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人们在追求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最重要的一种缺失,不在于某个学派、某个观点、某个政治势力本身的缺失,而是他们一定要将另一学派、观点和政治势力压倒、摧毁——这是最可怕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中国总是走向极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创建媒体不难,打造专业化媒体才难(上)
《多维十年》连载之六
高伐林,《外参》月刊2010年 (续前)董事会不干预日常运作
如果说,“多维”的招牌虽然早就挂出来了,那只是在练兵、在热身、在试车,那么,从第二届董事会成立,多维媒体公司就正儿八经地登场了,第一个,在一段时间内也是唯一的一个产品——多维新闻网,以相当正规化的形象出现在网民的视野内。 何频告诉我:公司一成立,大家就达成共识:要按照美国正规公司的标准来建立框架和机制,管理一定要正规化。 公司新董事会几个成员,各就各位。原董事会的几位董事,何频担任董事长、CEO和总编辑,小赵担任CTO(技术总监),小祝担任美术总监;新增的两位董事,一位是沃顿毕业,一位是哥大毕业,则不参加公司的日常运作。 董事会为公司财务管理所建立的制度很健全,每年都会请外面大的会计公司做审计报告;人事管理制度也相当规范,这也是董事会成员的贡献,后来常劲、杨鸣镝成为管理人员和董事后,在这方面更是贡献良多。 何频非常坚持、再三申明的一点是:董事会不得干预媒体的具体运作。一名董事由于在社会上有些争议,他承诺不公开身份。这名董事表示充分理解何频的理念和想法——在所有投资者当中,他是对何频做出承诺最明确的一位:董事会和董事绝对不干涉多维媒体的编采事务。 何频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董事会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董事会上没有将新闻内容作为董事会讨论的议题;即使有的董事对多维媒体的某项举措、对某条或者某类新闻有看法,也是以个人身份提出,而不是“董事意见”。何频对我说,“多维媒体出现了差错,都应由我来负责,而不是董事会的责任”。他更强调,多维运行这么久,“没有任何外部政治势力成功干预过”。 多维的编采人员们也能佐证:从来没有感受到来自董事会的干涉,没有接到过管理层之外某位董事的指令。 不过,对这一点,外界有过若干风言风语。风源之一是多维某位离职员工传出这种说法:何频只是个执行者(还有说法更难听的:“何频只是个傀儡!”),多维另有人“垂帘听政”;多维对重大问题怎么表态,发表什么重头稿件,须经“太上皇”点头。何频听到这种说法,只觉荒诞无稽、不值一驳:“我会听从‘幕后指挥’操纵?那是我何频的性格吗?!”然而,因为是出自多维某离职员工之口,在不明真相者中间,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信度。不过,从来没人指证过,究竟在什么问题上,何频说话不算数,须经“太上皇”点头? 何频说,“对人性的弱点有了了解,就不必为谣言生气了。使我长久思考的是:信息到底是怎样被扭曲的?”
招兵买马,要“杂”
多维从起初的“手工作坊”,蜕变为一个正规的网络媒体公司了。 何频说:“我基本不管财务,一直到我离开都没有改变:支票虽然我签,但我就只是签上名而已。每年都会有审计报告,我会扫几眼收支平衡表,看到运行正常、管理良好,我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那么,他管什么呢?管人。 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多维开始招兵买马,何频真正把住的人事权,只是专注于制造产品的编辑和记者。 在多维的创办过程当中,何频算是深切地体会到了毛泽东讲过的那句话:“世间一切事务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他最头疼的,正是“人”而不是“钱”——公司设几个部门几个岗位,网站开几个栏目几个页面,这些都不用费太多脑筋,最伤神的,是聚拢一群志同道合的媒体人。 编辑部主任人选是现成的:杨鸣镝。她早年担任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北京分社首席记者新闻助理,到美国留学,获得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之后,又在海外中文新闻界泡过多年,无论是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香港背景的《明报》,中国大陆背景的《侨报》,这几家报社她都干过,都是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主要业务骨干。她翻译过英文《江泽民传》,还著有《离开商学院——MBA离巨富有多远》(中国大陆版的书名是《沃顿毕业》)。 杨鸣镝对西方大众传媒界的动向非常熟悉,敏锐地厘清纷纭现象中的脉络,找到新鲜深刻的角度,而且笔调老辣、举重若轻。她与何频又认识多年,常常就各种问题争辩讨论,新闻理念很能彼此认同和互补。而最关键的一点,何频很明白:她是干事的。 人们常说北美华人“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新闻学位和媒体经验的一抓一大把。何频遴选的设想,是既要“杂”,又要“专”。 所谓“杂”,是指招聘来的人,资历背景、成长地域,最好都反差大一点,而不能像许多华人的家族企业、同乡社团那样单一化。 多维的编辑记者,既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台湾的;既有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社等中国官方媒体的资深从业员,也有初出茅庐,刚走出美国大学校门的新手;既有好几位出版过文学、时论和传记的中国作协会员,也有近年来在互联网上纵论天下博得盛名的写手——在多维的一次会上,有人发言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马上有人“更正”:“我们都是来自五洲四海!” 