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下去。这时候具象的事实不重要了，一种很真实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正在聚拢来包围了我。那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底层的生命存在，残酷而悲伤，却又坚忍顽强。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把名字镌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


　　老高按：前天转发了河南社科院刘倩的文章，指出在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来临之际，中国对抗艾滋病的形势仍然很不乐观。那篇《血之殇》比较宏观，比较理性；明镜网随后刊出刘倩又一篇文章，讲述一位河南艾滋病农民的“正传”。作者没有煽情，甚至没有追问，没有呼吁，没有谴责——就只是记录，但细细叙述的文字，一笔一笔地刻画出一位绝症患者从生到死的过程，以及自己的内心感受，她写道：“只听他跳跃地断断续续地说下去。这时候具象的事实不重要了，一种很真实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正在聚拢来包围了我。那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底层的生命存在，残酷而悲伤，却又坚忍顽强。”我从作者的文字中感受到，这种气息，也包围了我这个读者，进入到我的脑海肺腑，我的血脉骨髓。
　　让我们来认识这样的一位农民吧，也通过他，来接触崛起、厉害了的中国的又一面现实吧。文中这位主人公，已经过世十年，现在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想必有所改善。有位读者在我的推特上就说：河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随着大规模卖血而染上艾滋病毒的农民，绝大部分已经去世，现在河南艾滋病传染方式已经有了新的特点。
　　恰巧最近还读了《新京报》的文章《刀锋边缘：艾滋阴影下的手术困境》，和中国女演员袁立在上海复旦大学讲述她为成千上万尘肺患者奔走救助的故事，最让我触目惊心的一点，还是中国普罗大众的医疗条件之落后——有些地方，有些条件，甚至是极端落后！
　　不由得不想，主管中央财政、各级地方财政的权力者和亿万富豪们，难道就不能下个狠心咬咬牙，在三五年内拿出一万亿、两万亿（2017年中国预算收入28万亿），彻底让中国医疗条件大翻身吗？更不用说，应该、必须、亟需，对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分布极不合理、中共特权阶层占有太大份额的现有状况，来个根本的改变！

　　顺便说一句，我在推特上介绍刘倩的文章《血之殇》，读者“人上一百，种种色色”，有一位就别具锐眼，指斥我为习总书记“洗地”。“几乎点出的人都是习大头的政敌……精准打击，都有高手呀！”“很多似乎高知的人写的洗地文章，应该也是文宣组织人搞的！几十万人被害死，就这样都敢洗？”
　　这是什么奇葩逻辑？想了想，大概指的是李克强1998年调到河南，当过代省长、省长和省委书记吧，而他现在是中国二把手，必是习近平的政敌；那么揭露他曾经主政过的河南的阴暗面，那就必是为习近平洗地。
　　任何高官巨商，都肯定有自己的密友、部属、政敌、对手。看到鞭挞或称赞任何一个人的文字，都要转弯抹角地勾连上“八杆子打不着、九杆子总能打着”的某人，设想他会从中“获益”或者“受损”，这种病态思维、“21世纪株连法”，我还真的不适应、叹为观止。想起一个前苏联流传的笑话：
　　一位莫斯科市民在公交车上：“您好同志，请问您是克格勃吗？”
　　“不是。”
　　“您的家人有在克格勃工作吗？”
　　“没有。”
　　“您有同学在克格勃吗？”
　　“没有。”
　　“您有邻居在克格勃吗？”
　　“没有。”
　　“您有亲友——任何亲友，比如您儿子的女友、嫂子的闺蜜、表弟的发小在克格勃吗？”
　　“没有，没有！”
　　“那您把脚挪开好吗？您踩在我的脚上了。”
　　臧否褒贬某件事、某个人，就是臧否褒贬某件事、某个人。只有中了中共草木皆兵、动辄上纲的思维方式很深的毒，才会连绵不断地无限联想。
　　请读读下面这篇文章吧，对，您不需要任何深到黑箱的权谋盘算、高到云端的政治敏感，读它，只需要凭借人人都应拥有的常识，凭借人人都应具备的良知。


　　老歪正传：记一位河南艾滋病灾难的死者

　　刘倩，明镜网

　　明镜网编者按：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特发表刘倩的专稿。本文主人公已经过世近十年，但是像他这样的艾滋病患仍有许多，挣扎在死亡线上，期待得到社会的关怀。

