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張“群眾專政”，讓“群眾”成為打手和獄卒，這是很陰險、或從文革角度來說是很高明的。“群眾專政”是僅次於軍隊的使文革進行十年的重要保障，對中國人的道德造成了極大腐蝕，這種腐蝕，還需要從心理和價值層面進一步反省

　　老高按：2016年是文革五十年，這個時間的節點，並沒有如某些人所擔心的成為文革研究的終點，而是翻開了文革研究新的一頁，讓人欣慰。最近在網上讀到著名文革研究者王友琴2016年為她的《文革受難者》日文版出版所寫的文章，在此推薦給讀者。
　　王友琴在文中說：“對千萬人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這個觀點，她十多年來是一以貫之的，2004年起就再三強調，在《文革受難者》一書初版的前言裡，她就寫下了，“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的主要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那年秋天她接受我的專訪時不僅引用了前言中這句話，還說：文革的罪惡，就其規模和性質而言，可以用一個現在已經被普遍承認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群體滅絕罪”。
　　我覺得她說的非常有道理。研究文革，當然可以也應該從文化到制度各個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切入，包括從黨內高層派系權力博弈，毛澤東權力欲和個性偏執的晚期惡性發作，中國社會矛盾的變動，社會改造和人性改造的誤區，等等。但是比起迫害老幹部、整垮知識精英、摧毀本來就所剩無幾的法制、用現代迷信全面毀滅國人良知……這些都應該清算、銘記的文革罪行來，應該承認，王友琴說得對：文革“對千萬人的迫害、監禁和殺戮”的殘酷事實，“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中被有意無意被忽略”。
　　要想不再忽略，首先是要披露。可喜的是，對文革中迫害和殺戮千萬人、“群體滅絕罪”的披露工作，已經有了起色。去年，由加州大學宋永毅教授主編、我擔任責任編輯的《廣西文革絕密檔案資料》36卷電子書，已經由國史出版社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系列，全部出版。這套書是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和轄下每一個市、縣和部門的黨委，組織大量人力、歷時數年，形成上報的內部調查報告，內容駭人聽聞。最近，仍是由宋永毅教授擔任主編、我擔任責任編輯的《廣西文革絕密檔案資料（續編）》10卷，又即將出版。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書信》，張的女兒張維維在書中說：“如果按照他們（指毛和“四人幫”）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人們常說“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在研究歷史中，假設是不可捨棄的論證方式。我們也不妨接過張維維的假設，來設想一下：
　　——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文革之路再往前走，中國會怎麼樣？我們會怎麼樣？


　　文革受難者與文革合理化

　　——《文革受難者》日文版出版致日文讀者

　　王友琴，開放網

　　毛若不死，張春橋（右）會將文革更上一層樓，實現紅色高棉實踐的革命理想。


　　上個月，我收到小林一美先生的電子郵件，知道他正翻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將印入他和安藤久美子女士一起編寫的書《中國文化大革命受難者傳及文革大年表》，副標題為：崇高な政治スローガンと殘酷非道な実態。書的第一部分採用《文革受難者》，第二部分是文革大事記。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驚奇。先前我並不知道《文革受難者》書在日本得到關注。搜索電腦網路，我讀到了關於小林一美先生所做的中國歷史研究介紹以及一篇演講，題為《關於學習歷史學的意義》。他在演講中呼籲建立“更為精準（我不知道在日文里用的是哪一個形容詞）的歷史學，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
　　我的第二個反應是共鳴。我把《文革受難者》稱為一部“調查性的記述”（an investigative account）。我和上千名文革經歷者談話。所做的採訪筆記本立在書架上，從書房的南牆排到了北牆。因為文革的殘酷現實在發生的當時沒有報導和記錄，寫作文革歷史需要把調查採訪和文字資料結合來做。這樣做，也是為了寫出儘可能如小林先生強調的“精密、正確”的歷史。
　　我的第三個反應是感謝。感謝小林先生把文革的“殘酷非道な実態”寫進了書名。對千萬人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但是，文革的殘酷現實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中被有意無意被忽略。同時，把殘酷非道な実態和“崇高的政治口號”並列在書名和正文內容中，也給歷史寫作帶來了透視效果和空間縱深。我想，殘酷的文革現實不僅會揭示文革口號中作為宣傳性部分的虛偽性，也會揭示文革口號中作為文革理論的部分本身就是荒謬的。我感謝小林先生對文革五十年所做的這種深具智性和善性的紀念。
　　《文革受難者》出版於2004年。之後我繼續思考和寫作文革。

