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日本已完成現代化，走出了歷史陰影，因此日本人是把明治維新作為單純的歷史來審視。中國不同，至今仍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只要沒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我們就走不出歷史延長線，追問“日本做對了什麼”就有價值


　　老高按：2018年逢五逢十的紀念日太多，從戊戌變法120年到改革開放40年，從一戰結束100年到知青上山下鄉運動50年，從大躍進導致大饑荒60年到中美建交40年，此外稍小一點的更無其數：布拉格之春50年，《河殤》30年，劉少奇冥誕120年和忌辰50年……對了，還有汶川大地震與北京奧運10年。從這一大堆“逢五逢十”之中，許多人未必能想得起來，還有個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
　　9月下旬接待一批國內來客，其中有一對從事社會學教學科研的夫婦，因丈夫受委派去日本一所大學工作，妻子後來也前往，在日本住的日子不短，沒多久前才雙雙回到北京。可惜這撥朋友行程甚緊，十多天跟他們一起奔波，沒有請他倆細講日本印象，反倒是他們從美國回國之後，通過微信，聽他們講述了不少對日本的印象和思考。
　　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關係，與日本一些團體打過一些交道，1985年還去日本短期訪問，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國後“無知者無畏”“半瓶子晃蕩”，竟連續寫了好幾萬字的文章：關於日本人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的《阿信：正面·背面·側面》，關於日本朝野封建遺毒的《皇居：聖光與投影》，關於日本通俗藝術和流行文化的《穿和服的繆斯》，關於日本對外開放由來和特點的《哥拉巴院、蝴蝶夫人及其它》，關於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孑遺和變異的《唐風與和魂》……甚至還以與日本創價學會、公明黨接待人員（他們自稱佛教日蓮正宗，對我強調：“不是日蓮宗，是日蓮正宗”）的長談等資料，不自量力地觸及日本人大雜燴的宗教信仰——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整個中國洋溢着解放思想的朝氣和銳氣，也開始瀰漫起“山間竹筍”“牆上蘆葦”的驕氣和躁氣。現在回望三十年前，當時一些比我著名得多的年輕朋友，大概也都有類似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行吧？
　　這對曾經在日本住了數年的夫婦，比較寬厚，沒有正面批評我對日本“瞎子摸象”，只是講述了自己認識的日本、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讓我很受教益！他們對我下面這段話，表示基本認可：
　　我見識的日本，是國力和心態都“嗨”到最高點的日本；你們見識的日本，是所謂“失去二十年”的日本；我見識的日本，是與中國共度蜜月期的日本；你們見識的日本，是與中國爭吵差點兵戎相見的日本。國人難免“勢利眼”，即便是民主自由派人士，這麼多年來也都紛紛盯住了以美國為標杆，對日本有點看不上眼。我雖對日本仍有觀察的興趣，卻沒有機會深入。實際上，這三十年來，日本並未沉淪，而是紮實精進，這個國家和民族更值得中國人研究，大大小小許多方面都值得中國人深自反省、見賢思齊……
　　昨晚讀到FT中文網發表了馬國川的文章《溫故明治維新：近代日本做對了什麼？》，很受啟發。在這裡推薦，與大家分享。從這篇文章我才知道，其實中國隱然形成一股“明治維新熱”，不少中國人正在以日本為鏡，審視我們自己走過的道路，讓我們知道百年中國的進與退、得與失。這讓我感到鼓舞！


　　溫故明治維新：近代日本做對了什麼？

　　馬國川，FT中文網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近作《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中國有許多人談論明治維新，隱然形成一股“明治維新熱”，而且其熱度似乎超過日本國內的熱度。因為在19世紀中葉以前，日本和清王朝一樣，長期閉關鎖國，直到受到外力的衝擊，才打開國門。可是，此後兩國的命運卻截然不同。日本奮起直追，經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清王朝卻國力日漸削弱，淪為被列強宰割的對象，最終政權崩潰。所以，近代以來的中國人都在追問，清王朝為什麼失敗？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人們討論的焦點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或許我們應該調整角度，追問一下“日本做對了什麼”。因為知道了日本為什麼成功，也就知道了清王朝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看來，日本至少做對了四件事。

