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蘇聯和美國都面臨一個課題：如何看待自己世界大國的地位、如何運用地位帶來的權力？他們沒有擔任“霸主”的經驗，時常不知所措，誤讀對方意圖，領導人之間缺乏及時有效溝通，採取對抗方式似乎更容易操作。現在情況是否不同了？

　　老高按：“冷戰”，可說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史的主題關鍵詞。
　　讀過若干文章，關於“冷戰”的檔案史料、研究專著，真可說是汗牛充棟，數量之多，研究之細，讓我嘆為觀止，實在是一個極其火爆的課題！十多年前，女兒在耶魯念書，給我講過該校教授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開設“冷戰”課程的盛況，註冊上這門課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再大的教室也擠得水泄不通。也難怪，此公1997年出版的《我們現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戰歷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當時出版不久，炙手可熱，成為最有影響的冷戰史教科書。2005年加迪斯教授又出版《冷戰：一部新歷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提出若干新觀點，引領研究熱潮。此書據稱已經有中譯本。
　　記得有一年我跟兩位朋友一起去位於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旁聽沈志華教授、陳兼教授、李丹慧教授（她是沈的夫人）幾位專家的演講，才得知，這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是世界排名第15的智庫，它的冷戰國際史項目，是美國和世界最主要的不以大學為依託的冷戰研究中心。中國華東師大的冷戰研究中心，得到這個智庫的資助，定期派訪問學者到這裡來進行合作研究。者讓我實地感受到了“冷戰”這個話題是如何受國際政治學界的高度重視。
　　近兩三年來，尤其是習近平和川普先後上任以來，“冷戰”的熱度更節節上升。原因無它，人們感覺（或者說擔心）世界正在重新進入“冷戰”——當然，被名之為“新冷戰”。“新冷戰”這個詞，逐漸從媒體記者、部分時事評論人士的筆下擴展，進入學者專家的視野，於是更加緊研究“老冷戰”，試圖從中找到“古為今用”、可做借鑑的種種經驗教訓。
　　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認為，“新冷戰”正在成型，與老冷戰相比，有共同點，更有特殊性。我覺得他的研究有意思，於是邀請張博樹當嘉賓，在《歷史明鏡》節目中暢談他的看法，先後做了四次節目（感興趣的朋友可用關鍵詞在YouTube上很容易搜尋到）——
　　張博樹訪談：我們進入新冷戰時代（《歷史明鏡》第103期）
　　張博樹訪談：新冷戰民主囯家會再次獲勝嗎？（《歷史明鏡》第109期）
　　張博樹訪談：新疆是中國在新冷戰中的軟肋（《歷史明鏡》第118期）
　　張博樹訪談：南海成為中美新冷戰的角斗場（《歷史明鏡》第121期）
　　或許同樣是出於“古為今用”、引為借鑑的目的，中國對冷戰的研究也在加強。最近了解到到《冷戰國際史二十四講》一書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供中國大學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為教材。沈志華教授的前言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概況和關注重點，做了簡明巡禮，轉載於此，提請大家關注。


　　《冷戰國際史二十四講》前言

　　沈志華，世界知識出版社

　　本書作為教材，主要是為中國大學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作，同時，本書也是通俗讀物，其對象亦是中國社會關注這段歷史的普通讀者。“冷戰”結束以後，世界和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人群對剛剛過去的這段人類歷史產生了興趣。從學術的角度看，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人們驚異地發現，國際史學界有一項研究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學術成果之多、之新，學術活動之廣泛、之頻繁，令其他研究領域望塵莫及，以至人們不得不考慮賦予這一研究新的概念，這就是關於冷戰歷史的研究。美國著名的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於1991年成立了冷戰國際史項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時創辦了專業刊物《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CWIHP Bulletin）。此後，“冷戰國際史”這一概念便開始流行，並被國際史學界廣為接受。(註：人們也曾使用過“新冷戰史”這一概念。美國著名冷戰史專家約翰·蓋迪斯（John Gaddis）把冷戰結束後出現的重新考察和評估冷戰歷史的現象稱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參見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2。)
