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尚不能出现能与新自由主义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正统的伊斯兰主义……都未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进步和社会公正提供答案，趁机泛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感召力不容忽视


　　老高按：观察近年来国际舞台和中国、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人们听得最多的词汇，有两个：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总店”之下有许多“分号”：狭隘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党国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怀旧民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乃至中国特色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这显示“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比较中性，所以打算否定它的人，就得加上种种修饰词，来表明他们否定的是其中负面的种类；相对来说，民粹主义没有那么多分号，也就表明，它从总体上来说，就是一个应该否定的负面概念。
　　就我而言，长期以来就对民族主义不以为然（尽管我深知并承认：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现实合理性），所以我不需要将之列出某些“分号”，我认为“民族主义总店”就应该被淘汰——我自然殷切期望着中华民族能够复兴、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但我认为，完全不必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激励、来误导、引入歧途。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从理论上分析，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然而在现实政治中，不论哪个国度，这二者却都往往难解难分。不论什么样的政客，都必须面对、正视这二者及其结合。过去我们以为美国等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某种免疫力，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离得较远，2016年却彻底粉碎了这种误解——我们看到，包括这些国家在内，哪位政客擅于操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就能在政治上占据上风。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拉赫曼的文章所指出的：早在川普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前，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确立了怀旧民族主义的风向。这让关注中国、美国和世界未来的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所以我今天推荐两篇从来源和时间上说很不相同的文章——有一篇甚至来自许多自由派人士不齿的《环球时报》——供读者参考。　


　　为何需要警惕民族主义卷土重来？

　　吉迪恩·拉赫曼，英国《金融时报》，译者：何黎

　　美国习惯于设定全球趋势。但早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之前，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确立了怀旧民族主义的风向。
　　特朗普著名誓言的中国版本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誓言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在同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重返克里姆林宫就任总统，并启动了很容易总结为“让俄罗斯再次伟大起来”的国家项目。与此同时，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寻求用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历史来激励国民。
　　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政治气候为怀旧民族主义的危险提供了明显的警告。在这三个国家，恢复国家昔日荣光的渴望，与政府推动的打击外部敌对势力并聚焦于反国家的“内部敌人”的运动交织在一起。
　　美国机制健全而且出版自由，这将让特朗普的怀旧民族主义很难像普京、习近平或埃尔多安那样打击国内政治反对派。但若是认为民主体制出于某种原因将不受较温和的怀旧民族主义者复兴的影响，绝对是错误的。看看日本、印度、匈牙利和英国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引领一场充满活力的民族复兴运动。他表示将用明治维新的精神来激励自己——19世纪的明治维新让日本成为了亚洲最强国。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起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寻求让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唤醒人们对印度教昔日（有时具有神话色彩的）荣光的记忆。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留恋地看着他的国家在一战后丧失的领土。
　　接下来是英国退欧。怀旧民族主义也在英国退欧决定中发挥了作用。退欧派强调一个“面向全球的英国”，希望让国民忆起英国还是全世界霸主（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是由28个欧洲国家组成的集团的成员之一）的那个时代。
　　随着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全都拥抱某种形式的怀旧民族主义，人们会忍不住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不值得关注。但这样想是错误的。大多数老牌西方民主国家迄今还没有跟随这种趋势。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大多数欧盟国家没有屈从于民族主义。法国岌岌可危：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是典型的怀旧民族主义政党。但在莱茵河对岸，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党派依靠“让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竞选成功。
　　在许多国家，刚刚站稳脚跟的怀旧民族主义仍是新生力量。在英国和美国，最成功的政客直到不久前还是高瞻远瞩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谈论建设“通往21世纪的桥梁”，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口号是“希望和改变”。在英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反复提及“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同时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将自己定位为适应当代社会、现代化的保守派人士。甚至连普京时代之前的俄罗斯，更感兴趣的似乎也是打造新未来、而非恢复昔日帝国荣光。

　　那么发生了什么？一个常见的总括性解释是：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混乱效应，包括大规模移民和2008年金融危机，很可能让人们更加怀念那个更稳定、更单纯、以民族为中心的过去。民族主义者在一个国家复兴，可能鼓励其他地区效仿。特朗普称英国退欧激励了自己，他还毫不掩饰地对普京表示钦佩。
　　怀旧民族主义复兴的一个不那么严谨的理由是，政治和经济力量重心从西方向亚洲转移。人们感觉，美国的财富和全球影响力正在消退，这种感觉支撑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承诺。在中国和印度等日益崛起的亚洲国家，全球力量重心转移，激起了人们拾回在西方帝国主义时代失去的荣光、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的雄心。
　　用昔日荣光激发爱国热情，是全世界政治言论的标准内容。只有当沦落到杜撰和敌视外来者的时候，怀旧民族主义才会变得危险。在那个时候，彼此竞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爆发冲突的几率就会增加。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和中国民族主义在太平洋发生对峙的可能性似乎上升了。
　　怀旧民族主义者总是更容易聚焦于外国人的错误，而难以实事求是地看待本民族的复杂历史。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不愿讨论伟大开国之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失，就很能说明问题。看看昔日怀旧民族主义流行的时代，我们很难乐观起来。在上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Mussolini）治下的意大利追忆起古罗马的荣光，纳粹自诩中世纪欧洲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的继承人。
　　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历史确实能够激励那些渴望实现民族复兴的人们。历史也应该是个警告。