　　我曾经许多次往返于中原大地上的艾滋病村庄，和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感受，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一次次行进在送葬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我要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要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
 

　　2005年冬天，在艾滋病村庄的一场葬礼上，我一下就记住了他，体态特徵太明显了：人很瘦，一张瘦脸总是歪向一边。他披着一件军大衣，说是人家送给的。
　　我跟村人一起在院子里等待出殡，他很主动地跟我搭话。他说：卖血、艾滋病的事我最清楚了，你要想知道就问我，他们谁都没有我清楚！
　　看他这样说，村人都笑他。
　　他说得更急了，抢的一样——
　　我卖血早，跟我一块卖血的，好些人都死罢了，上年纪的人只卖过全采，有几个还活着，他们太老了糊涂了说不清了，我单采全采都卖过，就我能说清！
　　也许有必要再说明一下全采与单采两个概念。“全采”是卖血人员向医院卖血，用于病人临床输血，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这种卖血方式。“单采”是1980年代以后引入的新技术，是卖血人员向血站卖血，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单采技术要求很严格，稍有疏忽，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人带有病毒，就很有可能传染给这一批人，艾滋病病毒和其他肝病、疟疾、性病病毒，就是这样传播开来。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大号李铁印，那是户口本上登记哩。你叫我老歪就中！
　　村人又是一阵哄笑。
　　有人说，你“那个本儿”上，写的就是李老歪！谁知道李铁印啊！
　　“那个本儿”，指艾滋病患者专用的医疗本。
　　老歪正色道：管他写哩啥，不就是个名儿么？我又不识字！
　　众人笑得更响了。
　　我望向停放在堂屋当门的棺木，说，小声点！
　　老歪说，不碍，没事，都行易了。（习惯了）
　　是啊，艾滋病村庄，死人出殡，习以为常了。
　　在众人并无恶意的调笑声中，老歪很拿得住势，他不笑也不惱，自顾说下去，讲述他当年的卖血史。我正好问问清楚。
　　问他：你最早卖血是哪一年啊？
　　老歪：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就知道是16岁，开始卖血。
　　那你今年多大了？
　　“45岁。”
　　有人很热心帮着计算：29年了。今年2005年，开始卖血，那就是1976年。
　　老歪：100cc，5块、10块。后来涨到15、20、30、40，最高涨到50。那时朱雅丽王全州在化验室里。——后来发现老歪说事总会说到一些现场“公家人”名字，好像为了证明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真实性。我也总会记下这些人名，作为调查了解事件的线索。
　　问他：大集体时候你去卖血，不去地里干活，队长会愿意？
　　“卖血不给工分啊！工分挣不够拿卖血的钱去买啊！”
　　为什么要去卖血呢？
　　“不卖血没钱啊，顾不住嘴啊，家里有病人啊，老父亲半身不遂啊，28年卧床不起啊！”
　　问他：你16岁卖血时候，村里有多少人卖血？
　　老歪：那时候没有多少，一起卖血满共有七八个。
　　有人说不止这个数，帮着细算：杨军、铁岭、朱建才……这都是很早就常年卖血的。最终结果是，1970年代时，村里卖血者12人。“后来，大卖血时候卖血人就多了，几百口子能卖的都卖，数不过来了！”人们说。
　　我问大家：只是你们小滩李的吗？有没有其他村的？
　　老歪抢答：“净是俺庄的！俺庄卖血最早！”好像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荣耀。
　　问：这些人都还在不在？
　　老歪掐指一个个计算：马炎龙，死了；李朝林，死了；蛤蟆，死了；李干臣，死了；俺自家门里大哥林山他爹……
　　这时有人插言道：李干臣是最高领导人。
　　早就听说已经死去的李干臣是当时“血头”，于是问老歪：卖血，是不是李干臣领着你们？
　　“不是！”老歪回答很干脆。他要保持自己独立作战的形象。
　　其实大家都知道，村里人最早卖血都是跟随李干臣。于是又笑他。
　　众人又一起回忆计算，最早那一批卖血的人已经死了八个。
　　老歪又抢答：八个死了，还有四个活着：我、马炎东、朱建才、李连臣。又道：朱建才跟昨天埋的朱建方是弟兄。老朱家弟兄五个四个艾滋病，死罢仨了，朱建才是老二，老大没染上。
　　我又问：那你最后卖血卖到啥时候？
　　“我最后卖到血站都不干了，还偷着上杞县去卖哩。”
　　你为啥偷着还要卖血呢？
