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张“群众专政”，让“群众”成为打手和狱卒，这是很阴险、或从文革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群众专政”是仅次于军队的使文革进行十年的重要保障，对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极大腐蚀，这种腐蚀，还需要从心理和价值层面进一步反省

　　老高按：2016年是文革五十年，这个时间的节点，并没有如某些人所担心的成为文革研究的终点，而是翻开了文革研究新的一页，让人欣慰。最近在网上读到著名文革研究者王友琴2016年为她的《文革受难者》日文版出版所写的文章，在此推荐给读者。
　　王友琴在文中说：“对千万人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这个观点，她十多年来是一以贯之的，2004年起就再三强调，在《文革受难者》一书初版的前言里，她就写下了，“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那年秋天她接受我的专访时不仅引用了前言中这句话，还说：文革的罪恶，就其规模和性质而言，可以用一个现在已经被普遍承认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群体灭绝罪”。
　　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研究文革，当然可以也应该从文化到制度各个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切入，包括从党内高层派系权力博弈，毛泽东权力欲和个性偏执的晚期恶性发作，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动，社会改造和人性改造的误区，等等。但是比起迫害老干部、整垮知识精英、摧毁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法制、用现代迷信全面毁灭国人良知……这些都应该清算、铭记的文革罪行来，应该承认，王友琴说得对：文革“对千万人的迫害、监禁和杀戮”的残酷事实，“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被有意无意被忽略”。
　　要想不再忽略，首先是要披露。可喜的是，对文革中迫害和杀戮千万人、“群体灭绝罪”的披露工作，已经有了起色。去年，由加州大学宋永毅教授主编、我担任责任编辑的《广西文革绝密档案资料》36卷电子书，已经由国史出版社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全部出版。这套书是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和辖下每一个市、县和部门的党委，组织大量人力、历时数年，形成上报的内部调查报告，内容骇人听闻。最近，仍是由宋永毅教授担任主编、我担任责任编辑的《广西文革绝密档案资料（续编）》10卷，又即将出版。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书信》，张的女儿张维维在书中说：“如果按照他们（指毛和“四人帮”）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人们常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在研究历史中，假设是不可舍弃的论证方式。我们也不妨接过张维维的假设，来设想一下：
　　——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文革之路再往前走，中国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


　　文革受难者与文革合理化

　　——《文革受难者》日文版出版致日文读者

　　王友琴，开放网

　　毛若不死，张春桥（右）会将文革更上一层楼，实现红色高棉实践的革命理想。


　　上个月，我收到小林一美先生的电子邮件，知道他正翻译我的《文革受难者》书，将印入他和安藤久美子女士一起编写的书《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及文革大年表》，副标题为：崇高な政治スローガンと残酷非道な実态。书的第一部分采用《文革受难者》，第二部分是文革大事记。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奇。先前我并不知道《文革受难者》书在日本得到关注。搜索电脑网路，我读到了关于小林一美先生所做的中国历史研究介绍以及一篇演讲，题为《关于学习历史学的意义》。他在演讲中呼吁建立“更为精准（我不知道在日文里用的是哪一个形容词）的历史学，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共鸣。我把《文革受难者》称为一部“调查性的记述”（an investigative account）。我和上千名文革经历者谈话。所做的采访笔记本立在书架上，从书房的南墙排到了北墙。因为文革的残酷现实在发生的当时没有报导和记录，写作文革历史需要把调查采访和文字资料结合来做。这样做，也是为了写出尽可能如小林先生强调的“精密、正确”的历史。
　　我的第三个反应是感谢。感谢小林先生把文革的“残酷非道な実态”写进了书名。对千万人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但是，文革的残酷现实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被有意无意被忽略。同时，把残酷非道な実态和“崇高的政治口号”并列在书名和正文内容中，也给历史写作带来了透视效果和空间纵深。我想，残酷的文革现实不仅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宣传性部分的虚伪性，也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文革理论的部分本身就是荒谬的。我感谢小林先生对文革五十年所做的这种深具智性和善性的纪念。
　　《文革受难者》出版于2004年。之后我继续思考和写作文革。

　　文革大规模群体性迫害的原因何在？

　　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我在“自杀”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自杀。
　　文革受难者的第二个大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属于文革设立的某个群体性的打击目标而被害，如教师（普遍受到红卫兵学生的打骂），作家（全国只有极个别作家免于被“批判斗争”），被清洗的党政干部（被指为“黑帮”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在自己私有的房产中的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私人财产），文革前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受难者中最大的群体之一就是学校的教员和校长。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例如，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这种“群体性的迫害”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特别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条件才得以发生？造成了什么样的效应？有一连串的问题在等待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
　　Sheila Fitzpatrick 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写有Everyday Stalinism等重要著作。她跟我谈到，她曾建议和汉学家（sinologist）一起研究苏联/中国历史，但是被拒绝了。汉学家说，中国的传统不同。中国的现实主要是由中国传统造成的。我把我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英文本给她看。我说，中国的前现代精神导师孔子是一名教师，中国没有打老师的传统，但是文革中发生了。当代中国发生的和苏联发生的有很大关联。就文革迫害来说，斯大林的影响大于中国传统的影响。——2004年，大学图书馆帮助我从俄国要来了两张光碟。光碟上赫然印着1,345,796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害死的人数。光碟里有一个一个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案情简介。

