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之死給一切追求社會進步的人士心裡蒙上了巨大陰影。這不僅因為這是人類進步事業的一大損失，更重要的是，人們看到了最不想看到或說是最怕看到的中國真相。然而，“你們想把他／埋葬在泥土裡／但你們忘記了／他是一粒種子”


　　老高按：由劉曉波生前好友、零八憲章簽署人等成立的“自由劉曉波工作組”和“劉曉波先生追思會”，發起全球公祭劉曉波活動，呼籲在7月19日，劉曉波病逝“頭七”這一天的北京時間晚8點，全球各地人士在同一時間公祭劉曉波。
　　劉曉波7月13日辭世，“頭七”應該是7月20日呢，還是7月19日？我不太懂，不過，我想這也不太重要。
　　連日來不斷有朋友，包括美國朋友，談起由劉曉波辭世、立即被火化被海葬引發的感想思緒，我感到，有越來越多的人逐漸將劉曉波之生與死，看作一個標誌，探討它對於中國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麼。
　　今天我抓來四篇不長的文章，Bret Stephens《劉曉波之死與中國的衰退》（NYTimes），宋魯鄭《三大因素鑄就劉曉波悲劇人生》（BBC），梁京《劉曉波之死與中國危機》（RFA），Steven Lee Myers和王霜舟《劉曉波的命運與中國民主的絕境》（NYTimes）。
　　這些人中，個別的我熟識，他們的觀點南轅北轍，但這正好讓我們能夠兼聽則明。其中每篇文章，都有我贊成的部分，也有我不以為然的部分，也有我雖然感情上不太能接受，但不能不承認揭示了部分事實的部分。這些文章，我相信能夠開拓更多人對劉曉波病逝一事思考的深度和廣度，從劉曉波病逝引發的悲憤，升華轉化成對中國前途的關注度和推動力。


　　劉曉波之死與中國的衰退

　　Bret Stephens，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7月17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香港，劉曉波的紀念活動。

　　異見作家劉曉波於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在監獄中度過將近九年之後，他於上周四在關押期間去世。他的去世既是一場悲劇，也是一樁暴行。對於囚禁他的人來說，亦是一種警告。
　　是這樣，如果一個國家誹謗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們囚禁起來，這樣的國家不會成為偉大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懼怕讓劉曉波這樣的人自由地發言，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被稱為“強大”。一個令人生畏的政權同時也是脆弱的政權。
　　這樣的想法可能會令中國愛好者們惱火，多年來，他們一直預測這個國家崛起為全球第一大國只是時間問題。這是一個基於小學數學方法的地緣政治分析：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8.6萬億美元，如果它繼續以每年低於2%的速度增長，而GDP為11.2萬億美元的中國繼續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那麼中國將在十年內超過我們。
　　滴答，滴答。
　　那麼，再說一次，趨勢與現實之間是有差別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曾於1961年預言，蘇聯經濟將在1984年至1997年間超過美國。一度，日本的GDP預計將於2000年將超過美國。歐盟也曾被視為全球支配地位的競爭者之一。
　　中國與這些未竟者們有什麼不同嗎？這十年來，中國的官方經濟增長速度每一年都在放緩；目前正處於自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時代以來的最低點。據彭博社報道，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正處於12年以來的最高點，而生產率增長則處於16年以來的最低點。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正在萎縮，僅在2015年就失去了近500萬人。去年中國的資金外流達到了6400億美元；中國的上中階層正在通過對房地產的選擇用腳投票。
　　所有這一切可能正意味着，中國像一個年紀漸長的運動員一樣，正在走上和大多數其他經濟體同樣的發展軌跡，這些經濟體從貧困之中迅速崛起，但是由於尋租的精英、工廠工資上漲、人口失衡等因素，漸漸走向停滯。這被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正如世界銀行幾年前指出的那樣，“1960年為中等收入的101個經濟體，到了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國家。”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事情有可能會變得更糟。為什麼？劉曉波知道答案。
　　被“中國崛起”假說所迷惑的西方人常常認為，雖然這個國家的人權記錄令人遺憾，但對它的經濟未來沒有影響。他們說，經濟體靠的是投入，而不是價值觀。他們認為，更有可能的是，中國的獨裁政權帶來了效率和決策方面的優勢，這些優勢都是充滿紛爭的民主國家做夢也不可能擁有的。
　　這是一個奇怪的觀點。獨裁者有時會很富有，但他們從來都不是現代化的。效率可能意味着愚蠢的事情也會很快發生。對經濟資源進行政治控制則是腐敗與資本配置錯誤的秘方。直至今天，北京仍把它的經濟作為國家宣傳的延伸，它編造統計數據，並且錯誤地把發展視為威望的象徵。
　　這種看法的核心錯誤是假設價值觀不是一種投入。“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劉曉波在法庭陳詞中寫道，這番陳詞後來成了他的諾貝爾獲獎致辭（在他缺席情況下被朗誦）。
　　“正是這一進程，”他補充說，“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
　　創造力需要自由。各種創意需要競爭與衝撞的空間，不受社會和法律的處罰。隨着經濟走向創新前沿，對自由的需求也相應擴大。可用信息與必要信息之間的差距需要儘可能地收窄。許多經濟上必要的信息同時也是政治信息，這使得審查與鎮壓同經濟動態發展的要求難以相容。
　　劉曉波明白，沒有政治改革，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模式註定會失敗：這種遠見卓識是令他入獄的《零八憲章》的核心。 “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份宣言中警告說。
　　仿佛為了證明自己真的沒有聽進劉曉波的教誨，北京迅速審查刪改了關於他的報道，以及人們在互聯網上對他表達的哀思。但是，至少有一則尖銳的匿名消息來到了《華爾街日報》記者尼可爾·洪(Nicole Hong)的手中。中國的熱心支持者們，看好了：
　　你們想把他
　　埋葬在泥土裡
　　但你們忘記了
　　他是一粒種子。


