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粗鄙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一種社會病。在粗鄙化的社會裡，人必須習慣粗鄙才能生存，因此會變得很皮實，這就像在污染環境中人會變得特別能抗毒一樣。這種對環境的適應雖然顯示了非凡的生存調適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


　　老高按：“粗鄙化”，不自今日始，也不止是“中國特色”。但是作為一種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伴生的特有的社會現象，恐怕大家都不能否認。
　　自古以來，爭取社會公平平等、為底層民眾鼓與呼、爭權益的志士仁人，着意強調“下等人”的優良品質和對社會的貢獻，很自然地就要介紹、欣賞乃至推崇他們樸質直率的性格特徵、表達方式和語言風格。底層普羅大眾確實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生機、活力和創意。古人所謂“賁象窮白”“大雅大俗”，當今所謂“高人在民間”之類說法，都反映了這一可貴的趨勢。當然，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也難免泥沙俱下、良莠不辨。
　　以上所說的是從文化上着眼，而一沾上政治和經濟，情況就頓時複雜，大有可議。政治人物要利用底層民眾，甚至要運用權力來“開一代風氣”，社會文明主流就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生意人看準了人性中的動物性是其經濟增長點，不斷突破法規和道德的限制，撐大活動空間，若沒有法治管束，更讓整個社會的文明風氣呈現雪崩塌方。
　　我曾經介紹過趙毅衡教授旅英期間的文章《很笨，更笨，極笨還是得“往下笨”》；曾經介紹過中國作家胡發雲在新澤西演講時所說：其實以粗野著稱的武漢人在1949年前是相當“溫良恭儉讓”的；曾經回憶過在中學階段、在文革中，我如何為說不出髒話無法與群眾（同學）打成一片、對敵人噴不出詈罵之辭以顯示自己的革命激情而覺得低人一頭；我也曾經撰文指出毛澤東對整個中華民族“粗鄙化”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推崇“痞子運動”，讚美“卑賤者最聰明”，謳歌“黑手高懸霸主鞭”，頌揚“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的人才最乾淨，發出“最高指示”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讓工人“上管改”大學，甚至在中央全會上縱論“操娘”多少天、在詩詞《念奴嬌》中高喊“不須放屁”（詞牌的名稱與毛的詩句，構成多麼強烈的對比！）……
　　我認為，談論毛澤東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什麼，“粗鄙化”絕對是一筆不容忽視，甚至越到後來越顯出其重大深遠意義的遺產——當然是負面的，價值觀的顛倒是一筆數額巨大到天文數字的負資產，需要幾代人來償還，一代一代地洗刷地以“大老粗”為榮的價值觀和審美觀。
　　發出上述議論，是因為看到了兩篇文章，一篇談古，一篇論今，轉載於下供點評。徐賁教授的文章對為何造成粗鄙化，雖然沒有直接談及中國政治權力因素，但盡在不言中，給讀者開拓了新角度，讀者自可催發聯想，獲得教益；王家范的文章則讓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了歷史的縱深感。


