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義和團戰爭蒙受近代以來最大的恥辱，“辛丑條約”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尊嚴跌至谷底；另一方面中國也因這場戰爭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歸路。這一年重新啟動的“新政”、幾年後預備立憲其實也是“辛丑條約”的邏輯發展


　　老高按：今天是毛澤東123周年冥誕，中國大陸從北京到湖南多地的紀念活動一浪高一浪，尊毛與反毛的網絡口水戰也一度白熱化，自然，我們也聽到不少情緒化地斥罵或者憐憫那些在毛像前下跪、燒香的人是“愚民”“神經不正常”“好了瘡疤忘了疼”“正常人沒法理解”“不可思議”。在我看來，其實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中國相當一部分民眾重新懷念毛澤東，與美國相當一部分民眾投票給川普，實在有一脈相通之處：都是在社會大變革中未曾受益者甚至是受損者，以此方式緬懷往昔，對變革說不。只不過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沒有一種機制能讓這些民眾（以及所有民眾）重新選擇；而在當局對輿論的高壓下，也無法通過公開的、充分的爭論，雙方擺事實講道理來辯明歷史是非，校正前進路向，他們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內心的憤懣不平。
　　今天我想推薦一篇馬勇的文章《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理解義和團戰爭》。百年前的史實，對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國、理解今天的尊毛熱潮，非常有幫助，讓人驚異竟如此相似——當然不可能完全原樣重複。
　　我曾經介紹過馬勇的一些文章。據百度百科資料：馬勇，1956年生於安徽濉溪縣。1973年入伍當兵，1977年至淮北煤礦當掘進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術學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學歷史系，1983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他還是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等研究員，河南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校教授。


　　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理解義和團戰爭

　　馬勇，微信公眾號

　　（作者附註：轉載僅限全文轉載並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修改該文章標題和內容。轉載請註明：文章轉載自“馬勇”微信公眾號，微信號：mayonghistory）

　　公元1900年，是人類步入二十世紀第一年，全世界都在為新世紀到來而歡欣鼓舞，辭舊迎新。然而，在中國卻是一個例外。
　　那一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紅色風暴”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不到三月遍地紅”的義和拳戰爭使京津，使華北，甚至使整個中國陷入一片混亂，列強在華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他們最後聯合起來出兵中國，“代剿”義和拳，赤手空拳的義和拳與列強的真刀真槍交手，結果可知。逃亡西安的清廷最後與列強簽署《辛丑條約》，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中國就是以這樣一種特殊方式進入二十世紀。
　　又一個世紀過去了，學術界對義和團戰爭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分歧仍在。很長時期，很多史學家以為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一次革命高潮，是中國人民自發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並且，這場運動給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沉重打擊，一方面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謀，另一方面善後條約巨額賠款、不平等壓制，讓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谷底”。（張海鵬：《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冰點》2006年3月1日）
　　而最近幾十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另一種新史觀對義和團戰爭給予全新解釋，一種比較激烈的看法以為義和團運動所呈現的排外主義情緒，濫殺無辜行動，具有明顯的“反人類傾向”。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逆轉，與近代中國發展大勢相悖。（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冰點》2006年1月11日）
　　其實，仔細分析義和團戰爭緣起、轉折及後果，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戰爭的性質、意義，並非如此簡單，也沒有那樣大的關懷、意義，這場運動確實與近代中國走勢相悖，但又有其根源及必然性，其後果從反面加速了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

　　一、“義和團起山東”

