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毛泽东是秦始皇，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自己皇权的稳定，甚至要搞“家天下”；也有人说，毛泽东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为了跳出历史的腐败周期率。这两个方面在文革问题上交替或缠绕出现、呈现出特别复杂的历史场景


　　老高按：昨天我推荐转发了许纪霖介绍安·兰德的文章，一些网友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许纪霖对安·兰德的理解“极其肤浅，甚至有很大程度的误解”，而“高伐林估计是也没有很认真地读过安·兰德作品。他的理解甚至不如许记霖”。各位对许纪霖是否批评得对，我不知道，但网友对我的确一针见血，判断完全正确。我在按语中并未隐瞒：我只读了安·兰德的半本《源泉》。
　　我之所以介绍许纪霖的文章（以及介绍其它许多文章），都并不是认为我自己理解如何深刻，所以要用这些文章来对读者们启蒙。毋宁说，恰恰是我认为某篇文章能够让我看到自己所不懂、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角度、层面，能开扩自己的视野，我觉得或许对其它读者也能做个参考，才转贴出来供分享。网友指出我的肤浅，我太感谢了！有的朋友说，“准备写一篇文章来反驳”，我乐于拜读，丰富我的认识。
　　文革五十年虽然过去，但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在新的起点继续推进。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节选刊出中国研究院去年的一场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中部分发言，这里我刊出中国研究院另一场研讨会中的部分发言。这两篇，都同样节选自中国研究院编、明镜出版社《中国未定之天》一书，这些发言也都在网上连续登载过，只不过不够集中，或许有的朋友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全。


　　中华民族如何翻过文革这一页

　　《中国未定之天》，中国研究院编，明镜出版社

　　2016年5月24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革：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在纽约举行。在图片展召开期间，中国研究院于纽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文革是双主线缠绕

　　政治评论家、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任李伟东：
　　……我要阐述一个概念，这是在座的（冯）胜平兄最先发表的文章，叫做《文革人》，这对解释我今天要说的这番话很有作用。我们是要重新打开这座地狱之门，但不是要勾起大家特别痛苦的回忆，通过展览增加愤恨、从而将来去复仇。我们不是要在这里给毛泽东开一个罪刑的控诉会，而是希望引导大家，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在炼狱里走一遍，当走出这个炼狱的时候，每个人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吐尽了狼奶、排除了毒素，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人。
　　德国人之所以能重新站起来，重新成为欧洲的伟大民族，就在于他们在自我反思纳粹历史悲剧当中，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做文革图片展，和未来要做的文革博物馆，都是想让所有中国同胞不再做“文革人”，从文革人变成自由人。这个民族只有挖掉了内心的文革毒素，才能真正变成自由的、热爱生活的和平的民族，这是我们创立图片展的初衷，也是未来我们始终要秉持的宗旨。
　　我们不希望未来继续无休止地延续冤冤相报的仇恨过程，中国人在2000年的专制王朝当中，无休止的复仇概念——包括民间文化，大大地毒害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我们要想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当中一个平和、充满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和民族，就一定要从文革的毒素中自我解脱。回顾仇恨、揭开伤疤、抚平它，然后变成一个健全的人，这是我最开头要说的。
　　接下来说说整个图片展的逻辑。
　　很多人说毛泽东是皇帝，他为了自己皇权的稳定、为了保护政权、为了选上他更可靠的接班人，为了把刘少奇整个势力扳倒，发动红卫兵来帮他；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让整个体制健康、要跳出整个历史腐败的周期率，所以用一个疯狂的手段动员全体民众，给官员和民众洗脑。我说呢，都对，说他是皇帝也对，说他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但为什么两件事交织一起，在文革这件事上交替或缠绕出现、呈现出特别复杂、特别令人惊诧的历史场景，还持续十年之久？我要解释这件事。
　　各界的研究从各种角度上都对文革做了深刻的阐述，但将它描述成一个双主线缠绕在一起的，就是我跟博树老师（张博树）的共同研究，博树老师大体上赞成我的逻辑，这也是图片展能在这个理论大框架下展示的原因。这个展览严格说起来是天问学会、纽约当代艺术家学会，加上我们的中国战略智库联合主办的，我不过是其中的主创人员，当然里面有特别多我个人的色彩。这理论框架在过去一年多的讨论中，一批朋友都参与了其中的创意，对我整个逻辑做了多种的批评，这是多轮讨论的结果，甚至可说是集体结晶。
　　其中我的色彩，就在于我说他不仅是皇帝，也不仅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我用了比较粗糙的话——我说毛泽东是秦始皇和马克思“杂交”的品种，你可以把他看做是披著马列外衣的秦始皇，也可以看做是披著秦始皇外衣的马克思，他的每个逻辑都是这样交织在一起。
　　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住在中南海里——他刚进城时比较谦虚，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但最后还是住到了皇宫里，他的亲友探访时，说你终于住进金銮殿，以后有事我帮你，他还很谦虚地说不许说这个，这是毛泽东建国时官方拍摄的电影的镜头。但后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皇帝，他的书房布满了线装书，在整个党内斗争中，他使用皇权时代的手段。
　　他不仅混和秦始皇专制主义的东西，还混和了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带有某种邪教色彩的造反领袖洪秀全、以及方腊、宋江、黄巢等的东西，中共一直把农民造反领袖当作自己的正宗，国际上，从马克思、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这是他的国际主线；而在他自己的教科书，包括给中、小学生看的教科书，造反的农民领袖也是他的主线。
　　他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深刻注解，但你们老是说他要嘛是这个、要嘛是那个。从理论意义上说，他是中国古典专制主义和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结合，如果不这样说，我们的展览就只能有第一部分，就是讲他皇权式的内斗，后面的事情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破四旧”？为什么要用极权主义的方式杀人？为什么要创立貌似新鲜事物的八个样版戏等？为什么要用乌托邦的方式来搞一整套的超级社会主义的追赶，直到把经济破坏掉？为什么要把理念扩展到全世界、支持全世界的红色恐怖政权或组织？你把他解读成一个古典皇帝做恶，后面的事情怎么解释？如果他是一个古典的皇帝，自秦始皇以来，皇帝就是权力无边、作恶无边，你作为臣民，有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他自己还宣称了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理念，但他又悄悄地在当皇帝，才有后面的那些悲剧。他当皇帝的结果、极权主义走到顶峰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制约他，他成了神。所以我说文革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王朝周期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秦始皇只是皇帝，毛泽东把自己变成了皇帝加神，源头是马克思，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从理念上说，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看不起斯大林，他的乌托邦理想更接近马克思。

