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來，人們在追求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中走了很多彎路。最重要的一種缺失，不在於某個學派、某個觀點、某個政治勢力本身的缺失，而是他們一定要將另一學派、觀點和政治勢力壓倒、摧毀——這是最可怕的思維方式，是導致中國總是走向極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章 創建媒體不難，打造專業化媒體才難（上）
《多維十年》連載之六
高伐林，《外參》月刊2010年
（續前）董事會不干預日常運作
如果說，“多維”的招牌雖然早就掛出來了，那只是在練兵、在熱身、在試車，那麼，從第二屆董事會成立，多維媒體公司就正兒八經地登場了，第一個，在一段時間內也是唯一的一個產品——多維新聞網，以相當正規化的形象出現在網民的視野內。
何頻告訴我：公司一成立，大家就達成共識：要按照美國正規公司的標準來建立框架和機制，管理一定要正規化。
公司新董事會幾個成員，各就各位。原董事會的幾位董事，何頻擔任董事長、CEO和總編輯，小趙擔任CTO（技術總監），小祝擔任美術總監；新增的兩位董事，一位是沃頓畢業，一位是哥大畢業，則不參加公司的日常運作。
董事會為公司財務管理所建立的制度很健全，每年都會請外面大的會計公司做審計報告；人事管理制度也相當規範，這也是董事會成員的貢獻，後來常勁、楊鳴鏑成為管理人員和董事後，在這方面更是貢獻良多。
何頻非常堅持、再三申明的一點是：董事會不得干預媒體的具體運作。一名董事由於在社會上有些爭議，他承諾不公開身份。這名董事表示充分理解何頻的理念和想法——在所有投資者當中，他是對何頻做出承諾最明確的一位：董事會和董事絕對不干涉多維媒體的編採事務。
何頻說，後來的事實證明，董事會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董事會上沒有將新聞內容作為董事會討論的議題；即使有的董事對多維媒體的某項舉措、對某條或者某類新聞有看法，也是以個人身份提出，而不是“董事意見”。何頻對我說，“多維媒體出現了差錯，都應由我來負責，而不是董事會的責任”。他更強調，多維運行這麼久，“沒有任何外部政治勢力成功干預過”。
多維的編採人員們也能佐證：從來沒有感受到來自董事會的干涉，沒有接到過管理層之外某位董事的指令。
不過，對這一點，外界有過若干風言風語。風源之一是多維某位離職員工傳出這種說法：何頻只是個執行者（還有說法更難聽的：“何頻只是個傀儡！”），多維另有人“垂簾聽政”；多維對重大問題怎麼表態，發表什麼重頭稿件，須經“太上皇”點頭。何頻聽到這種說法，只覺荒誕無稽、不值一駁：“我會聽從‘幕後指揮’操縱？那是我何頻的性格嗎？！”然而，因為是出自多維某離職員工之口，在不明真相者中間，這種說法似乎有一定可信度。不過，從來沒人指證過，究竟在什麼問題上，何頻說話不算數，須經“太上皇”點頭？
何頻說，“對人性的弱點有了了解，就不必為謠言生氣了。使我長久思考的是：信息到底是怎樣被扭曲的？”
招兵買馬，要“雜”
多維從起初的“手工作坊”，蛻變為一個正規的網絡媒體公司了。
何頻說：“我基本不管財務，一直到我離開都沒有改變：支票雖然我簽，但我就只是簽上名而已。每年都會有審計報告，我會掃幾眼收支平衡表，看到運行正常、管理良好，我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那麼，他管什麼呢？管人。
這麼說，也不完全準確。多維開始招兵買馬，何頻真正把住的人事權，只是專注於製造產品的編輯和記者。
在多維的創辦過程當中，何頻算是深切地體會到了毛澤東講過的那句話：“世間一切事務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他最頭疼的，正是“人”而不是“錢”——公司設幾個部門幾個崗位，網站開幾個欄目幾個頁面，這些都不用費太多腦筋，最傷神的，是聚攏一群志同道合的媒體人。
編輯部主任人選是現成的：楊鳴鏑。她早年擔任過英國廣播公司（BBC）北京分社首席記者新聞助理，到美國留學，獲得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新聞學院碩士學位之後，又在海外中文新聞界泡過多年，無論是台灣背景的《世界日報》，香港背景的《明報》，中國大陸背景的《僑報》，這幾家報社她都幹過，都是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主要業務骨幹。她翻譯過英文《江澤民傳》，還著有《離開商學院——MBA離巨富有多遠》（中國大陸版的書名是《沃頓畢業》）。
楊鳴鏑對西方大眾傳媒界的動向非常熟悉，敏銳地釐清紛紜現象中的脈絡，找到新鮮深刻的角度，而且筆調老辣、舉重若輕。她與何頻又認識多年，常常就各種問題爭辯討論，新聞理念很能彼此認同和互補。而最關鍵的一點，何頻很明白：她是幹事的。
人們常說北美華人“藏龍臥虎，人才濟濟”，有新聞學位和媒體經驗的一抓一大把。何頻遴選的設想，是既要“雜”，又要“專”。