　　三大因素鑄就劉曉波悲劇人生

　　宋魯鄭，BBC中文網，2017年7月13日

　　（作者系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曉波罹患極為兇險的肝癌一經媒體披露，立即引發海外一股震驚、同情、悲憤、示威的聲浪。西方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歐洲議會和美國也罕見的一致表達關切。但不管如何，劉曉波的悲劇人生即將以這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劉曉波“不合歷史時宜”的一生

　　劉曉波一生有三個關鍵點。一是1989年學潮即將進入尾聲時，他卻“不合時宜”從國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當然這並未能對學潮產生多大影響，但由於他和執行戒嚴的軍隊談判，避免了天安門廣場的流血，也使得清場和平進行。我們雖然無法說假如沒有劉曉波是否就一定會有其他結果，但歷史事實是在他的參與下，中國在這一歷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會意識到劉曉波獨特的貢獻。
　　1989年劉曉波的表現有兩個特點：“不合時宜”與（溫和）理性談判。這一直體現在隨後的兩大關鍵點。
　　二是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經濟危機達到頂峰，全球經濟體系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國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國視為抵禦危機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這個西方價值觀正當性和合法性受到嚴重衝擊和質疑、“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成為流行語時，劉曉波反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榜樣發起零八憲章。這確實匪夷所思。這好比當蘇聯解體時，有人卻號召要向蘇聯學習一樣。所以不出意外的，這場運動根本沒有起到推動者想達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經濟危機本身就是對零八憲章的某種否定，有求於中國的西方也無法再實質性的支持劉曉波。不過假如他早一年這樣做，結果將會有很大不同。“不合時宜”的特點再度體現。儘管一年後劉曉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發表了《我沒有敵人》的演說。其溫和理性的特質也同樣顯現。
　　當然劉曉波也並非一無所獲，判刑後，他被授與諾貝爾和平獎。如果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西方授與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那麼2008年經濟危機後，又授與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總之給人的感覺中國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後諾貝爾和平獎就要給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說這個獎沒有政治性，一切只不過是巧合，恐怕難以服眾。
　　值的一提的是，當劉曉波獲得提名時，他的對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運）極其罕見的聯手反對。一些異議人士更是向諾貝爾委員會聯名上書進行阻撓。劉曉波能讓他的對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對他，顯示他選擇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和孤獨，這恐怕也算是一種不合時宜吧。
　　三是他的人生最終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那時的英國還沒有退歐，美國也還沒有選出特朗普，歐盟依然還能團結。整個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願有能力共同向中國施加壓力。但現在退歐後的英國自顧不暇，在歐盟堅決不讓步的情況下，只能尋求中國的幫助。歐盟則由於英國的退出而實力大損，並不得不全面防範可能出現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還得和中國聯手應對來自美國在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上的挑戰。至於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則對人權毫無興趣，而且由於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等行為已經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時劉曉波患病，西方的表態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英國甚至連形式都沒有。
　　可以說，這場病來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時宜”。不過即使面臨生命的最後關頭，劉曉波仍然表現出一如繼往的溫和。
　　顯然，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有其人個因素。在歷史的最關鍵時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觀上的選擇還是客觀上的突然發病。