　　展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纽约新学院客座教授徐友渔：
　　我想做一个另类的发言——不谈这个展览告诉了我们什么，我想谈这展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展览的副标题是：“告诉你一个文革真实的故事”。从学理上来说，要告诉一段历史的真实故事，真是谈何容易！但我不是来挑毛病的，因为要说一个展览没告诉的事，可以谈很多，我是从另外一种学理意义和深刻的层次上来谈这个问题。
　　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有一波潮流，就是对于历史真相和记忆，都有专门题目来研究，它是历史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的研究？你很难把它划到特定的学科，但现在欧洲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就研究这些关于历史、记忆的题目，开了很多会；问题越说越深，越说越复杂，关注的核心是：到底我们怎么接近历史真相？
　　其中我觉得说得最好的，是一名退休的美国犹太裔历史教授，叫Vera Schwarcz，中文名叫舒衡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了一本很好的杂志叫《东方》，发表了她的文章，她也因此被中国学术界知道，她在北京大学的中文老师是乐黛云教授。她那篇文章从学理上探讨这问题，研究得非常深刻。
　　她本身是犹太人，受希特勒法西斯迫害后逃出欧洲，在美国当了一个很有成就的教授，她看过世界上绝大部分纪念犹太人受迫害的博物馆，并对这些展览进行非常细致的研究，她在中国发表的文章，就是对她的基本观点的介绍，文章标题叫《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意思就是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刻骨铭心的东西，是博物馆无法表达出来的，你自以为表达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做不到表达最真切的东西。
　　举例来说，她对纳粹的迫害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她的很多亲戚朋友就死在集中营，这是除了当事人外，几乎无法言说人们内心最深沉的感受。她所考察的博物馆，即使是最好的博物馆，最多也只是数字：死了多少人。她这样说不一定是要说博物馆的缺陷，当我们面对历史，或真正深入历史的时候，很多个人体验，博物馆无法表达，这是天然的缺陷，想突破也做不到。
　　我们的展览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对历史的深入体悟，是一个展览无法解决的，若是明白这点，我们就既知道这个展览的成就和贡献，同时也知道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在展览之外要去把握的。