　　“家里没钱啊！过年家里没任啥，没钱，年都过不去，你说咋弄哩？罚计划生育都急得嗷嗷叫借都借不来，家里还有病人，你上哪弄钱哩？队里一个人一年才分了40斤麦，不够吃哩，不想个点子咋弄哩？我说的是不是这样，你问问俺绍成叔，他是那时候村干部，你问问他看是不是这样！40斤麦，一年！”
　　这一次，没有人笑了，大家都严肃起来。
　　绍成叔应道：40斤麦，一人一年。那时候产量不高，最多一年分麦也没有超过100斤的。
　　老歪：你看看，不想个点子咋办？
　　我又问：你发现染病是啥时候？
　　“直到李干臣俺几个人去告，来检测，才知道的。”
　　这是哪一年的事，你能说清楚吗？
　　“哪一年？这记不住了，我没有留这个心。不过这事我管说清楚：初开始起时候，李干臣、我、马炎东俺几个告，马炎东写的材料。弄弄马炎东他害怕了，不干了。李干臣说咱俩干！我说好！俺俩抱膀干。俺俩瞪眼瞎不识字，光按指丫（按手印）！”
　　众人哄堂大笑！
　　老歪：不用笑，这是真哩！谁说的话，说的啥，都签的有字，签不了字按指丫！就因为这，马炎东不干了，他害怕了，怕秋后算账！
　　他不干了，李干臣俺俩架膀子干，跑艾滋病的事！乡防疫站，当时叫防保站，来抽了4个人的血，说是去化验，其实他们扔扳了（丢掉了），说失效了！马狗娃家的、羊庚家的、宋美容、张风云，这4个人！他们不吭气直接到户家家里抽哩，血抽了拿去了，乡里说拿县里了，县里说给市里了，市里说没见着。反正没见了，说失效了。
　　老歪越说越快，乍一听上去有些语无伦次了——
　　他不管，俺就生法给外头联系，给北京打电话！俺看电视，光看北京新闻，守着个破电视黑了白了看，为找北京卫生部的电话号码，找信访办的电话号码哩！末了真打通了一个电话，算是托着人了，他帮俺打电话，联系上了上头，人家给个“控病司”电话号码——老歪一直把“疾控司”说成“控病司”——一打还真打通了！电话里说话跟面对面一样哩！人家说电话里说不清，你们来人吧，要俺去哩！去北京！北京俺跑成了！后来叫李干臣代表上北京去了。到那咋说哩，我就知不道了。反正，北京直接打电话给市里领导了，上头发话了，他们才来检测，叫俺几个去化验，化验就都是这结果：艾滋病！
　　开始乡里不敢弄，只查了十几个人，怕影响不好，名誉赖。后来人太多了，公家来个大车，都去检查，一查，都是艾滋病！大检查！外村也都来了，抽血化验！
　　大检查时候，我也又抽血了又化验了，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有艾滋病！这一回我没有管也没有问，我抽了血就走。真有病毒你给我本子，没有病毒我哈哈一笑！
　　后来俺要求，恁上级多次来吧，到俺庄，访问访问，看看俺这啥情况！高强部长（卫生部长）来了，到县委四楼接见的，我没有去，有人去……
　　人又笑他：老歪铁（铁，有本事，有能耐），部长听老歪哩，叫来就来了！那接见时候你咋不去哩？
　　老歪不管别人说啥，只管自己说下去——
　　部长问都有啥要求，就说一个水管，一个学校，一个医疗，一个修路，一个救助，他说都给你办到！当时就分工，县长是管打井哩，谁是解决医疗的，谁管啥谁管啥，这都分好了，说都给你们办到，说一个星期钱都拨到位了！高强部长来哩那一回来好些人好些人。
　　有人又调侃：都是老歪叫来哩！
　　人们又哄笑。
　　老歪：反正俺告了，告到北京了！打电话！还邮信！信到市里他给卡下来了，在乡里邮局，他不邮，俺就从安徽省邮，转一圈子，一回25块！25块呀！邮出去了，邮到北京控病司里了。北京直接打电话给市里，还打的传真！这是市里卫生局长赵纪凯说的，那一回叫俺几个去市里化验，还请了客，喝了酒，吃饭时候说哩！要不俺也不知道啊，他说直接打的传真，北京说你们那都是艾滋病！
　　众人又笑他：这里又没有请你客，你慌恁很干啥？说恁快，谁能听清你说哩啥！
　　我赶紧说：我明白，老歪在说最初向上反映艾滋病疫情，是不是？
　　老歪受到鼓励，加快语速地说下去——
　　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想管！说不是啥好事。说俺不是好事，是坏事，不想管。俺硬沾，天天上乡里上县里找他们。先找乡里，乡里不管，他们还说赖话，他们说，你们成天不干好事！我说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愿逮走逮走！李干臣说愿杀杀！
　　众人又笑：能得你！
　　老歪沉浸当时情景，只管说下去：俺说，俺说瞎话喽你叫俺逮走，是事实喽你不解决是你的责任！后来看俺跑成了！上北京哩！他们才害怕了，不管不中了！
　　语气中透出几分英勇和豪气，还有掩不住的得意。
　　看老歪越说越急，众人又笑。
　　村人的笑对老歪并无恶意，却也透出明明白白的嘲讽与轻蔑，包含着对他自鸣得意的不屑和自诩英勇的质疑。显然，人们眼中，老歪绝非英勇之辈，而是谁都可以嘲笑的对象。老歪也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发现，老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总是很善良很细心地关心别人，用现代话语讲，可以说是很有公心很有社会参与感的人。而且老歪记性很好，他说过的话里很多事实后来都得到了印证。