　　第一，主動打開國門。當美國的“黑船”艦隊叩響國門時，日本沒有以戰爭方式進行驅逐，而是在衡量國力之後，決定與美國簽訂協議。因為它清楚自己的實力遠遠不如對手，而且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所以就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這種識時務的做法，作為日本近代史的起點，對於日本後來的走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日本主動打開國門，所以就能夠告別舊思想、舊體制，接受外來的思想，學習先進的思想學說和國家制度，而不是別彆扭扭地半推半就，更不是蠻不講理地一概拒絕。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曾提出“路徑依賴”理論，指出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物理學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輕易走不出去。如果說，近代日本的路徑是好的，那麼清王朝選擇的路徑顯然是不好的。
　　因為是鴉片戰爭失敗之後才被迫打開國門，清王朝一直耿耿於懷，認為這些邪惡的外國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假如他們不跑進來，我們照樣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沒有清醒地認識自己，拒絕改革。直到甲午戰爭慘敗，危機意識陡增，才有了1894年的戊戌變法（年代有誤，應為1898年。——老高注），這比明治維新晚了二十多年，損失了一代人的時間。即使戊戌變法成功，恐怕也難以趕上日本。因為19世紀後半葉，世界形勢發展很快，當日本啟動明治維新的時候，第二次工業革命剛開始，日本搭上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便車”，因此迅速發展起來。晚清則錯過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個人要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一個國家同樣如此。

　　第二，明治維新是有頂層設計的。經過尊王攘夷運動，維新派推翻了幕府將軍，建立了維新政府。年僅16歲的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文武百官進舉行誓祭典禮，宣讀《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務使人心不倦；四、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這五條誓文體現了新政府改革封建舊制度、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決心，明確了日本走現代化道路的方向。它是改革宣言，也是改革的指導思想。
　　政局剛剛平穩不久，日本就派出龐大的“岩倉使團”，考察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尋找學習對象。這個考察團規格很高，幾乎囊括維新政府的執政團隊，“明治維新三傑”中就有兩人參加使團。他們經過近兩年的認真考察，總結出了日本走向現代的路徑。他們回國後，制定了“文明開化”、“殖業興產”和“富國強兵”三大改革國策。三大國策和《五條誓文》的精神是一致的，或者說，三大國策就是《五條誓文》改革精神的具體化。
　　改革，到底是有頂層設計好，還是摸着石頭過河好？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對日本來說，明治維新作為一場有頂層設計的改革，其實踐結果是成功的。看似涇渭分明的歷史，其實是溝壑縱橫，歧路多多。明治維新過程中也有許多曲折，但是因為有了頂層設計，就明確了方向，就知道路向哪裡走。即使改革過程中有調整，也錯不到哪裡去。例如“殖業興產”就從早期的官辦企業為主轉向“民進國退”，讓私營企業發揮作用，但是發展經濟、推進工業化的目標一直是清晰的。因為政府將國企賣掉，民間企業家由此崛起，日本在工業化道路上疾馳，很好地完成了“殖業興產”的任務，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後來，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秘密也在於此。

　　第三，改革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明治維新是有頂層設計的，但是並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場由高層推動的、完全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民間和官方互動的結果。包括大久保利通在內的寡頭們認為，日本的民眾素質太低，什麼都不懂。我們遊歷歐美，怎麼改革最清楚，我們帶領國家向前走就行了，你們別多說話。可是，在明治維新開始不久，一些失意的武士和前政府高官就發動了自由民權運動。
　　自由民權運動認為，維新運動不能夠局限於政治精英階層，而要全民參與，否則容易形成壟斷寡頭集團，它們主導的改革將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事實也是如此。例如，為了發展經濟，日本政府對於工廠造成的環境污染採取了放任態度，使得民眾犧牲在工業進步的祭壇上。“足尾銅礦事件”就是環境公害的典型，其中一些自由民權運動家為普通民眾的生存權奔走呼籲，展現出大無畏的精神。
　　自由民權運動主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擴大民眾的政治權利，焦點之一是要求制定憲法。當時的統治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的伊藤博文等人也認識到制定憲法的必要性。這樣政府和民間就形成了合力，推動日本在維新21年之後，也就是1889年就制定了憲法。這是東亞第一部憲法。當然，從後世的角度看，這部憲法有很多問題和漏洞，但是其意義不容低估。它不但是日本建立全新政治體制的努力成果，也為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晚清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主要學習的對象就是這部日本憲法。