所謂“雜”，是指招聘來的人，資歷背景、成長地域，最好都反差大一點，而不能像許多華人的家族企業、同鄉社團那樣單一化。
多維的編輯記者，既有來自大陸的，也有來自台灣的；既有新華社、中國青年報社等中國官方媒體的資深從業員，也有初出茅廬，剛走出美國大學校門的新手；既有好幾位出版過文學、時論和傳記的中國作協會員，也有近年來在互聯網上縱論天下博得盛名的寫手——在多維的一次會上，有人發言引用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馬上有人“更正”：“我們都是來自五洲四海！”
何頻不在乎部下們的理念相差十萬八千里，相反，他期望彼此的觀點差別大一點才好：既有傾共的，也有反共的；既有認同共和黨的，也有認同民主黨的；既有支持國民黨的，也有支持民進黨的……在諸多熱點問題的激辯也蔓延到多維的辦公室里來時，好幾次我聽到他半真半假地埋怨，記得有一次小布什總統說了句什麼蠢話，我聽到他很沮喪地告訴我，你和辦公室里的人都清一色地聲討布什？只有我一個人唱反調？嗨，看來我還蠻重要呀，人數雖少，我代表了一派呢！
何頻相信：觀點對立，彼此碰撞，大家才能擴展看待事物的層面和角度，這個群體才能夠“流水不腐”，精神空間始終保持活力和張力，知識結構才能夠彼此擴展，語言風格也能夠彼此映襯，有效地避免觀念的同質性、報導的單一性——同質了、單一了，那離咽氣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不僅整個媒體界是一個生物群落，各家媒體競放爭妍，而且這一家媒體，既然是要搭建一個名稱叫“多維”、也以“多維”為宗旨的精神平台，那麼本身就得是一個雖然小型、但同樣多樣化的生物群落。在彼此觀點駁雜的編輯記者手中成長的媒體，就像混血兒一樣，生命力更強韌。
不過，何頻也時時告誡大家：要警惕過於強烈地固執某一種意識形態、更要避免以自己的某種價值和審美觀念，作為取捨新聞事件和稿件的判斷標準。
多年之後，在何頻已經離開多維之後的一次談話中（這次談話經整理，以《廓清思想誤區，建立獨立媒體》為題，在《明鏡月刊》發表），他說：作為大眾媒體、社會公器，應該包容不同聲音、傳遞各種事實——對事實，不能以媒體人自己喜歡或者不喜歡、贊成或者不贊成做新聞的取捨標準，對事實，包括對媒體人不喜歡、不贊成、甚至深惡痛絕的事實，必須披露，不能掩蓋。這是新聞的原則、也是新聞人的職業道德。
他表白說，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哲學思想：“對中國轉型、對世界變化中的各種現象，任何媒體、任何記者、任何讀者的認識，都必然有局限、有片面性，都只可能看到某一個層面、某一個側面。為了呈現事物的多方面意義，就應該充分發表各方面的看法。”“要想做到多樣性地闡釋社會現象，靠一個記者、一個專欄作家是達不到的，所以我主張對同一事物，有不同的人來做不同角度的觀察和分析。對於中國轉型過程中層出不窮的現象，這就更加重要。”
“這麼多年來，人們在追求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中，走了很多彎路。最重要的一種缺失，不在於某一個學派、某一個觀點、某一個政治勢力本身的缺失，而是他們一定要將另一種學派、觀點和政治勢力壓倒、摧毀——這是最可怕的思維方式，是導致中國總是走向極端的最重要原因。”
對部下最強調要有專業性
何頻在招聘人員時，對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政治名聲、或者獲得相當大的專業成就的人士，特別慎重。他認為，這並不是“武大郎開店”，而是因為，這些人作為個人，作為民運先鋒或者意見領袖，各有長處，但是未必適合搞新聞，很可能與“多維”的目標扦格不入。他們既然能當民運先鋒和意見領袖，能獲得創作上的傑出成就，必定意志特別頑強、個性特別堅定、鬥爭精神又特別強烈；而多年來當先鋒、領袖和著名作家當習慣了，對自己的評價多半也就難免相當自負，往往不太聽得進別人的想法。這本來並非缺點，在多維就可能轉化成短處，團隊將增加很多內耗。
何頻還有一個現實的擔心：政治色彩過於鮮明的人來到多維，很可能讓外界一些習慣直線思維的人士，順手給多維貼上一個政治標籤，錯將這位標誌性人物的政治傾向，看成是多維這家媒體的政治追求。
何頻可不想多維隨隨便便就被別人貼上這樣或那樣的標籤！
何頻渴望樹立的唯一的一個口碑，是“專業”。
這就是上面說到何頻選人着眼的“專”——他對部下最強調的一條是：“要有專業性！”
新聞的專業性是什麼？一兩句話說不清，可能只能通過“不是什麼”才能凸現。一篇夠格的新聞採訪稿，不是抒情散文，不是哲學或政治論說文，自然更不是小說——不能虛構，不能堆滿花里鬍梢的文學辭藻，不能充滿說教氣息，不能煽情濫情。
因為着眼這個“專”，何頻垂青在美國大學中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才，而對中國大陸的媒體出來的人，更多地叮嚀、提醒。原因不難想見：中國大陸的媒體，掛着“新聞機構”的名兒，實際上就是西方所說的“宣傳機構”，職能首先是當“黨的喉舌”，這些機構的編輯記者們，久而久之，對宣傳習慣成自然，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到了海外也一時難以矯正。
