會的文字量都比較大，在網上只能是分篇刊載……等等這些因素，造成其中有些見解未能得到更多關心這類問題的讀者的關注，讓我覺得可惜。這裡我隨手摘出四個人的發言的節錄在這裡轉載。——之所以節錄，是因為篇幅太長，刪除一些討論會場上具體的枝枝蔓蔓，對原文觀點的完整性，我敢保證是絕無損害的。
　　轉載不等於我同意他們的所有觀點（當然他們有不少觀點我是認同的），我只是覺得，這些發言能夠“刺激”人們對於文革的反思，更加擴展視野、增加層次、變換角度。
　　以下文字，都選自中國研究院2016年5月15日在美國新澤西舉行的第27次研討會。其中多個標題都不是發言者自己擬的，可能是當時的文字整理者和雜誌的主編擬定的。我沒有全部採用。

　　差點忘了說一句：這本中國研究院2016年結集，將在春節之前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表面極度混亂和內里嚴密控制

　　畢汝諧（紐約作家）：
　　我想從一個也許海內外文革研究者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角度，講講對文革的一種思考，就是從文革表面上的極度混亂和內里的嚴密控制這樣的角度。
　　關於文革極度混亂的例子，根本是不勝枚舉。1967年8月，北京發生兩件轟動一時的事，這兩件事現在網上根本都找不到了。
　　第一件事，謝富治接見群眾組織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幫不速之客，吵吵嚷嚷，用那個時代最時髦的話說：我們要和謝副總理進行辯論。這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擠到謝富治面前，口出不遜之言。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其中一人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謝富治，刺中了，謝富治的手指見血；更絕的是，這些人裹挾著行兇者揚長而去！那時，謝富治是公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沒有人認為這名銜是沒有意義的。第二天，北京街上出現大字報，沒有任何人認這筆帳，反而都把這筆亂帳扣給自己的對立面，控訴對立面就是刺傷謝副總理的兇手！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弄清楚，更耐人尋味的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其他成員，從毛澤東到姚文元，對此都噤若寒蟬，不置一詞；這也很奇怪，這些人是什麼來路？為什麼要這麼做？有什麼背景？50年都沒有搞清楚，估計也很難再搞清楚了。但是應該把這歷史的一頁講出來。這說明當時文革表面上的混亂到了什麼地步——謝富治是公安警察的最高首腦，但當時他連自己的安全都沒法保障，也無從查起。
　　當時江青說“打倒公檢法”，這些公開的警察都已經不工作了。那個月份，我好幾次在天安門廣場看到中國歷史上亙古未見的奇觀，就是一大幫人，扭送一個被打得鼻青臉腫的人往公安部走去，我問怎麼回事，他們說，他是扒手，在汽車上偷錢包，因為公安局、派出所都不收人，所以把他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托謝富治的福，還是表面上依然運作的單位。這是中國曆朝歷代都沒有出現過的奇觀：怎能想像老百姓捉住一個草賊以後，“縣官”不管，“現管”也不管，只能直接把草賊送到國家最高的司法機構大理寺？！
　　這也刺激了我的想像力和聯想力，我那時在寫文革地下文學《九級浪》的時候，就設計了一個青年扒手作為貫穿全書的次要人物。
　　文革表面上的混亂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了，但是第二件事情，北京27中的學生韓京京在天津殺害、強姦日本僑民，又暴露了文革內里還有極其嚴密的控制，有一套秘密警察系統在暗中高效而又神秘地運作。
　　1967年夏天，提倡複課鬧革命，天津的延安中學是複課鬧革命的典範；這就給北京想鍛煉體力的男孩子提供了一個藉口，結伴騎自行車到天津去；一般早上去，晚上能到，或傍晚去，第二天早上能到。我也和朋友一塊去過。
　　韓京京是27中的一個幹部子弟，他到天津後，獸性發作，闖進一戶日本僑民家，殺害了男主人，強姦了女主人！這件事情鬧得非常大，在國際上造成極大影響。中國和日本當時沒有外交關係，所以日本政府是通過英國駐華代辦處向中國提出抗議，周恩來下令立即破案，從韓京京作案到他在京津公路被捕，不到24小時！這太神了，因為這24小時要發生多少事情？當時中國的電信那麼落後，打一個跨省的長途電話都要幾個小時，何況要給日本打這種國際電話，要費去多少時間？當然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假設，這家人不是普通人，他們是日本間諜，自己家裡就有發報機，把時間最大限度地省下來了。
　　但是三個政府機器要運作起來，也需要時間：日本政府委託英國政府，這裡還有東西方時差的問題；之後進中國外交部、報給周恩來，都需要時間，周恩來再下令立即破案……常言：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國內知道這件事情，是聽莫斯科廣播電台的中文節目，說中國紅衛兵，殺人強姦無惡不作。結果不到24小時就破案了，這很讓人震驚，這就說明文革內里還有一套我們不知道的秘密警察在運作：韓京京也是一個長胳膊長腿的人，他離開現場後去了哪裡，怎麼知道？而且這樣油里油氣的男孩，滿街都是，怎麼就知道是他？所以秘密警察系統，說它是“天兵天將”都不為過。
　　韓京京後來的下場是這樣：因為他作案時不到18歲，還差幾個月，判了15年徒刑；送到湖北的礦山勞改，因為礦山有放射線，結果他得了白血病，沒幾年就死了。
　　這又引伸出一個問題，我後來為了這事，和27中的人核實了一下，我原來以為他是老初三，是1950年生的；後來他們說他是老高一的，不要小看這一年之差，這說明，我們現在一張嘴就說文革是“無法無天”，至少在韓京京這個案子上，是非常嚴格遵守法律上的界線，把他作為一個未成年犯、而不是成年犯來處理的，按理來說這麼重大的案件，可以馬虎幾個月，把他拉出去斃了。
　　我在網上去搜尋這兩件事，都沒有，當年那麼轟動的事，如今都了無痕跡！所以我們也得趕緊把這些事，該說的說，該寫的寫。兩件事放在一起，是在同一個月份發生，又都是跟公安有關的，對比鮮明地表現出：文革表面上的極度混亂和內里的嚴密控制。
　　早期，周恩來在領導中共特科的時候，是用作案、殺人的辦法來顯示自己的存在；最著名的是殺顧順章全家的愛棠村案件；如果沒有這些案件，根本無從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但是周恩來的秘密警察，在文革中是通過破案，使我們知道它的存在。
　　這又讓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1988年我在台灣出版《周恩來評傳》的時候，對於周恩來作為政治不倒翁，給出一種大而化之的解釋，認為是他的狡猾、工於心計及政治手腕，使他得以善終；現在我認為：周恩來“善始善終”，特別是林彪死後，在第二把手這樣極端危險的崗位上，都沒有落馬，是因為他掌握秘密警察這個殺手鐧，所以毛澤東始終沒有力量徹底拿掉他。