何频不在乎部下们的理念相差十万八千里,相反,他期望彼此的观点差别大一点才好:既有倾共的,也有反共的;既有认同共和党的,也有认同民主党的;既有支持国民党的,也有支持民进党的……在诸多热点问题的激辩也蔓延到多维的办公室里来时,好几次我听到他半真半假地埋怨,记得有一次小布什总统说了句什么蠢话,我听到他很沮丧地告诉我,你和办公室里的人都清一色地声讨布什?只有我一个人唱反调?嗨,看来我还蛮重要呀,人数虽少,我代表了一派呢! 何频相信:观点对立,彼此碰撞,大家才能扩展看待事物的层面和角度,这个群体才能够“流水不腐”,精神空间始终保持活力和张力,知识结构才能够彼此扩展,语言风格也能够彼此映衬,有效地避免观念的同质性、报导的单一性——同质了、单一了,那离咽气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仅整个媒体界是一个生物群落,各家媒体竞放争妍,而且这一家媒体,既然是要搭建一个名称叫“多维”、也以“多维”为宗旨的精神平台,那么本身就得是一个虽然小型、但同样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在彼此观点驳杂的编辑记者手中成长的媒体,就像混血儿一样,生命力更强韧。 不过,何频也时时告诫大家:要警惕过于强烈地固执某一种意识形态、更要避免以自己的某种价值和审美观念,作为取舍新闻事件和稿件的判断标准。 多年之后,在何频已经离开多维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这次谈话经整理,以《廓清思想误区,建立独立媒体》为题,在《明镜月刊》发表),他说:作为大众媒体、社会公器,应该包容不同声音、传递各种事实——对事实,不能以媒体人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赞成或者不赞成做新闻的取舍标准,对事实,包括对媒体人不喜欢、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的事实,必须披露,不能掩盖。这是新闻的原则、也是新闻人的职业道德。 他表白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哲学思想:“对中国转型、对世界变化中的各种现象,任何媒体、任何记者、任何读者的认识,都必然有局限、有片面性,都只可能看到某一个层面、某一个侧面。为了呈现事物的多方面意义,就应该充分发表各方面的看法。”“要想做到多样性地阐释社会现象,靠一个记者、一个专栏作家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主张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人来做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分析。对于中国转型过程中层出不穷的现象,这就更加重要。” “这么多年来,人们在追求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最重要的一种缺失,不在于某一个学派、某一个观点、某一个政治势力本身的缺失,而是他们一定要将另一种学派、观点和政治势力压倒、摧毁——这是最可怕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中国总是走向极端的最重要原因。”
对部下最强调要有专业性
何频在招聘人员时,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政治名声、或者获得相当大的专业成就的人士,特别慎重。他认为,这并不是“武大郎开店”,而是因为,这些人作为个人,作为民运先锋或者意见领袖,各有长处,但是未必适合搞新闻,很可能与“多维”的目标扦格不入。他们既然能当民运先锋和意见领袖,能获得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必定意志特别顽强、个性特别坚定、斗争精神又特别强烈;而多年来当先锋、领袖和著名作家当习惯了,对自己的评价多半也就难免相当自负,往往不太听得进别人的想法。这本来并非缺点,在多维就可能转化成短处,团队将增加很多内耗。 何频还有一个现实的担心:政治色彩过于鲜明的人来到多维,很可能让外界一些习惯直线思维的人士,顺手给多维贴上一个政治标签,错将这位标志性人物的政治倾向,看成是多维这家媒体的政治追求。 何频可不想多维随随便便就被别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何频渴望树立的唯一的一个口碑,是“专业”。 这就是上面说到何频选人着眼的“专”——他对部下最强调的一条是:“要有专业性!” 新闻的专业性是什么?一两句话说不清,可能只能通过“不是什么”才能凸现。一篇够格的新闻采访稿,不是抒情散文,不是哲学或政治论说文,自然更不是小说——不能虚构,不能堆满花里胡梢的文学辞藻,不能充满说教气息,不能煽情滥情。 因为着眼这个“专”,何频垂青在美国大学中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而对中国大陆的媒体出来的人,更多地叮咛、提醒。原因不难想见:中国大陆的媒体,挂着“新闻机构”的名儿,实际上就是西方所说的“宣传机构”,职能首先是当“党的喉舌”,这些机构的编辑记者们,久而久之,对宣传习惯成自然,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到了海外也一时难以矫正。 “将共产党的八股文字全部删掉!”何频常常这么说,而究竟什么算“共产党的八股文字”?见仁见智;要想全部删除,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共产党的文章说起“吃饭”“睡觉”,难道还能将“吃饭”“睡觉”的字样也从多维新闻网的字典里删除?不过,何频这种要求的含意,多维的名编、名记们都领会了,也都努力身体力行。 可以这么说,每个进入多维的员工,都经过一段被何频“软硬兼施”的过程。熬下来的,都成了多维的骨干。
新闻从何而来?