　　所謂“國際史”，其含義在於，無論是學者隊伍和史料來源，還是研究對象和觀察視角，凡在冷戰史的範圍內，這一領域的研究都不能再以某一個或幾個國家為中心，而已經實實在在具有了“國際”性質。在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戰結束二十多年來，在參與者的人數和國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題目的種類和範圍以及檔案資料所涉及的語種和國家等方面，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確為歷史學發展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因此，中國《歷史研究》雜誌前主編徐思彥提出的看法——冷戰史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註： 徐思彥：《冷戰史研究：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中華讀書報》2004年11月10日。)——毫不為過。在我看來，可以進一步指出，冷戰國際史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
　　1947年秋天，美國著名記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一本63頁的小冊子，書名即為《冷戰》。（註：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1947.）這一概念從此便在國際社會廣為流傳。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這是“冷戰”一詞的首次出現，其實不然。1946年，美國向剛剛成立的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UNAEC）提出了一項對原子能進行國際控制的綜合計劃。面對蘇聯代表頑固拒絕美方建議、美蘇分歧日益加劇的困局，美國代表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M. Baruch）的助手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在1946年9月25日給同事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冷戰”一詞，用以說明美蘇關係的悲觀前景。1947年4月，在南卡羅萊納州眾議院的公開演講中，已經辭職的巴魯克引用了“冷戰”這個說法，以表達他對維持“同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的失望。（註：Larry G.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2, Vol.6, No.1, p.92. 另參見[德]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孟鍾捷譯，桂林：灕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頁。）
　　通過對於詞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冷戰”的概念是對一種國際關係狀況的界定，最初只是講美蘇關係其核心是對抗，而後逐漸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不過，對於社會主義陣營而言，在很長一個時期把冷戰看作西方的一種政策，如《人民日報》說：所謂“冷戰”是指美國反動派以戰爭恫嚇對蘇聯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所進行的外交戰和宣傳戰。（註：《人民日報》1948年6月1日，第2版。近70年間，“冷戰”一詞在《人民日報》出現約7800次，但90年代以後的概念已有所變化。）在《蘇聯大百科全書》中，則把“冷戰”稱為美國和西方為統治世界而採取的一種以蘇聯和民主國家為敵的政策。（註：[德]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孟鍾捷譯），桂林：灕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到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學術界對於冷戰的定義已經沒有什麼分歧，即把它作為其國際關繫結構表現為兩極對抗的一個時代，如果說到政策，那也是分別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個集團同時採取的政策，而非某一方的政策。
　　人們說到冷戰結束時可以異口同聲地確定在蘇聯解體這一天，那麼對於冷戰開始的時間確定則是眾說紛紜。關於冷戰的起始年代國際學界至少存在這樣幾種說法：1917年（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掌權），1947年春天（希土危機和杜魯門宣言），1947年夏秋（馬歇爾計劃的出台和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實際上，對於冷戰起源的分析取決於學者對冷戰概念的界定和冷戰實質的理解。按照上述對於“冷戰”概念及其特徵的解釋，那麼，1917年顯然不能說是冷戰的起點，那時雖然出現了對抗，但整個世界的結構根本不同於戰後。1945年和1946年美蘇之間的矛盾開始加劇，但還沒有形成對抗，1947年春天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可以被看作美國的冷戰宣言，但蘇聯並沒有立即做出反應，甚至還對維持蘇美關係抱有希望。只是到了那一年的夏秋，美蘇雙方都確定了對抗的方針政策，我們才可以確定：冷戰在歐洲開始了。
