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論》作者羅爾斯說:只有讓切蛋糕的人最後拿蛋糕,才能保證蛋糕切得最公平。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他一定拿到最小的蛋糕,自己就是受害者。但我們社會制定規則的人卻在規則之外,一切災難均與他們無關,必然導致規則無法公平公正
老高按:前天在微信群偶然讀到署名為張凱律師的文章《我們不在一輛車上》,溫和而又犀利,扎准了穴位,點出了目前中國社會災禍頻發的深層病灶何在。雖然我並非基督徒,而他這篇文章末尾,表示了對人類自己走出困境的絕望,“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無法自己從‘幽暗之地’走到‘流奶與蜜之地’……願上帝祝福中國”,這一點讓我未必認同,但我感到此文說出了我自己的內心感受。 從這篇文章開頭又得知,他此前還寫過一篇文章《我們都在一條船上》,於是在網上搜尋,找到了近四個月前的這一篇。果然如他所說,“一度走紅互聯網”,轉載的地方還真不少,可能我們萬維有熱血朋友也轉載過? 這裡,我將這位作者四個月前後的兩篇文章放在一起推薦,格外有趣,更發人深省。 第一篇文章,“我們都在一條船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期望讓人們(包括官家、有司)體認到:我們都屬於“命運共同體”,雖然有“不同的夢想”,卻還在“同一個世界”。作者以“疫苗事件”為切入點,反覆闡明:為了您自己的利益,您也應該關注我們共同乘坐的這條船的安危。您不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對那些關注大船命運的人說風涼話,須知厄運也有可能落到您自己頭上啊! 而“我們不在一輛車上”,相形之下,態度更為冷峻。文章指出了:中國這麼多社會災禍,禍根在於:決定民眾命運的人,與民眾並“不在一輛車上”,民眾遇到的災禍,與他們無關。 如果說第一篇文章,律師作者畢竟還充滿希望,還對一再封殺他的文章、不讓他通過“年檢”(中國律師要“年檢”!最該“年檢”甚至“月檢”的,難道不是那些官員?)導致他不能執業等等等這樣一些打擊儘量平心靜氣,調侃說“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誰認識局長,幫我和他聊聊。把這麼優秀的律師逼成一個靠文章打賞的人,實在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那麼短短四個月過去,第二篇文章,字裡行間滲透的就是“絕望”二字。 是不是就此“絕望”,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對官員與民眾“不在一輛車上”,我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感受。記得2013年馬雲演說:“這次北京的霧霾,我特別高興,我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因為特權階級他們有特權的水,這次沒有特級的空氣了,他們回到家同樣會面臨老婆孩子的指責。”但最近我接觸了很多國內來的學者、媒體人,他們告訴我,特權階級也有了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手段,避免吸進霧霾——他們與民眾“不在一輛車上”!自己能夠不吸霧霾了,他對百姓吸進霧霾,能感同身受,爭分奪秒去解決嗎?
都在一條船上
張凱律師,中國數字時代
2010年春天,我和十幾位律師、記者一起研討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討會記錄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刪,為了表示抗議,我把這個事記錄在了博客里。 之後,律師和記者分頭行動,一系列維權過程我都寫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見了很多當事人,他們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後,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種原因,他們只能說明在時間上有先後關係,但是誰能說清楚是否存在實質因果關係呢? 很多部門就是這麼搪塞他們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當時有證據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溫下保存和運輸。 高溫下的疫苗只是無效,還是變質為有毒物質?誰都說不清。 當時毒疫苗事件發生在山西,八年後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東。 這一東一西,惹動了人們的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經八年時間了,這八年,我經歷了人生各種起落和變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無力左右命運,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們何嘗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來船決定着我們的命運。

還好破洞在那邊!(圖片來自網絡)