　　中國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民運人士交談過，他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是海外民運從盛到衰的轉折點。這一見解確實非常深刻。中國由此開始的長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運失去了歷史着力點，失去了介入中國歷史的能力，沒有了舞台，他們自然也開始被邊緣化。同時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對中國一而再的全方面讓步，這自然也包括人權話題。甚至人權淪為西方拿來和中國做交易謀求自己利益的籌碼。
　　我曾也說過，不管中國崛起是歷史逆流還是順流，但畢竟是一個流，任何個人在這個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選擇對抗，其結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這個長期持續的歷史潮流中，一代代民運凋零，歷史舞台對他們就此關上大門。劉曉波的悲劇也是一樣。在中國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訴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蒼白，難以贏得中國主流社會的共鳴，他（們）也沒有機會來實踐其理想，成為不被理解的歷史過客。可以說，那種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至少在可見的未來，他們時代已經消失了。哪怕這個時期只是30年，40年，但對於短暫的人生來說，悲劇已是必然的結局。

　　獄中的劉曉波未能出席頒獎典禮，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獎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西方的失靈與衰敗

　　應該說導致劉曉波悲劇的最大原因還是西方。劉曉波是西方普世價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戰後的表現卻一而再的對他進行釜底抽薪般的打擊。兩場反恐戰爭令美國由盛轉衰，2008年經濟危機令西方的合法性、正當性遭受嚴重削弱。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選擇的介入下變成一場又一場災難，直到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民粹主義在歐美全面崛起。同時由於種族結構問題，西方也正面臨文明的終結。
　　可以說劉曉波所信奉的東西正在崩塌。這對他的打擊之嚴重可想而知。雖然他的病有家族遺傳史，他本人也長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着堅實的基礎，對未來充滿信心的話，是不會惡化得這麼快的。對於劉曉波這樣的人，個人、家庭利益的損益對他的影響並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擊才更為重要。
　　對於一個歷史人物來說，肉體之死並不是終結，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劉曉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現在則恰恰相反。
　　可以說，今天劉曉波的人生悲劇，既有他個人的因素，也有中國以自己獨創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是西方陷入困境難已自拔給了他以最致命的打擊。中國的崛起只不過消除了他當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則令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正如歷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劇不會僅僅是個人的，它往往是時代悲劇的寫照。