　　中國為何普遍粗鄙化

　　徐賁，網易·評論頻道·專業控專欄

　　現今社會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種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變得越來越要面子，但卻又越來越粗鄙。這是由於“榮譽”與“不榮譽”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甚至蕩然無存。不久前，某藝人母女三人在江蘇教育電視台競猜節目錄製中放潑撒野、大爆粗口，母親對着一位觀眾挖苦道，我能把女兒培養成億萬人喜愛的明星，你母親做得到嗎？顯然，她覺得當名藝人的母親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為了爭這個面子，誇耀這個面子，可以在大庭廣眾下，行為囂張，言語粗野，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陣勢。
　　有人把這種粗鄙稱為“不要臉”，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寡廉鮮恥、不知羞恥。其實與“要面子”同生共長的“不要臉”並不是沒有羞恥感，而是不知道什麼是該羞恥的，什麼是不該羞恥的。粗鄙是一種羞恥心像癌症一樣的病變，這種病變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會環境中特別容易發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容易誘發癌症病變一樣。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會裡，“紳士風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紳士風度待人接物也是體面人會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為。但在一些時期“紳士”成了革命的對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榮為行為準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有面子”與“要臉”的關係：粗鄙不僅不再是“不要臉”，而且是有覺悟、混得開的事，不僅如此，甚至還能為粗鄙者帶來特別“有面子”的頭銜、榮譽稱號、地位或職位，讓他們成為“成功人士”。
　　這種“成功人士”的傳人之後會把施展才能的領域從政治轉向了經濟，祝東力曾這樣描述他們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粗鄙代表‘強悍’、‘有力量’，彰顯着粗鄙者的‘有膽兒’、‘拔份兒’”。在一個缺乏社會正義、價值觀紊亂的社會環境中，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自配着人們的行為，“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於懦弱無能。出門在外，沒幾分流氓氣，是很難混的。粗鄙的言行和儀範，暗示着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一個社會整體越缺乏是非價值，越不正派，不知恥之人就會越發大膽地發無恥之言、行無恥之事。12月8日在廣州的國際慈善義賣活動中，善款出現4900元假幣，引發了一場“丟臉”之爭。有官員在微博中稱外國人在中國義賣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丟中國人的臉”，他挖苦道，丟臉的是心懷叵測的外國人。針對這樣的丟臉指責，比利時王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官方微博回應稱，該領事館參加義賣的所有產品都是比利時企業無償贊助的，義賣價格均為成本價，義賣所得全部捐出，領事館人員自願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沒有什麼好丟臉的，真正丟臉的是那些假幣。
　　對假幣問題是非不辨，反倒是無端辱罵做好事的人“丟臉”，哪怕是出於為國家“要面子”的良好動機，也是一件粗鄙的事。這位官員事後聲稱自己絕不後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為替毛主席爭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這位教授也是事後宣稱絕不後悔。死不認錯其實是在粗鄙地對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種應該被人瞧不起的色厲內荏行為。
　　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會有粗鄙之事，在一個有正派價值的社會裡，粗鄙是一件丟臉的事，對自己的粗鄙行為道歉則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個丟失了正派價值的社會裡，粗鄙變得理直氣壯，而社會中許多人對粗鄙的人和事則要麼熟視無睹，要麼無可奈何，粗鄙於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無恐印證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當代的社會病》中說的，中國的粗鄙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一種社會病。在粗鄙化的社會裡，人必須習慣粗鄙才能生存，因此會變得很皮實，這就像在污染的環境中，人都會變得特別能“抗毒”一樣。這種對環境的適應雖然顯示了非凡的生存調適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中國有一段時期，千千萬萬的人隨時都在被羞辱，在丟臉，以至丟臉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結果差不多整個社會都變得一樣不要臉。不少人因為“要臉”，因為忍受不了無端羞辱而自殺。而那些能夠經受不公對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來的，都是特別皮實的人。然而，他們的皮實恰恰幫助積澱了中國文化中千百年來的那種逆來順受和隱忍苟活。
　　個人的粗鄙化與公共權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強梁的權力粗鄙地對待（被蔑視、羞辱、沒有尊嚴、不受尊重、公民權和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無處說理也無理可說，久而久之便會因人格貶損而在心理和行為上發生“自鄙變態”。這種變態常常表現在自鄙者的自我稱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個侮辱性的字眼，然而，這個字卻會頻頻出現在地位低下的黑人們的相互交談中，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弱者群體維繫。在中國，“屁民”，“草民”“屌絲”也在成為這樣的字眼。用這樣的稱謂來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許是為了尋求一種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護，它可以使當事人用適應和習慣矮化的方式，來把矮化的實際傷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這種先是對矮化的遊戲性的自嘲和脫敏，卻可能不幸變成一種真正的麻木和屈從，也使矮化之人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社會風氣與天下興亡

　　王家范，澎湃新聞，原載《上海書評》

　　“察變觀風”

