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從無不擇手段的正義。正義的價值首先在於手段，法治所追尋的正義，首先是一種程序正義；倘手段不義，無論結果如何，都無正義可言。但是需要深究的是：怎麼判斷手段的義與不義？這二者之間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線？


　　老高按：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已是老生常談，似乎並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必要呀？
　　但在各種熱門話題的激辯之中，我們還是往往發現對這個目的與手段關係，不同看法的分歧，時隱時現。昨天（9月9日）是毛澤東忌辰42周年，明天（9月11日）是恐怖分子撞毀世貿雙塔17周年，圍繞這幾類話題應景而生的文章，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目的與手段的關係。
　　推究起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作為一種原則，在海外華人圈中，大家對之都是不以為然的，不論是從政還是經商，有誰敢公然這麼標榜呢？
　　認識上的分歧，往往不會發生在對那些極端的個案如何看上，而是會發生在“灰色地帶”。
　　如果一方面，目的極其崇高（真正的崇高，不是騙子忽悠的“崇高”！）、“偉光正”（是按普世價值標準看的“偉光正”，而不是老共、老毛或毛左所說的“偉光正”！），而另一方面，“不擇而擇”的手段“看起來”也不像奪妻霸財那麼傷天害理，是否可以採取呢？像林彪所說的“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為了大多數的幸福”而犧牲“個別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允許呢？
　　——是否能夠捆綁、鞭笞、押送人們前往富裕而自由的天堂？
　　我讀到在中國人氣相當高的網絡作家羽戈的一篇文章《世界上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這個標題，不知眾人讀起來怎麼樣，我乍讀有點發懵，讀下去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擇手段，就談不上任何正義，正如秦暉所說的“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從無不擇手段的正義”。而文中下面這番話，我覺得點出了正派人的困惑：
　　“守正以持經，權宜而應變”，“用權而不知守經，是為妄人；守經而不知用權，則是腐儒”。古代中國，君子與小人的鬥爭，往往以君子一方告負，敗因之一，即君子只知守經，不知權變，問題在於，當君子像小人那樣玩弄權術，還是君子嗎？經權之間，能否達成一個平衡，可使經權並用，不損君子之本？
　　何止“古代中國”！當今中國和當今世界，人們不都有這樣的困惑麼？對羽戈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深以為然、深感值得慎思：
　　需要深究的是手段之所指，何謂“不擇手段”，正如何謂“正義”？什麼樣的手段符合正義，什麼樣的手段違背了正義？手段的義與不義之間，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線？
　　羽戈在文章的最後，給出了選擇手段的底線，“可以三點為界”。這讓我捫心自問：我是否能同意他所說的這三點？我選擇手段的底線是什麼？


　　世界上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

　　羽戈，博客

　　“9•11”事件一周年之際，秦暉先生曾撰文《恐怖主義是人類公敵》。此後，每當恐怖主義勢力肆虐橫行，此文便被翻出，眾口交傳，一時風靡，可見常識的穿透力，逾十年而不衰。文中，秦暉着重批判了一個觀點：弱者對強者實行“絕望的反抗”，可以不擇手段。他直斥這是“可恥之論”，“一切關於為了所謂正義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說法都是邪惡的謬論”。其結論鞭辟入裡，可擲地作金石聲：
　　“……正義與不義、善與惡之別，實際上就是擇不擇‘手段’之別、有限與‘超限’之別。於是‘不擇手段的善’本身就是個如同‘黑色的白’那樣的偽概念。有所不為謂之善，無所不為謂之惡。換言之，世界上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從來沒有什麼‘不擇手段的正義’。”
　　我讀此文，則遲至2003年春。當時還在法學院讀書，正糾結於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辯。那一句“只有不擇手段的邪惡，從無不擇手段的正義”，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將我從昏沉的辯證法中喚醒。自此我知，正義的價值，首先在於手段（程序），法治所追尋的正義，首先是一種程序正義；倘手段（程序）不義，無論結果如何，都無正義可言。
　　需要深究的是手段之所指，何謂不擇手段，正如何謂正義？什麼樣的手段符合正義，什麼樣的手段違背了正義？手段的義與不義之間，是否有一道明晰的分界線？