　　從學術角度梳理一下文革討論中的問題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民主黨主席）：
　　我想從學術的角度來梳理一下文革討論中的問題。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帶給中華民族的一場災難。文革後，許多人討論如何避免再發生這樣的災難。但到了80年代後期，不少人開始認為，經過文革教訓，再有經濟改革，以後不再會發生這類災難了。習大大出來後的政局演變，似乎預示著文革的災難還會發生。因此，我不同意（馮）勝平說的文革不會重演，其實，從上到下、從現在“80後”“90後”，包括那些穿著超短裙、要嫁給習大大的小女孩，都跟紅衛兵的心態如出一轍。我在西雅圖的時候跟這些留學生遭遇過，他們就是真心的，而且他們很大程度上比那些文革時的年輕人幼稚得多，文革中的年輕人，我同意勝平的說法，在共產黨長年“政治第一”教育之下，他們很政治化了，現在的年輕人不關心政治，但絲毫不妨礙他們繼續重演文革時的教育，而且到他們談到那些反對習大大的人時咬牙切齒，他們在濫用暴力上，一點都不亞於文革中的紅衛兵。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應該如何研究文革？
　　我對研究文革的恢弘敘事或宏大敘事方式是抱一個懷疑態度的。我到西方學習社會科學，特別是史學之後，最大的體會是，中國人的史學研究太喜歡恢弘敘事。所謂“恢弘敘事”，就是將一段歷史變遷寫成一個嚴格按照一個規律、向著一個目標、絲絲相扣的發展過程。恢弘敘事，不是全然沒有意義。從政治上說，比如我是民主黨的領導，我必須恢弘敘事，才能簡單到讓人們理解我說什麼，並跟著我去做一些事。但學術研究，在西方是非常忌諱恢弘敘事的，每一句話必須有出處，而且這個出處必須符合學術推敲、學界公認，是至少多數人能認可的一個來源。這種恢弘敘事有兩個問題，一是犧牲了歷史進程的多面多層多變多元的細節。剛才阮銘先生、羅宇先生、畢汝諧先生的說法我很贊同的原因，是他們全談親身感受的事，文革作為這麼大的一個運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們真正要搞清楚文革，不能僅從一個當權者角度，還要站在每一個小老百姓的立場，農民從來沒有被政治化，文革給他帶來什麼？他在文革中做了什麼？這些都是西方研究史學時很關注的問題。因此，恢弘敘事的第一個問題，是把幾億人的感受和意義，簡單濃縮成一個有目的的、還在運作的歷史發展過程。第二在於解釋架構的多樣性。你說文革好也罷、壞也罷，所有人都能舉出足夠的事實，來完成一部歷史巨著，但為什麼你選這個，而不選別的？你對這個事實做了什麼解釋？比如毛澤東，就做了一件事，在座的人對他就有不同的解讀。恢弘敘事只說我是對的，我的對，是因為我有一個完整、一致的歷史發展、能自圓其說的解釋，但社會早就不採取自圓其說了，稍微受點訓練的，都能開發出足夠多的自圓其說的說法，所以我現在對恢弘敘事一般抱懷疑態度。