　　斗争会和牛棚——文革的独创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在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具体的迫害方法有所不同。在《文革受难者》中频繁提到“斗争会”和“牛棚”，并没有给予这两个名词特别的说明。这两个词在中国被人们所熟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文革使用最多的两种迫害手段。同时，也是中国特有的方式。
　　在文革时代，除了婴幼儿，每一个人都参加过“斗争会”。“斗争”作为一个双字词，首先源于日语，用来翻译西方语言中的“阶级斗争”，然后传入中国，开始是一个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开始召开“斗争会”后，“斗争”成为一个及物动词。斯大林有过“表演性的审判”（Show Trial），把大批无辜者判处死刑或者送去长期服苦役。那种审判是假的，但是他至少还假装进行了法律审判。文革中用的是“斗争会”，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式，就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的大会“斗争”人。“斗争”的意思听起来抽象，实际上是进行人身侮辱和殴打折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校长，就是在“斗争”过程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三十万人大会“斗争”。那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斗争会”。（详情见我的长篇文章《文革斗争会》，2013。）
　　“牛棚”是指文革中普遍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的用来监禁那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牢房。这种牢房被称为“牛棚”，因为被监禁在那里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在古代，“牛鬼蛇神”是指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并不是实有之物。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个词被毛泽东用来指代他认为的社会中的“敌人”和“坏人”。斯大林在遥远的寒冷地区建立了一大批苦役劳改营，后来被称为“古拉格群岛”。文革则把“古拉格群岛”建到了每个工作单位，包括所有的学校。酷刑和杀戮在“牛棚”里发生，还有大量的所谓“自杀”。
　　“斗争会”和“牛棚”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专政”。“群众”成为打手和狱卒。这是很阴险，或者从文革的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领导方法。可以说，“群众专政”是仅次于军队的使文革得以进行十年的重要的保障。同时，“群众专政”对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极大腐蚀，而这种腐蚀还需要从心理和价值层面上做出进一步的反省。

　　将文革合理化的标本：张春桥狱中书信

　　今年（2016）夏天，两位我的网上文章和书的读者远道而来看我。他们告诉我，不管怎么样（指《文革受难者》书不能寄进中国大陆，我的网页一直被封锁），《文革受难者》书的存在，使得任何想要合理化文革的企图都不可能了。
　　我感谢读者的支持，但却没有那么乐观。当历史事实被漂白或否认，“合理化”文革变得容易可行了。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书信》。张是文革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和毛泽东妻子江青等三人一起被称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被逮捕及判刑，2005年死在监狱中。这部书装帧豪华，书名烫金。不但用印刷体排印，而且还另册印出了张的全部手迹。张的女儿张维维在书中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名研究文革历史的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则称赞张春桥这本书可以和另一本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二十年代写的书“媲美”。他懂中文。中文“媲美”的意思是两个东西“美的程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张春桥思想是“美”的吗？
　　我注意到，2014年一部柬埔寨电影The Missing Picture在美国获得电影奖提名，这部表现柬埔寨人在“赤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的故事片中穿插了当时的记录片。其中有张春桥的一分钟：他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舷梯，和波尔布特（Pol Pot）握手拥抱。他们碰杯饮酒。他们举行会谈。张春桥赞扬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取得伟大革命成就，做到了“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中国报纸从来没有报导过张春桥的这个柬埔寨访问。）
　　“赤棉”在掌权的四年中进行了激烈的极端的社会改造和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宗教活动以及非革命的娱乐，同时杀害了以百万计数的柬埔寨人。实际上，这些在中国也都程度不等地做了。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一样经历了这种社会改造和转型带来的残酷与恐怖，贫困与匮乏。唯一“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是“赤棉”政权从来没有使用过货币。中国政府为他们印好的七张一套的纸币都被他们当作废纸扔掉了。但是，其实这一点毛泽东和张春桥也已经准备实行。张春桥发表的最后一个长篇理论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的核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实行“专政”。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被逮捕使得这一步未能进行。
　　张春桥新书的出版，中国文革和柬埔寨惨剧的关联，也让我再次思考多年前和Sheila Fitzpatrick教授讨论过的问题。我想，关于造成社会转型的革命如中国文革的历史研究，不只和具有某种传统的特定国家有关，而是超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的会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研究。此外，对文革所主张和已经造成的社会现实的了解和认识，也会让人们对小林一美先生在《关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演讲中强调的通过历史研究“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有更具体和切身的理解。
　　我希望日文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提出批评和指正，并给我建议。我还在继续写作关于中国文革的书和文章。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谢谢您的帮助。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神明）

　　米兰主教座堂坐落于意大利米兰市中心，从始建到建成共花费了近六个世纪（动工于1386年，1960年最后一扇铜门就位），是世界第四大教堂。建筑风格十分独特，上半部分是哥特式的尖塔，据统计共138座；下半部分是典型的巴洛克式风格，从上而下满饰雕塑。


　　近期图文：

　　美国国庆得知一件与立国精神相悖的丑闻　　
　　基督徒被伊斯兰暴徒杀害，儒家信徒吵啥？　　
　　称列宁是“德国间谍”，是否真有根据？　　
　　缅怀抗战中救助难民的荷兰籍胡永生神父　　
　　知青历史不过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　　
　　没有勇于调查的先驱，就不会有历史的真相　　
　　悲剧往往由错判而导致，反右也算一例　　
　　鼓动造反是毛泽东，镇压造反也是毛泽东　　
　　历史话题具有同样很强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