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一度受到高度关注。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从史实角度来看，都可谓“硬伤累累”


　　老高按：谈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不少朋友会提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大饥荒。我也曾经在专访介绍我的武汉大学校友宋致新所著《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时，专门写了一篇采访后记《略谈河南两次大饥荒的异同——读史札记》。
　　但最近读到一篇谌旭彬澄清电影《一九四二》（刘震云原著并编剧，冯小刚导演，张国立、陈道明、徐帆、李雪健等多位影星主演）中史实谬误的文章，我才发现我在采访和检索有关资料时，疏漏不少，沿用了若干错误的说法。为此将谌旭彬此文转载于下，与网友分享。
　　这篇文章让我再次扪心自问：当我谈论某个历史事实某个历史人物时，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
　　上星期我在老高的博客上发了一篇《扪心自问：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长期关注我、监督我的网友华山，立即跟帖说：“老高，能不能也扪心自问：你自己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如果你真能这样扪心自问，也许你还真不是一件文革战废品，真能超越中国一般人的认知水平，可惜你没有。你还是传统中国人的意识，硬性想当一名教师爷，像孔乙己那样，尽管潦倒，边缘化，还不忘，知道茴字的几种写法吗？”
　　华山自己多次表白，素有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习惯，但这次连标题都不看全，就来“舍己为人”鞭策我，让我小吃一惊——我的标题，说的不就是“扪心自问”者是我嘛——“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按语中我还写道：“最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全面了解了这一事件、这一人物？回答必然永远是否定的，那么，这就提醒我：要去了解自己还不知道的另一个侧面、另一个层面、另一些关联、另一些后果。”华山将“我”改成“你”，然后义正词严地质问正在“扪心自问”的老高，你“能不能也扪心自问”！
　　不过，不管怎样，华山这一问问得好，让我警悚，进一步扪心自问——在1942年河南饥荒的问题上，我就发现此前我了解的历史事实不完整。也希望“扪心自问”成为大家，包括华山在内的所有人的好习惯。
　　昨天我在《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第32期，作为主持人，采访美国物理学博士、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新民先生，请他谈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我对钱伟长比较关注，原因有二：
　　第一，他不仅学术上建树累累，是重量级“海归”，其研究领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国防建设极具分量，而且他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思想左倾（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叫“要求进步”）、1949年之后更身兼二十多个政治、社会职务（华新民博士介绍，中共甚至让他当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好协会会长”），居然被打成“右派”，足见毛泽东、邓小平和清华掌门人蒋南翔校长“反右”的决心之大、魄力之狠！
　　第二，钱伟长是1987年“告密”导致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会流产这一轰动海内外事件的当事人，他得到邓小平表扬，随后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成为中国知识界非议漩涡的中心。
　　华新民博士徐徐道来，让我大有收获，对钱伟长“告密门”也有了更丰富的了解和理解，发现了自己过去掌握的史实并不完整。
　　“扪心自问”好！就是好！


　　戳破《一九四二》里的伪历史

　　谌旭彬，博客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蒋“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疑为“邢”——老高注）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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