　　我們討論對文革的具體研究，有三個爭論話題。
　　第一是文革定性是非。從是非角度來說，第一是左右之爭，右派認為文革是單純的毛澤東的權力鬥爭，還是有經濟、社會的內容？如果文革是單純的權力鬥爭，那是非就簡單了，把毛澤東在史書中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就完了。但同樣是權力鬥爭，還是有其他問題。它究竟是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清洗黨內異己，所有的政治迫害都是他的目的？還是共產黨內外有各種力量，有人想藉毛澤東的文革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或個人宿敵？所以，人們從不同角度對文革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我不認為文革就是毛想要清洗對手的簡單故事，因為斯大林也清洗對手，斯大林採取宮廷內鬥方式，毛比斯大林還有條件這樣做，毛之所以選擇文革，是有他的社會、經濟考慮的，這不是我們現在想的權力鬥爭那樣簡單。他在共產黨內無法實現社會理想。其實包括那些被毛澤東清洗的人，對他的忠誠還是沒話說的。其實，西方探討文革的時候，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討論的。麥克法夸爾也提出：他為什麼要選擇這種方式去清洗自己的政治對手，為什麼沒選擇那麼多宮廷皇帝過去的方式？你說毛讀“二十四史”掌握了殘酷的權力鬥爭方式，其實“二十四史”不是一個權力鬥爭史，“二十四史”是講禮義仁智信，要宣傳儒家治國的。我不同意動不動說毛喜歡看史學看壞了，中國的史學是春秋史學，從來就是要教你做好皇帝、好官員、好百姓的。
　　關於文革的定性問題，是權力鬥爭還是有別的東西？左派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純粹是社會經濟的內容，而沒有毛澤東個人權力的因素，這跟用權力鬥爭解讀文革都是極端，是另一個極端。
　　第二，關於文革的後果，倒是左右都有共識，右派認為文革的破壞性，把中華民族文化都連根拔起，左派認為是毛澤東的革命失敗，但在這失敗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它提出代價說。
　　第三，關於文革的遺產。有人說，因為有文革才有改革開放。這就高抬文革的意義了。所有共產黨國家一定要搞改革，解決效率低下問題；一定要開放、和西方文明接軌，一定要改變過去的集權制度，就像杜勒斯當年說第三代第四代會發生變化一樣，這跟文革沒關係，這跟共產黨說沒有他們中國不能獨立一樣荒唐——二戰後那麼多國家都獨立了！兩次大戰後，西方人對國際政治有了自己的認識，開始改進很多東西。
　　所以要評價文革的遺產，現在可能早了些。

　　關於文革的根源牽扯到文革的再發生的可能性。我不認為毛澤東一個人能搞出一個文革來，確實他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這都是我們需要反思的。今年4月16號是我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的40周年，我是從反思文革開始我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的。1976年4月16號，我因為在1975年支持鄧小平治理整頓而被抓。其實這就是反思文革後的政治行動，我76年被抓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文革一次半自覺的抗拒，因為當時支持周恩來、鄧小平，其實就是反對繼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這場革命，這與全國當時有獨立思想的人差不多走向一個共識，就是這場革命不能再進行了——可能有人還支持毛澤東，但也認為即使像毛澤東的政治都不能再進行。
　　後來我對文革的反思走了幾個階段，不改變我的初衷：文革是一場災難。特別到西方後，我們在美國這樣信息發達的地方，要從一個更大的時空去反思文革，如果我們還像50年前，或40年前文化大革命剛結束那樣反思，就有問題。