　　在談到義和拳運動起源時，過去的研究一般側重於帝國主義侵略，中西文化衝突，傳教士的傲慢，地方官府的偏袒。這些判斷都對，外部因素確實是義和團運動發生的一個觸動點。但是僅僅說到這裡遠遠不夠，依然顯得太抽象，因為西方國家進入中國已經好幾十年了，為什麼在過去沒有發生這樣帶有全局性的排外運動？過去的那些教案，為什麼都可以作為個案進行處理，而此時的義和團運動卻不能輕易消解，而是引起了震驚世界的大動靜？
　　很顯然，義和團運動的發生還有具體原因。這個原因，就是1895年中日達成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改變了先前幾十年清政府一直堅守的對外政策，在日本以及列強的壓力下，中國被迫同意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中國。
　　國際資本東移亞太，是十九世紀中葉後一個明顯動向，是西方國家市場飽和，資本過剩的必然結果。中國巨大的市場，以及潛在的巨大消費能力，讓西方國家垂涎欲滴。但是清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為了國內政治穩定，始終不敢讓外國資本自由進出中國。即便在1860年開始向西方學習後，清政府一直堅守有序開放，穩步發展。
　　有序開放，穩步發展，讓中國在1894年之前三十年獲得了巨大進步，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是也應該看到，由於中國自身資本不發達，中國在走向繁榮的時候，並沒有辦法依靠自己的資本進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中國不是不想修鐵路、開礦山，而是沒有錢，所以在1894年之前，中國的現代化設施，根本沒有辦法與同時期的日本比。
　　讓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中國，是一把雙刃劍。《馬關條約》之後，外國資本潮水般湧進中國，中國先前幾十年想建而沒有辦法建的鐵路在短短幾年時間大致完成關內的基本路網；沉睡數萬年的礦產資源，也因為外國資本的進入而迅速獲得了開採，造福於社會。中國的基礎工業在甲午之後獲得迅猛發展，一個全新的、先前不存在的民族資產階級迅速發生、成長起來。
　　大規模的建設，帶來了大繁榮、大發展，也帶來一些發展中的問題。大規模的拆遷、徵地，讓無數農民脫離土地，成為流浪者。列強確曾與清政府達成諒解，徵用土地、安置失地農民均由中方負責，如果發生利益衝突，發生群體事件，同樣由中國地方政府負責處理，外方不得介入。至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則由外國資本在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中給予補償，比如稅收。這些制度性安排如果都落實到位，相信那時農民的情形要好些，即便不能充分分享對外放開的發展成果，至少不至於損失慘重。
　　然而，中國畢竟剛剛從傳統中走出，政治設施不完善，民眾的權利意識的不覺醒，各級官吏的不盡責，讓失地農民並沒有獲得足夠補償，他們離鄉背井，成為城鄉間的流浪者。他們的冤屈無處申訴，忍耐、憋屈，健身健體，遊走江湖，因為他們總要活下去。他們不自覺地成為義和拳等民間秘密結社的主力。
　　至於那些有機會到這些新開辦的外國企業中打工的失地農民，他們不僅受到洋人的盤剝，而且受到來自福建那些懂鳥語的“假洋鬼子”欺負。（《張美翊致盛宣懷函》，《義和團——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17頁。）這些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加劇了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裂痕。
　　長江流域及南部中國的開放已有很多年了，緩慢發展有壞處，也有好處，就是讓那些破壞性問題緩慢暴露，因此南方並沒有隨着外國資本進入出現如此大的問題。而北方，特別是山東，由於在甲午戰後特別是1897年膠州灣事件後成為德國獨享的勢力範圍，而德國作為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貪婪，而且急迫，因此，中德間的不和諧在所難免。“義和團起山東”，主要應從這個層面進行解釋。

　　二、“不到三月遍地紅”

