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尚不能出現能與新自由主義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會思潮。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正統的伊斯蘭主義……都未能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進步和社會公正提供答案，趁機泛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感召力不容忽視


　　老高按：觀察近年來國際舞台和中國、美國國內政治舞台上種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人們聽得最多的詞彙，有兩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在“總店”之下有許多“分號”：狹隘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黨國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懷舊民族主義、逆向民族主義、激進民族主義乃至中國特色民族主義……等等，不一而足，這顯示“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比較中性，所以打算否定它的人，就得加上種種修飾詞，來表明他們否定的是其中負面的種類；相對來說，民粹主義沒有那麼多分號，也就表明，它從總體上來說，就是一個應該否定的負面概念。
　　就我而言，長期以來就對民族主義不以為然（儘管我深知並承認：它的產生和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一定的現實合理性），所以我不需要將之列出某些“分號”，我認為“民族主義總店”就應該被淘汰——我自然殷切期望着中華民族能夠復興、匯入人類文明的主流，但我認為，完全不必用民族主義的口號來激勵、來誤導、引入歧途。
　　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從理論上分析，當然是兩個不同的東西；然而在現實政治中，不論哪個國度，這二者卻都往往難解難分。不論什麼樣的政客，都必須面對、正視這二者及其結合。過去我們以為美國等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有了某種免疫力，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離得較遠，2016年卻徹底粉碎了這種誤解——我們看到，包括這些國家在內，哪位政客擅於操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就能在政治上占據上風。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拉赫曼的文章所指出的：早在川普誓言“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前，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已經確立了懷舊民族主義的風向。這讓關注中國、美國和世界未來的人們，不得不更加關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所以我今天推薦兩篇從來源和時間上說很不相同的文章——有一篇甚至來自許多自由派人士不齒的《環球時報》——供讀者參考。　


　　為何需要警惕民族主義捲土重來？

　　吉迪恩·拉赫曼，英國《金融時報》，譯者：何黎

　　美國習慣於設定全球趨勢。但早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誓言“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之前，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已經確立了懷舊民族主義的風向。
　　特朗普著名誓言的中國版本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誓言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就在同一年，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重返克里姆林宮就任總統，並啟動了很容易總結為“讓俄羅斯再次偉大起來”的國家項目。與此同時，在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尋求用奧斯曼帝國的輝煌歷史來激勵國民。
　　中國、土耳其和俄羅斯的政治氣候為懷舊民族主義的危險提供了明顯的警告。在這三個國家，恢復國家昔日榮光的渴望，與政府推動的打擊外部敵對勢力並聚焦於反國家的“內部敵人”的運動交織在一起。
　　美國機制健全而且出版自由，這將讓特朗普的懷舊民族主義很難像普京、習近平或埃爾多安那樣打擊國內政治反對派。但若是認為民主體制出於某種原因將不受較溫和的懷舊民族主義者復興的影響，絕對是錯誤的。看看日本、印度、匈牙利和英國吧。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引領一場充滿活力的民族復興運動。他表示將用明治維新的精神來激勵自己——19世紀的明治維新讓日本成為了亞洲最強國。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發起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在尋求讓印度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喚醒人們對印度教昔日（有時具有神話色彩的）榮光的記憶。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留戀地看着他的國家在一戰後喪失的領土。
　　接下來是英國退歐。懷舊民族主義也在英國退歐決定中發揮了作用。退歐派強調一個“面向全球的英國”，希望讓國民憶起英國還是全世界霸主（而不像現在這樣只是由28個歐洲國家組成的集團的成員之一）的那個時代。
　　隨着俄羅斯、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和印度全都擁抱某種形式的懷舊民族主義，人們會忍不住認為：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因而不值得關注。但這樣想是錯誤的。大多數老牌西方民主國家迄今還沒有跟隨這種趨勢。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大多數歐盟國家沒有屈從於民族主義。法國岌岌可危：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是典型的懷舊民族主義政黨。但在萊茵河對岸，很難想象會有任何黨派依靠“讓德國再次偉大起來”的口號競選成功。
　　在許多國家，剛剛站穩腳跟的懷舊民族主義仍是新生力量。在英國和美國，最成功的政客直到不久前還是高瞻遠矚的。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談論建設“通往21世紀的橋梁”，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競選口號是“希望和改變”。在英國，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反覆提及“酷不列顛”（Cool Britannia），同時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將自己定位為適應當代社會、現代化的保守派人士。甚至連普京時代之前的俄羅斯，更感興趣的似乎也是打造新未來、而非恢復昔日帝國榮光。