　　劉曉波之死與中國危機

　　梁京，RFA

　　劉曉波之死給一切追求社會進步的人士的心裡蒙上了巨大陰影。這不僅因為劉曉波去世是人類進步事業的一大損失，我以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通過劉曉波之死，人們看到了最不想看到或者說是最怕看到的中國真相。
　　中國當局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劉曉波生命的最後時刻，再一次羞辱他和他的家人？你可以說他們害怕劉曉波在海外說出他們不想讓世界知道的真相，比如說，中國當局對他的死亡究竟有何責任？但我認為，他們借對劉曉波的羞辱也向世界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們其實已經完全不在乎外部世界如何來看他們了。
　　中國當局的這種態度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中國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一發展與郭文貴爆料事件當然有非常重大的關係。郭文貴爆料讓世界看到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內幕，這些內幕恐怕連中國的統治者自己也不可能完全知道，而一旦曝光，就給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不容易理解的，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如何能夠發展到這樣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局面？當王歧山的家人六四後在美國購置房產的時候，他們顯然是為自己安排中共垮台的後路，不會想到今天這些房產會成為王歧山的政治包袱。而正是中共最高層的家人在海外準備後路的行為，對整個中國各級官員產生了“示範”效應，打開了全面腐敗的大門。
　　不過，如果沒有美國和西方在六四後對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姑息，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美國對中國的開放，給中國創造了經濟機會，也鼓勵了大量不義之財支撐的海外移民和置產。誰的權勢大，誰的機會也就越多。
　　從郭文貴爆料的內容看，中國大規模的貪腐，不僅威脅到了中國的內部秩序，也危及到了世界的金融秩序，威脅到了西方國家的法治。中國的內部危機因不義之財的高度資本化、國際化，也轉化成為國際危機。郭文貴爆料揭示了這一驚人的真相，給中國的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難題，也給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政府帶來了不小的難題。
　　郭文貴本人認識到他揭露的真相可能給中國乃至國際秩序帶來的風險，但是他認為自己別無選擇，他甚至認為，他的“郭七條”能幫助習近平走上正確的反腐路線。
　　習近平還有沒有這樣的選擇機會？從劉曉波之慘死，從王歧山最近高調亮相的事實看，習近平並不認為他有這樣選擇的機會，而只能選擇硬挺到底。這正是劉曉波之死讓許多人感到格外沉重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政權危機因郭文貴的驚人爆料而陡然惡化，而劉曉波之死則提醒我們，中國的統治者為了保住權力願意走多遠。不同於歷史上中國政權的危機，這一次中國的政權危機把無數人的命運都綁架了。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僅靠義憤和道德空論，顯然不足以應對這個危機。郭文貴在最新一次爆料中，特別強調了當今科技的重要性。中國的腐敗能發展到今天綁架世界的程度，事實上也與科技的發達有很大關係。那麼，在新的技術中，是否也包含着中國以不同於歷史上大規模殺戮的方式解決政權危機的可能？這就要看有沒有智慧了，不僅要看習近平的智慧，更不能僅指望郭文貴的智慧，而要看更多人的智慧，包括一切華人以及國際社會的智慧。


　　劉曉波的命運與中國民主的絕境

　　Steven Lee Myers，王霜舟，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年6月28日，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紐約時報》記者。
　　Steven Lee Myers自北京、王霜舟自香港報道。