　　至於中西文化衝突，甲午戰後，主要的還不是中西文明層面的理念衝突，而是西方各國傳教士在清政府允許他們自由傳教後急劇擴張，相互之間無序競爭，結果就使得早期進入教會的中國人並不是因為對基督教有認識才進入，而是一些“無良”的人。用恭親王的話說，他們或許就是“中國人中的垃圾”。這些人幫助教會急劇擴充了人數，但同時也使教會在中國人中失去了巨大的潛在信仰群。
　　四處流浪的失地農民，因甲午戰爭結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們在遊走江湖的時候相遇相識，他們中慢慢地成長出一批被稱為“社區精英”的領袖，這批領袖略通武功、重然諾，具有傳統儒俠的氣質，喜歡出面擺平各種各樣的糾紛，於是這些四處遊走的民眾就在這些社區精英領導下組成許多鬆散的民間秘密結社，這就是義和拳、大刀會、紅燈會等來歷。
　　清政府對於民間秘密結社，兩百年一直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露頭就打。那麼為什麼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裡，清政府不僅容忍了這些秘密結社的存在，而且還有意識利用他們呢？對於這個問題，過去的研究多從愛國主義層面想。其實，如果就歷史事實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慮，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種權宜之計。
　　現在的研究已經表明，在經歷了1898年秋天政治逆轉大折騰後，光緒帝原本就羸弱的身體出了狀況。過去的研究依據康有為、梁啓超的說法，以為清廷保守派試圖換掉皇上。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但是在專制體制下，最高領導人並未“龍御上賓”的時候沒有辦法中場換人，而光緒帝不僅沒有子嗣，而且註定以後也不會有。清廷遇到了帝制時代從來沒有遇到過的難題，經過長達一年多思考、反覆，清廷在1899年底決定為光緒帝找個大阿哥，由大阿哥替代光緒帝參加一些禮儀性活動，以便使光緒帝能夠靜養。
　　如果基於一種道義、善良，對清廷的這種做法應該給予同情、理解。然而1898年的血腥確實使清廷在國內外喪失了一些道義上的同情，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擊使海內外都信以為真，上海名流數千人竟然致電朝廷反對換人。（《上總署轉奏電稟》，《經元善集》，309頁）各國公使在這種情緒影響下，也不願與清政府溝通，了解事情真相。
　　其實，清廷選定大阿哥，表明其有意結束過去，重新開始。至於大阿哥和他的父親，好像也不是後來所妖魔化的那樣邪惡。大阿哥是一個可以塑造、培養的孩子，相信那些全國一流名師要不了幾年時間就會將其訓練成一個彬彬有禮的君主；至於大阿哥的父親端王載漪，在那之前只不過就是個王爺，並沒有什麼政治立場，說不上保守，也說不上激進。他們父子只是因為與皇室血緣關係更近些，所以得到了這個機會。國內外特別是各國公使如果從這個層面去理解，去與清政府積極接觸，事情或許是另外一個樣子。各國公使拒不承認大阿哥，拒不願意與端王進行任何接觸，這其實是將清政府推向一個保守的方向，因為這畢竟關涉一個王朝的尊嚴、主權。
　　中外之間因大阿哥事件引發僵持無法化解，原本並沒有什麼政治理念的端王載漪開始變得不耐煩，開始厭惡洋人，開始排外。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清廷有意識利用了義和拳等民間秘密結社對外國人的不滿，希望以此尋求中外關係的突破。
　　在山東境內的義和拳等民間結社，在過去幾年因山東的大開挖、大發展而急劇膨脹，但山東地方當局從全國大局出發，適當運用軟硬兩手進行對付，應該說得到了適度控制。換言之，當中外之間交涉不那麼順暢時，山東巡撫適度釋放民間排外情緒，給列強以顏色。而當中外交渉比較順暢時，山東地方當局就儘量控制住民間的排外情緒。甲午戰後短短幾年，山東巡撫先後換了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任，尤其是毓賢，為了穩定地方，一改李秉衡嚴厲鎮壓的措施，對於本地區失去土地的流民以習技勇自衛身家略表同情，一旦某地發生民教衝突、中外衝突，毓賢的本能反應就是將外地人、本地人；中國人、外國人分別開來，儘量使本地人、中國人獲得解脫，將責任儘量推給外地人、外國人，甚至宣稱外地流民是打着義和拳、大刀會名義的游匪，因而這些群體衝突與真正的義和拳、大刀會並無關聯。
　　毓賢等人息事寧人的做法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國公使對這樣的做法非常惱火。在各國公使一再強烈要求下，1899年底，終於用袁世凱替換毓賢，出任山東巡撫。
　　袁世凱早年常駐朝鮮，主持過朝鮮的對外事務，具有國際交往經驗。甲午戰後，一直主持新軍訓練，在各國公使心目中，袁世凱不僅是幹才，勇於任事，而且具有現代理念，與守舊者不同。他們相信，由袁世凱主持山東，長時期困擾各國的民教衝突勢必能得到緩解。
　　正如各國公使所期待的那樣，袁世凱上任伊始，迅即發布措辭強硬的告示，要求山東境內義和拳民眾儘快自動解散，否則嚴厲鎮壓，格殺勿論，決不姑息；對於那些“獻首”、自新的義和拳民眾，袁世凱宣布既往不咎。（《袁世凱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資料》1978-2，19頁。）
　　袁世凱的軟硬兩手迅速見效，特別是英國傳教士卜克斯被中國民眾殺害後，袁世凱迅速緝拿兇犯，嚴厲鎮壓，殺一儆百，使山東境內的義和拳、大刀會等民間秘密結社迅速溢出山東，逃往那些還沒有動手鎮壓義和拳的地區。
　　義和拳這些民間結社雖然有殺人越貨的行為，但畢竟不是這些結社的整體及本質，因而袁世凱在山東境內的強硬固然有效，但並不能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廣。不管怎麼說，這些民眾都是大清的子民，因而清廷不可能痛下決心在全國範圍鎮壓。所謂“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主要就是因為袁世凱的強硬鎮壓，使發生在山東的這些組織向全國迅速溢出，京、津、直隸地區成為重災區，這些流民“散布京城，潛通南宮、冀州一帶，無知之輩，明目張胆，到處勾勸。”（《御史李擢英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71頁。）每當夕陽既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戶人家也開始設壇，王公貴族隨着起舞，據說倡導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親端王載漪。（唐晏：《庚子西行記事》，《義和團》資料叢刊第三冊，471頁。）

