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感慨：如果以傳統的“宰相”來衡量周恩來，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張居正於萬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來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點足以稱道的政績？然而他確實“非不為也，乃不能也”，處亂世、事暴君，空具才能而無所展布


　　老高按：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元月8日，是周恩來的41年忌辰。我的一位大學同窗在這天還寫了一首《卜算子》：“悲雪卷長天，寒地撕心痛……四十一年未忘懷，猶記長街送。”人們都不會忘41年前那個寒冷的凌晨，成千上萬人肅立十里長街，灑淚送別“人民的好總理”，無聲地抗議毛澤東的文革。歷史的真相一點一滴地揭開。在毛澤東被請下神壇之後，周恩來也被請下了聖壇。今天的人們，已經發現周恩來並不是41年前人們以為的形象，對於文革這樣全局性的巨大浩劫，他難辭其咎。他與中國第一位神毛澤東、第一號鬼林彪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元月10日下午，我與多年研究文革、林彪和軍隊的丁凱文，做了一期《歷史明鏡》節目，談周恩來與林彪（當然也會涉及與毛澤東）的多年淵源和關係。
　　在討論中，我們談到這樣一種雙重標準：在微信群中，以及更早的中文網絡輿論場，常常出現這樣的一種現象：人們對周恩來的劣跡和言論並非完全無所察，但是往往按照鄧小平定下的調子來理解、來開脫。對說了同樣的話的林彪，人們態度則截然相反。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周恩來干對了說對了：“高風亮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林彪幹了同樣的事、說了同樣的話：“打着紅旗反紅旗”“撈取政治資本”；
　　周恩來干錯了說錯了：“違心”“不得不如此”“無奈”“在那種情況下，他還能怎麼樣”；
　　林彪幹了同樣的事、說了同樣的話：“處心積慮”“篡黨奪權，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母親講的一個故事：一位私塾先生有兩個學生，他偏愛張三，嫌棄李四。這天他見張三拿着《論語》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不由得贊道：“孺子可教也！睡覺都拿着聖賢書！”轉頭卻看見李四也拿着《論語》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不由得罵道：“朽木不可雕也！一讀聖賢書就睡覺！”
　　雖然《歷史明鏡》節目對談有一小時，但是要全面介紹周恩來其人，畢竟時間不夠。在我剛來到美國時，讀過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一篇文章《霸才無主始憐君——談周恩來》，就沒有來得及介紹。今天我從愛思想網找到這篇文章，轉載以供各位參考。他談到觀察和剖析毛周關係的角度，以及涉及的農村邊緣人與城市邊緣人的關係，至今仍然對我們理解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中共頗有參考價值。
　　

　　霸才無主始憐君——談周恩來

　　余英時，愛思想網

　　化骨揚灰散作塵，一生伴虎有餘辛。
　　先機抱器歸張楚，晚節藏鈎賺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無宰相解安民。
　　萬千寒士應垂淚，誰為神州護早春。

