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无不择手段的正义。正义的价值首先在于手段，法治所追寻的正义，首先是一种程序正义；倘手段不义，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正义可言。但是需要深究的是：怎么判断手段的义与不义？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线？


　　老高按：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已是老生常谈，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必要呀？
　　但在各种热门话题的激辩之中，我们还是往往发现对这个目的与手段关系，不同看法的分歧，时隐时现。昨天（9月9日）是毛泽东忌辰42周年，明天（9月11日）是恐怖分子撞毁世贸双塔17周年，围绕这几类话题应景而生的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推究起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为一种原则，在海外华人圈中，大家对之都是不以为然的，不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有谁敢公然这么标榜呢？
　　认识上的分歧，往往不会发生在对那些极端的个案如何看上，而是会发生在“灰色地带”。
　　如果一方面，目的极其崇高（真正的崇高，不是骗子忽悠的“崇高”！）、“伟光正”（是按普世价值标准看的“伟光正”，而不是老共、老毛或毛左所说的“伟光正”！），而另一方面，“不择而择”的手段“看起来”也不像夺妻霸财那么伤天害理，是否可以采取呢？像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为了大多数的幸福”而牺牲“个别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允许呢？
　　——是否能够捆绑、鞭笞、押送人们前往富裕而自由的天堂？
　　我读到在中国人气相当高的网络作家羽戈的一篇文章《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这个标题，不知众人读起来怎么样，我乍读有点发懵，读下去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择手段，就谈不上任何正义，正如秦晖所说的“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无不择手段的正义”。而文中下面这番话，我觉得点出了正派人的困惑：
　　“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古代中国，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往往以君子一方告负，败因之一，即君子只知守经，不知权变，问题在于，当君子像小人那样玩弄权术，还是君子吗？经权之间，能否达成一个平衡，可使经权并用，不损君子之本？
　　何止“古代中国”！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人们不都有这样的困惑么？对羽戈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深以为然、深感值得慎思：
　　需要深究的是手段之所指，何谓“不择手段”，正如何谓“正义”？什么样的手段符合正义，什么样的手段违背了正义？手段的义与不义之间，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线？
　　羽戈在文章的最后，给出了选择手段的底线，“可以三点为界”。这让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能同意他所说的这三点？我选择手段的底线是什么？


　　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

　　羽戈，博客

　　“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秦晖先生曾撰文《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此后，每当恐怖主义势力肆虐横行，此文便被翻出，众口交传，一时风靡，可见常识的穿透力，逾十年而不衰。文中，秦晖着重批判了一个观点：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他直斥这是“可耻之论”，“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其结论鞭辟入里，可掷地作金石声：
　　“……正义与不义、善与恶之别，实际上就是择不择‘手段’之别、有限与‘超限’之别。于是‘不择手段的善’本身就是个如同‘黑色的白’那样的伪概念。有所不为谓之善，无所不为谓之恶。换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不择手段的正义’。”
　　我读此文，则迟至2003年春。当时还在法学院读书，正纠结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辩。那一句“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无不择手段的正义”，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将我从昏沉的辩证法中唤醒。自此我知，正义的价值，首先在于手段（程序），法治所追寻的正义，首先是一种程序正义；倘手段（程序）不义，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正义可言。
　　需要深究的是手段之所指，何谓不择手段，正如何谓正义？什么样的手段符合正义，什么样的手段违背了正义？手段的义与不义之间，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线？

　　论及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则易于解答。因为恐怖主义是最极端化的暴力运动，施暴的对象是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如果说暴力原有一定的正当性，那么一旦施予无辜，正当性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恐怖主义者所一贯标榜、张扬的高尚与正义目的，一旦漫过无辜者的鲜血和尸骸，其卑污的本质便裸露无遗。质言之，连无辜的民众都要伤害，正可见手段之不择。
　　然而，恐怖主义终究只是极端的案例，而且已经沦为众矢之的，对它的批判，几乎不会引起争议。假如摆在我们面前的案例，并不极端，只道寻常，譬如说，为了影射现实的不堪，刻意美化历史，甚至虚构历史细节，这样的手段，是否可以接受？为了激发公众对权力之恶的同仇敌忾，而夸大维权者所受到的伤害，抑或仅将片面的真相公诸舆论，这样的手段，是否可以谅解？为了瓦解一个谎言，不惜编织另一个谎言，所谓“以谣言倒逼真相”，这样的手段，是否可以推广？
　　如此发问，不免被视为迂阔。其实我从不反对使用权术。“守正以持经，权宜而应变”，“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古代中国，君子与小人的斗争，往往以君子一方告负，败因之一，即君子只知守经，不知权变，问题在于，当君子像小人那样玩弄权术，还是君子吗？经权之间，能否达成一个平衡，可使经权并用，不损君子之本？

　　且说历史。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一人承负了“不择手段”的恶名，此即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翌日，梁启超答北京《晨报》记者问，成《孙文之价值》一文。他先扬后抑，声称最佩服孙中山三点：一、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二、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三、操守廉洁。随即语锋一转，批评道：
　　“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最后梁启超承认，现在这种社会，不用手段，断难生存，所以他同情孙中山，不过他还是坚持原议：孙中山的成功与失败，皆在不择手段；令人惋惜的是，孙中山出师未捷身先死，目的尚未实现，世人只看见他的手段，而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此时，孙中山尸骨未寒，梁启超的批评还算相当委婉。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写信，因属私语，措辞便不再客气：“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
　　如今，孙中山已经从神龛退位，回归人间，变成了争议人物，好之者誉其为一代伟人，恶之者斥其为乱臣贼子。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争议，孙中山还是当得起“伟人”之称，假如这二字不曾过度贬值的话。如袁世凯的评价，“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他最大的作用，在于开历史之风气，最大的价值，在于所绘制的高远理想，以及为了追寻理想，锲而不舍，坚忍一心，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究其平生，操切、短视、不择手段等行为，所在多有，如为了统一中国，他先后与日本、苏联合作，情愿割舍国家利益，换取军事与财政支持，这大抵便是“以背叛理想的方式来实现理想”。只是这么一来，哪怕理想化作现实，会不会变质了呢？
　　手段的限度正在于此。使用手段、权术、阴谋，未尝不可，不过却不能“不择”，不能无所不为。论手段的义与不义，可以三点为界：一、是否侵犯私权；二、是否殃及无辜；三、是否与所宣传的理念、目的、理想相悖。譬如，为了追求自由，而不惜采取专制的手段；为了维护自家权利，而不惜以伤害他者的权利为手段；为了统一国家，而不惜以出卖国家利益为手段，此之谓“不择手段”。
　　还有一个问题：不择手段的背后，是不是已经丧失了选择的空间？如公力救济全然失效，民众只能采用私力救济，这恐怕就不是“不择”，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就此而言，手段之争，不仅关乎正义，还关乎自由：在此，自由构成了正义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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