对于我,何频另有一套更带特定针对性的批评。不是调侃说我的文章有些词汇“露出了诗人的尾巴”,就是揶揄我的有些段落“遮不住团宣传委员的马脚”,让我又好气又好笑——他是针对我年轻时写过诗、当过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干部的经历來这么“有的放矢”的。 我原来任职的博库网,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资金耗光,融资失利,只好陆续裁员收缩,我也就进入美国失业大军,成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虽然我当一个自由撰稿人得其所哉,但最终还是在2002年7月,应何频之召,挂上“多维新闻网总主笔”的头衔,任务是做一些重点采访,写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专题深度报导。我仍然是“独立大队”、是自由撰稿人,并不是多维公司的雇员,但我有了权限,进入多维网的工作平台。 此时的多维已经是人丁兴旺了。最开始,公司在纽约长岛的一条闹市大街上租了一个套间的办公室,但这时已经换了另一处,扩大成两房一厅。又过了没多久,在长岛Great Neck镇租了一座办公楼二楼的一半,除了数百平方米的大房间,还有十来间办公室,相当宽敞。 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在多维任职,但应何频之邀,在多维新闻网开设了作者专栏,有时也在多维的“大家论坛”上发表一些看法,对多维更一直在观察。 据我归纳,多维网信息的来源大体上有三:第一是多维组织自己的记者采写的专访和专稿;第二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书籍和书稿的选载——因为何频同时又是明镜出版社的老板,这种资源的调用自然更为方便;第三是转载、介绍海内外中文信息。前两者,份量虽重,数量有限,比较多的,还是第三种。 多维是个新闻网站,没有电子商务、交友、游戏等等综合服务等等项目;每天发布新闻的数量,从最开始的每天约一百多条,疾速上升。与别家中文网站很不同的是:娱乐信息几乎是空白,科技、财经和体育等方面,比重也相对来说不太大;强项是政治时事、军事外交、历史文化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硬”的话题领域,尤其是对中国高层人与事持续大量地报导——不难看出,这与何频本人的知识结构、信息来源和关注兴趣,高度相关。 这些话题,也正是中文读者观点最为对立的话题。无论中共功罪、台湾统独、美国战和……几乎每一条新闻、每一个观点,都很难获得共识,都会吵得不共戴天。而多维发布(包括转载)的新闻,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对立信息“一勺烩”:控诉毛泽东和歌颂共产党,狠批西藏暴政和抨击达赖喇嘛,揭露美国霸权和推许美国民主…… 在同一时间段的多维首页上,读者可以看到异议人士刊物《北京之春》《民主中国》的文章,与《光明日报》、新华网、中新社的报导纵横交错;围绕同一个热点话题,读者可以找到英国BBC、自由亚洲电台、国际人权组织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截然相反的说法。 我进入多维的时节,互联网上的中文资源开始增多了,尤其是海外的老牌日报,多半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作为印刷版在网络上的延伸,将当天报纸的部分内容上网;中国大陆的政府和媒体也纷纷建起网站;海外学人很早就掀起建网站的热潮,虽然互联网泡沫破灭垮掉一批,但幸存的和新建的更有活力。不过,这些中文媒体的内容相对单一,观念相对鲜明,针对的读者群也相对狭窄,而多维,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篇章中所说,体现何频的理念:要将体现各方声音的中文信息集中起来,再发放出去,这就等于排球场上的“二传手”,将所有这些媒体发出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更远。
在信息洪流中避免撞上版权暗礁
记者出外采写新闻,而当时的多维编辑,主要职责,就是要大量涉猎海内外各家中文媒体,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报导,加工后,在多维网上转载。 转载会不会撞上版权的问题呢?当然会。何频与编辑绞尽脑汁来避免可能由于知识产权产生的纠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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