事實是:船里的每一個人,決定着船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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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學今天給我留言,讓我寫寫毒疫苗的文章,因為他的孩子打了報道的問題疫苗,他不知道這疫苗進入孩子的血液里會發生什麼。 我還記得他嘲諷我:不懂得賺錢,每天總是關心自己改變不了的事情,閒的蛋疼。 我的同學就很會賺錢,平時不問西東,念叨着什麼歲月靜好。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東的事終於輪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給我發來好多這個事件的文章,問我是不是真的。 我說:“不傳謠,不信謠”。這正是他曾經發給我的微信。 2009年,我幫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幫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這位同學說:你什麼都改變不了,倒是把自己搭進去了。識時務者為俊傑。 他說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傑。所以,我不為自己辯護。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訴,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訴,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衛生部抗議,最後被拘留了,於是行政訴訟,我拿着他們的訴狀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來,最後被轟出去了,這事發生在北京的一個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處罰,最多十五天。但據說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尋釁滋事,刑期兩年。 確實,我什麼也沒有改變。 我常常感覺到:這樣的處境,律師是最沒用的,有時候,我們只是給當事人帶來一些心靈的安慰而已。 今天網上才傳出消息:過去管奶粉的領導,並沒有卸任,現在管疫苗了。 網友質問: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嗎? 疫苗問題沒有解決,管疫苗的人也沒有解決,但提問題的人都被解決了。 當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記者王克勤被報社下崗,總編包月陽被免職。還有當年的那些律師,我都不想多說了。 最近讀哈耶克,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類通往奴役的路,他說:“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說的是真的,那麼:今天的中國的樣子,就是中國人觀念塑造的,中國人普遍有什麼樣的想法,就有什麼樣的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人,有什麼樣的觀念,就會有什麼樣的疫苗。 我那位同學的想法,基本是國人的普遍想法。 平時我懶得理他,他也懶得理我,同一個世界,不同的夢想。 而這次,這位同學或許才意識到,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不僅僅我與這位同學,這次大富豪劉強東與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齊的農民,也站在了同一條船上。 平時我的這位同學一門心思賺錢,哪裡管什麼洪水滔天。但這次他發現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會溺水,總應該想想怎麼把船修好吧? 況且他平時很“愛國”,微信朋友圈幾乎沒有“負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裡轉發“人報”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國把貿易戰打到底,說什麼:美國亡我之心不死。 這位同學最後發信說:“要好好賺錢,讓兒子移民”。 我回覆:“真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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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膽的假設: 如果2010年,那些做報道的記者、律師不是被打壓,而是得到榮譽。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責任官員得到懲處,法院大膽的開庭審理,受害人得到高額賠償。 如果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NGO組織,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功效。 那今天會怎麼樣呢? 不用太聰明也會知道:會產生更傑出的記者、律師、官員…… 法官會充滿榮譽感,他們會驕傲的說:八年前那個案子是我判的…… NGO組織會自豪的把八年前他們的功績寫在自己的宣傳冊里,對來訪的人誇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貢獻…… 但,這一切都只是假設。 如果把我的這些假設翻譯成政治或法律詞彙,就是: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主權在民…… 這些已經被歷史無數次的驗證過的價值,難道我們還需要別出心裁,另闢新道嗎? 問題疫苗難道真的只是疫苗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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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青年說:“任何國家都有問題。” 