　　谈文革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与政敌的政策分歧，但任何国家都有政策分歧，为什么不搞文革？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有政策分歧，怎么就不搞文革？而刘少奇和毛泽东有政策分歧，怎么就演变成文革？
　　另一个对文革的解释，就是文革是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或党内清洗，这样的高层斗争和清洗太多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发生了很多清洗，为什么没搞成文革？还有一种说法是；文革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我们历史上，除了1966年那次，还有大量的群众运动，也不能叫成文革。
　　所以一个最基本的解释是，文革是在解决党内高层路线与政策分歧，同时也是在进行党内清洗和权力斗争，它们是借助于大规模群众运动而开展起来的，这构成文革最本质的特点。
　　在谈到群众运动这点时，就有很多东西，是这次图片展没办法完成、但如果要理解文革就必须知道的。从这个展览和一般人的观念来看，群众是上当受骗的，但一批西方研究文革的学者首先发现，其实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成不同派别，他们斗得你死我活，比这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并不只是毛泽东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欺骗，还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冲突。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那些西方学者认为，从群众组织的组成成分和目标可以看出来，保守派是维持现状的一派，对党的领导是持维护的态度，他们是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先进分子，是现行制度下得到好处的人，维护党的领导实际上是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造反派呢，据他们研究是另外一批人，他们出身不好，他们调皮捣蛋、吊儿啷当，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搞他们，总是被划为右派。
　　这点从我们熟悉的人就能看出：张承志这批人，他们在1966年5月29号在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他们就是学校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红五类”，血统很好；而郑义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另外一批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争斗的不只是意识形态，如果光讲毛泽东欺骗他们，是解释不了他们之间对立的，他们有实际的利益之争，这又与另外一些复杂因素结合在一起。只用上当受骗，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一些人是真心诚意地、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追求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利益上的结合，所以毛泽东不只是欺骗，他在某些特殊时段，提出的口号和目标，是代表某些人的利益的。
　　陈佩华（Anita Chan）的研究就发现了这点，那些临时工、合同工出来造反，有自己的利益，毛泽东为什么能把他们调动起来？他们不只是一般的造反，不光说一些虚幻的理想，比如社会要公平、正义，要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主义、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革命根据地等——这些话固然有，但还不足以打动人们去抛头颅洒热血地跟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是精心设计文化大革命的策略和步骤的，他有很多一般人做不到的计谋和洞见。
　　大致可以这么说，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大体上是文化大革命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之类，他们真心觉得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谁要反对，就是反党，要打成反革命。
　　另一种更高明的政治家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比社会上最极端的异见分子都更知道这个社会有弊病，能够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去揭发这种弊病。毛泽东从60年代就这样，说中国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与工人贫下中农对立，形成了吸工人、农民血的特权阶级。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是依照党的一贯作法，一搞运动就往大学、中学里派工作组，把群众划分成左派、右派、中间派，把一部分人打成反党分子。如果照1957年的规则，毛泽东应该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把文化大革命搞成第二次反右斗争，结果毛泽东故意让刘少奇、邓小平干这些事，干到刘邓骑虎难下，群众起来抗争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一回来就说，大量群众被你们镇压、打成反革命，我伤心得快掉下眼泪，我是支持群众的。
　　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他缔造的，每次运动派工作进驻单位，把群众组划分为左中右也是他搞的，这次他却变成这种做法坚定的反对者，代表群众。
　　1949年以来，反对一个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分子，而这一次完全变了，这次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群众造党委的反，亲自命令党委把群众的黑材料退回给受害者、烧毁，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0月上旬，群众中间表现的那种干劲、那种对毛真心诚意的拥护，令人难忘，毛那时候确实是在这个制度下受迫害的人真心诚意拥护的对象。