　　冷戰國際史當中還有許多問題值得關注，其中有一些是根本性的、統攝冷戰史全局的，且在學術界長期存在爭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答，不僅有利於形成對冷戰本質的認識，還能為我們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系的變化和未來走向打開思路。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對抗中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說，“意識形態”是一個在冷戰起源、發展和結束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因素，不僅僅存在於美蘇兩大集團之間，也存在於陣營內部。它其實是人類社會走到20世紀，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各種危機——這些危機有國家之間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還有人與自然之間的，人們尋求解決這些危機的出路時在理論上、價值觀念上的表達出現了差異，就形成了不同的“意識形態”。而且，它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定的“普世”面貌。人們對和諧世界和美好社會的嚮往是真誠的,但超級大國借着人們的種種願望和追求來“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也是真實的。
　　戰後初期，無論是從喬治·凱南的八千字電報來看，還是莫斯科在東歐、遠東的實際表現，蘇聯的確有借着“世界革命”的旗幟建立自己勢力範圍、維護自身安全的一面。這跟俄國革命後、建立蘇聯政權的內外部環境有關。正像卡爾（E. H. Carr）對蘇俄政權的觀察：蘇俄領導人不得不利用宣傳作為政治實力的主要工具，“蘇維埃俄國是第一個鼓吹國際主義並保持了一個有效的國際宣傳機構的國家”。這種宣傳和動員不僅限於國內，也使共產國際這樣的機構在二戰前淪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戰後初期，美蘇雙方在東歐和中國問題上的較量，使前者更加認為蘇聯所作所為的根源在於共產主義的擴張本質。而蘇聯也把美國試圖主宰世界的企圖看作“帝國主義”的必然表現、壟斷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必然結果。無論怎樣，雙方在價值觀、世界觀上的分歧和衝突是不可調和的。與以往歐洲近代的殖民國家不同，美、蘇各自所建立的“帝國”，主要不是依靠野蠻的征服和占領，而是利用“自由”“正義”和“公平”的感召力，積極地推動陣營里的國家實現“進步”。 因此，表面看上去“高大上”的意識形態對抗，有時又表現得十分具體，比如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如何管理社會等。在這些問題上，美蘇之間也要通過相互敵對的意識形態展開競爭。
　　我們說意識形態具有工具性的特徵，還在於它在很多時候、很多場合成為一種政治動員的方式。與此前的聯盟政治不同，美蘇之間的集團對抗不僅規模大，而且持續的時間長,這就需要美、蘇兩國擁有超強的動員能力。這既包括國內動員能力，也包括陣營內部動員能力，以維繫兩個超級大國的向心力。“自由”“正義”“公平”這些口號時常被用作聚斂民心、凝聚共識的手段。但與此同時，美、蘇兩國又忍不住把自身的訴求融入意識形態的說教中，而不顧各自盟國的實際國情和利益，甚至存在強加於人的情況，就使同盟體系在運行過程中孕育着解體的可能。正所謂手中之沙，攥得越緊漏得越快。美法矛盾是一例，美日貿易戰也是一例；中蘇分裂是一例，東歐劇變更是一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兩極格局註定會出現多極化的趨勢。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冷戰時期的對抗與緩和。
　　美蘇為何走上對抗之路？二戰末期，羅斯福曾把蘇聯看作傳統大國，而非現行秩序的挑戰者——美蘇並非沒有可能延續傳統大國關係的模式：通過自律共同約束競爭，協調彼此合法的安全利益，相互承認對方的勢力範圍。1945年至1947年，一些美國官員和外交政策評論家強烈要求華盛頓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時堅持傳統的大國外交慣例。但是戰後初期，包括東歐和遠東在內一系列地區局勢的變化，讓美蘇兩國越來越覺得談判和合作並不能解決問題，加上兩國領導人又極具個性：斯大林對俄羅斯安全有着一種近乎偏執的意念而杜魯門則對外來壓力極為敏感。在戰爭剛剛結束、仍然十分強烈的“敵我”二元思維慣性之下，莫斯科和華盛頓很快走上了對抗之路。