　　三、所謂“宣戰詔書”

　　山東義和拳外溢，只是一個內政問題，假如清廷採取一個全國性措施，這種情形也不是不能根治，至少不會像後來那樣成為無法收束的全國性動盪。義和拳之所以鬧到這樣，特別是義和拳能夠堂而皇之進入嚴密防範的京城，顯然如果沒有來自高層的默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事情的蹊蹺在於，清廷自從為光緒帝選擇了那個大阿哥之後，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各國公使或許聽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為光緒帝代表中國的未來，而端王載漪則代表守舊，因而各國公使死活不願與端王打交道，不願向清廷致賀。這對帝制中國無疑是顏面掃地。怎樣扭轉這尷尬的局面，也委實讓端王為難。
　　恰當此時，袁世凱替換掉的山東巡撫毓賢回京賦閒，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總要到各位王爺、大臣那裡走走門子，尋找重出機會。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毓賢在山東的“地方經驗”排上了用場，怎樣讓外國人屈服，毓賢的辦法不過就是有意識釋放義和拳等民間秘密結社對外國人的仇視情緒，以此讓外國人有求於清政府。（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三，199頁。）
　　各國公使並沒有因為京津直隸局勢混亂加劇改變自己對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賢卻因此出任山西巡撫。山西是外國傳教士比較多的省份之一，而毓賢被免除山東巡撫時，清廷已答應各國公使，不會重新任用毓賢；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會將其放到外國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違背了先前的承諾，遂使中外間的誤會不是減少，而是加深、加大。各國公使不斷向清廷施壓要求剿滅義和拳、大刀會，維護各國利益；而清廷主政者儘管沒有正面要求各國公使承認中方政治變化，但對各國的要求則不那麼積極，京津直隸地區的局勢更加惡化。進入5月，京城內外遙相呼應，越鬧越大。近畿一帶，如清苑、淶水、定興，尤其是保定府，相繼發生焚毀教堂，殺害教民等多起惡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頗有外來奸民，妄造符咒，引誘愚民，相率練習拳會；並散布謠言，張貼揭帖，輒稱拆毀教堂，除滅洋人，藉端煽動。”（《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折》，《義和團檔案史料》上，98頁。）在西四牌樓羊市南壁上發現義和團乩語：“一愁長安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廣人馬亂，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義和拳太軟，六愁洋人鬧直隸，七愁江南喊連天，八愁四川起狼煙，九愁有衣無人穿，十愁有飯無人餐，過戌與亥是陽間。”（《義和團文獻》，《近代史資料》1957-1，15頁。）隨後不久，類似的揭帖在京城到處張貼，鼓動拳民焚毀教堂、使館。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電本國，請兵來京，自行保護。
　　北京局勢確實在持續惡化，清廷對此也開始感到了憂慮。5月27日下午，慶親王應邀與英國公使竇納樂、俄國公使格爾思會晤，慶親王表示朝廷知道現在的困難，也已向直隸總督發布最嚴厲的命令，他勸各國公使相信中方有能力保護公使館，不贊成各國軍隊進入北京。不過，慶親王也表示，如果各位公使執意這樣做，中方並不完全反對。
　　基於安全考慮，各國公使決定從大沽口外海面調集一批軍隊進京，加強使館、教堂及外國人聚集區的警衛。5月31日，第一列軍用專車向北京進發，幾天后抵達北京的使館衛隊接近千人。
　　各國調集軍隊的目標是為了保護傳教士、僑民、教民、外交官，至少此時並沒有以清軍作為作戰對象。但各國軍隊的調動引起了中方嚴重不安，端王載漪、體仁閣大學士及大阿哥的師傅徐桐、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瑩等主張招撫義和拳。6月6日，清廷發布了一個上諭，刻意強調義和拳民眾練藝保身，守護鄉里，值得同情。