　　我想提出三個反思。
　　第一個反思，徐友漁說過一個觀點，中國是西方各種思潮代理人的戰爭，說實話，左派右派的代理人，做得都不好，都沒有理解他們代理的東西，其實西方左派、右派的共識，比中國的左派、右派多得多，這是他們能在學界維持討論的一個前提，西方，特別是歐洲左派，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類在現代化之後，到底用一個什麼樣合適的體制，人走向解放的過程中，當傳統封建解體、走向新創建的現代化中間，還有什麼壓迫性的因素，妨礙人的自由和解放，這是西方知識界，一直在批判和反思的東西。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制度化的權力給人造成壓迫的批判。
　　台灣“太陽花運動”出來，我問過那些民運人士：憲政主義、法治的問題是什麼？西方對此的看法是，規則越複雜，就越能實現制度化的要求、就越合理，但另一方面，不會玩規則的人，就很受壓迫。美國為什麼現在律師很賺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知道玩規則，真正深入西方社會的每個人都有感受——在規則和制度的巨大壓力下有感受。這是很多在繼續探討現代化的人考慮的問題。他們對文革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他們就是想理解毛澤東想打破的官僚機器，毛澤東是想對財產，由於人的財產、制度造成的壓迫，進行一次造反、嘗試，毛的嘗試他們肯定認為是失敗的，但人類的這個嘗試還在進行，真正自由、平等、人道的人類社會，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想探討出一個不同於我們今天認同的、西方主流文明模式的模式，但這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模式。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時代》雜誌駐北京記者給過我一本書，有關共和主義和民粹主義，說將來美國的內戰會在這兩種思潮中發生，那時候我不理解，我在西方讀完書之後才開始理解。
　　這第一個反思引導我們去思考文革究竟要解決人類政治中的什麼問題？這樣的反思將我們引入人類政治進程的探索。
　　第二個反思，是對極權政治的反思，我不同意很多人說文革是“獨一無二”、“史無前例”，其實文革剛完的時候，批判文革的人就用過兩個詞，一個是“法西斯”，說紅衛兵跟納粹的衝鋒隊、跟很多東西都很雷同；第二個是“封建社會”，說這是2000年封建社會的餘毒。就說明了，文革，即使作為一個極權政治的災難，他跟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極權有什麼不同與相同。
　　這應該是我們學術探討的內容、社會科學比較式的研究，是有意義的。剛才勝平說80、90後不關心政治，其實不是的，昨天我還跟一個87年出生的小女孩討論這個問題，她說她在華盛頓問魏京生三個問題，第一個，她說在她看來文革根本就不是一個值得單獨探討的事情，只有你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才是這樣想、對這些毛澤東的“蛋”來說，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文革應該和納粹、中國過去的清宮等放在一起討論，它的問題一個是個人迷信、一個是政治迫害，文革給我們造成的災難和負面的東西、對人類文化的摧殘，所有集權專制，在走向衰敗的時候都有過，那文革的特殊在什麼地方？從我的知識來說，跟那些差不多，批判的東西也差不多。所以把文革作為極權政治的批判來說，文革有什麼相同和不同，這是一個反思。這個反思將我們引入文革再發生的條件、可能性以及如何在制度上預防。
　　第三個反思，是中國人在文革反思中還是很幼稚。阮銘先生今天談了兩個事情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第一，毛澤東想搞文革時失控了，即使像毛澤東這樣老到的政治家，既當過造反者、也當過制度的締造者，他都沒有算準文革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他好幾次失算；第二是群眾運動失控了。其實我從反思文革到反思89時，我都在想一個問題，政治就是因為人類有不同觀點和利益，當沒有一個制度能仲裁他的時候，不同群體之間發生衝突，你拿什麼東西去達成共識？最後都是惡鬥，中國人老覺得，上一代的惡鬥都是上一代人的道德造成的，我們嘛，道德好、又聰明，就能避免惡鬥——鬼話！文革中的那些人，智力、道德，每代都差不多。當我們跟別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處理這些分歧，當幾個勢力存在，一定有一個要掌管公共位置的時候，應該怎麼處理？我覺得從毛澤東到下面的造反派，都是在這點上不成熟，今天的中國、商界的惡鬥，都是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所以反思文革時也應當反思，在政治衝突中的惡鬥。
　　剛才勝平說下一代沒有這個問題，怎麼沒有？你看看在校園中的暴力，在美國、澳洲……他們比我們殘酷多了，小女孩互相廝打，我們這代哪有這種事？人性的劣根性，在一定時候會不斷重演，所以最後一個反思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你說郭敬明和韓寒不關心政治，就像美國也有歌星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是要有人從事的，從事政治、從事公權力、掌握國家暴力機器的這些人們，他們會怎麼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和鬥爭，這些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在這點上，我覺得我們對文革的反思是有意義的，但這個反思不能像我們說的，簡單的清算毛澤東的罪刑。如果我們真的想走出文革的厄運，必須對集權政治、對人類現代化探索中的失敗教訓、對每個人都可能進入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一些反思。這個反思讓我們感到，每個人都要對文革再發生承擔責任。