　　又一次，是埋葬李继臣。
　　艾滋病村每逢出殡，全村能到场的都会到场，这已成规矩，老歪自然也来了，忙前忙后。李继臣的儿子抚棺痛哭跪地不起，老歪告诉我，儿子也像他爹一样，有艾滋病。李继臣弟兄4人，他是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第三人，现在只冇（剩）一个大哥还活着，70多岁了，早年卖过全采没卖过单采，没有艾滋病。
　　按规矩出殡由死者晚辈子侄驾辕，这次灵车驾辕的是李继臣的侄子李林山，李林山也感染艾滋病，艾滋病患不能劳累，出力出汗就会发病发烧，烧几次人就完了。所以每次送葬看着人不少，能出力的不多。加之村里道路泥泞，送葬队伍走得很吃力，走走停停。队伍中的老歪，自己走得歪歪扭扭，却担心林山劳累发病，一直说：林山，你别掏劲，林山，扶着就中。
　　埋葬完毕，人们指着旁边的一座坟墓，告诉我那是李继臣的弟弟，死去不知有没有100天？老歪马上接口说：相隔没有100天！他们都是二十八（埋葬），那个是头俩月的二十八，这个今儿也是二十八，才俩月！这是个哥，那个是弟。他又向我指看另一座坟墓：你不是问卖血最早有哪些人么？这是卖血最早的李松勉的坟，俺一起卖血。他死时候50多岁，死过三年了。
　　临别，老歪又说，你要想知道卖血艾滋病的事，赶明儿你去找我吧，我领住你看看，俺那一片都成空房空院了，没有人了！

　　我真的去找老歪。老歪不在家，有一个人在旁边小屋里配药做鞭炮，见到我们以为“查炮”，赶紧说：我是外村的，是他们“觅的”打工的。为我带路的李新臣说，这是老歪的侄子出钱，在老歪家雇人生产，“老歪是艾滋病，有事好说点，这事（生产烟花爆竹）违法，搁一般人不敢做。也是侄子帮衬（帮助）老歪光棍两兄弟。”正说着，老歪回来了，说是去镇卫生院了：“这一发（一时）不好受哩，今儿去输输血就好受多了，输蛋白更好些，就是太贵。过两天有钱了再去输两袋血！”
　　老歪说的“蛋白”，即人血蛋白，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说来荒唐，当年河南农民艾滋病人很便宜的出卖自己的鲜血，后来又要用很昂贵的价格买回用他们的血生产的“蛋白”救命。