　　清廷的轉向讓各國公使更加恐慌。6月10日，各國任命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一支人數更多的聯軍前往北京，保護使館。無奈，京津間的局勢完全失控，西摩聯軍用了十七天時間不僅沒有抵達北京，反而被義和團圍追堵截逃回了天津。
　　西摩聯軍無法順利抵達北京，在各國司令官看來，主要是因為清軍駐守的大沽炮台阻斷了聯軍與後方的聯繫，因此各國司令官6月16日向清軍駐守大沽炮台的指揮官羅榮光、直隸總督裕祿各發一份通牒，要求中方翌日凌晨兩點將炮台交給聯軍。
　　作為軍人，羅榮光當然不會接受聯軍的要求，他在沒有外援的情形下，與幾千守軍浴血奮戰，但終因敵眾我寡而丟掉了炮台，付出巨大犧牲。
　　在大沽炮台爭奪戰打響前，羅榮光曾派員向直隸總督裕祿求救，裕祿表示天津防禦已很吃緊，沒有辦法提供支援。這不能說就是羅榮光失利的原因，但很顯然作為直隸總督的裕祿對大沽炮台失守負有相當責任。
　　其實，聯軍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聯軍送給羅榮光、裕祿的同文照會，送達的時間就有差別。送給羅榮光的時間為16日下午，而送給裕祿的則拖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儘管照會上的時間仍然寫着16日。
　　當裕祿收到聯軍送來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會時，大沽炮台已到了聯軍手裡，幾千守軍早已潰敗。然而，裕祿不是將這個結果及時報告朝廷，反而將聯軍的最後通牒緊急報送朝廷，說他接到這份照會，各國水師提督“限至明日早兩點鐘時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聯軍，逾期不交，即當以武力占領。（《直隸總督裕祿折》，《義和團檔案史料》上，147頁。）
　　裕祿的報告送到北京的時間為19日下午，此時距大沽炮台失守已兩天。儘管過了兩天，朝廷對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太后、光緒帝雖在那幾天連續召集御前會議，王公大臣雖然對戰與和、剿與撫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許多主意，但究竟是戰是和，列強究竟是像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樣要幫助清廷剿滅義和拳，還是以要清廷為敵，對清軍開戰。這在之前幾次御前會議上並沒有結論。現在好了，裕祿的報告來了，列強索要大沽炮台了，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與大清為敵，準備開戰嗎？
　　其實，慈禧太后、光緒帝，所有與會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不在清軍手裡，所以他們討論的前提就是怎樣阻止聯軍，怎樣保住大沽炮台。直至6月20日，上諭仍要求裕祿報告與聯軍交涉最新進展，仍不知大沽炮台已被聯軍占據。上諭說：“裕祿於二十一日（17日）後並無續報，究竟大沽炮台曾否開戰強占？連日洋兵作何情狀？現在招募義勇若干？能否節節接應？拳民大勢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總署轉呈，並遵前旨隨時馳報一切。”（《軍機處寄直隸總督裕祿上諭》，《義和團檔案史料》上，157頁。）
　　由於根本不知道天津方面的情形，所以19日下午的會議上，與會者普遍認為，聯軍索要大沽炮台將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權衡利弊，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堅決拒絕聯軍這一蠻橫要求。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決心、意志，要以不可動搖的強硬態度迫使列強讓步，放棄索要大沽炮台的無理要求。下午五時，總理衙門向十一國公使及關稅處送去十二份同文照會，大意是聯軍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驚，顯然是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既然如此，現在北京城裡也是一片混亂，人心浮動，那就請各國公使在二十四小時內下旗開路，前往天津。（《照會》，《義和團檔案史料》上，152頁。）這個照會就是後來一直爭議的“宣戰照會”。其實仔細分辨，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會，只是表明清政府強硬的外交姿態而已。