　　13年當中有三個文革

　　李偉東（中國戰略分析智庫主任）：
　　首先我不太同意軍濤關於文革不要宏大敘事的評論，剛剛阮先生、勝平，都說了些宏大敘事。文革發生50年，結束40年，如果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給出一個總體的真實脈絡和邏輯，那麼中國的文革研究就簡直太薄弱了。當然軍濤講的，按西方各種學說，嚴格給出案例，說話有據，這樣的研究方式，我完全贊同，但這樣的研究方式，除了個案分析、案例系統總結外，也要給出一個相對宏大的敘事，比如麥克法夸爾他的文革起源寫得很紮實（當然現在看來有史料不全或偏頗的地方），但文革的起源難道不是宏大敘事？今天由於史料不全、很多東西被淹沒、檔案沒有公布，還有中共官方對這件事情的掩蓋，我們缺少紮實的史料，但不等於文革結束40年，發生50年的關節點上，我們還不能看出一個大致的內在邏輯。
　　我也不是很同意勝平說文革不可能重來，你可能忽視了另外的前提，不是因為存在的我們這樣一些人，對文革有興趣，還在回顧當年的輝煌或災難，成為悲催的個人情懷和敘事，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現任政權，他們還再繼續文革的事情，還在把毛奉為精神領袖，他的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遺體還供奉在天安門廣場，毛的理論被載入黨章和憲法。所以，只要毛的基本精神在，文革就可能死灰復燃，因為文革是毛一生最得意的事情。
　　就年輕人而言，我們所看到的，他們對於文革、政治和當下的國情，都有有普遍的評論。我做過統計，5億網民中，毛左宣稱擁護他們的，最多的時候只有有5萬人，就是茅于軾寫了那個關於毛的文章後，一群毛左出來罵娘，最後烏有之鄉統計，說他們匯集了5萬人的簽名。由於官方縱容，他們在某程度上是有自由度的，但于建嶸、李開復這種相對溫和的自由派，在微博上弄一個帳號，動則粉絲千萬，其中年輕人甚至更多，因為是網路，所以文革作為過去一個不久的歷史，首先是中國政權本身還在承襲他的某種衣缽，還在某種形式上給他招魂，其次，現在的年輕人，也還在集權統治下，經歷各種各樣的災難，他們有第一線的感受，農民工的後代更不用說了，所以我不覺得文革在中國真的可以被翻篇了。毛是否定和砸爛了一個舊世界，但新世界沒有建立起來，現在的中國人，並不是生活在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真空裡，他們還生存在舊世界的某種氛圍中。

　　評論前面發言我就說到這裡，現在我說我自己的想法。
　　我們剛剛做了文革50年圖片展，之前我寫了一個文革50年的理論綱要，標題是《文革50年的深度總結》。這篇文章是我與（張）博樹、榮偉和內部團隊討論後的最大共識，我把文革按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參與度分成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高層內鬥的十年：毛為了選擇“可靠”接班人，主動挑起了內鬥，給民間造成了慘重的大屠殺的後果。
　　第二部分，就是階級鬥爭的殘酷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升級了，以消滅階級敵人的名義持續屠殺了十年。
　　第三部分，就是毛要砸爛一個舊世界，把整個文化和名人砸爛、批鬥、抄家。
　　最後三個部分都叫“毛式理想國”，“毛式理想國”第一，要創造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第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經濟烏托邦，第三，要把毛式革命擴展到全世界——他最極品的國際實驗就是柬埔寨，如果毛活着，中國的未來可能也是柬埔寨，大量的知識分子被殺掉，甚至放棄貨幣，退回農村，成為共產主義烏托邦最悲慘的實驗。
　　以上是整個文革圖片展的總綱，贏得了內部的最大共識，在這個基點上，我有更深入的看法和研究，我說說沒寫在這個總綱內的看法：