　　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面，只会觉得中国的事情很荒诞，群众斗来斗去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就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现象和本质，更不能揭示文革前中国十几年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而且，毛泽东摇身一变，扮演了另外的一种角色，变成代表人民群众的领袖，所以人民群众认为他代表正义。中国那么多人在文革中、在今天拥护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毛没有指定家人接班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张博树：
　　刚才友渔讲了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观点，特别是一个展览能否把历史比较真实、深入地展开，揭示本质，从研究者角度来看很难。首都华盛顿有个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我去过至少三次，我觉得办得很好，但总有个感觉：纳粹屠杀这件事，虽然非常惨烈，骇人听闻，整个屠杀由国家机器统一进行，造成文明人类无法想像的结果，但它的逻辑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主要基于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种族主义，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日耳曼民族才是人类的未来，所以要消灭这个低等种族。相较之下，文革要复杂得多。文革期间也发生过屠杀，但绝非仅仅屠杀就能解释文革。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文革仍然充满争议，这固然和官方阻断历史记忆、压制民间反思有关，也和文革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有关。一个展览是否能把更复杂的东西表现出来？看起来很难，但我们会争取和努力。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反思和理解，要往前推进。当下中国国内条件很糟，更突显了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责任。
　　现在谈谈伟东的设计。“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确是这个展览想突出的主题，这个主题的确定，是经过很多讨论的，从酝酿到最后基本确定，大概用了一年多时间。到底怎样理解“马克思加秦始皇”？我现在简单做个补充。
　　文革是毛晚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毛的确也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秦始皇”又意味着什么？这两个东西在毛身上是怎样统一的？目前的展览只是给出轮廓，伟东兄也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关于高层内斗，按照伟东的理解，主要体现毛“秦始皇”的一面，他像皇帝一样支配这个党，文革中挑选接班人很像皇权时代的“立储”，只是毛总是不满意，先后废掉了几个自己立的“储君”。
　　这里头还有“家天下”的问题，伟东认为毛临死前形成的接班阵容，是一个由血缘亲属和家臣组成的近乎“家天下”的班子，而这显然符合皇权时代权力世袭的传统，华国锋不过是个看守角色。用伟东兄自己的话讲，毛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本色，即“当代秦始皇”。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解释。就具体历史而言，毛是否有这个主观意愿要把权力交给江青和毛远新，现在还缺乏权威证据。江青想接班几乎没有疑问，毛是不是真的放心把权力给她，则需存疑。毛看重“四人帮”，但又很清楚他们没有能力服众，不会治国，所以在再次打倒邓后没有提张春桥，反而用了华国锋。这里当然有太多无可奈何的成分，但无论怎样，华是毛钦定的最后一个接班人，而非仅仅“摄政王”的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伟东兄有过不少讨论，到现在观点仍存差异。我以为，谈毛的“秦始皇”特征，本来不必非要借助“家天下”来证明，而更应注意文化的、心理的、行为模式的这一面，这也正是我想补充的角度。就是说，在理解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时，我们要看中国前现代皇权传统里，哪些东西对他们今天的行为有影响？这些东西往往是作为某种文化潜意识，甚至是某种集体无意识来发挥作用。
　　毛的确深谙中国传统帝王术，作为现在革命政党的领袖、之后创建的政权的最高独裁者，毛在行使权力、驾驭臣子过程中，他的“秦始皇”一面确实暴露得非常充分。比如毛周关系，有人解释很像古代的君臣关系，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而这两人同时又是现代革命者，这正是问题的深刻所在，我们可以从毛周关系的演变中观察中国传统帝制文化对现代革命者的影响。这种影响行为者自己也未必全意识到，有些东西他可能是无意识的。而无意识产生的行为比有意识的行为更值得研究。
　　再比如毛作为最高当权者，和普通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也很深刻。像友渔谈到的，文革开始时，一般造反者除了对毛有多年形成的崇拜外，也有自身利益层面的追求，这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复杂过程，要梳理清楚的话，也许我们要调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
　　毛是个大独裁者，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他同时又是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的产儿。是这片土地决定了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和中国百姓也在互动，恰恰是在这种独裁者和大众互动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多地体会到过去2000年中国皇权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而不仅是对毛的影响。皇权传统可以解释毛为什么在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被尊崇为“大救星”，当时的文艺节目、电影、艺术作品，用那样肉麻的方式歌颂毛，如果不是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大概很难想像。
　　所以毛作为“当代秦始皇”，既有现代极权主义的一面，又有前现代皇权传统的文化基因对当代中国人影响的一面，正是两者的结合，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政治行为模式，形塑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个命题我认为还可以挖掘得更深些。