是的,他們說的沒錯,但解決問題的方式卻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們把毒疫苗的帖子刪乾淨了,以為疫苗問題解決了。 但問題疫苗只是換了一個省。而且,這或許只是剛剛開始。 《南方都市報》刊發的調查報告《疫苗之殤》中披露,中國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慘的國家,每年至少都會有超過1000個孩子患上各種疫苗後遺症,或死或殘。 美國也曾經有過疫苗危機,大家都爭着要往美國這艘船上跳,看看他們是怎麼對待船客呢? 幾年前,美國麻州一家藥廠出現違規,導致全國腦炎爆發,76人死亡,該廠負責人被控二級謀殺,藥廠倒閉,賠償2億美金。 1988年,美國通過《國家疫苗傷害補償程序》。確立了為接種疫苗造成傷害的無過錯補償制度,受害人無需訴訟就可獲得初步賠償。 我們得到賠償的概率有多大呢? 這要解釋什麼是無過錯補償。簡單的說:雙方舉證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廣東四川有4名嬰兒注射乙肝疫苗後死亡。家屬向醫院提出索賠,院方稱:尚不能確定死因與疫苗有關。也就是說:家屬需要證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導致的。 想想,這樣的證明有多難?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這可以證明是疫苗導致的嗎?不可以。 醫院會說:孩子中午還吃飯了呢?你怎麼知道不是吃飯死的?醫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說明:吃飯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個幾年才會接種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訴訟對手是精通疫苗醫學的機構。你怎麼可能講過他? 你當然可以申請鑑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鑑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國確定的的無過錯補償責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為例,按照美國的法律,院方需要證明:孩子的死與疫苗沒有關係,如果院方不能證明,就要賠償。 依據上述的美國法律,也是先行賠付。先賠錢,然後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後,只要不是明顯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導致死亡,都會推定為疫苗導致。 而賠償的數額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獲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終和疫苗廠家達成和解協議:廠家補償十萬元,尚彩玲放棄訴訟和上訪權利。 從1988年至2000年法案實施12年間,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億多美元的基金救濟。平均每人約500萬人民幣。 從數字來看,我們孩子比美國孩子疫苗致殘、致死的數額多出十多倍。而賠償,我們比美國少十幾倍。 看了這樣的數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厲害了,我的國”的人會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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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寫下去了,再寫一下就又變成“別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這篇文章不要被刪,誰家沒個孩子,誰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當年為疫苗受害者呼籲的律師,現在多半已經不幹這事了。他們在哪裡,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還沒有給我年檢,所以不能執業,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誰認識局長,幫我和他聊聊。把這麼優秀的律師逼成一個靠文章打賞的人,實在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8年7月23日
我們不在一輛車上
張凱律師,時事評論
我的文章《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一度走紅互聯網,於是,重慶公交車的事情發生後,我收到很多人給我留言,督促我快再寫一篇:“我們都在一輛車上”。 還沒等我動筆,題目“我們都在一輛車上”的文章,在互聯網上就出現了好幾篇。 然而,如果真的認為:“我們都在一輛車上”,就顯然是很傻很天真。 中國幾乎所有的問題,歸其原因,恰恰在於:“我們不在一輛車上”。
01
避免重慶公交車事件發生,實際很容易,不用專業學習,就可以找到很多方案。 比如:司機區域增加防護設施;引進更科學的報站系統;甚至公交車內設計的更好看、更舒適,都會減少人們的焦慮。 但是,中國幾十年的公交車,幾乎沒有改變。 原因很簡單:有權決定這些事的人,根本就不坐公交車。 我們抱怨:我們用世界上最貴的汽油,但我們什麼都改變不了。可以決定油價的人,都坐專車,不會自己掏錢加油。 我們抱怨:醫藥費太貴,但我們也什麼都改變不了。決定醫藥費的人,都是公費醫療,不會自己掏錢治病。 管疫苗的,不打國產疫苗。 管奶粉的,不喝國產奶粉。 …… 我們不在一輛車上,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02