　　一旦走上了對抗之路，美蘇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就如同螺旋一般上升。安全困境的理論告訴我們，每個國家都會不斷採取用來加強國家安全的政策,但結果往往又適得其反。因為他們的行動威脅到別國的安全，引發了別國的反應甚至有可能是過度反應，最終使雙方陷入一種不斷通過各種手段來強化安全的境地。以至於安全困境將美蘇推向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這樣的核戰爭邊緣。即便是一時出現的緩和，也成了對抗中間歇的幕間劇。
　　美蘇激烈的對抗之後，往往會有緩和出現。其間，兩國會對一些重大的問題，如軍備競賽的烈度、局部的緊張狀態作出相應調整。這保證了冷戰期間兩極格局大體不破，且未發生新的世界大戰。但是，美蘇之間的緩和往往讓一些地區角色看到了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他們當中有些甚至不希望看到緩和出現，因為緩和會妨礙他們某種特定目標的實現，或者削弱統治集團在國內已經獲得的政治地位和優勢。比如,1955年美蘇出現的一次緩和之後，很快便爆發了第二次柏林危機，最終導致柏林牆的修建。而最新的研究表明，這跟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的極力推動有很大關係。
　　長期對抗像是一場馬拉松比賽，考驗的是雙方的耐力。美蘇雙方都竭盡全力進行政治的、社會的動員，以使資源更加集中於同對手的對抗。因此,蘇聯政府在壓力之下推行高度集權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沉疴積弊一直得不到清除，民眾的物質文化需求得不到積極的回應，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美國也是如此，為了謀求同蘇聯的對抗，在國外不惜違背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在第三世界支持一些獨裁的政府；在國內，行政部門的權力不斷得到強化，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則屢屢遭到挑戰。當然最終,蘇聯在這場耐力比拼中敗下陣來。

　　第三個問題是冷戰與兩種制度的較量。
　　提起這一點，人們往往會想起“廚房辯論”。1959年7月，在莫斯科舉辦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和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圍繞兩國制度的優劣進行了一番“探討”。冷戰的爆發，雖然源於美蘇兩國的安全焦慮，但是相互的較量確實是以各自製度為基礎的。正如梅爾文·萊弗勒所說，冷戰是發生於美蘇兩大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集團及制度之間的一場非暴力競爭,這是兩種對立的政治經濟體系、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其中的每一方都對對方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帶有根本性質的質疑，並因此而把對方視作不共戴天的死敵，必欲除之而後快。(註：[美]梅爾文·萊夫勒：《冷戰是如何開始的》（陳兼、陳之宏譯），《國際冷戰史研究》第1輯（2004年秋季號），第105頁。) 所以，以軍事、政治對抗為先導的美蘇冷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經濟競賽、制度競爭。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將20世紀後半葉的美蘇冷戰“政治”化，要麼把它描述成正邪之爭，要麼把它說成自由與奴役之戰。儘管在政治、意識形態及其他方面，對立陣營之間存在分歧，但兩極格局卻是具體歷史時期條件下客觀形成的。（註：Пилько А.В. У истоко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нйы”：создание НАТО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1947-1955）//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8，История，2008，No.2，с.22.）兩種制度的並立、兩大市場體系的並存都有着歷史的必然性。而且事實上，戰後兩種制度之間出現了趨同的特徵。資本主義通過政府對資源的集中與再分配解決社會矛盾，如西歐、北美國家的福利制度；社會主義也逐步認識到了市場在生產調節上的效率，如中國、越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凡是人為形成的制度，都必然有優勢，也必然有弊端。美蘇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競爭表明，封閉只能加劇僵化，而開放和相互之間的借鑑才是保持各自活力的出路。