　　老歪和他的二哥住一起，俩光棍，都卖血感染了艾滋病。

　　老歪带我看李松勉的家，一处破败的房屋，说，他跟我一样是个光棍汉，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这还是一人死了全家都亡！又带我走过几处院落，边走边说，这些有家有口的也都关门闭户了，有的两口都死了，有的男的死了女的走了，都关门闭户了！你看，这一家锅都叫人家揭走了，偷走了！剩下的小的都出去打工了，没“偎头”，孩儿们也不回来了。村里青壮年人快死完了，我这一拨的，45岁左右的，就冇（剩下）十来个人了。老歪抬起胳臂划过一大片空房院，说，这一片，都没人了！
　　艾滋病村庄凋敝破败的凄惨景象令人震惊。

　　来年秋天，老歪病重，我去看他。老歪正在输水，躺在院子里的病榻上，一只点滴瓶吊在旁边的树干上。老歪更瘦了。他的哥哥像往常一样沉默着，蹲在另一棵树下抽自制的卷烟，旁边有几个人在做鞭炮。
　　老歪看见我，却见出一丝笑意，说：“刘老师，我这一回是真被打倒了，恐怕不中了。”
　　老歪已经发病多次，“死几回了”，都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也算值了，多少比我卖血少的都死罢了！”说着，他目光转向正在干活的人：“侄子做炮，买药，不欠人家账。”又望向挂在树干上的点滴瓶，说：这一瓶子药18块，“本儿”上供给的药里头没有，得自己掏钱买。用供给的免费的药不管呼。不做炮哪有钱哩？
　　老歪声音很小，听上去很虚弱，但是他执意要跟我“说说话”。于是我搬一只小凳坐在病榻旁边，听老歪说话。

　　这时的老歪说话很慢很轻，间或能感觉到他些许吃力的喘息——
　　自从知道得了艾滋病，就天天是给艾滋病“打仗”哩！“它天天跟着我，打倒我几回了。”这次他又这样说时，我突然很质感地感觉到了“它”——仿佛“它”正俯身压向“被打倒”的老歪。我一下体会到了老歪“天天”与“它”为伴与“它”打仗的含义。——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挣扎与搏杀？
　　那时候，李干臣、马炎东、李新臣俺一起跑艾滋病的事，跑到上蔡，黑了才找到人家家，才知道有个控病司，——还是从上蔡知道了有个控病司，才知道上告要找谁。上蔡知道的多，他们找（上访）得厉害，他们那抓了28个人……
　　俺庄第一个查出来的是马胜，他是在外面打工献血时候查出来的，保密不说。后来就是马炎东、李干臣俺仨，也不敢说。
　　头先找他们不解决，找谁谁推，国家都不管了。后来控病司插手，他们瓤了（软了，害怕了），后来记者来了，不吭气直接来到村里，政府知道了，一下撵到太康，没撵上。说是控病司来人啦！来调查了！连县里都没有走，直接到村里，黑了到户家了！俺们打电话反映情况，他们能不来调查吗？
　　——老歪断断续续又说出一些当年“跑艾滋病”的细节。
　　大哥一家对我不赖，侄子一直帮我。侄媳妇有病了需要输血，我说输我的吧，我也没有别啥能给他们。谁知道又祸害了侄媳妇，传给了她艾滋病，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艾滋病……我一查出来有病毒，就想到我侄媳妇输过我的血！开始不敢给她说，后来还是说了。侄媳妇子宫癌，做手术开刀，在乡卫生院输我的血，卫生院马腾抽哩，那时候还有王国新、尹华斌，他们说你们输自己的血吧，买人家的不还得钱么？我说好。没想着……要知道……花多少钱也不给她输啊！当时输了血，俺侄子还给买了菜，买了酒，我说我不喝。查出来一年多二年，我也没敢吭气，怕她心里烦。有一天我慢慢给俺嫂子（侄媳妇的婆母）漏漏，我说嫂子啊，我可是有这个病毒啊！俺嫂子说，咦，你啥时候知道哩啊！我没敢说早就知道了，说才查出来哩。我说，侄媳妇可是输了我的血啊……俺嫂子她当时也没有吭气。过两个星期，侄媳妇回来查，真有病毒！跟我一样！她现在在外面瞧哩，说那边大医院瞧得及时些好些，身体比我强点。侄子两口在深圳做小生意，俩小孩在家上学，俺大哥大嫂招呼着，他们60多了，没有卖血没有病毒。侄子腿上长个疮，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性传播？我叫他查查，也不知道他查没有？……到如今，我能说啥哩？要知道说啥也不给她输血啊！俺侄媳妇没有抱怨我，要是抱怨我我也没办法……