　　我在大學裡教了幾十年中國古代史，沒有沾上“王婆賣瓜”的心態，深知中國古代經驗不能“包治”現代病。近幾年，流行從中國古代去尋找現代化或中國崛起的“歷史優勢”，我不趕這浪頭。搞歷史學的，應該知道時空為決定歷史態勢的兩大要素，連戰國時代人韓非都懂“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古代與現代之間，僅僅概念的轉換，就是件難事。有些人把它看得很容易，我卻常常感覺找不上“無障礙通道”。就像現在學界研討的“社會生態”，中國古代肯定沒這個詞兒。類似的意思，費力追索，“風氣”、“風俗”，似乎與此有一點親緣關係。
　　“風氣”這個詞，得益於柳詒徵的提示，我才領悟它或許可以轉譯成觀察“社會生態”的近義詞，古人則謂之“察變觀風”。柳先生推崇劉咸炘的話：“觀風之變，其於已成，則知將來之厭惡；其於方始，則知異時之滋長，是曰‘知幾’。”由此，我也可以說，研討當代“社會生態”，通過“察變觀風”，在“已成”與“方始”間，做有益於世的人生“幾何題”。最後研判的積極成果（對策），用一個很玄學的名詞做廣告，也可以稱為“知幾之學”。
　　在古代，用“察變觀風”方法做宏觀歷史解析的範例，我以為顧炎武的《日知錄》可當之無愧。亭林先生將一生平日積累下來的讀書札記，逐漸彙輯成書，至死未能定稿。看似盡為具體而微的事證鋪敘（參以檢索考據），一地“歷史碎片”，透出的卻是精闢犀利的、有關歷史變遷的判斷與精彩史識。他自己就非常看重這本集子，在與友人書信中多次說道：“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說說該書的卷十三。先生以“周末風俗”起首，共收二十四條，從縱向（朝代更迭）與橫向（風俗表現）兩種維度，進退正反兩個方向，高度概述了兩千餘年間社會風俗衰頹與亡國亡天下因緣相連的運行軌跡。著名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話即出自第四條《正始》（實則為歷朝“風俗”之魏晉篇）。先生云：“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居然社會“風俗”的好壞與天下興亡高度相關，我們怎麼能不認真研判“社會生態”呢？！
　　我不會因此將“社會學家”的光環罩在這位鄉賢的頭頂。畢竟，老先生用的是老歷史眼光，壓根兒不可能知道後世會出一門叫做“社會學”的先進學科。相反，如果執着現代意識去看《日知錄》，有些人拿出上一卷《人聚》篇，可能還會拿陳腐保守的大磚頭砸將過去。
十二卷《人聚》篇也是講社會風尚的。先生從漢初直說到自己生活的當下，引證每代典型議論，以及名人詩描述的情景，呈現“風尚”或聚於鄉或聚於城，攸關人心聚散、王朝盛衰。短文的中心旨意，先生表達得非常清楚：“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先生寫此條時很動感情，自云：“《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
　　評論古代人物，最忌現代意識過強，脫離時空條件，望文生義，妄作是非功罪之斷。亭林此種觀念在中國古代極具代表性，在當時不惟無落後保守之嫌，且具針砭時弊、直指當下的批判勇氣。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本社會，即使工商的發展亦是以農業為基礎，以農產商品化為助力，社會穩定首先依賴於鄉村經濟的穩定。而且，細細品味先生所批判的，絕不是什麼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現象，而是說兵戎迭興，賦役繁重，逼使農民離鄉棄耕，供應官府日不暇給，矛頭指向驅民叢淵的獺鸇之政。至於如何正確看待現在的鄉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化”有何隱患，亭林先生不及見此，即使如吾等目下亦時有迷惘於“有為不如無為”之惑，給古賢亂扣帽子，過分苛求了。

　　明清時代的“公務員手冊”