“將共產黨的八股文字全部刪掉！”何頻常常這麼說，而究竟什麼算“共產黨的八股文字”？見仁見智；要想全部刪除，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共產黨的文章說起“吃飯”“睡覺”，難道還能將“吃飯”“睡覺”的字樣也從多維新聞網的字典里刪除？不過，何頻這種要求的含意，多維的名編、名記們都領會了，也都努力身體力行。
可以這麼說，每個進入多維的員工，都經過一段被何頻“軟硬兼施”的過程。熬下來的，都成了多維的骨幹。
新聞從何而來？
對於我，何頻另有一套更帶特定針對性的批評。不是調侃說我的文章有些詞彙“露出了詩人的尾巴”，就是揶揄我的有些段落“遮不住團宣傳委員的馬腳”，讓我又好氣又好笑——他是針對我年輕時寫過詩、當過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幹部的經歷來這麼“有的放矢”的。
我原來任職的博庫網，在納斯達克泡沫破滅之後，資金耗光，融資失利，只好陸續裁員收縮，我也就進入美國失業大軍，成為一個社會閒散人員。雖然我當一個自由撰稿人得其所哉，但最終還是在2002年7月，應何頻之召，掛上“多維新聞網總主筆”的頭銜，任務是做一些重點採訪，寫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專題深度報導。我仍然是“獨立大隊”、是自由撰稿人，並不是多維公司的雇員，但我有了權限，進入多維網的工作平台。
此時的多維已經是人丁興旺了。最開始，公司在紐約長島的一條鬧市大街上租了一個套間的辦公室，但這時已經換了另一處，擴大成兩房一廳。又過了沒多久，在長島Great Neck鎮租了一座辦公樓二樓的一半，除了數百平方米的大房間，還有十來間辦公室，相當寬敞。
在此之前，我雖然沒有在多維任職，但應何頻之邀，在多維新聞網開設了作者專欄，有時也在多維的“大家論壇”上發表一些看法，對多維更一直在觀察。
據我歸納，多維網信息的來源大體上有三：第一是多維組織自己的記者采寫的專訪和專稿；第二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各種書籍和書稿的選載——因為何頻同時又是明鏡出版社的老闆，這種資源的調用自然更為方便；第三是轉載、介紹海內外中文信息。前兩者，份量雖重，數量有限，比較多的，還是第三種。
多維是個新聞網站，沒有電子商務、交友、遊戲等等綜合服務等等項目；每天發布新聞的數量，從最開始的每天約一百多條，疾速上升。與別家中文網站很不同的是：娛樂信息幾乎是空白，科技、財經和體育等方面，比重也相對來說不太大；強項是政治時事、軍事外交、歷史文化等等這些相對來說比較“硬”的話題領域，尤其是對中國高層人與事持續大量地報導——不難看出，這與何頻本人的知識結構、信息來源和關注興趣，高度相關。
這些話題，也正是中文讀者觀點最為對立的話題。無論中共功罪、台灣統獨、美國戰和……幾乎每一條新聞、每一個觀點，都很難獲得共識，都會吵得不共戴天。而多維發布（包括轉載）的新聞，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對立信息“一勺燴”：控訴毛澤東和歌頌共產黨，狠批西藏暴政和抨擊達賴喇嘛，揭露美國霸權和推許美國民主……
在同一時間段的多維首頁上，讀者可以看到異議人士刊物《北京之春》《民主中國》的文章，與《光明日報》、新華網、中新社的報導縱橫交錯；圍繞同一個熱點話題，讀者可以找到英國BBC、自由亞洲電台、國際人權組織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截然相反的說法。
我進入多維的時節，互聯網上的中文資源開始增多了，尤其是海外的老牌日報，多半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站，作為印刷版在網絡上的延伸，將當天報紙的部分內容上網；中國大陸的政府和媒體也紛紛建起網站；海外學人很早就掀起建網站的熱潮，雖然互聯網泡沫破滅垮掉一批，但倖存的和新建的更有活力。不過，這些中文媒體的內容相對單一，觀念相對鮮明，針對的讀者群也相對狹窄，而多維，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篇章中所說，體現何頻的理念：要將體現各方聲音的中文信息集中起來，再發放出去，這就等於排球場上的“二傳手”，將所有這些媒體發出的聲音，傳播得更廣更遠。
在信息洪流中避免撞上版權暗礁
記者出外采寫新聞，而當時的多維編輯，主要職責，就是要大量涉獵海內外各家中文媒體，將其中比較重要的報導，加工後，在多維網上轉載。
轉載會不會撞上版權的問題呢？當然會。何頻與編輯絞盡腦汁來避免可能由於知識產權產生的糾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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