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聽他斷斷續續地說下去。這時候具象的事實不重要了，一種很真實的來自生命深處的氣息正在聚攏來包圍了我。那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底層的生命存在，殘酷而悲傷，卻又堅忍頑強。這場災難中死亡的人，把名字鐫刻在我們民族的歷史裡


　　老高按：前天轉發了河南社科院劉倩的文章，指出在第31個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來臨之際，中國對抗艾滋病的形勢仍然很不樂觀。那篇《血之殤》比較宏觀，比較理性；明鏡網隨後刊出劉倩又一篇文章，講述一位河南艾滋病農民的“正傳”。作者沒有煽情，甚至沒有追問，沒有呼籲，沒有譴責——就只是記錄，但細細敘述的文字，一筆一筆地刻畫出一位絕症患者從生到死的過程，以及自己的內心感受，她寫道：“只聽他跳躍地斷斷續續地說下去。這時候具象的事實不重要了，一種很真實的來自生命深處的氣息正在聚攏來包圍了我。那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底層的生命存在，殘酷而悲傷，卻又堅忍頑強。”我從作者的文字中感受到，這種氣息，也包圍了我這個讀者，進入到我的腦海肺腑，我的血脈骨髓。
　　讓我們來認識這樣的一位農民吧，也通過他，來接觸崛起、厲害了的中國的又一面現實吧。文中這位主人公，已經過世十年，現在中國農村的醫療條件想必有所改善。有位讀者在我的推特上就說：河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隨着大規模賣血而染上艾滋病毒的農民，絕大部分已經去世，現在河南艾滋病傳染方式已經有了新的特點。
　　恰巧最近還讀了《新京報》的文章《刀鋒邊緣：艾滋陰影下的手術困境》，和中國女演員袁立在上海復旦大學講述她為成千上萬塵肺患者奔走救助的故事，最讓我觸目驚心的一點，還是中國普羅大眾的醫療條件之落後——有些地方，有些條件，甚至是極端落後！
　　不由得不想，主管中央財政、各級地方財政的權力者和億萬富豪們，難道就不能下個狠心咬咬牙，在三五年內拿出一萬億、兩萬億（2017年中國預算收入28萬億），徹底讓中國醫療條件大翻身嗎？更不用說，應該、必須、亟需，對醫療資源高度集中、分布極不合理、中共特權階層占有太大份額的現有狀況，來個根本的改變！

　　順便說一句，我在推特上介紹劉倩的文章《血之殤》，讀者“人上一百，種種色色”，有一位就別具銳眼，指斥我為習總書記“洗地”。“幾乎點出的人都是習大頭的政敵……精準打擊，都有高手呀！”“很多似乎高知的人寫的洗地文章，應該也是文宣組織人搞的！幾十萬人被害死，就這樣都敢洗？”
　　這是什麼奇葩邏輯？想了想，大概指的是李克強1998年調到河南，當過代省長、省長和省委書記吧，而他現在是中國二把手，必是習近平的政敵；那麼揭露他曾經主政過的河南的陰暗面，那就必是為習近平洗地。
　　任何高官巨商，都肯定有自己的密友、部屬、政敵、對手。看到鞭撻或稱讚任何一個人的文字，都要轉彎抹角地勾連上“八杆子打不着、九杆子總能打着”的某人，設想他會從中“獲益”或者“受損”，這種病態思維、“21世紀株連法”，我還真的不適應、嘆為觀止。想起一個前蘇聯流傳的笑話：
　　一位莫斯科市民在公交車上：“您好同志，請問您是克格勃嗎？”
　　“不是。”
　　“您的家人有在克格勃工作嗎？”
　　“沒有。”
　　“您有同學在克格勃嗎？”
　　“沒有。”
　　“您有鄰居在克格勃嗎？”
　　“沒有。”
　　“您有親友——任何親友，比如您兒子的女友、嫂子的閨蜜、表弟的髮小在克格勃嗎？”
　　“沒有，沒有！”
　　“那您把腳挪開好嗎？您踩在我的腳上了。”
　　臧否褒貶某件事、某個人，就是臧否褒貶某件事、某個人。只有中了中共草木皆兵、動輒上綱的思維方式很深的毒，才會連綿不斷地無限聯想。
　　請讀讀下面這篇文章吧，對，您不需要任何深到黑箱的權謀盤算、高到雲端的政治敏感，讀它，只需要憑藉人人都應擁有的常識，憑藉人人都應具備的良知。