　　文革大規模群體性迫害的原因何在？

　　在《文革受難者》書的獻詞裡，我用了“群體性迫害”的說法。那本書裡有659名受難者詞條，我也還收集了更多的資料可以寫《文革受難者II》。文革受難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慘的。他們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醫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劊子手的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他們被用拳頭棍棒在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監禁後“自殺”。我在“自殺”上加了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己結束自己生命的自殺。
　　文革受難者的第二個大的特點，是他們因為屬於文革設立的某個群體性的打擊目標而被害，如教師（普遍受到紅衛兵學生的打罵），作家（全國只有極個別作家免於被“批判鬥爭”），被清洗的黨政幹部（被指為“黑幫”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住在自己私有的房產中的人（當時已經沒有其他私人財產），文革前就被劃為“階級敵人”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受難者中最大的群體之一就是學校的教員和校長。在歷時三十年的廣泛的調查中，我還沒有發現一座學校，那裡沒有發生過暴力攻擊教員。我也沒有找到過沒有被學生打過的校長（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而在歷史上，“校長”從來沒有像“盜賊”“殺人犯”那樣成為一種受到嚴重懲罰的罪犯。
　　例如，在我的調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的一個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數人當了中學教員，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文革受難者》中寫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在毛澤東的指引下興起。據當時的“內部”統計，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這種“群體性的迫害”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有哪些特別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條件才得以發生？造成了什麼樣的效應？有一連串的問題在等待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進行研究和探討。
　　Sheila Fitzpatrick 是芝加哥大學的歷史教授，寫有Everyday Stalinism等重要著作。她跟我談到，她曾建議和漢學家（sinologist）一起研究蘇聯/中國歷史，但是被拒絕了。漢學家說，中國的傳統不同。中國的現實主要是由中國傳統造成的。我把我寫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英文本給她看。我說，中國的前現代精神導師孔子是一名教師，中國沒有打老師的傳統，但是文革中發生了。當代中國發生的和蘇聯發生的有很大關聯。就文革迫害來說，斯大林的影響大於中國傳統的影響。——2004年，大學圖書館幫助我從俄國要來了兩張光碟。光碟上赫然印着1,345,796這樣一個巨大的數字。這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害死的人數。光碟里有一個一個的受難者的名字和案情簡介。

　　鬥爭會和牛棚——文革的獨創

　　然而，儘管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在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具體的迫害方法有所不同。在《文革受難者》中頻繁提到“鬥爭會”和“牛棚”，並沒有給予這兩個名詞特別的說明。這兩個詞在中國被人們所熟知，是因為這實際上是文革使用最多的兩種迫害手段。同時，也是中國特有的方式。
　　在文革時代，除了嬰幼兒，每一個人都參加過“鬥爭會”。“鬥爭”作為一個雙字詞，首先源於日語，用來翻譯西方語言中的“階級鬥爭”，然後傳入中國，開始是一個不及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開始召開“鬥爭會”後，“鬥爭”成為一個及物動詞。斯大林有過“表演性的審判”（Show Trial），把大批無辜者判處死刑或者送去長期服苦役。那種審判是假的，但是他至少還假裝進行了法律審判。文革中用的是“鬥爭會”，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式，就開幾十、幾百、幾千甚至幾萬人的大會“鬥爭”人。“鬥爭”的意思聽起來抽象，實際上是進行人身侮辱和毆打折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卞仲耘校長，就是在“鬥爭”過程中被紅衛兵打死的。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三十萬人大會“鬥爭”。那是中國人數最多的“鬥爭會”。（詳情見我的長篇文章《文革鬥爭會》，2013。）
　　“牛棚”是指文革中普遍建立在各個工作單位的用來監禁那個單位的工作人員的牢房。這種牢房被稱為“牛棚”，因為被監禁在那裡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在古代，“牛鬼蛇神”是指牛頭的鬼，蛇身的神，並不是實有之物。從五十年代開始這個詞被毛澤東用來指代他認為的社會中的“敵人”和“壞人”。斯大林在遙遠的寒冷地區建立了一大批苦役勞改營，後來被稱為“古拉格群島”。文革則把“古拉格群島”建到了每個工作單位，包括所有的學校。酷刑和殺戮在“牛棚”里發生，還有大量的所謂“自殺”。
　　“鬥爭會”和“牛棚”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群眾專政”。“群眾”成為打手和獄卒。這是很陰險，或者從文革的角度來說是很高明的領導方法。可以說，“群眾專政”是僅次於軍隊的使文革得以進行十年的重要的保障。同時，“群眾專政”對中國人的道德造成了極大腐蝕，而這種腐蝕還需要從心理和價值層面上做出進一步的反省。