　　四、歷史性災難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理解這個照會，但在當年，各國公使卻不這樣認為。他們收到這份照會後立即陷入極度恐慌，因為他們既不知道天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知道這個“最後通牒”究竟意味着什麼。
　　外國人對生命的理解與中國人很不同，各國公使弄不清這份照會的意義，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冒險找清政府中負責任的人聊聊，弄清真相。十一國公使爭論了一個晚上不了了之。天亮時，德國公使克林德建議大家一起前往總理衙門，至少要向中方表達二十四小時的寬限太短了，那麼多公使、家屬及傳教士，根本無法撤退完。然而，公使館外面的情形，或許真的很亂，或許他們被清政府的決絕鎮住了，竟然沒有一個人響應克林德的建議。
　　克林德是非常有個性的德國人，別人不去更讓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完成這個使命，更何況他與總理衙門本來就有一個約會。所以，克林德帶着秘書前往總理衙門。不料剛到東單路口，克林德就被清軍一槍結果。
　　這一天為6月20日。從此後，公使館的外國人再也沒有人敢出來活動，他們既不願與清政府交涉，也沒有辦法與在天津的外國領事聯繫。公使館成為一個孤立的堡壘，上千名外國人、教民在裡面困守，外面則是清軍、義和拳團團包圍。
　　義和拳包圍公使館，無疑要與外國人為對手，至少是與追隨外國人的“二鬼子”教民為敵。至於清軍，很難說是要進攻公使館，因為正像慈禧太后稍後西行途中所說，假如清軍執意進攻公使館，一聲令下，公使館早就夷為平地了。言下之意，清軍並不是與義和拳民眾“合圍”公使館，而是將義和拳與公使館隔開，保護公使館的安全。應該承認，這個說法是對的。
　　清軍護衛着公使館，但清政府對世界的所有發言並不被各國政府所信任，全世界的注意力在北京，但各國政府與公使館無法取得直接聯繫。至於在天津的各國領事、各國海軍將領，他們雖然對各國公使的處境深感焦慮，但他們普遍高估了義和拳的威脅、清軍的實力，一定要等各國增援部隊來了方才肯向北京進發。於是，時間一天天消逝，中外僵局也沒有辦法打開。直至8月初，八國聯軍中的七國軍隊在天津完成集結。4日下午，兩萬聯軍開始向北京出發。僅僅十天，8月14日，聯軍先頭部隊突破北京防線，進入使館區，被圍困了兩個多月的外交官、傳教士恢復了自由。
　　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確實使北京遭受到1860年以來最嚴重的破壞。聯軍進入北京不久，應清政府要求，赫德在與各國公使磋商後，於9月1日向中方提交了一份善後清單，並私下告誡中國大臣無論如何不能將圍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輕，更不能誤看。因為這是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這份文件中詳細列舉事件始末，分析中方應承擔的責任，指出中方要想息事寧人，必須承認姑息縱容義和拳的錯誤，必須就義和拳圍攻公使館、槍殺公使、教民等事情認錯道歉，並給予適當賠償。（《赫德圍攻使臣始末節略》，《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32頁。）
　　經過漫長的談判，清政府與列強就懲辦肇禍大臣、賠償、使館區擴大、使館衛隊、武器禁運、聯軍駐防、拆除大沽炮台及京津間軍事設施等問題達成共識，1901年9月7日簽署了“北京議定書”，通常又被稱為“辛丑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及其附件，中國向各國支付的賠款總額為4.5億兩，清政府為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並承諾為了不再發生這樣的災難，中國將加大改革，儘快與世界接軌。這個條約，一方面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尊嚴跌至谷底，另一方面又是中國重新起步的開始。這一年重新啟動的“新政”就蘊含着這個意思；幾年後的預備立憲，其實也是“北京議定書”的邏輯發展。
　　中國因義和團戰爭蒙受近代以來最大的恥辱，也因這場戰爭重新起步，踏上走向世界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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