於是,我們制度的改變,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價。 孫志剛(之死),改變了收容遣送制度; 結石寶寶,推動了《食品安全法》出台。 然而,更多時候,就算是有血的教訓,也依然不會有太大的改觀。 決定整個社會規則的人,都在規則之外。 既然不在一輛車上,誰管在你車裡是死是活? 司機、乘客、以及那個發飆的中年婦女,看上去是他們彼此廝殺,但事實上,他們又都是受害者。 這只是中國底層社會相恨相殺,並最終同歸於盡的江湖世界。 廟堂之上,根本沒有他們的世界與生死。 他們的死亡,甚至也無法成為制度革新的祭物。 有人批判乘客的冷漠,但是,擠過公交的人都知道,這種衝突太平常了,公車上的彼此辱罵、甚至毆打,怎麼能指望其他乘客制止? 那樣或許只會有更大的衝突。甚至還可能構成尋釁滋事而被抓起來。 有人批判發飆的中年婦女。自己坐錯了站,卻拉一車人陪葬。 但是,這種撒潑我們早就習空見慣。只是這次她不幸,車正好在橋上。 仔細想想那個撒潑的婦女,甚至她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小心謹慎地活着,卻總是過不好這一生。 吃飯需要防止各種毒,上網需要防止各種騙,孩子從幼兒園就要防止各種欺負,稍有不慎,我們就掉到坑裡。 最近,幾個官員都抑鬱自殺,更何況是社會最底層的中年婦女? 或許,這只是中年婦女被無數次碾壓後的一次情緒失控而已。 誰又敢保證,下一個發飆的不是我們自己? 有人批評公交司機不專業。 但是單手抗暴是美國特種兵的素質。公交車司機平均工資是3000多,一天一百多,這大概連有些階層的貓糧都不夠。 司機的工資僅僅可以糊口而已,你指望他有李小龍的真功夫? 此事件中,很多人引用伏爾泰的名言: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但是,如果雪花根本沒有力量決定自己下降的方向,沒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其實,每一片雪花都是無辜的。 中國的實景是:決定公交車裡命運的人都不在公交車上。 公交車裡的人,甚至連牢騷都不可以有,只能默默承受。而一旦出現一點小問題,就可能立刻引爆,然後相恨相殺。 中國社會如今已經變成:走路的不顧騎車的;騎車的不管開車的;坐公交的不理開轎車的;開轎車仇恨開跑車的……。 大家不在一輛車上,所以可以冷面相對。 韓寒十年前寫的文章:《來,帶你到長安街掉個頭》,他的朋友開着奧迪A8,不掛車牌,可以在長安街上掉個頭,因為車窗上貼着“京安”“人民大會堂XXX”“政協XXX”等牌子。 十年過去了,普通的車有了限行,每周總有一天,連北京城都不能進。 但是,那些曾經可以在長安街上掉頭的車,依然可以掉頭,甚至普通人都看不到他們在掉頭。 大家不僅不在一輛車上,甚至都不在一條路上。
03
制定社會規則的人,不在規則之內,必然導致規則無法做到公平公正。 《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認為:只有讓切蛋糕的人最後去拿蛋糕,才能保證蛋糕切得最公平。 原因是:切蛋糕的人在自己的分配規則之內,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自己拿到的一定是最小的蛋糕,自己就是受害者。 而我們社會制定規則的人,卻在規則之外。一切災難,均與他們無關。 可以決定公車內規則的人,一輩子可能都不會坐公車,他怎麼可能為公車制定好的規則呢? 十幾年前,我是一個闖蕩京城的屌絲,每天需要在公交上一個多小時上下班,深刻體悟擠公交的勞苦。 公交車上,大聲呵斥、彼此怒目,甚至皮膚都要粘在一起。 帶着女朋友擠公交車,我費盡全力為她撐出的一點空間,那一點點的尊嚴,在停車與啟動中,隨時被侵占。 那種痛苦的經歷不僅僅是肉體,而是你感覺自己如同螞蟻一樣,隨時被碾壓,隨時被掏空。 在擁擠中,你感受到的是一種生命的絕望。 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柯克認為:如果社會成員處於精神上的失序狀態,那麼共同體的外在秩序也無法持久。 重慶公交車的失序,恰恰就是車裡人精神失序的外在表達。 絕望,正是精神的高度失序。 “絕望”也是最能表達重慶公交車落水事件的關鍵詞。 發飆的婦女因為絕望,毆打決定一車人安全的司機。 司機因為絕望,拼命地左轉,哪怕左邊是懸崖。 乘客因為絕望,冷漠地看着這一切。 看似偶然的事件,實際是車裡所有的人,用同歸於盡來表達絕望,我甚至認為:這是一次集體的自殺行動。 發飆的婦女、愁苦的司機、冷漠的乘客,這是中國底層社會,對於絕望最真實又最慘烈的表達。 如果找不到出路,這將會是中國未來社會的預演。
04
魯迅先生,曾經提出鐵屋子理論:在鐵屋子裡,很多人熟睡,你叫醒一些人,然而,如果鐵屋子人無法出去,你只是增加了他們的痛苦。但是,如果幾個人起來,誰說沒有毀壞鐵屋子的希望呢? 同樣,當更多的人看到了絕望,或許也正是希望所在。 人類怎樣才能克服自己的軟弱和毀滅性的衝動? 這也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記》中同樣面臨的難題。 靈魂失序,必然讓我們居住在“幽暗之地”。正如《約伯記》所說:“是死因混沌之地,那裡的光好像幽暗”。 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無法自己從“幽暗之地”走到“流奶與蜜之地”。 唯有找到真光才可以得到真自由。 制度的革新,如同猶太舊約的律法,它雖然可以指向光明,卻無法成為生命的救贖。心靈的自由,才可以邁向迦南。 我們需要走出不公平制度的禁錮,但我們更需要走出絕望,找到靈魂的秩序,重建倒塌的帳幕。 那樣,這片土地就有福了。 願上帝祝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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