　　第一，1965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止，在13年當中，有三個文革，第一個文革是劉鄧文革，當時中國有彭真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毛在總體的意識型態上是贊成這個文革的，但毛內心的文革是要掉過頭來打倒劉、打倒整個官僚集團的，所以官僚集團又要去抓右派和派工作組，這不符合毛的運動方向，但官僚集團說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批判各種右的思想和傾向，包括反腐敗，毛都是贊成的，所以第一個文革，是毛允許和贊成的，只不過走著走個他覺得胃口不對，沒達到他最大的胃口，口子被劉少奇扎小了，所以文革在中共黨內的含意，是毛的極左路線否定了左傾化已經很嚴重的劉鄧路線。
　　我在這插一句。兩三年以來，特別是今年（2016年）以來，很多朋友在群裡頭問，也有直接問我的，會不會回到文革，我始終說一句話：習不是要回到毛式文革，是要回到文革前的劉少奇主義——那也是文革，而且是有正式名稱的，中共中央有文革領導小組，後來江青的文化革命小組，是替代了前一個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這個文革，對我們研究文革的歷史非常重要，因為它跟今天一脈相承。習會不會回到文革？他不會回到毛式文革，為什麼？因為他身邊沒有一個被他懷疑的赫魯曉夫。他不需要動用群眾力量去打倒官僚集團，這也是王岐山說的“我們在反腐上不搞群眾運動”的含意，但他要回到文革前的“公安六條”、大抓右派、強勢控制輿論，我認為和早期的第一個文革極為相像，你可以把第一個文革叫做准文革，那今天已經回到准文革了。他特別討厭群眾運動和群眾在廣場上的聚集，這是典型的劉鄧文革，劉鄧文革期間，也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狠抓經濟鬥爭，經濟上適度放活，你看今天像不像？
　　1966年到1976年，才是毛的第二個文革。
　　第三個文革，是毛去世以後，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特別是到1981年做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中間的兩到四年，是文革的收尾期，或者叫做後文革時代。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殺掉李九蓮，還有吉林的史雲峰，都死於“四人幫”被抓後，都在1977年。而且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紀念大會上，還有紀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繼續批鄧等等這樣路線的延續。
　　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從1965年開始，因為1965年的下半年，江青、姚文元他們就在上海策劃批《海瑞罷官》，而且是毛指使的，另外的一個文革，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在干著，不過這兩個文革之間互相打架，最後換成毛式文革，所以應該從1965年開始到至少1978年，才算文革這個歷史事件的終結。

　　談完文革，下面談第二，對毛這個人的評價。
　　如果沒有毛，會不會有文革？毛這個人的精神個性，可以把幾個人都往他頭上套、都有關聯：秦始皇，他自己一直自比秦始皇；還有開疆拓土的漢武大帝、造唐朝反的黃巢、造宋朝反的方臘、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他也跟小說中的人物對照，他覺得自己是孫猴子，他住在深宮內院，美女如雲時，他又產生賈寶玉式的幻想。這些形象全部混合起來，毛差不多代表了中國古典從帝王到農民造反、到文學形象的無法無天人物，毛這個人是中國兩千年傳統文化濃縮出來的怪胎，他濃縮了中國從帝王到民間痞子到文學人物的所有形象，所以文革是中國秦朝制度兩千年來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所有的沉渣都集中到毛這個人身上。
　　如果沒有毛天性造反、天性打破罈罈罐罐、破壞一切制度的能力，劉鄧他們都還算是好官僚，他們不可能把自己所締造的黨打碎。不過這個黨不是毛締造的，也不是他想要的，這個黨自始自終都讓他不滿意，他在文革當中就是要把這個黨打碎，就像是他原來在韶山的家庭。從1921年到文革，他已經忍無可忍，他像是要反叛家庭一樣，砸碎這個黨給他的桎梏，因為他是所有帝王的凝結，同時又配上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這套哲學理論，他是中國古典烏托邦思想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烏托邦思想的高度融合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沒有錯，但當理想主義和極權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災難，理想就變成邪惡的東西。
　　當毛只有個人理想的時候，沒有問題，他早年是無政府主義者，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主義的信仰者，這沒有問題，但他擁有無限權力的時候，一定要把他的烏托邦理想付諸實現，去改造存在很多年的黨、改造中國的人性，改造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這就很可怕了。
　　毛死前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第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這件事大家沒有爭議，第二是發動了文革，這件事很有爭議，後世怎樣評價還不知道，但我認為文革七、八年就要來一次，毛澤東這個人就是為了文革而生的，他就是要來把整個中國的老根都掘掉，砸碎他身為領袖的黨、砸碎他建立的國家制度、砸碎整個人們的靈魂，把所有的人都洗腦洗一遍，都洗成雷鋒。雷鋒的特質不是為人民服務，一心一意做好事，而是無限忠於毛，他讓毛式理想國的合格居民首先都是雷鋒，其次，對於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就是挖掉以往所有的中華文化和文明，直到沒有文化為止，所以毛澤東這個人就是為了文化大革命而生，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劫數，他打倒蔣介石、推翻舊中國，全部的目的就是要干文革一件事，直到他死亡，這場災難才會結束。
　　我今天的講話歸結成兩個要點：第一，文革有三個；第二，毛是為文革而生。他才是真正的文革人，現在存在的很多文革人都是被拷貝出來的大大小小的毛，像《希特勒的兒童》電影那樣，也有很多“毛澤東兒童”，他們還在，只要他們還在，文革就還沒有被翻篇過去。