　　老歪正傳：記一位河南艾滋病災難的死者

　　劉倩，明鏡網

　　明鏡網編者按：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1個世界艾滋病日。我們特發表劉倩的專稿。本文主人公已經過世近十年，但是像他這樣的艾滋病患仍有許多，掙扎在死亡線上，期待得到社會的關懷。

　　我曾經許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上的艾滋病村莊，和那裡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傾聽他們的聲音，感受他們的感受，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
　　又一個世界艾滋病日即將來臨，我要繼續講述他們的故事，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要為在這場災難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們的名字鐫刻在我們民族的歷史裡。
 

　　2005年冬天，在艾滋病村莊的一場葬禮上，我一下就記住了他，體態特徵太明顯了：人很瘦，一張瘦臉總是歪向一邊。他披着一件軍大衣，說是人家送給的。
　　我跟村人一起在院子裡等待出殯，他很主動地跟我搭話。他說：賣血、艾滋病的事我最清楚了，你要想知道就問我，他們誰都沒有我清楚！
　　看他這樣說，村人都笑他。
　　他說得更急了，搶的一樣——
　　我賣血早，跟我一塊賣血的，好些人都死罷了，上年紀的人只賣過全采，有幾個還活着，他們太老了糊塗了說不清了，我單采全采都賣過，就我能說清！
　　也許有必要再說明一下全采與單采兩個概念。“全采”是賣血人員向醫院賣血，用於病人臨床輸血，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都是這種賣血方式。“單采”是1980年代以後引入的新技術，是賣血人員向血站賣血，血站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把紅血球回輸給賣血者。單采技術要求很嚴格，稍有疏忽，在回輸血球的過程中，同一批賣血者中只要有人帶有病毒，就很有可能傳染給這一批人，艾滋病病毒和其他肝病、瘧疾、性病病毒，就是這樣傳播開來。
　　我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啊？
　　他說：大號李鐵印，那是戶口本上登記哩。你叫我老歪就中！
　　村人又是一陣鬨笑。
　　有人說，你“那個本兒”上，寫的就是李老歪！誰知道李鐵印啊！
　　“那個本兒”，指艾滋病患者專用的醫療本。
　　老歪正色道：管他寫哩啥，不就是個名兒麼？我又不識字！
　　眾人笑得更響了。
　　我望向停放在堂屋當門的棺木，說，小聲點！
　　老歪說，不礙，沒事，都行易了。（習慣了）
　　是啊，艾滋病村莊，死人出殯，習以為常了。
　　在眾人並無惡意的調笑聲中，老歪很拿得住勢，他不笑也不惱，自顧說下去，講述他當年的賣血史。我正好問問清楚。
　　問他：你最早賣血是哪一年啊？
　　老歪：哪一年我記不清了，就知道是16歲，開始賣血。
　　那你今年多大了？
　　“45歲。”
　　有人很熱心幫着計算：29年了。今年2005年，開始賣血，那就是1976年。
　　老歪：100cc，5塊、10塊。後來漲到15、20、30、40，最高漲到50。那時朱雅麗王全州在化驗室里。——後來發現老歪說事總會說到一些現場“公家人”名字，好像為了證明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的真實性。我也總會記下這些人名，作為調查了解事件的線索。
　　問他：大集體時候你去賣血，不去地里幹活，隊長會願意？
　　“賣血不給工分啊！工分掙不夠拿賣血的錢去買啊！”
　　為什麼要去賣血呢？
　　“不賣血沒錢啊，顧不住嘴啊，家裡有病人啊，老父親半身不遂啊，28年臥床不起啊！”
　　問他：你16歲賣血時候，村裡有多少人賣血？
　　老歪：那時候沒有多少，一起賣血滿共有七八個。
　　有人說不止這個數，幫着細算：楊軍、鐵嶺、朱建才……這都是很早就常年賣血的。最終結果是，1970年代時，村里賣血者12人。“後來，大賣血時候賣血人就多了，幾百口子能賣的都賣，數不過來了！”人們說。
　　我問大家：只是你們小灘李的嗎？有沒有其他村的？
　　老歪搶答：“淨是俺莊的！俺莊賣血最早！”好像生怕別人搶了他們的榮耀。
　　問：這些人都還在不在？
　　老歪掐指一個個計算：馬炎龍，死了；李朝林，死了；蛤蟆，死了；李干臣，死了；俺自家門裡大哥林山他爹……
　　這時有人插言道：李干臣是最高領導人。
　　早就聽說已經死去的李干臣是當時“血頭”，於是問老歪：賣血，是不是李干臣領着你們？
　　“不是！”老歪回答很乾脆。他要保持自己獨立作戰的形象。
　　其實大家都知道，村里人最早賣血都是跟隨李干臣。於是又笑他。
　　眾人又一起回憶計算，最早那一批賣血的人已經死了八個。
　　老歪又搶答：八個死了，還有四個活着：我、馬炎東、朱建才、李連臣。又道：朱建才跟昨天埋的朱建方是弟兄。老朱家弟兄五個四個艾滋病，死罷仨了，朱建才是老二，老大沒染上。