　　那麼發生了什麼？一個常見的總括性解釋是：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效應，包括大規模移民和2008年金融危機，很可能讓人們更加懷念那個更穩定、更單純、以民族為中心的過去。民族主義者在一個國家復興，可能鼓勵其他地區效仿。特朗普稱英國退歐激勵了自己，他還毫不掩飾地對普京表示欽佩。
　　懷舊民族主義復興的一個不那麼嚴謹的理由是，政治和經濟力量重心從西方向亞洲轉移。人們感覺，美國的財富和全球影響力正在消退，這種感覺支撐了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承諾。在中國和印度等日益崛起的亞洲國家，全球力量重心轉移，激起了人們拾回在西方帝國主義時代失去的榮光、實現民族和文化復興的雄心。
　　用昔日榮光激發愛國熱情，是全世界政治言論的標準內容。只有當淪落到杜撰和敵視外來者的時候，懷舊民族主義才會變得危險。在那個時候，彼此競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爆發衝突的幾率就會增加。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和中國民族主義在太平洋發生對峙的可能性似乎上升了。
　　懷舊民族主義者總是更容易聚焦於外國人的錯誤，而難以實事求是地看待本民族的複雜歷史。無論是普京還是習近平，都不願討論偉大開國之父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過失，就很能說明問題。看看昔日懷舊民族主義流行的時代，我們很難樂觀起來。在上世紀30年代，墨索里尼（Mussolini）治下的意大利追憶起古羅馬的榮光，納粹自詡中世紀歐洲條頓騎士（Teutonic knight）的繼承人。
　　在美國以及其他地方，歷史確實能夠激勵那些渴望實現民族復興的人們。歷史也應該是個警告。


　　民粹主義的深厚基礎與強烈衝擊

　　王緝思，《環球時報》

　　同其他一切政治概念一樣，“民粹主義”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讀。在本文中，民粹主義指的是在社會中下層中流行的一種政治思潮，其特點是對公正缺失、貧富分化的強烈不滿，對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思想的叛逆，以及對平等理想的追求。民粹主義（populism）是舶來語，也可稱為“平民主義”，是同“精英主義”（elitism）相對立的。目前民粹主義在全世界流行，是以五個全球發展趨勢為基礎和背景的。

　　第一，世界人口發展失衡，跨國、跨區域人口流動加速，城市化瓶頸突出。
　　世界人口增長率呈下降趨勢，但各地區人口增長很不平衡。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俄羅斯和中國人口增長緩慢或停止增長，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很快，越是貧困的國家人口增長速度越快。全球每年淨增人口的95％都在發展中國家。
　　隨着世界人口發展失衡，兩大全球性社會問題開始凸現：一是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減緩其經濟發展速度，增加了社會福利負擔、養老保障和公共衛生支出;二是人口增長快的發展中國家青年的高失業率，孕育着社會動盪和暴力行為。
　　經濟全球化以及信息和交通的發達，加速了世界人口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的流動。與人口流動相關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城鎮化）進程。城市化進程加快，加劇了住房、電力、油氣、供水、交通、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治安、生態環境、垃圾處理等諸方面的治理問題。在發達國家，大城市聚集着大批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和新移民，城市騷亂更加頻繁。

　　第二，全球人口加速流動，促發了許多群體的認同危機。中東等地區和國家的部族、教派矛盾日趨嚴重，極端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上升。
　　在歐洲國家，來自北非、土耳其、巴爾幹等地的移民中，有相當大數量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族群，難以融入歐洲本地社會，深化了文化、語言、種族、宗教、政治方面的認同危機。原住民對新移民普遍存在排斥、歧視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右翼保守勢力的蠱惑。尤其是所在國經濟低迷、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大規模移民的湧入更加劇了原有的社會問題，引發騷亂和恐怖活動。