　　周恩來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後骨灰遍撒在中國大陸，據說這是執行他的遺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詩便是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曾以“觀於海者”的筆名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不久，徐復觀先生來信告訴我說，《大公報》中的人曾向他探詢這首詩的作者是誰。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詩中對周恩來流露了一點同情的意思。但在那個時代，毛澤東仍然是“神”，而中共黨內的人竟對詩中“伴君如伴虎”的譏諷視若無覩，可見他們在私底下已經非常不滿於毛的專橫。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兩年。聽到不少大陸內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說，知識分子自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遭到有史以來從所未有過的踐踏和迫害，而周恩來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盡最大的力量保護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這首詩基本上是為大陸知識分子“代言”的，詩末“早春”兩字出於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的“今典”。我記得當時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報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開始兩句似是“畢竟狂瀾挽不回，遽憐遺蛻化飛灰”；結句是“早識權奇是亂媒。”其餘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來在巴黎針鋒相對的政治敵手，他的感慨自是發乎內心。
　　從發大是大非的立場說，李先生“早識權奇是亂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馬克思主義思潮自十九世紀晚以來便席捲了歐洲，然後又通過日本而傳到了中國，成為好幾代知識分子的“鴉片”，“流風餘韻”，迄今猶在。在政治社會秩序比較上軌道的國家，這種批判思潮未始不可發生提撕精神、激動社會良心的積極作用。但在動亂之邦，這種純否定的激進思想最後勢不免導致“火延昆崗，玉石俱焚”的大悲劇。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便是兩個最明顯的史例。以前許多知識分子激情於道德熱情，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發展”的預言，因此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被解釋成由“客觀的社會條件”所造成的。用共產黨的慣用語說，即所謂“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餘年來，由於共產主義的破產，西方史學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過程，從而得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結論，有人甚至提出法國革命是否需要的問題。無論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論點出現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進思潮並不是全由於客觀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相反的，激進思潮與社會現實之間往往是脫節的，它的成長和發揚主要由激進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小圈子中相激盪所造成的。（可參考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書《知識分子》一章所引資料及其與法國啟蒙思潮的比較，頗有啟發性。）以上一段話旨在說明周恩來當年在巴黎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間，中國有一、兩千青年在法國參加“勤工儉學”的計劃。這些青年中頗多家境貧寒，甚至與父母關係很緊張的，因此到法國去找出路，並藉此獲得“留學”的資格。但他們多不通法語，在法國既不能“勤工”，也無從“儉學”。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事實上的流落在巴黎，成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國際暗中支持下，周恩來發展組織自然便以他們為主要爭取的對象。中共早期的成員出身於“勤工儉學”的，占了相當高的一個比例。這些人離開了中國，又未接觸法國社會，但激進的思想和情緒則在他們的圈子內不斷滋長，這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激進知識分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分子，先後如出一轍。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法、俄兩國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自由長遠的傳統，而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激進派則間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觀念，便遽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已。
　　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和靈活手腕早在巴黎時代便已充分顯露，即使是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可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的成熟、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前途的設想而言，他的水平和當時中國一般二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也不過在伯仲之間，又受黨與第三國際的約束，便已不可能再有個人的見解。這正如中古時代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一樣，既不可能對“上帝”發生任何懷疑，也不敢對教廷的決策表示一絲一毫的異議。我們必須首先着眼於此，才能開始了解周恩來在中共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幾年來，評論周恩來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大致有兩極化的傾向。一方面，直接間接受過周恩來的“保護”的人，尤其是仍然認同於中共所領導的“革命”的人，對他是肯定的、讚揚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可為代表。他強調周恩來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對於周在“文革”期緊緊跟隨着毛澤東的表現，鄧小平這樣為他辯護：“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從受過他保護的鄧小平的立場上說，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很持平的。但另一方面，從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場上出發（這樣的人現在多來自大陸內部），論者對周恩來則毫無恕辭，認定他是“逢君之惡”、“助紂為虐”的“佞臣”。（事實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說孔子是“巧偽人”，即使影射周為“佞臣”，不過用意不同而已。）這一道德判斷也有大量的事實為根據。
　　這種兩極化的評價恰合於古人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間無調和的餘地，也不必調和，每個人盡可依據自己的觀點而選擇其中之一。我雖是學歷史的人，但對於中國傳統史學中褒貶觀點並無興趣。下面只想扼要地談周恩來為什麼會落到鄧小平所說的“處的地位十分困難”的情況，以至於非“助紂為虐”不可。