　　我又問：那你最後賣血賣到啥時候？
　　“我最後賣到血站都不幹了，還偷着上杞縣去賣哩。”
　　你為啥偷着還要賣血呢？
　　“家裡沒錢啊！過年家裡沒任啥，沒錢，年都過不去，你說咋弄哩？罰計劃生育都急得嗷嗷叫借都借不來，家裡還有病人，你上哪弄錢哩？隊裡一個人一年才分了40斤麥，不夠吃哩，不想個點子咋弄哩？我說的是不是這樣，你問問俺紹成叔，他是那時候村幹部，你問問他看是不是這樣！40斤麥，一年！”
　　這一次，沒有人笑了，大家都嚴肅起來。
　　紹成叔應道：40斤麥，一人一年。那時候產量不高，最多一年分麥也沒有超過100斤的。
　　老歪：你看看，不想個點子咋辦？
　　我又問：你發現染病是啥時候？
　　“直到李干臣俺幾個人去告，來檢測，才知道的。”
　　這是哪一年的事，你能說清楚嗎？
　　“哪一年？這記不住了，我沒有留這個心。不過這事我管說清楚：初開始起時候，李干臣、我、馬炎東俺幾個告，馬炎東寫的材料。弄弄馬炎東他害怕了，不幹了。李干臣說咱倆干！我說好！俺倆抱膀干。俺倆瞪眼瞎不識字，光按指丫（按手印）！”
　　眾人哄堂大笑！
　　老歪：不用笑，這是真哩！誰說的話，說的啥，都簽的有字，簽不了字按指丫！就因為這，馬炎東不幹了，他害怕了，怕秋後算賬！
　　他不幹了，李干臣俺倆架膀子干，跑艾滋病的事！鄉防疫站，當時叫防保站，來抽了4個人的血，說是去化驗，其實他們扔扳了（丟掉了），說失效了！馬狗娃家的、羊庚家的、宋美容、張風雲，這4個人！他們不吭氣直接到戶家家裡抽哩，血抽了拿去了，鄉里說拿縣裡了，縣裡說給市里了，市里說沒見着。反正沒見了，說失效了。
　　老歪越說越快，乍一聽上去有些語無倫次了——
　　他不管，俺就生法給外頭聯繫，給北京打電話！俺看電視，光看北京新聞，守着個破電視黑了白了看，為找北京衛生部的電話號碼，找信訪辦的電話號碼哩！末了真打通了一個電話，算是托着人了，他幫俺打電話，聯繫上了上頭，人家給個“控病司”電話號碼——老歪一直把“疾控司”說成“控病司”——一打還真打通了！電話里說話跟面對面一樣哩！人家說電話里說不清，你們來人吧，要俺去哩！去北京！北京俺跑成了！後來叫李干臣代表上北京去了。到那咋說哩，我就知不道了。反正，北京直接打電話給市里領導了，上頭髮話了，他們才來檢測，叫俺幾個去化驗，化驗就都是這結果：艾滋病！
　　開始鄉里不敢弄，只查了十幾個人，怕影響不好，名譽賴。後來人太多了，公家來個大車，都去檢查，一查，都是艾滋病！大檢查！外村也都來了，抽血化驗！
　　大檢查時候，我也又抽血了又化驗了，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有艾滋病！這一回我沒有管也沒有問，我抽了血就走。真有病毒你給我本子，沒有病毒我哈哈一笑！
　　後來俺要求，恁上級多次來吧，到俺莊，訪問訪問，看看俺這啥情況！高強部長（衛生部長）來了，到縣委四樓接見的，我沒有去，有人去……
　　人又笑他：老歪鐵（鐵，有本事，有能耐），部長聽老歪哩，叫來就來了！那接見時候你咋不去哩？
　　老歪不管別人說啥，只管自己說下去——
　　部長問都有啥要求，就說一個水管，一個學校，一個醫療，一個修路，一個救助，他說都給你辦到！當時就分工，縣長是管打井哩，誰是解決醫療的，誰管啥誰管啥，這都分好了，說都給你們辦到，說一個星期錢都撥到位了！高強部長來哩那一回來好些人好些人。
　　有人又調侃：都是老歪叫來哩！
　　人們又鬨笑。
　　老歪：反正俺告了，告到北京了！打電話！還郵信！信到市里他給卡下來了，在鄉里郵局，他不郵，俺就從安徽省郵，轉一圈子，一回25塊！25塊呀！郵出去了，郵到北京控病司里了。北京直接打電話給市里，還打的傳真！這是市里衛生局長趙紀凱說的，那一回叫俺幾個去市里化驗，還請了客，喝了酒，吃飯時候說哩！要不俺也不知道啊，他說直接打的傳真，北京說你們那都是艾滋病！
　　眾人又笑他：這裡又沒有請你客，你慌恁很幹啥？說恁快，誰能聽清你說哩啥！
　　我趕緊說：我明白，老歪在說最初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是不是？
　　老歪受到鼓勵，加快語速地說下去——
　　一開始他們根本不想管！說不是啥好事。說俺不是好事，是壞事，不想管。俺硬沾，天天上鄉里上縣裡找他們。先找鄉里，鄉里不管，他們還說賴話，他們說，你們成天不干好事！我說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願逮走逮走！李干臣說願殺殺！
　　眾人又笑：能得你！
　　老歪沉浸當時情景，只管說下去：俺說，俺說瞎話嘍你叫俺逮走，是事實嘍你不解決是你的責任！後來看俺跑成了！上北京哩！他們才害怕了，不管不中了！
　　語氣中透出幾分英勇和豪氣，還有掩不住的得意。
　　看老歪越說越急，眾人又笑。
　　村人的笑對老歪並無惡意，卻也透出明明白白的嘲諷與輕蔑，包含着對他自鳴得意的不屑和自詡英勇的質疑。顯然，人們眼中，老歪絕非英勇之輩，而是誰都可以嘲笑的對象。老歪也已經習慣了。
　　其實，我發現，老歪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總是很善良很細心地關心別人，用現代話語講，可以說是很有公心很有社會參與感的人。而且老歪記性很好，他說過的話里很多事實後來都得到了印證。