　　马克思对毛泽东的影响

　　再来看毛作为马克思的传人这一面。马克思对毛的影响，我以为至少是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原教旨的核心。马克思28岁写《共产党宣言》就很明确地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否定的办法是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个专政，马克思的理解只是为了最后达到无阶级社会的某种过渡——从28岁写《共产党宣言》，到近60岁写《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就没变化。
　　对后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而言，这个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文革的理论基础也是阶级斗争和专政，只不过毛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革命”生出许许多多的悲剧，包括死了很多人，正像图片展第二部分所展示的。
　　第二方面，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有一套乌托邦理论的，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否定私有制，还要否定私有观念。怎么才能否定私有观念呢？这就涉及到马克思那套异化和扬弃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本来是人的本性的异化状态，最终是要被否定、被扬弃的。而共产主义标志著对私有制的“积极地扬弃”，商品经济不发展不行，但它只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上也不行。
　　对社会主义而言，商品经济不能再搞，货币那个东西不能再搞，因为那是人的异化状态；私有观念最后也应该清除，因为人应该是一种高尚的存在，人应该自觉地为社会劳动，不能只想著自己那点儿物质利益，那是很可怜的。
　　这套东西，不仅马克思是这样，马克思之前的很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某些基督教思想家也是这样。而这个东西后来在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那里，也是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1949年后搞的计划经济，同样有这个马列原教旨成分在，只不过到了毛这里，问题显得更复杂，也更丰富。
　　毛不但接受了马克思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这套关于建设新人、新社会，建设新人类的想法，毛泽东同时也吸取了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所以他会在1958年到1959年的中央会议上，号召人们读《张鲁传》，说我们的先人当时就搞过“置义舍”、吃饭不要钱之类，那就是共产主义呀。毛把这些看得很重。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毛就是想去实践，看看在中国这个条件下，我能不能搞个超越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东西。后来证明走不通，还发生了三年大饥荒，这迫使毛不得不做一点战略退却，但是他这个想法一直没变，只要有条件他还想干。这就有了后来的文革。
　　文革中讲“斗私批修”，批判物质刺激，要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农民养鸡卖鸡蛋都不允许，其实都有马列原教旨的这个大逻辑在。
　　所以文革的发生，从马克思主义对毛的这样一条影响线索，我们会发现，这个逻辑链条也是清楚的。当然，我还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链条，就是毛对他亲手创建的这个政党、这个政权，他确实有某种担忧，担忧它发生变化，发生蜕变，背离一代革命者从事革命的初衷和理想。刚才有人提到1965年毛说过“官僚主义者阶层”，我们要把它打倒。这话我不认为是假的。毛发动文革的重要目标，就是想用他的方式——所谓调动底层，调动群众，搞“大民主”，来摧毁“走资派”，摧毁“官僚主义者阶层”，摧毁那套从苏联学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用一个政治学术语的话，我宁可认为，毛是用动员式的极权主义民主，也就是，用他自己试图创造的“大民主”——毛的意义上的“大民主”，来摧毁之前存在的那个更一般意义上的、更正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民主。文革早期的夺权、上海一月风暴等，就毛而言，都有这个意图在内。当然这个过程最后证明也是失败的。毛的反蜕变努力包含了太多自相矛盾的、悖谬的东西，虽然反蜕变这个主题非常深刻，但毛开错了药方，自然不能不一败涂地。
　　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这条线索下来，中国前现代皇权这条线索下来，到了毛这里，他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把它们揉在了一起，这就是文革。

　　毛并不想搞“家天下”