　　第三，全球財富分配不公和一系列社會公正缺失現象，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加重政治極化。
　　2008年爆發的西方金融危機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深刻矛盾。隨着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財富分配不公所帶來的矛盾更加突出。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經濟領域的收入分配有關。當代世界的財富大幅增加，貧困問題得到緩解。但是，脫貧同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並無直接關聯。最富裕的國家同最貧窮的國家人均擁有的財富之間的差距，從19世紀初的3倍，擴大到21世紀的100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整體上高於發達國家，二者之間的財富差距在縮小。從這一意義上說，“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的現象有所緩解。但與此同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高新技術在生產和流通領域的應用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引起更高的失業率和階層分化。
　　經濟學上通常用基尼係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教育平等、機會均等、收入流動性等，也可以用基尼係數來衡量。隨着經濟收入差距的擴大，其他方面的社會不公現象也在逐漸加劇。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提到，“據有關統計，現在世界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第四，全球經濟失衡現象難以扭轉。新興國家製造業和能源資源產業日趨發達，但仍依賴於發達國家的投資、服務業和技術創新。
　　歐美國家以財政赤字、金融部門衍生化、居民負債、高福利為支撐，造成巨額經常賬戶赤字;新興大國和資源輸出國則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居民消費不足，積累了過多的外部盈餘。製造業、資本、技術、工作機會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新興經濟體的實力增長，主要體現在經濟總量、市場規模、外貿、製造業、自然資源開發等方面，但在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高端人才資源、商業品牌、金融產品和信譽等方面，發達國家仍然遙遙領先。新興大國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在縮小，但新興國家同後進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卻在拉大，造成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分化。一些國家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經濟衰退、社會潰敗、政治失控將會持續。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使許多國家和群體，都出現了諉過於外（包括外國和外來移民）的情緒。

　　第五，社交媒體迅猛發展，個人和群體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力量上升。社交媒體是一把雙刃劍，既能加強教派、族群、國家內部的向心力，又能促成多元社會裡更深的思想分化和群體分裂。
　　網絡是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個人和大大小小的群體通過社交網絡聚在一起。不同群體和個人可以對同一事件發出完全相反的報道，做出迥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國家權力分散下移，社會治理的不可測因素急劇增加。個人權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觀念深入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思潮通過網絡迅速傳播擴散，衝擊着傳統的政治邏輯和國家權力界限。
　　在上述五大趨勢的綜合作用下，民粹主義思潮的上漲無可避免。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通過呼籲“美國第一”等口號當選美國總統，都是民粹主義思潮的產物。民粹主義有其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感召力，也有其政治上的顛覆性和破壞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謂孿生兄弟，相互支持，同時上升。
　　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合流，形成全球化的逆流，強烈衝擊着國家、地區、全球三個層面的政治秩序。在國家層面，面對左右兩個方向的民粹主義壓力，西方各國政府和政治精英需要在選舉制度、議會制、中央政府同地方的分權、公眾對政府的監督等方面進行大幅度改革。這類改革短期內無法取得顯著成效，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冷戰結束後採用多黨制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不斷會發生種種亂象，包括賄選、腐敗、暴力衝突、政治對立等等，甚至可能出現原先政體和強人政治的回潮。
　　在地區層面，歐盟雖然近期內不致解體，但成員國民粹主義的交替上升與相互影響已經嚴重地削弱了歐盟的凝聚力。在東亞地區，中、日、韓之間戰略互信缺失，南海爭端突出，東盟領頭羊作用不再，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冗雜重疊，區域一體化止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南亞、中東、非洲等地的區域合作，也處在相對困難的階段。
　　在全球層面，人們都普遍對全球化進程中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公正缺失、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等等現象表示強烈不滿。由於西方國家整體上仍處於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方面的優勢地位，並藉以干預非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公眾很自然地將社會不公問題歸咎於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公眾，也很容易把他們對現實的不滿歸咎於外來移民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因此，民族主義的感召力更加強大，西方同非西方的分野依然鮮明。
　　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橫行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思想，儘管受到理論批判和社會抵制，但尚不能出現能夠真正與之抗衡的政治潮流和社會思潮。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的自由主義觀念、正統的伊斯蘭主義，都未能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進步和社會公正提供完整的答案。
　　幾十年來形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儘管受到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衝擊，地緣戰略和國際規則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但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可保持基本穩定。各國政府既需要順應民粹主義的上升，又不能不抵禦它的破壞力。2016年世界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和事件，是否預示着人類歷史的重大轉折，冷戰結束後確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基本格局、秩序和規則，是否會發生質變，尚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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