　　我在去年為“人間”所寫《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兩派“邊緣人”所構成的，一派來自城市，一派來自農村。這裡讓我再補充一下我的論點。所謂“邊緣人”是指中共黨內大多數的成份而言，並不包括初創黨時的少數領袖，如陳獨秀與李大釗。事實上，第三國際最初正是要陳、李這一類有聲望的人出面領導，才能有號召力。但通查中共黨史便可發現，黨內領導權是逐步向邊緣移動。陳獨秀在武漢以後便遭貶斥，李大釗如不先死也絕無幸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動一再失敗，“革命”基地轉移到江西，領導權便更進一步從城市邊緣人轉入農村邊緣人之手了。這兩派邊緣人當然不可能是絕對的涇渭分明：城市知識分子也有出身農村的，農村邊緣人也有受過城市教育的洗禮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還是農村則是兩派分野的一條主線。三〇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中共進入陝北以後，兩派爭論基本上已成過去，中共已只能在農村中謀生存與發展了。這時城市邊緣人已不得不受農村邊緣人的支配，莫斯科的影響雖未中斷，但已相當遙遠而微弱。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周恩來見機最早，向毛澤東全面輸誠，其象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周恩來到延安以後便已徹底認識到：中共要想奪取全國政權，只有走毛澤東所規劃的“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所以他臣服於毛，也許真是“心悅誠服”。至今中共黨內的意見仍認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全正確”，一九五六年以前大體上還算不錯。（例如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收在《毛澤東早年與晚年》一書中，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說穿了，他們推崇毛的只有一件事，即打下了江山。甚至所謂“民主人士”中的老一輩人，包括梁漱溟在內，都對毛五體投地。其原因也在於他們對國民黨政權雖十分不滿，卻始終無可奈何。想不到毛竟能奇蹟般地完成這一“大業”。（可看戴晴、鄭直淑《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歷史公案》，收在《毛澤東軼事》中，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古人說，“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在什麼地方成果，最後往往會在什麼地方失敗。中共靠毛澤東“得天下”，但也因毛澤東而終不能“治天下”。進城以後，城市邊緣人和集中代表了農村邊緣人的毛澤東便開始同床異夢了。周恩來和劉少奇、陳雲等人當然嚮往着蘇聯革命後所實施的經濟建設，但毛澤東卻仍陶醉在“打天下”的境界之中。（他駁梁漱溟“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之說，特別強調“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這是他們兩人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的談天，毛的心態已不可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後，毛已不能忍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寂寞。他後來評《水滸》說，上了梁山，晁蓋便被“架空”，這種感覺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現。他仍然要繼續“革命”，不能過正規化的日常生活（這正是韋伯所說的“routinization”）。這樣一來，周恩來便首當其衝。
　　李銳說：毛澤東終於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做他的理想社會的實踐手段之一。他不滿意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的工作，特別不滿於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決定自己到前台來親自抓工作、抓經濟，從而領導一場“大躍進”。（前引書，頁三一五）
　　對毛的“個人崇拜”早起於延安時代，這是城市知識分子向毛臣服的一種表示，劉少奇首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賦予毛以“最後決定之權”。毛的“絕對權威”已無人能違抗了。我清楚地記得，一九四九年五月間，我在上海讀到《大公報》上王芸生在北平所寫的一篇報導，說周恩來在一個集會上講話，強調人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不斷追求進步，即使是毛主席也還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但三天以後，王芸生立刻再發一則電訊，更正三天以前的報導，說周氏的原話是說只有毛才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王芸生是最著名的記者，當時正取媚於新政權惟恐不及，他不可能會鬧這樣大的錯誤。這篇講話，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人民日報》上，題為《學習毛澤東》，原文也許已動過手術，但大至確在說明毛澤東不斷在追求進步，至少可證王芸生的最初報導是正確無誤的。這個故事頗足說明周恩來為什麼對毛不得不百依百順。那時候剛入城，周恩來也許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們的“黨內民主”，但黨內立即有了反應，也許是毛本人不悅，也或許是左右諂媚之人的挑剔。終於逼使周不得不趕快否認對毛說過稍有“不敬”的話。城市邊緣人已挽不回鄉村“光棍”的強橫霸道了。經過這個風波，再加上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遭到毛的指斥，周恩來已嚇破了膽，從此“南人不復反矣”。
　　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參觀歷史博物館，其中有一個展覽是說明周恩來對毛澤東怎樣的無限忠誠和愛戴。展覽的文字說：毛在西柏坡時，又一次決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則在當天晚上先到那隻船上，親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適，是否安全。最後我又讀到毛的一個衛士記載：毛在四七年渡黃河時，周搶先在浮橋上走了一個來回，也是為了證明浮橋是不是穩當。這正是孟子所謂以“妾婦之道事君”，那裡有半點“宰相”的體統？但我們也許不能用儒家的觀點來苛責於周，也許在周的心中，他已打定主意作“革命的螺絲釘”了。這裡面的分寸，只有周本人才知道，甚至連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周恩來作了二十七年的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古代中國的“宰相”。但是他在這二十七年中完全沒有施展自己抱負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闖下大禍之後，慢慢收拾殘局，但表面上他還要跟着一起闖禍，並鼓其如簧之舌極力說明毛的“禍”如何闖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如果以傳統的“宰相”來衡量他，他如何能望王安石、甚至張居正於萬一？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來衡量他，他又何曾有半點足以稱道的“政績”？然而在他來說，這確確實實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他所處的是“亂世”、所事的是“暴君”，空具一身才能而無所展布。
　　“霸才無主始憐君”（溫庭筠《過陳琳墓》句），大可以藉以詠周恩來了。所以，在將來中共的歷史上，他的地位還會在鄧小平之下，因為後者畢竟開創了自己的時代。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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