　　“寻过一个女人。”老歪的话题跳跃得很快。说到这里，他干枯的脸上泛起一片潮红，眼睛发着光，分明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依恋——

　　那一天在县医院，院长说给你说个女人吧。有病，没有钱。你替她把钱出了。我说我没有钱。我能说我有钱，卖血？他说开刀手术费不叫你掏了，你把她的药费出了，人归你。药费一家伙花5000！那时候一个鸡蛋才卖8分钱，我全凭卖血挣几个钱。我替她打了两回钱，第一回3000元，第二回2000元。刘庄店的女人，安徽边界，长得小精小精的。还带一个小妮儿。我比她大16岁。领回家过了4年，她嫌我父亲26年半身不遂，娘老了，跑了！我真想把她娘儿两个砍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要找公安去她娘家剁门，非消灭她娘家完！俺老表劝我你可不敢啊，你爹你娘还活着哩！几个爷们都来劝我说算了吧……好，我说看你们的面子。就算了……要是只我一个人，她跑不掉了，她娘儿俩出不了门我都给她砍了！咱不干没良心的事。她坏良心是她的事。
　　我16岁就卖血，伺候俺爹。俺哥老实。俺爹58年挨斗争叫“扛的”，“扛”倒在地下落下半身不遂。俺娘不铁，织布机子不会安，纺棉花纺不多，俺几个小孩小，欺负俺。他们看我现在铁了，不敢惹我了……

　　我一句不问，只听他跳跃地断断续续地说下去。这时候具象的事实不重要了，一种很真实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气息正在聚拢来包围了我。那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底层的生命存在，残酷而悲伤，却又坚忍顽强。直到老歪说累了，睡着了。
　　老歪不想死，就这样病着，他又熬过了一年。
　　及至2008年冬天，我再来村里，村主任李卫华告诉我，老歪这回恐怕真不中了。我去看他，他已经消瘦到皮包骨。
　　六十多岁的哥哥“学会了扎针”，正在家里给四十多岁的弟弟输水。两个艾滋病弟兄，相互守望生命最后的历程。
　　病卧在床的老歪向放在枕边的一张满是痰液的纸又吐了一口，清清嗓子，吃力地跟我说：去年跟阎秀荣一起发病，她死罢了，我CT4剩7个了……（“CT4”我不懂，在网上查了一下，据说应该是CD4——但很多文章都在说CT4——是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免疫细胞。艾滋病毒会附着、进入CD4细胞并感染它。艾滋病毒会不断复制，CD4细胞会被破坏殆尽。目前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低于350，就应开始治疗。而老歪这项指标低到7，也就病入膏肓，命悬一线了。——老高注）。医生说你没有人，有人了好好瞧瞧，瞧好了年下能吃上扁食（过年吃上饺子），瞧不好年下扁食吃不进嘴里了。
　　老歪挣扎着向我指看桌上的药物，说，公家给的只有柴胡一般药，姐姐才又打钱过来了，姐打钱多回了，哥给买了“营养药”螺旋藻——我立刻想到高耀洁说有人在艾滋病人中推销螺旋藻骗钱，说螺旋藻可以治疗艾滋病。
　　老歪拒绝我的帮助，他说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工资。他说：你给张华说说，叫他给点啥吧，没有面了，麦都焐了，不能吃了，借点好面俺哥都给我擀面条了。
　　张华曾经是乡里主管他们村的副书记，老歪不知道他早已调走。
　　老歪说：我这回过不来了，我走了还有俺哥哩，……
　　濒临死亡的老歪，放不下生命里最后一份牵挂。
　　我不知道说什么，老歪却巴巴望着我，喘息道：刘老师，好些话我都没告给人说过，只告给你说了，不怕你笑话，我给你说哩都是实话，贴心哩话。最后老歪极不甘心地叹道：我咋也没想着我会到这一步啊！

　　这次老歪流泪了，他躺在床上伸出胳膊向我指看当年卖血的针眼，然后一动不动，骨头一样的胳臂掩不住他流泪的脸。
　　这一次，老歪真的被打倒了，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他走了。老歪的生命很顽强，他与体内的艾滋病毒作战到最后。
　　不久，老歪李铁印的二哥，李铜印去世。

　　老歪弟兄俩的坟墓已经青草葱茏，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在他们的责任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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