　　平日讀得的感覺，古代士大夫，在朝廷為君憂民，在江湖為民憂君，整肅社會風氣的議論與對策不算少。正因為是個典型的農本社會，以鄉村為基礎，省、府、縣治是負責治理鄉村的“碉堡”。純粹的官本位體制下，只能以士大夫為治理“天下”、“社稷”的樞紐。這就不難理解，在追究“天下”風氣變壞的責任及籌劃對策時，他們不會把重點放在“小民”身上（“民可使由之”）。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明中期最有治理地方經驗與識見的呂坤，在著名的“官箴書”範本《實政錄》裡，便指着士大夫鼻子，直捷了當說過：“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卷一“科甲出身”）
　　幾位我名下的博士生曾為寫地方財政的學位論文，把《官箴書集成》讀爛了。我不做論文，不為史料所累，讀得自在，所得的是層累的“歷史印象”。印象中，作者都是從業“名醫”。他們有在地方從政的豐富經驗，對習見的官場病、民間病，用心保存了許多真實的“病案”，並貢獻出自己精心製作的“處方”。我推薦給諸位社會學家，有空翻翻，看看中間有沒有算得上“中觀”治理“社會生態”的歷史資料，例如鄉保、保甲、宗祠、商會，以及鄉約、民約、族規、行規等等，能否算是尋求“中間組織”的最初歷史嘗試？
　　《官箴書集成》類似於“公務員手冊”，有不少亮點，但不乏灰暗沉悶色彩。此類書在明中後期、清中後期出得最多，甚至有泛濫之災（出版商頻相剽竊，粗製濫造）。所得的“印象”，在宏觀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體制百病難治，漸成沉疴，醫者搖頭。秦暉當年因闡述“黃宗羲定律”有幸為領導注意。後來讀得多了，發現這不是黃宗羲一個人獨具隻眼，明清時代許多敢直面時勢、不說假話的，發過類似的牢騷很多；每一興革，政策微調，旨在增加國家財收，民間的負擔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比黃氏早二三十年，浙江海鹽的胡震亨在他主編的《海鹽圖經》裡就這樣說：“法之弊，遂相為救，而漸調於平者（筆者按：此類改革當時動輒冠於“均賦”、“均役”之名，即所謂財政負擔公平合理），率漸觭於重。數十年來有一釐改，定有一增派，征斂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天啟《海鹽縣圖經》卷十六）
　　照我的理解，研判“社會生態”着眼於社會的整體狀態，不是指某些個別的社會現象。如果從微觀層面觀察，單獨個體的人性，以全世界而論，依然善惡相兼，或善或惡，時善時惡，古今中外無甚大的差別。因此之故，任何社會，任何時候，社會上都有“病人”存在，帶“病”上崗是常態。在研討“提示”里羅列的“諸如冷漠、浮躁、空虛、嫉恨等負面情緒”，從個體來說，在中國古代都存在，非惟今天始有。無文化的人會犯病，有文化的人也會犯病；有權力的人會犯，無權力的人也會犯。中國古代非常注重個人品格與情緒的修養，針對個體“病人”，治理方案倒算得上是豐富的。
　　我不迷信道德萬能，但也深知改善個人的素養，道德宣教是任何社會所必不可缺的。古代縣官有一個職能，就是每年都要在“申明亭”宣教，明中後期至清前期實行鄉保（保甲）制，規定每保都應有類似宣講鄉約的場所。我看到有些縣官深入鄉間，用白話文向父老宣講，語詞懇切，頗感人。我覺得，勸導官民人性向善、修養品行的那些宣教，宣講比不講好，講多了，會產生效果。“名士”言之諄諄，對聽講者而言，真如宋代理學家常說的，誠則信，信則靈。對不誠不信之人，任何說教都無救（於是，有人主張對貪官、刁民用重典）。
　　這些年接觸地方性史料多了些，覺得大凡王朝前中期，民間與地方官員的素養、品質，比晚期為好，貪官劣紳有，但沒有那麼多；刁民暴徒井噴於王朝末季，在王朝中期以前不能想象。
　　我舉一個例子。松江張鼐是明末的一位副部級官員，天啟時主動提出辭呈，不待批准便掛印回鄉，躲過了魏忠賢的魔掌。他寫的《先進遺風》，收在被“四庫禁毀”的《寶日堂初集》裡。全文篇幅不短，按人物出生前後，逐一記述了松江入仕朝廷的眾多官員。從明初一直到成弘、正德年間，無論在外做官，還是退休回鄉，都“保持一分秀才氣”，為人誠樸敦厚，風範高雅，深受鄉民敬仰。我相信他說的這些掌故大多是真實的（有其他文案旁證）。顯然，痛感自嘉、萬而後，風氣日趨惡劣，張鼐此乃是有感而發。在他的家鄉，嘉靖四十四年發生了“民抄董宦”這樣的惡性群體事件，聳動遠近。董宦當時一口咬死是“士抄”，不是“民抄”，欲置“天真”的諸生於死地。張鼐帶頭聯合進士、舉人兩級鄉紳介入調停，保護了反感董宦之品行不端、捲入事件前期、富有正義感的“五學”生員。“民抄董宦”似乎一風吹過，董宦照樣仕途得意，但到了明清易代之際，松江、嘉定地區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奴變”，眾多富豪之家平白無故被抄、被焚，比之當年恐怖得多。彼時不用心根治惡德惡行，對無論是劣紳還是惡奴均嚴懲不貸，到了此時，歷史的“報應”，亡國亡天下諸種亂象，就不召而至。
　　儒家聖賢的教導，普適性的光芒照耀後世，那就是人性的向善，即“仁者，仁也”、“仁者愛人”云云。然而聖賢對利、欲於人性的關係，始終只把惡的後果看得透徹，對利與欲的動源之深、能量之大，缺乏足夠充分的估計（先秦荀子、韓非算是難得的異數，故不入孔祠）。漢代以後兩千餘年裡，為此困境連連，且戰且敗，直至今日，猶未見有窮期。
　　“制民之產”，“有恆產始有恆心”，是儒家教義里極重要的核心思想，甚至是整個學說的阿基米德支點。在農本社會裡，只要“輕徭薄賦”、“使民有時，不奪農耕”，儒家的道德宣教有效，社會風氣不難治理。孟子“仁政”的經濟指標不算高，五畝之宅，百畝（合明清三十餘畝）之田，黎民無飢無寒。貫穿漢唐宋元明清，這低標準清平之世大致還容易做到。明清起，雖然鄉民大多已為租田，亦尚能“無飢無寒”。士大夫家有“百畝良田”（食租），就可隨時甩烏紗帽，表示對時政不滿，悠遊江湖之上。據查考，“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顏回，除陋巷之破宅外，還有“五十畝郭外之田，十畝郭內之圃”。宋儒將他尊為“定”得住的典範。然而，到了明代，《明儒學案》所述第一位儒者吳與弼康齋先生，家貧無產，為恪守“敬”、“誠”，常以打坐“定”住吾心。但他坦承，當欠了鄰居幾斗米，又將討上門來時，心就亂，“定”不住。自云：“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可見，“無飢無寒”是守住“恆心”的底線；經濟上失了底線，要一般的人守得住道德底線，極不容易。