　　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大國不僅想要建立安全共同體，還試圖將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向世界其他角落推廣，但都在某種程度上遭到了反抗或抵制。從這一點說，冷戰在一開始就埋下了最後結局的種子。美國提出歐洲復興計劃後，斯大林不希望在自己勢力範圍內的東歐國家參與，並逐步將自己的制度向其他國家移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弊端也隨之擴散。此後在東歐和其他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出現蘇聯體制對當地國情的“水土不服”，從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一直到東歐劇變，他們對於莫斯科的離心力不斷加強。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更是明顯的案例。而美國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等方式復興西歐和日本，並允許資本主義陣營內獨立國家繁榮發展。美國人曾打賭，“民主資本主義體系將會像一塊磁鐵一樣，不會分裂”。 可以說，當前宗教極端勢力興起、反全球化運動的出現，也都與美國的制度與文化擴張有密切的聯繫。
　　人們總會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結局與兩種制度的競爭聯繫起來。的確，大國競逐的最終結果取決於制度本身能否促進生產的發展、能否對民眾訴求有所回應、面對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和社會變革能否適應。雖然美國國內在20世紀60和70年代也遇到了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外部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瓦解，法國、西德和日本的獨立意識增強,但是西方陣營始終沒有走到崩潰的邊緣，資本主義制度也長期保留下來。究其原因，與其說是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具備優越性，倒不如說是這種體制在歷史前進的過程中不斷進行自我完善、自我調整的結果，其中不乏對另一種體制長處的吸收和借鑑。反觀蘇聯，人們越來越感受到東方陣營難以為繼，特別是阿富汗戰爭爆發以後的蘇聯，軍事力量已不再能彌補蘇聯經濟的疲敝,也不能彌補蘇聯對本國民眾和東歐國家的日益減弱的控制力。蘇聯的計劃經濟對20世紀70—80年代的信息革命非常不適應。蘇聯陣營先行解體，冷戰體系隨即走向瓦解。歸根結底，在於這種體制內固有的弊端始終沒有得到根除，反而不斷僵化凝固，掌權者長期不思改革，其結果必然是積重難返，病入膏肓，無力回天。

　　第四個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核武器在冷戰對抗中的作用。
　　從整體而言，核武器是導致冷戰產生，並進而影響和決定其進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沒有核武器，戰後的世界格局會非常不同，而我們今天對人類自身許多問題的看法也會大不一樣。可以這樣說，核武器的存在既強化了“冷戰”的格局，也促進了人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和認識。在美蘇對抗的過程中，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就是，一面是兩家大搞軍備競賽、核武庫的數量節節攀升，而另一面是兩國領導人逐步認識到核武器可能會導致自身及人類的共同災難，並進行核軍控談判。這其中，國際社會中的反核和裁軍運動也促使他們極力避免陷入核大戰的境地。“核威懾”和“核禁忌”是冷戰過程中並存的兩個相互對立而又緊密聯繫的現象。
　　每個擁核國家都有自己的“核戰略”，它通常是軍事戰略的一部分，而核戰略又大致上是服務於外交戰略的。美國的核戰略經過了遏制戰略、大規模報復戰略、靈活反應戰略、現實威懾戰略等形式。這其中，有一個概念很重要，就是“相互確保摧毀”（MAD），什麼意思呢？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蘇雙方都具備了第二次核打擊能力，雙方都能置對方於死地。這反而導致雙方比較理智地看待核武器的使用。二戰結束後，美蘇在重大危機、衝突中沒有使用過核武器與“核禁忌”觀念的形成有很大關係。“核威懾”與核戰略直接相關，體現了核武器本身的政治價值比實戰價值要大。或者說“威脅使用核武器”比“使用核武器”更重要。精明的戰略家都善於用威脅使用核武器來實現戰場上得不到的結果。還有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核擴散”。核武器從20世紀60年代就有不斷擴散的趨勢，不再局限於幾個核大國。但是擁核容易去核難，想要實現世界的無核化，目前看來還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核武器雖然給美蘇帶來了理智的和平狀態，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將衝突轉移到了第三世界。“戰後國際體系中的兩極格局與核武器相結合，將超級大國鎖定在緊張關係的中心，並將國際衝突擴展到國際體系的‘邊緣地帶’。”兩個超級大國深知正面的對抗可能會導致雙方乃至整個人類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因此對中心地帶的危機管理格外用心，而在那些美蘇沒有正面接觸的、發生在亞非拉的地區衝突，他們反而沒有那麼多顧慮。於是，來自莫斯科和華盛頓的軍事、經濟援助源源不斷地流向代理人，發生了像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這樣殘酷的軍事衝突，產生了像阿富汗戰爭、安哥拉內戰這樣長期的戰亂，給這些國家和地區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和深遠的影響。