　　民粹主义的深厚基础与强烈冲击

　　王缉思，《环球时报》

　　同其他一切政治概念一样，“民粹主义”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在本文中，民粹主义指的是在社会中下层中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潮，其特点是对公正缺失、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思想的叛逆，以及对平等理想的追求。民粹主义（populism）是舶来语，也可称为“平民主义”，是同“精英主义”（elitism）相对立的。目前民粹主义在全世界流行，是以五个全球发展趋势为基础和背景的。

　　第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跨国、跨区域人口流动加速，城市化瓶颈突出。
　　世界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但各地区人口增长很不平衡。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越是贫困的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越快。全球每年净增人口的95％都在发展中国家。
　　随着世界人口发展失衡，两大全球性社会问题开始凸现：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增加了社会福利负担、养老保障和公共卫生支出;二是人口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青年的高失业率，孕育着社会动荡和暴力行为。
　　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和交通的发达，加速了世界人口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快，加剧了住房、电力、油气、供水、交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治安、生态环境、垃圾处理等诸方面的治理问题。在发达国家，大城市聚集着大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和新移民，城市骚乱更加频繁。

　　第二，全球人口加速流动，促发了许多群体的认同危机。中东等地区和国家的部族、教派矛盾日趋严重，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上升。
　　在欧洲国家，来自北非、土耳其、巴尔干等地的移民中，有相当大数量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社会，深化了文化、语言、种族、宗教、政治方面的认同危机。原住民对新移民普遍存在排斥、歧视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蛊惑。尤其是所在国经济低迷、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大规模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原有的社会问题，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

　　第三，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会公正缺失现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加重政治极化。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有关。当代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最富裕的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差距，从19世纪初的3倍，扩大到21世纪的100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缩小。从这一意义上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高新技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应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更高的失业率和阶层分化。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逐渐加剧。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提到，“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四，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扭转。新兴国家制造业和能源资源产业日趋发达，但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服务业和技术创新。
　　欧美国家以财政赤字、金融部门衍生化、居民负债、高福利为支撑，造成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居民消费不足，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新兴国家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拉大，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溃败、政治失控将会持续。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使许多国家和群体，都出现了诿过于外（包括外国和外来移民）的情绪。

　　第五，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个人和群体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加强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会里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裂。
　　网络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个人和大大小小的群体通过社交网络聚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发出完全相反的报道，做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国家权力分散下移，社会治理的不可测因素急剧增加。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思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扩散，冲击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
　　在上述五大趋势的综合作用下，民粹主义思潮的上涨无可避免。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都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物。民粹主义有其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感召力，也有其政治上的颠覆性和破坏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孪生兄弟，相互支持，同时上升。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形成全球化的逆流，强烈冲击着国家、地区、全球三个层面的政治秩序。在国家层面，面对左右两个方向的民粹主义压力，西方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需要在选举制度、议会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权、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进行大幅度改革。这类改革短期内无法取得显著成效，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冷战结束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会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甚至可能出现原先政体和强人政治的回潮。
　　在地区层面，欧盟虽然近期内不致解体，但成员国民粹主义的交替上升与相互影响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在东亚地区，中、日、韩之间战略互信缺失，南海争端突出，东盟领头羊作用不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冗杂重叠，区域一体化止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南亚、中东、非洲等地的区域合作，也处在相对困难的阶段。
　　在全球层面，人们都普遍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公正缺失、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由于西方国家整体上仍处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并借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公众很自然地将社会不公问题归咎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也很容易把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外来移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此，民族主义的感召力更加强大，西方同非西方的分野依然鲜明。
　　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横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尽管受到理论批判和社会抵制，但尚不能出现能够真正与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思潮。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正统的伊斯兰主义，都未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进步和社会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几十年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管受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击，地缘战略和国际规则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可保持基本稳定。各国政府既需要顺应民粹主义的上升，又不能不抵御它的破坏力。2016年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事件，是否预示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格局、秩序和规则，是否会发生质变，尚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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