　　論及恐怖主義，這些問題則易於解答。因為恐怖主義是最極端化的暴力運動，施暴的對象是平民或非戰鬥人員。如果說暴力原有一定的正當性，那麼一旦施予無辜，正當性即土崩瓦解、煙消雲散；恐怖主義者所一貫標榜、張揚的高尚與正義目的，一旦漫過無辜者的鮮血和屍骸，其卑污的本質便裸露無遺。質言之，連無辜的民眾都要傷害，正可見手段之不擇。
　　然而，恐怖主義終究只是極端的案例，而且已經淪為眾矢之的，對它的批判，幾乎不會引起爭議。假如擺在我們面前的案例，並不極端，只道尋常，譬如說，為了影射現實的不堪，刻意美化歷史，甚至虛構歷史細節，這樣的手段，是否可以接受？為了激發公眾對權力之惡的同仇敵愾，而誇大維權者所受到的傷害，抑或僅將片面的真相公諸輿論，這樣的手段，是否可以諒解？為了瓦解一個謊言，不惜編織另一個謊言，所謂“以謠言倒逼真相”，這樣的手段，是否可以推廣？
　　如此發問，不免被視為迂闊。其實我從不反對使用權術。“守正以持經，權宜而應變”，“用權而不知守經，是為妄人；守經而不知用權，則是腐儒”。古代中國，君子與小人的鬥爭，往往以君子一方告負，敗因之一，即君子只知守經，不知權變，問題在於，當君子像小人那樣玩弄權術，還是君子嗎？經權之間，能否達成一個平衡，可使經權並用，不損君子之本？

　　且說歷史。中國近代史上，曾有一人承負了“不擇手段”的惡名，此即孫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翌日，梁啓超答北京《晨報》記者問，成《孫文之價值》一文。他先揚後抑，聲稱最佩服孫中山三點：一、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二、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三、操守廉潔。隨即語鋒一轉，批評道：
　　“我對於孫君所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最後梁啓超承認，現在這種社會，不用手段，斷難生存，所以他同情孫中山，不過他還是堅持原議：孫中山的成功與失敗，皆在不擇手段；令人惋惜的是，孫中山出師未捷身先死，目的尚未實現，世人只看見他的手段，而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此時，孫中山屍骨未寒，梁啓超的批評還算相當委婉。1927年5月5日，梁啓超給女兒寫信，因屬私語，措辭便不再客氣：“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着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
　　如今，孫中山已經從神龕退位，回歸人間，變成了爭議人物，好之者譽其為一代偉人，惡之者斥其為亂臣賊子。在我看來，無論如何爭議，孫中山還是當得起“偉人”之稱，假如這二字不曾過度貶值的話。如袁世凱的評價，“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他最大的作用，在於開歷史之風氣，最大的價值，在於所繪製的高遠理想，以及為了追尋理想，鍥而不捨，堅忍一心，雖九死其猶未悔；同時，究其平生，操切、短視、不擇手段等行為，所在多有，如為了統一中國，他先後與日本、蘇聯合作，情願割捨國家利益，換取軍事與財政支持，這大抵便是“以背叛理想的方式來實現理想”。只是這麼一來，哪怕理想化作現實，會不會變質了呢？
　　手段的限度正在於此。使用手段、權術、陰謀，未嘗不可，不過卻不能“不擇”，不能無所不為。論手段的義與不義，可以三點為界：一、是否侵犯私權；二、是否殃及無辜；三、是否與所宣傳的理念、目的、理想相悖。譬如，為了追求自由，而不惜採取專制的手段；為了維護自家權利，而不惜以傷害他者的權利為手段；為了統一國家，而不惜以出賣國家利益為手段，此之謂“不擇手段”。
　　還有一個問題：不擇手段的背後，是不是已經喪失了選擇的空間？如公力救濟全然失效，民眾只能採用私力救濟，這恐怕就不是“不擇”，而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就此而言，手段之爭，不僅關乎正義，還關乎自由：在此，自由構成了正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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