　　又一次，是埋葬李繼臣。
　　艾滋病村每逢出殯，全村能到場的都會到場，這已成規矩，老歪自然也來了，忙前忙後。李繼臣的兒子撫棺痛哭跪地不起，老歪告訴我，兒子也像他爹一樣，有艾滋病。李繼臣弟兄4人，他是賣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第三人，現在只冇（剩）一個大哥還活着，70多歲了，早年賣過全采沒賣過單采，沒有艾滋病。
　　按規矩出殯由死者晚輩子侄駕轅，這次靈車駕轅的是李繼臣的侄子李林山，李林山也感染艾滋病，艾滋病患不能勞累，出力出汗就會發病發燒，燒幾次人就完了。所以每次送葬看着人不少，能出力的不多。加之村里道路泥濘，送葬隊伍走得很吃力，走走停停。隊伍中的老歪，自己走得歪歪扭扭，卻擔心林山勞累發病，一直說：林山，你別掏勁，林山，扶着就中。
　　埋葬完畢，人們指着旁邊的一座墳墓，告訴我那是李繼臣的弟弟，死去不知有沒有100天？老歪馬上接口說：相隔沒有100天！他們都是二十八（埋葬），那個是頭倆月的二十八，這個今兒也是二十八，才倆月！這是個哥，那個是弟。他又向我指看另一座墳墓：你不是問賣血最早有哪些人麼？這是賣血最早的李松勉的墳，俺一起賣血。他死時候50多歲，死過三年了。
　　臨別，老歪又說，你要想知道賣血艾滋病的事，趕明兒你去找我吧，我領住你看看，俺那一片都成空房空院了，沒有人了！