　　討論毛和文革有兩個角度

　　張博樹（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我接著（丁）凱文的話講，不否定毛、不否定文革，中國不會有出路，這個總的結論我贊成，但我們現在要區分兩種東西。中國研究院兩年前的一次討論會上我就講過，討論毛，對毛這樣一個人物，或者對文革這樣的歷史、1949年以來的歷史，我們往往在兩個角度上不停地在打架，一個是政治的角度，一個是學術的角度。需知這是兩個有聯繫、但又非常不同的角度。囫圇吞棗地混著談，永遠談不清楚。
　　比如，我們發現，無論是反對派、還是當權者，當涉及到中共歷史，特別是毛澤東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是會出現完全相反的評價。為什麼？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其實很簡單，因為都出於政治需要，各自的政治需要。現在的中共當權者，從1981年到現在，儘管那個決議把文革徹底否定，說毛這件事做錯了，但他們仍要強調這只是毛的晚年錯誤，毛的建國才是偉大功勳，不能否定，如果把這否了，政權的合法性就成問題了，共產黨的法統就成問題了，整個60年歷史又如何解釋？所以今天習近平講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按說他也是這段歷史走過來的，不會不清楚為什麼有改革開放，本身就是基於對文革的否定嘛，但他一定要強調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為兩個30年有共同的制度基礎。所以自由派要反毛、要徹底否定毛，從黨國政權合法性的角度來講，就不能容忍，這是出於政治需要，雖然黨國當權者們私下也未必這麼想，也未必真的信這一套，但在公開場合必須這麼講。
　　對反對派來說也有同樣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要推進中國民主化、推進制度轉型，就必須證明共產黨創建的這個制度本身是錯的、在歷史上就是個災難。但這個歷史災難是怎樣造成的呢？毛是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要否定這個制度，就要否定毛，這也是基於政治需要。某種意義上，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包括文革50年反思活動，都是基於我們的政治價值、立場，基於當今中國民主化轉型的需要。
　　我和偉東、榮偉搞文革圖片展，也可以說有這樣的意圖在內、有現實考慮。偉東剛才說，圖片展的總體思路，我們討論過很多輪，在具體命題上，到現在仍有些不同意見，最後之所以達成一個大體的共識，至少我個人來說，是因為當今中國有這個需要。
　　然而，對文革的研究或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就是更為學術的角度，此即我說的第二個角度。從這個角度看，情況更為複雜一些，某種意義上說，這需要一個時間間隔。哪天我們真的翻過文革這一頁了，政治需要已經是多餘，到那時就會比較坦然、平和地去看待歷史，看待歷史人物，比較超然地從事歷史研究。這就是我說的更為學術的立場或角度，由此出發，得出的結論也會更客觀些。
　　當然，這麼講不等於說我們今天不能從事更為嚴格意義上的當代史研究，只是說，我們要有清醒的定位和自省，知道你現在是以什麼身份講話，是反對派的身份更多些，還是學者的身份更多些；是更強調問題的政治意義，還是更強調問題的學術意義。最怕的是把兩者混在一起，還不自知，用看似學術的方式去努力“證明”某個命題，而這個命題不過是用來服務最現實的政治目的。這樣的“命題”往往是經不住推敲的，不能成為未來歷史理解的一部分。