　　第四，進行社會啟蒙。“文明開化”是三大改革國策之一，其目的就是要破除舊思想、舊觀念，學習和吸納新文明。明治維新的第三年，日本人就開始進行“頭髮革命”，將傳統的髮型剪掉。日本男人傳統的髮型叫做“丁髷”，就是將頭頂部的頭髮剃光，其餘的頭髮結成發髷向前面彎曲伏在頭頂。外國人把這種髮型叫做“豬尾巴”（pigtail）。所以，最早“豬尾巴”不是用來罵中國人的，是用來罵日本人的。但到1871年他們就把頭髮剪了，而且是天皇帶頭做的。“頭髮革命”看似小事，其實是打破保守勢力、推動社會改革的一步妙棋。如果連一條辮子都不想動，思想、制度更是根本不會觸動。中國一直到清朝亡了之後才剪辮子，足足比日本晚了三十多年。
　　需要強調的是，社會啟蒙的主要工作不是政府做的，而是民間做的。特別是思想家福澤諭吉，居功甚偉，堪稱“一個國家的啟蒙老師”。他一生不入官場，堅持在民間辦教育，著書立說。在推翻幕府之初，維新政府曾發徵召令，福澤諭吉託病不肯出仕。後來政府又要他負責政府的學校部門，也被婉言拒絕。他說：“自己走自己的路，絕不依靠政府，也不拜託官員。”福澤諭吉的著作《西洋事務》、《勸學篇》、《文明概論》等，都擁有無數讀者，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福澤諭吉給日本帶來了全新的觀念，比如他提出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等級鮮明的日本社會就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此外，還有教育家中村正直，他翻譯的《自助論》在當時洛陽紙貴，滌盪國民心智。還有啟蒙團體“明六社”， 以“開啟民智”為己任，翻譯引進歐美學說，向國民傳播新知識、新思想，為日本開啟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這些來自民間、立足民間的思想家和思想團體，為日本社會的思想啟蒙發揮了重要作用，思想啟蒙也推動了明治維新的深入發展。沒有思想解放，一場改革就不可能走多遠。反觀清王朝，真正的啟蒙思想家少之又少，而且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影響力。一直到19世紀末，中國的思想界幾乎是死水一潭。知識分子們仍然埋首於四書五經，不想、不願也不敢接受新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時日本學習中國，卻沒有引進科舉制度。稍微了解一些歷史的都知道，科舉制度在維護歷代王朝統治中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舉制度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一定的社會流動性，給下層社會以希望（或者說是幻想），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在很長歷史時段里，科舉的制度優越性都很突出。可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制度的落後性越來越凸顯出來。雖然這個國家面臨着重大的歷史轉折，但是當時讀書人仍然酣睡在“讀書－做官－發財－光宗耀祖”的舊夢中，不肯醒來。儘管這些社會精英有可能成為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改革舊制度的願望，反而繼續維護舊制度，夢想成為舊制度的受益者。可以說，直到清王朝滅亡，中國的精英階層絕大部分還是維護當時的體制的，沒有改革動力。
　　可是日本完全不一樣。開放國門之前，日本社會是“士農工商”等級森嚴的社會，而且身份世襲，幾乎沒有什麼流動性。武士雖然是統治階級，但是也分為許多層級，難以逾越。這種制度劣性很明顯。如果這種制度延續，那些中下層武士幾乎沒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可是“黑船來航”，日本開國，整個國家處於大變革時代中，讓這些中下層武士看到了機會，他們改變舊制度的願望特別強烈。所以從尊王攘夷到明治維新，日本變革的主力軍就是中下層武士。比如說“明治維新三傑”、伊藤博文等人都出身於下層武士家庭，他們具有衝決網羅、開拓新路的勇氣，也確實為引領日本走向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周年，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年份里，日本關註明治維新的人並不多，反而在中國有許多人在回顧、討論明治維新。這是為什麼？因為日本已經完成了現代化，走出了明治維新的歷史陰影。因此日本人回顧明治維新，是把它作為單純的歷史來審視，很難激起情感上的波瀾。中國不同，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來的歷史延長線上，我們還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明治維新是中國的鏡子，當我們回顧明治維新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審視我們自己走過的道路，讓我們知道百年中國的進與退、得與失。只要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我們就走不出歷史的延長線，追問“日本做對了什麼”就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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