　　最後一個問題是，冷戰會不會重來，人類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隨着蘇聯紅旗從克里姆林宮屋頂徐徐降下，一個時代結束了。但是，冷戰雖然過去，世界並不太平。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非洲的戰亂和部族衝突，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宗教極端勢力與恐怖主義崛起，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與發展放緩，全球環境與生態問題，等等，都或多或少與美蘇的冷戰對抗有關。雖然經濟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加強，但與之同時發生的反全球化運動也同樣值得關注。特別是近些年歐洲一體化進程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西方與俄國對抗的色彩越來越濃厚，美國奉行一系列的保護主義政策，以至於不斷有學者驚呼：“新冷戰”開始了。
　　美蘇走上冷戰之路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回到世紀之初，在俄國革命的特殊年代裡，列寧這位最先號召誓死與資本主義鬥爭到底的人，同時也是“和平共處”一詞的創造者。這就決定了蘇聯對外政策中相互矛盾之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戰略高度認為鬥爭是絕對的，和平共處是相對的，是暫時現象。所以，在具體的戰術上，同對手緩和是為了更好地鬥爭。美國何嘗不是有着先天的“民主焦慮”？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這些“異己”者心存戒備，一方面通過戰爭方式消除法西斯的威脅，另一方面以遏制政策抵制蘇聯的“侵蝕”。然而，當前的世界及國際格局與冷戰時代有一個最根本的區別。那時的世界由於兩大陣營的存在，分為兩個對立的國際體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現在的世界，所有大國和主要國家都生存在一個國際體系中，無論存在怎樣的分歧、矛盾和爭鬥，承載這個世界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特別是在大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所以，出路在於把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建立在對歷史經驗的汲取和時代變化的判斷之上。
　　從身份認同和相互認知的角度來說戰後的蘇聯和美國都面臨一個課題：如何看待自己世界大國的地位以及如何運用這些地位帶來的權力。冷戰初期，一方面，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並未完全展開，美國和蘇聯對未來世界發展的趨勢的判斷也不明晰，他們都沒有任何擔任“霸主”的經驗，時常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誤讀對方的意圖。加上國家領導人之間缺乏及時有效的溝通，採取簡單粗暴的“對抗”方式似乎更容易操作。於是，在二戰之後走上對抗之路就難以避免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彼此間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地球村”。人類沿着全球化的道路已經行進了很長一段時間，信息化革命不斷地把世界各個角落的國家和個人捲入全球一體化之中。國家之間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和溝通渠道傳遞信息、消除誤解；運用外交智慧和技巧消除或減少分歧。況且，宗教極端主義、經濟速度放緩、全球環境問題、國家間發展差距，等等，這些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只有通過合作的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解決。對此，大國尤其應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世界是一個圓形的整體，像一顆心臟，如果將它分為兩半，就必定會死亡。這是捷克年輕詩人喬治·沃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寫的幾句詩。希望這本教材在專業教學方面發揮一點作用，使讀者更加客觀、全面地認識冷戰歷史，引發同學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畢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是人類的共同家園。合作、對話、彼此信任、平等交往、互利共贏，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應該遵循的準則。如此，冷戰的歷史就不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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