　　2008年秋天，數十名活動人士開始秘密撰寫一個政治宣言。該宣言只有3554個漢字，但它列出了對於中國領導人的一系列主張，力圖推動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不到十年，該宣言的主要作者之一、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目前被囚禁在一所醫院接受治療，律師說他已處在肝癌晚期，目前保外就醫。
劉曉波遭到監禁，以及他現在的病況，令人沮喪地反映出該運動的命運。它誕生於希望之中，卻被中國對異見的不寬容所碾碎——鑑於中國的外交和經濟影響力，其他國家對這種不包容越來越順從，甚至是默許。
　　該宣言稱為《零八憲章》，它模仿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異見者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發布的《七七憲章》。中國有300多名活動人士率先簽署了這份文件，之後國內外又有更多的活動人士簽了名。
　　雖然現在幾乎沒有人覺得中國有望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但至少在2008年的時候，那還是有希望的。
　　“在簽署《零八憲章》的時候，人們渴望展開更多的公開對話，談論和平的社會轉型，”中國南方城市廣州的學者和紀錄片製作人艾曉明說道。“但現在社會管控更加嚴格，公民社會的空間急劇壓縮。”
　　艾曉明在劉曉波坐牢之前跟他碰過面，她覺得很內疚，因為這件事的組織者只有劉曉波一人定罪，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嚴判了11年徒刑，不過其他很多人也遭到騷擾，不得不轉入地下，或者出國。
　　國際性的關注——劉曉波於2010年被授予諾貝爾獎——給艾曉明和其他人帶來了保護他的希望，但是即便中國收緊對非營利組織的控制、開始逮捕律師，全世界的焦點還是轉移到了其他事情上。
　　“看到他不再是關注的焦點，我們感到難過。”艾曉明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我們有一種幻想，覺得政府會因為他的國際影響而善待他。現在我懷疑情況不是這樣的。”
　　自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宣布之後，他的妻子、詩人和攝影家劉霞就一直在北京遭到嚴厲的軟禁。周一的時候，他們的朋友間在傳播一個手機錄製的視頻，劉霞在裡面哭訴，稱醫生“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來治療自己的丈夫。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以表彰“他在中國基本人權方面做出了長期而非暴力的鬥爭”——曾經吸引了人們對其命運的關注，但這些年下來，劉曉波受到了冷落——如果不是被遺忘的話，其他國家出於現實需要，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和中國合作，不能批評中國。
　　中國對這個獎項的反應說明了與之作對會有什麼風險。挪威政府在誰會贏得這個獎項上並沒有發言權，但獎項是由挪威議會選定的五人委員會頒發的。中國迅速削減了挪威三文魚的進口，使挪威失去了其三文魚的最大市場。
　　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講述美國和正在崛起的中國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的新書《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中指出，中國掌握着那些強大的經濟籌碼。
　　艾里森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Harvard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他在一封從中國大連發來的電郵中表示：“很少政府有抗拒的能力或意願。”艾里森正在那裡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夏季年會。
　　在挪威方面，該國外交官採取了一系列安撫手段，說服中國全面恢復關係，這讓挪威和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都感到失望。
　　而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已經變得越來越少，尤其是在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這反映出跟中國做生意的矛盾目標。
　　“中國很聰明，”北京的人權倡導人士胡佳說。他提到正力圖獲得中國投資的希臘，最近阻撓了歐盟試圖就特定國家侵犯人權的情況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發表聲明的行動。
　　“因為經濟合作、安全、朝鮮、恐怖那樣的問題，領導不願意跟中國提到人權問題，”胡佳說。
　　《零八憲章》的簽署發生在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末期。布什用第二屆任期推進白宮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結束後所宣揚的“自由議程”(Freedom Agenda)。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直言不諱地支持世界各國改善人權，但涉及中國時，他也服軟。
　　奧巴馬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一事表示稱讚，但當參議院通過立法，要用劉曉波的名字重新命名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前面的一條街道時，聯邦政府卻傳遞出了奧巴馬會否決議案的信號。去年秋天特朗普當選後，該議案悄無聲息地夭折在了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
　　特朗普和他的顧問明確表示，在特朗普的議程上，人權沒有安全和貿易問題重要。
　　“在人們對中國的興趣上，人權的地位降低了，”紐約大學法學院美國—亞洲法律研究所(U.S.-Asia Law Institute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School of Law)所長孔傑榮(Jerome Cohen)說。
　　被中國市場拒之門外的擔憂顯而易見。“所有人都面臨選民要求參與其中的壓力，”孔傑榮說。“當然，美國也不再要求其他國家做任何事了，因為我們斷定它對我們的目標來說無足輕重。”
　　3月，國務卿雷克斯·W·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打破傳統，沒有親自發表國務院的年度人權報告，雖然他被安排在周二和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一起，在國務院發表一份與之類似的人口販賣報告。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報道，國務院首次計劃把中國的評級下調到所有國家中的最低級別，表明它在打擊販賣人口方面幾乎沒有什麼作為。
　　周二在北京，美國大使館發言人瑪麗·貝絲·波利(Mary Beth Polley)說，美國已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和他的妻子，並為他們提供行動自由，讓他們接受自己選擇的醫療護理。
　　隨着劉曉波患病的消息傳出，中國處境困難的民主倡導人士發表了一份新的請願書。這封請願書遠比《零八憲章》溫和。它只是呼籲無條件釋放劉曉波和他的妻子，並要求為劉曉波提供需要的治療。幾小時內，請願書便獲得了400多個簽名。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神明）

　　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聖家教堂（Sagrada Família）以怪異著稱，由著名現代建築家安東尼·高迪（Antoni Gaudí i Cornet，1852～1926）設計。教堂從1882年動工，迄今已經135年，還未完工——是世上唯一還未完工就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建築物（安東尼·高迪的建築作品，有七座被列入世界遺產）。教堂建築如此另類，引起教會很多爭議。但教皇本篤十六世於2010年11月7日造訪此教堂，將其冊封為宗座聖殿。湊巧，教皇駕到之前幾天我也去參觀，看到了他們怎樣為迎迓教皇而忙作一團。
　　聖家教堂的怪異，從這兩座尖頂可見一斑。
　　順便說一句：有人疑問為何這座教堂建造如此緩慢，高迪答曰：“我的客戶並不急”。他所說的“客戶”，指的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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