　　我真的去找老歪。老歪不在家，有一個人在旁邊小屋裡配藥做鞭炮，見到我們以為“查炮”，趕緊說：我是外村的，是他們“覓的”打工的。為我帶路的李新臣說，這是老歪的侄子出錢，在老歪家僱人生產，“老歪是艾滋病，有事好說點，這事（生產煙花爆竹）違法，擱一般人不敢做。也是侄子幫襯（幫助）老歪光棍兩兄弟。”正說着，老歪回來了，說是去鎮衛生院了：“這一發（一時）不好受哩，今兒去輸輸血就好受多了，輸蛋白更好些，就是太貴。過兩天有錢了再去輸兩袋血！”
　　老歪說的“蛋白”，即人血蛋白，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說來荒唐，當年河南農民艾滋病人很便宜的出賣自己的鮮血，後來又要用很昂貴的價格買回用他們的血生產的“蛋白”救命。

　　老歪和他的二哥住一起，倆光棍，都賣血感染了艾滋病。

　　老歪帶我看李松勉的家，一處破敗的房屋，說，他跟我一樣是個光棍漢，都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飢，這還是一人死了全家都亡！又帶我走過幾處院落，邊走邊說，這些有家有口的也都關門閉戶了，有的兩口都死了，有的男的死了女的走了，都關門閉戶了！你看，這一家鍋都叫人家揭走了，偷走了！剩下的小的都出去打工了，沒“偎頭”，孩兒們也不回來了。村里青壯年人快死完了，我這一撥的，45歲左右的，就冇（剩下）十來個人了。老歪抬起胳臂划過一大片空房院，說，這一片，都沒人了！
　　艾滋病村莊凋敝破敗的悽慘景象令人震驚。

　　來年秋天，老歪病重，我去看他。老歪正在輸水，躺在院子裡的病榻上，一隻點滴瓶吊在旁邊的樹幹上。老歪更瘦了。他的哥哥像往常一樣沉默着，蹲在另一棵樹下抽自製的捲菸，旁邊有幾個人在做鞭炮。
　　老歪看見我，卻見出一絲笑意，說：“劉老師，我這一回是真被打倒了，恐怕不中了。”
　　老歪已經發病多次，“死幾回了”，都又奇蹟般地活了過來。
　　“也算值了，多少比我賣血少的都死罷了！”說着，他目光轉向正在幹活的人：“侄子做炮，買藥，不欠人家賬。”又望向掛在樹幹上的點滴瓶，說：這一瓶子藥18塊，“本兒”上供給的藥裡頭沒有，得自己掏錢買。用供給的免費的藥不管呼。不做炮哪有錢哩？
　　老歪聲音很小，聽上去很虛弱，但是他執意要跟我“說說話”。於是我搬一隻小凳坐在病榻旁邊，聽老歪說話。