　　《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
　　单就办图片展、用图片的方式来叙述文革的全过程来说，我觉得伟东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有些不是别的问题，是图片展本身的限制。伟东提出的有些观点我非常赞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说“家天下”这种说法，我就不太认同，我觉得毛没有搞家天下的这种想法，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
　　我们知道，一直到毛去世之前，共产主义国家是没有一个搞世袭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国家毕竟还是现代的产物；而当年参加共产国际的那些人，都是标榜最新潮的人。所以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一些共识，有些共识是写在纸上的，有些共识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但是在他们当中就能起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荒唐的事情，很多在帝王时代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群体里就吃得开。反过来，在帝王时代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他们那里就吃不开。比如说毛很淫乱，但毛不能像皇帝那样搞三宫六院，他就不能那么干——过去在皇帝那里很正常的事情，在他那里就绝对不能这么做。
　　另外，毛早先，朝鲜战争时期，让他的儿子毛岸英去朝鲜战场，当然有给自己儿子一点资历，以后能担当重任的意图在里面；但是你也看出，因为他不是皇帝啊，他要是皇帝就简单了，毛岸英都成年了，你根本就可以让他挂帅，他就是元帅——你说不能挂帅，那太子监军是名正言顺的吧；那么他到朝鲜前线去，他就有很崇高的地位，他不一定介入实际战争的策划。
　　但是毛不能这么干，只能让儿子去当个翻译，名义上只能让他去当个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也知道，我在那里就老老实实当个翻译，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他就指手画脚，别人司令部讨论问题，他跑去说两句，有人不知底细，说这年轻人是谁啊，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后来知道：哦，这是毛的儿子。
　　毛岸英为什么要这么表现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俄文翻译。要是给他个“太子监军”的位置，他肯定坐在主席台上，也不用胡言乱语，因为他用不著嘛。毛多少有这个意图，要通过这个显示儿子的才干，而又不可能给他一个更高的位置，所以就搞得很尴尬。
　　当然后来他给炸死了，就没下文了。这就说明共产党在这种体制之下，不管毛的权力有多大，你想让你的儿子来接班，就有些制度上的、体制上的障碍。你的元老们，他们不认这些东西，你就得搞另外的方式，而那个方式搞得成搞不成，那就大成问题。
　　到了文革后期，我们就看得清楚了，一直到毛死前，江青只是政治局委员，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毛远新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毛选来选去谁都不放心，到后来确定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还加了“第一”两个字，那就是让他来接班啊。
　　因为共产党和传统君主制不一样，搞世袭制，必须有一个大家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都认为：谁来接班，下一任是谁，就是皇帝说了算，皇帝有诏书，那个诏书是秘而不宣的，挂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就打开来看，大家都知道有那么个东西。
　　但是毛就不可能留遗诏。第一、你留了之后别人认不认就是个疑问；第二、要留遗诏的前提就是大家都知道有遗诏，而且遗诏是说了算的东西，所以你死了以后，大家才会找遗诏。要是你都不交代有个遗诏，别人也都没有共识去认这个遗诏，那么你留这个遗诏就白留了。旁边的人就可以给你藏起来，给你改了，甚至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过去皇帝交代的很清楚，权力的唯一来源就得是那个东西，可是中共没这个规矩。所以有传闻说毛留了这个遗嘱、那个遗嘱，我觉得不可能嘛。第一、他有没有那个事就大可怀疑，第二他就算有也等于零，那不起作用的嘛。
　　所以到后来，共产党培养接班人，哪怕是金家，他传了三代了；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我生前就把接班人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大家就慢慢知道，下面就该他了——所以这和皇帝不一样，你看清代皇帝，好多小孩就当皇帝，都当得好好的。他必须让人们认为，未来的伟大领袖已经很伟大了，你看他都在这个位置上了，大家都得认才行。
　　你共产党、你毛泽东去世之前，不可能把你的亲属提拔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你就不能达成让你的家天下接班这个情况——不太可能。你说毛本人的意愿，搞到最后谁也不相信了，还是相信自己的孩子，这个心情是肯定有的，但他做不到。毛活著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把江青和毛远新提拔上来呢？如果他提拔上来，以他当时的权势，别人是不是就一定不接受？敢不敢拒绝？那当然也成问题。
　　但是毛想得很清楚，他知道他文革已经得罪这么多人了，如果我再把毛远新、把江青摆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一旦我死了，他们控不控制得住局面？如果控制不住局面，那些人起来造反了，既然在位的人又是嫡系亲属，你们从毛那里得到的权力，又高举毛的文革的旗帜，那反对派必然要打出反毛的旗号。你们这些江青、毛远新都送到大牢里不说，毛的地位就必然会被摧毁掉了，就不会有纪念堂了。
　　所以他希望找一个华国锋这样的，华国锋至少能做一个过渡，几边都能接受，平平稳稳地下来。他肯定输赢两边都算著呢，你看毛在晚年有很多事情说明问题，包括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去世前都和毛说，要江青退休，有这么一段事。他们怎么有这么大胆？竟敢跑去对毛说要江青退休？这点肯定也是毛自己内心在打鼓，他内心犹豫不决，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去世了，江青就是众矢之的，能不能保全就是个问题。
　　如果毛在世的时候，就让江青软著陆退休了，那么即使他去世后，那一派翻了天，江青作为毛夫人，而且又不在权力位置上，就可以得以善终了。他就保护了江青，他肯定有这么一个安排。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王海容他们敢于向毛提出要江青退休，这是为了江青好。
　　但是毛最后没有这么做，因为毛心里算得很清楚，如果让江青退休了，“四人帮”——虽然江青在“四人帮”中位置不是最高的，却是最重要的。人家很多人就是看在你是毛的老婆的面子上，不敢动你们。反之，如果现在我就把江青从“四人帮”里摘出来了，那些人肯定撑不住，等于还没打仗就先输了，会使他整个文革的事情翻盘，所以还是把江青留下来了，最后还是把他老婆赔进去了。
　　如果他当时在活著的时候就让江青退休，那么那边的人肯定不会动她，顶多把她软禁起来。但是后来呢，十月政变，正因为那一派，像华国锋，名义上是得到了毛赋予的权力，是个正统的接班人；他以正统的身份，轻而易举地打倒了“四人帮”。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也依然会继续举毛的旗帜，因为他本来就是以这个旗帜来得到他的权力的。