　　將文革合理化的標本：張春橋獄中書信

　　今年（2016）夏天，兩位我的網上文章和書的讀者遠道而來看我。他們告訴我，不管怎麼樣（指《文革受難者》書不能寄進中國大陸，我的網頁一直被封鎖），《文革受難者》書的存在，使得任何想要合理化文革的企圖都不可能了。
　　我感謝讀者的支持，但卻沒有那麼樂觀。當歷史事實被漂白或否認，“合理化”文革變得容易可行了。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書信》。張是文革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和毛澤東妻子江青等三人一起被稱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被逮捕及判刑，2005年死在監獄中。這部書裝幀豪華，書名燙金。不但用印刷體排印，而且還另冊印出了張的全部手跡。張的女兒張維維在書中說：“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名研究文革歷史的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則稱讚張春橋這本書可以和另一本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在二十年代寫的書“媲美”。他懂中文。中文“媲美”的意思是兩個東西“美的程度差不多”。問題在於：張春橋思想是“美”的嗎？
　　我注意到，2014年一部柬埔寨電影The Missing Picture在美國獲得電影獎提名，這部表現柬埔寨人在“赤棉”統治下的悲慘生活的故事片中穿插了當時的記錄片。其中有張春橋的一分鐘：他精神抖擻地走下飛機舷梯，和波爾布特（Pol Pot）握手擁抱。他們碰杯飲酒。他們舉行會談。張春橋讚揚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取得偉大革命成就，做到了“中國沒能做到的事情”。（中國報紙從來沒有報導過張春橋的這個柬埔寨訪問。）
　　“赤棉”在掌權的四年中進行了激烈的極端的社會改造和轉型。他們廢除了貨幣、自由市場、正常的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宗教活動以及非革命的娛樂，同時殺害了以百萬計數的柬埔寨人。實際上，這些在中國也都程度不等地做了。中國人和柬埔寨人一樣經歷了這種社會改造和轉型帶來的殘酷與恐怖，貧困與匱乏。唯一“中國沒能做到的事情”，是“赤棉”政權從來沒有使用過貨幣。中國政府為他們印好的七張一套的紙幣都被他們當作廢紙扔掉了。但是，其實這一點毛澤東和張春橋也已經準備實行。張春橋發表的最後一個長篇理論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4月）的核心意思就是強調要對“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實行“專政”。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被逮捕使得這一步未能進行。
　　張春橋新書的出版，中國文革和柬埔寨慘劇的關聯，也讓我再次思考多年前和Sheila Fitzpatrick教授討論過的問題。我想，關於造成社會轉型的革命如中國文革的歷史研究，不只和具有某種傳統的特定國家有關，而是超越文化和語言的邊界的會引起人們普遍興趣的研究。此外，對文革所主張和已經造成的社會現實的了解和認識，也會讓人們對小林一美先生在《關於歷史學的意義》的演講中強調的通過歷史研究“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有更具體和切身的理解。
　　我希望日文讀者看了這本書以後，會提出批評和指正，並給我建議。我還在繼續寫作關於中國文革的書和文章。我的電郵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謝謝您的幫助。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神明）

　　米蘭主教座堂坐落於意大利米蘭市中心，從始建到建成共花費了近六個世紀（動工於1386年，1960年最後一扇銅門就位），是世界第四大教堂。建築風格十分獨特，上半部分是哥特式的尖塔，據統計共138座；下半部分是典型的巴洛克式風格，從上而下滿飾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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