　　這時的老歪說話很慢很輕，間或能感覺到他些許吃力的喘息——
　　自從知道得了艾滋病，就天天是給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幾回了。”這次他又這樣說時，我突然很質感地感覺到了“它”——仿佛“它”正俯身壓向“被打倒”的老歪。我一下體會到了老歪“天天”與“它”為伴與“它”打仗的含義。——那是怎樣一種生命的掙扎與搏殺？
　　那時候，李干臣、馬炎東、李新臣俺一起跑艾滋病的事，跑到上蔡，黑了才找到人家家，才知道有個控病司，——還是從上蔡知道了有個控病司，才知道上告要找誰。上蔡知道的多，他們找（上訪）得厲害，他們那抓了28個人……
　　俺莊第一個查出來的是馬勝，他是在外面打工獻血時候查出來的，保密不說。後來就是馬炎東、李干臣俺仨，也不敢說。
　　頭先找他們不解決，找誰誰推，國家都不管了。後來控病司插手，他們瓤了（軟了，害怕了），後來記者來了，不吭氣直接來到村里，政府知道了，一下攆到太康，沒攆上。說是控病司來人啦！來調查了！連縣裡都沒有走，直接到村里，黑了到戶家了！俺們打電話反映情況，他們能不來調查嗎？
　　——老歪斷斷續續又說出一些當年“跑艾滋病”的細節。
　　大哥一家對我不賴，侄子一直幫我。侄媳婦有病了需要輸血，我說輸我的吧，我也沒有別啥能給他們。誰知道又禍害了侄媳婦，傳給了她艾滋病，那時候還不知道有艾滋病……我一查出來有病毒，就想到我侄媳婦輸過我的血！開始不敢給她說，後來還是說了。侄媳婦子宮癌，做手術開刀，在鄉衛生院輸我的血，衛生院馬騰抽哩，那時候還有王國新、尹華斌，他們說你們輸自己的血吧，買人家的不還得錢麼？我說好。沒想着……要知道……花多少錢也不給她輸啊！當時輸了血，俺侄子還給買了菜，買了酒，我說我不喝。查出來一年多二年，我也沒敢吭氣，怕她心裡煩。有一天我慢慢給俺嫂子（侄媳婦的婆母）漏漏，我說嫂子啊，我可是有這個病毒啊！俺嫂子說，咦，你啥時候知道哩啊！我沒敢說早就知道了，說才查出來哩。我說，侄媳婦可是輸了我的血啊……俺嫂子她當時也沒有吭氣。過兩個星期，侄媳婦回來查，真有病毒！跟我一樣！她現在在外面瞧哩，說那邊大醫院瞧得及時些好些，身體比我強點。侄子兩口在深圳做小生意，倆小孩在家上學，俺大哥大嫂招呼着，他們60多了，沒有賣血沒有病毒。侄子腿上長個瘡，也不知道會不會是性傳播？我叫他查查，也不知道他查沒有？……到如今，我能說啥哩？要知道說啥也不給她輸血啊！俺侄媳婦沒有抱怨我，要是抱怨我我也沒辦法……