　　有真相才能消解恶

　　李伟东：
　　我的一个朋友你们可能也都认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叫刘力群；十多年前他就跟别人辩论，也在跟我说，毛左说文革前是一个多么多么平等的社会。我说，如果是一个多么多么平等的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文革那样惨烈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文革前十几年制造了太多的不平等——首先是制度上的，不论是八级工资制、还是24级干部、还是城乡的壁垒、还是历次政治运动官民的矛盾，才会有文革那样暴烈的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赞成左翼的看法，包括刚才友渔兄提到，就是因为文革之前积累了太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所以毛突然跳到自己这个制度反面，要去砸烂它，这才是文革能够爆发出来，能够动员出这么多人——能够使这么多年轻人，包括普通民众，抛头颅洒热血冲进来的原因。
　　但是毛的行为同时误导了人们，以为这套东西本来是他创立的，他立刻把矛盾转嫁给了刘少奇他们，好像毛创立的这个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他自己创立的——1957年的反右不是他干的，1959年的大饥荒不是他干的；一直到今天，还有毛左的论坛和网站在重复这件事情，说大饥荒都是刘少奇干的，说毛主席早就反对，饿死3000万人不是毛的责任，是刘少奇的责任。这样的声音你在乌有之乡是可以找到的。
　　刘源对这件事情气愤不已，他以前是参加乌有之乡活动的，就因为乌有之乡说这句话，他才和他们切割。我是部分同意友渔兄的想法。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皇权时代，我在80年代写我的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情，这也是后来史学界反复认证这个思想是对的，当然不是我最早提出的，大家共同认为是对的——就是把中国2000年描述成封建是有问题的，描述成专制才是对的。为什么要说这个概念？因为封建相当于欧洲的分封建制，或者是柳宗元说的秦以前的那种分封制度。
　　…………
　　中国真实的历史逻辑是，皇帝从来都是和农民站在一起，地主如果兼并了过多土地，就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就会造成门阀势力的加大，造成封建势力的强大，削弱中央皇权。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均贫富、均田地的。一个新的皇帝出来都要均土地，都要打倒地主。
　　所以中国的文革、毛泽东领导农民革命，和历史上2000年——他为什么把历史上那么多农民起义领袖都看成他的祖宗？所有那些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是共产党的祖宗。在他的教科书里，从头排到后，原因就在于此。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理解文革中，毛泽东和民众的互动方面非常重要，这个不是我这个展览能够解决的。但是这件事确实是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深刻动因。

　　毛泽东有“家天下”潜意识

　　我不完全同意你们的说法，在这一点上我要坚持。我不是说他注定要搞家天下，我的这个图版上是说，血缘和家臣的接班集团——他开头没有，50年代初也没有，他一直想要自己干到底，整个发动文革，包括他自己要干到底的原因在里面；但是他最亲近的人，包括文革时期把江青推出来做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排斥了陈伯达。实际上毛泽东把他的夫人任命成了文革这件事情上的总指挥，这个是没有疑义的，文革是她具体指挥的。
　　把他老婆推出来，把他老婆当成可以鼓吹的第三个人——第二个是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第三个就是“向江青同志学习”，誓死捍卫伟大的“文革旗手”——在这点上，他在文革这件事上开“夫妻店”是没有疑义的，如果这个事情有疑义，那就没法谈了。
　　文革是他开“夫妻店”，一个家庭结构干的事，然后他把侄子也放在身边，直到1975年变成他的联络员，把他推出。在他的未来接班集团里面，是有他的妻子和侄子，以及其他更亲近的人的一席之地的，是放到核心地位上的。
　　这个图片，我这里有一张，他去世前，大家站在他面前的，手挽手宣誓。毛远新站在中间，华国锋站在旁边，我不是说这张照片就能说明他要“家天下”，这张图片证明了，这是他指定的接班集团。他的妻子、他的侄子、他的“四人帮”的所有人，包括那几个近臣，构成了他的整个接班集团。那么这几个近臣，带有要辅佐他的妻子和侄儿的含义在里面的，他在临死之前的所有行动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那么为什么到晚年他会如此？你们忽视了一点，毛这个人虽然雄才大略，神鬼不惧，但是他有非常强烈的宿命意识，他“七十三、八十四”的概念非常强烈（中国俗话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被认为是人寿命的两个坎。——编者注），在所有回忆录里提到“七十三”和“八十四”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要过一个坎儿；所以他70岁那一年，1963年，他退居了二线。
　　文革一爆发，江青说，这几年主席心里是很窝火的，憋著一股气。那么到1966年，他“七十三”了，恰恰是他预测自己要死的那一年，文革恰恰是他宿命论中的一次“作死”行为。他是强烈有这种宿命论的，“七十三”迈过去了，他没有迈过“八十四”。在这十年中，他不停折腾，他和彭德怀吵架时候也说：“始作俑者，宁无后乎”。他儿子没有了，他是非常在意的，对彭德怀的某种内在的怨恨，溢于言表。
　　所以他在“七十三”之后，他终于临死前回到了他的本质——当代秦始皇，他是有“家天下”的潜意识，并最后把它付诸了实践。我不同意你们说他完全没有“家天下”，谢谢。