　　我舉個例子，對毛，從反對派角度來否定時，一般都在強調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三年大饑荒死這麼多人，他怕死後被鞭屍，所以要找一個替罪羊。人們還會找出各種各樣的“證據”來“證明”這個邏輯是成立的，比如說毛在1961、62年，已經人心喪盡，在黨內地位也岌岌可危，權力已經非常不穩，這是毛要反戈一擊，發動文革的基本背景甚或根本原因。但如果我們看更多的材料，你就會發現這個毛澤東“權力不穩”的說法其實非常可疑。
　　譬如中蘇論戰的材料，當時的中蘇論戰曾盛極一時，持續數年之久，而現在反對派談這個問題時，這一塊基本是不談的，或者說這一塊不在我們很多朋友的視野之內。官方也很有意思，1981年的決議，這一塊也完全滅掉，因為這是毛的“晚年錯誤”，中共自己也承認許多觀點已經站不住腳，所以羞於提起。真是站不住腳嗎？也未必。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分析過中共為什麼把蘇聯批判為“修正主義”，簡單說就是蘇聯共產黨變了，已經蛻變為一個特權階級，背離了“無產階級的理想”。這當然是一個道德制高點，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又符合共產黨的政治正確，甚至體現出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因為掌權的共產黨發生蛻變的確是一個生死問題，當時能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不過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中國的毛澤東而已，但吉拉斯被批判了，毛作為中國的最高掌權者卻用和蘇聯論戰的形式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顯然，毛對這場論戰和自己的觀點有充分的自信。只舉一個事實：當時中共中央不是只發表自己方面批判“蘇修”的文章，即著名的“九評”，而是把蘇聯和歐洲各國共產黨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文字也在《人民日報》上全文或摘要發表，包括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意大利共產黨陶里亞蒂、法國共產黨多列士，還有其他當時被稱為修正主義政黨的批判中共的文章，都在中國的黨刊黨報上發表。毛的辦法是，你批吧，我不但把你的話全文翻譯，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發表完後，我再反過來收拾你。
　　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毛真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岌岌可危，灰溜溜退到二線了，擔心自己權力受到威脅了、黨內要收拾他了，他是否還有膽量做這種事？這不是給黨內對手提供炮彈嗎！恰恰相反，毛不會有這個擔心。他對自己掌控著全局這一點不存疑問。更何況當時的劉少奇也好、鄧小平也好、周恩來也好，在反修問題上，和毛是一致的，飛過去跟蘇聯談，包括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和後來的歷次談判，劉、鄧、周都去過，輪番出戰。他們內心裡是否完全認可毛的理論？我感覺他們基本上是認可的，因為它的確符合馬列原教旨，這也是後來毛用同樣的理由發動文革時，所有這些人只能跟進、不能懷疑的原因。總之，如果我們了解更多歷史，用更嚴格的、歷史的、學術的角度來看當代史，說毛是因為大權旁落才發動文革，這裡面就有問題，甚至顯得非常淺薄了。

　　此外，關於偉東剛才講的“兩個文革”，即除了毛髮動的文革，還有個“劉鄧文革”，我是有另外的概念的。1949年建立的這個政權，它執行的制度，如果我們用個政治學概念來概括的話，我寧願用“官僚式極權主義”的概念來指稱它。而毛後來要搞的東西、通過文革要建立的東西，我稱之為“動員式極權主義”。換句話說，1949年中共從蘇共學到的東西，本來是官僚制的社會主義，也即官僚式的極權主義，毛並沒有一開始就不滿意。偉東剛才講，毛生來就是為發動文革來的，我並不贊成。這件事有一個發展過程的，49年建立這個政權時，他未必想到後來搞文革。開始時他也覺得從蘇聯學這個東西是不錯的，但幹了幾年後，他自己越來越不滿意，越來越擔心，這個不滿意、擔心是從1956年開始的，波匈事件給毛提了醒。黨內的官僚化問題，等級問題，“脫離群眾”問題，都可以歸結為阮銘先生剛才提到的共產黨自身蛻化問題。而毛確實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這也就是麥克法夸爾問的，毛為什麼要把自己搞的東西推倒重來？原因即在於此。如果說文革還有某種深刻的地方，就是我說的，毛不滿意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制社會主義，而要搞一個烏托邦的、大同的、民粹的、沒有等級和特權的社會主義，一個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當然，毛不可能搞成這個東西，且勢必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用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語言講，毛否定的是蘇聯版官僚式極權主義，取而代之的卻是中國版或毛版動員式極權主義。後者比前者更荒謬，也更可怕。
　　李偉東：
　　我為什麼說毛澤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不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毛澤東和斯大林相較，他更傾向馬克思主義。
　　張博樹：
　　毛的確深受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等書的影響。文革中之所以要學六本書，包括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還有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就是要從這些原典中找到支持文革意識形態的東西。
　　張艾枚：
　　博樹談到“九評”，如果從時間上看，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毛還是感到自己是失勢的。“九評”是1963年7月到1964年，這就說明他發現自己的權力在喪失，他想重新強化自己的權力。
　　張博樹：
　　1963年，是中共開始正式反擊，出現“九評”文章，但中蘇分裂1959年就開始了，到了1960年已經在國際共運內部公開叫陣。事實上，60年代初期和中期，即使是在中國國內搞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也就是國內經濟政策相對溫和的時候，中共在國際場合的姿態也是非常革命的姿態。還要考慮的是，毛當時不僅要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還要做世界革命的推動者，這兩個東西和他的國內政策絕對是相互聯繫的。毛當時批評蘇聯既不讓還沒有奪得政權的亞非拉人民革命（“不許反帝”），也不讓已經奪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繼續革命（“不許反修”），而文革就是“繼續革命”在中國的表現。我們不少反對派朋友在研究歷史時，基本上把國際這塊忽略掉，或者乾脆認為毛不過是在忽悠，自然也就看不到當年中國內政與外交之間的這種深刻聯繫。如果要還原歷史，這些東西都應該納入我們的視野，而這些也有助解釋阮先生剛才的問題，即毛怎麼面對共產黨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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