　　“尋過一個女人。”老歪的話題跳躍得很快。說到這裡，他乾枯的臉上泛起一片潮紅，眼睛發着光，分明流露出對生命的無限依戀——

　　那一天在縣醫院，院長說給你說個女人吧。有病，沒有錢。你替她把錢出了。我說我沒有錢。我能說我有錢，賣血？他說開刀手術費不叫你掏了，你把她的藥費出了，人歸你。藥費一傢伙花5000！那時候一個雞蛋才賣8分錢，我全憑賣血掙幾個錢。我替她打了兩回錢，第一回3000元，第二回2000元。劉莊店的女人，安徽邊界，長得小精小精的。還帶一個小妮兒。我比她大16歲。領回家過了4年，她嫌我父親26年半身不遂，娘老了，跑了！我真想把她娘兒兩個砍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要找公安去她娘家剁門，非消滅她娘家完！俺老表勸我你可不敢啊，你爹你娘還活着哩！幾個爺們都來勸我說算了吧……好，我說看你們的面子。就算了……要是只我一個人，她跑不掉了，她娘兒倆出不了門我都給她砍了！咱不乾沒良心的事。她壞良心是她的事。
　　我16歲就賣血，伺候俺爹。俺哥老實。俺爹58年挨鬥爭叫“扛的”，“扛”倒在地下落下半身不遂。俺娘不鐵，織布機子不會安，紡棉花紡不多，俺幾個小孩小，欺負俺。他們看我現在鐵了，不敢惹我了……

　　我一句不問，只聽他跳躍地斷斷續續地說下去。這時候具象的事實不重要了，一種很真實的來自生命深處的氣息正在聚攏來包圍了我。那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底層的生命存在，殘酷而悲傷，卻又堅忍頑強。直到老歪說累了，睡着了。
　　老歪不想死，就這樣病着，他又熬過了一年。
　　及至2008年冬天，我再來村里，村主任李衛華告訴我，老歪這回恐怕真不中了。我去看他，他已經消瘦到皮包骨。
　　六十多歲的哥哥“學會了扎針”，正在家裡給四十多歲的弟弟輸水。兩個艾滋病弟兄，相互守望生命最後的歷程。
　　病臥在床的老歪向放在枕邊的一張滿是痰液的紙又吐了一口，清清嗓子，吃力地跟我說：去年跟閻秀榮一起發病，她死罷了，我CT4剩7個了……（“CT4”我不懂，在網上查了一下，據說應該是CD4——但很多文章都在說CT4——是人體免疫系統中一種重要免疫細胞。艾滋病毒會附着、進入CD4細胞並感染它。艾滋病毒會不斷複製，CD4細胞會被破壞殆盡。目前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低於350，就應開始治療。而老歪這項指標低到7，也就病入膏肓，命懸一線了。——老高注）。醫生說你沒有人，有人了好好瞧瞧，瞧好了年下能吃上扁食（過年吃上餃子），瞧不好年下扁食吃不進嘴裡了。
　　老歪掙扎着向我指看桌上的藥物，說，公家給的只有柴胡一般藥，姐姐才又打錢過來了，姐打錢多回了，哥給買了“營養藥”螺旋藻——我立刻想到高耀潔說有人在艾滋病人中推銷螺旋藻騙錢，說螺旋藻可以治療艾滋病。
　　老歪拒絕我的幫助，他說我不能再要你的錢，不要你的工資。他說：你給張華說說，叫他給點啥吧，沒有面了，麥都焐了，不能吃了，借點好面俺哥都給我擀麵條了。
　　張華曾經是鄉里主管他們村的副書記，老歪不知道他早已調走。
　　老歪說：我這回過不來了，我走了還有俺哥哩，……
　　瀕臨死亡的老歪，放不下生命里最後一份牽掛。
　　我不知道說什麼，老歪卻巴巴望着我，喘息道：劉老師，好些話我都沒告給人說過，只告給你說了，不怕你笑話，我給你說哩都是實話，貼心哩話。最後老歪極不甘心地嘆道：我咋也沒想着我會到這一步啊！

　　這次老歪流淚了，他躺在床上伸出胳膊向我指看當年賣血的針眼，然後一動不動，骨頭一樣的胳臂掩不住他流淚的臉。
　　這一次，老歪真的被打倒了，他再也沒有站起來。他走了。老歪的生命很頑強，他與體內的艾滋病毒作戰到最後。
　　不久，老歪李鐵印的二哥，李銅印去世。

　　老歪弟兄倆的墳墓已經青草蔥蘢，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在他們的責任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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