　　不能将文革简化成权斗

　　王军涛：
　　关于这个展览，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这是我见过的方位最全面、而且有一定分析力度的一个展览。但是这个展览中是不是对毛泽东的所有估计都是准确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
　　我私下里也和伟东讲过，如果对毛泽东进行一种这样建构的话——这样一种宏观建构的话，是需要做考证的。但是我认为伟东的很多看法和分析是有深度的，也是对的，正是因为他是有深度的，我们才需要进一步的推敲。我也同意结论中说的，毛泽东其实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权力斗争。但很多人想把文化大革命简化成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这是不对的。
　　就像我在新泽西那次研讨会发言所说的，如果仅仅是权力斗争的话，他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就行了，他是可以做到的，8341部队宫廷政变就完了。但文革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
当毛泽东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方式，自上而下，这是几乎所有当权者都很少用的权力斗争方式。即使希特勒，也是在夺权时用过这个方式。毛泽东用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有他的一个理念在里面的，就是他对社会等级制的不满——对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出现的新的等级分化不满。尽管这种新的等级分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严重，什么资产阶级复辟啊，什么修正主义啊，可是这个东西确实在他心上。
　　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西方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角度展开；而在于权力斗争那块儿，相反是避之不谈的。因为我们在美国，应当有全球视野，如果忽视这个角度，如果我们不讨论文革的这一方面，我们至少是思考不够全面。
　　这里，在西方学者心中，主要讨论的是，在现代化中，人类社会演进中发育出一个新的社会，许多思考人类命运的学者和政治思想家——比如西方的左派，关心的两个阻碍人的解放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个当然在中国不作为独立的力量存在；另一个就是国家和各种大型现代组织——现代国家对于人的自由，因为在现代化之初，各种形态出来以后，让新兴生产力能成为彻底解放人的工具。
　　资本用市场和国家权力对人的自由所造成的限制应该怎么解决？西方左派在这里来讨论问题。友渔写过一个文章，在跟汪晖说我们在中国是一个代理人，从这个角度上看呢，还是要仔细梳理西方在现代化之初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一直到现在持续争论，到底是在讨论什么问题。那么在这个角度上，西方人士去理解毛泽东，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在这个方面是做了那些，所以才有这样？到了90年代，刘东和我说，哈贝马斯离开中国的时候甚至说，社会主义将来的希望，反资本主义的这个探索，可能在中国。
　　哈贝马斯怎么说出这句昏话胡话呢？中国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最烂的形式，但其实他也是在这个角度理解。我认为西方左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毛泽东这种探索，他就是和孙猴子那样，不甘于寂寞，很多都是性格上的东西，是和人类在现代化之中，人类要解决的两大难题，比如怎么能够节制资本力量，还有怎么能把国家、权力，把大型组织、大型社会组织，对人造成的新的压迫和对人的自由造成的新的限制——当时马克思用的是“异化”这个词——加以解除？（明镜记者贺兰若整理）


　　近期图文：

　　历史研究就像一桩陈年旧案交给你重审　　
　　新年来临，评点去年读书的收获　　
　　多几个思路探究毛泽东和文革　　
　　农村边缘人与城市边缘人：毛周关系解读　　
　　“升级版文革”的危险更逼近了　　
　　杨继绳新力作“文革史”的前言最终版本　　
　　中共建政以来的四个大实验　　
　　江青《红都女皇》乌龙事件黑幕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