　　“太史公難題”

　　恰恰不是儒家聖祖周公孔子，而是史家太祖司馬遷，把風尚變遷深層的經濟動因看得比較透徹。《史記·貨殖列傳》裡有這樣的陳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下面的話更讓人吃驚：“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如果把“刺繡文”比喻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倚市門”擴展引申為大商場乃至造幣廠、銀行、交易所、股市、網購，那我們不能不驚嘆太史公確乎超越時空，是兩千年前就已誕生了的、“經濟物理學”的天才預言家！
　　學界有所謂“李約瑟難題”、“克魯齊難題”，詰問的興味不減，近年來還開了好幾個研討會。照此比方，我說在中國古代則有“太史公難題”，解決難度比前兩命題大得多，可學界幾乎無人問津，不亦冤乎？！
　　《史記·貨殖列傳》起首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論，全文錄於下：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長話短說。太史公給出的命題，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沒有因時間的往後推移，解決得更為成功和有效，反而越來越捉襟見肘，甚或背道而馳，地方當局多取與民爭利之下策。這並非是人性發生了什麼根本性變化，而是經濟時勢大演進，GDP飛速增長，使人對財富積聚的多寡特別敏感，滿足的欲望愈加急迫，“動心忍性”的能力也益加衰弱，上層下層、君臣庶民皆所不免。因此之故，基於農本社會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期望與社會規則，面對工商業的發達和貨幣經濟的活躍，舊藥失了時效；精英除了詛咒悲嘆“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之外，幾乎籌劃不出什麼良藥，不知道怎樣去彌合日見擴大的社會感情裂縫。
　　近代學人常喜歡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然而，他們畢竟沒有親眼看到農、工、商、服務“四業”結構性地如此顛覆倒轉，農業的式微到了極限，實業經營之慘澹，鄉村田野之凋敝，不忍目睹。基於此，我不僅堅持古代“資源”不能包治“現代病”，也坦率地表示對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不抱奢望，因為這些議論終究缺乏鮮明的當代針對性，並未徹底擺脫“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的尷尬。因此之故，只能期望於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以及諸位社會學家，能從當代經濟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倫理秩序等規則的重建入手，為“太史公難題”作出更有效率的當代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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