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紅衛兵把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當口頭禪，更加信奉“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打人也越來越凶。文革期間，粗鄙的語言和野蠻的暴行都是值得稱道的革命造反精神


　　老高按：為寫文章檢索有關資料，無意間讀到姜和平12年前的回憶《教育部的小紅衛兵》，引起我的興趣。
　　之所以關注此文，因為幾方面的原因：第一，所寫的教育部大院，也是我妻子從小居住的地方，我每年回國在北京也時常在那兒住，曾寫過對教育部大院的印象；第二，文章作者姜和平，可算我妻子的早年街坊，我也早就認識：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擔任研究助理，業餘時間翻譯過英國記者賈斯柏·貝克的兩本書：《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和《天安之城：北京的帝國渴望和現代惡夢》（均為明鏡出版社出版）。這對於並無文科背景的她來說，很不容易！《餓鬼》這本書，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是繞不過去的。對這兩本書的出版和宣傳，我都或多或少參與過，所以與她打過多次交道，還在她的安排下，採訪過原作者賈斯柏·貝克。對教育部大院文革中的情況，我妻子當時歲數還小，而姜和平其時已經是懂事記事的年齡，能談出和寫出關於文革的許多往事。
　　關注此文的第三條原因，或許是最重要的原因，當然就是緣於最近屢次鬧起風波、成為輿論焦點的“大爺”“大媽”們。考諸年齡，“大爺”“大媽”們就是在文革中的“teenage”，1966年的歲數在10歲到18歲的少男少女。從姜和平此文，能夠探知他們的青春年華的言論行徑，自然就為解讀他們今天所作所為的歷史根源和心理根源，找到了鑰匙。


　　教育部的小紅衛兵

　　姜和平，新三屆


　　作者簡介：姜和平，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現居美國，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研究助理。

　　文革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機關院裡，由本部工作人員的子女組成了紅衛兵。他們成為教育部文革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這支紅衛兵於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約有三十名成員。他們自豪地宣稱，教育部幹部子女紅衛兵，是繼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之後，世界上第三支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成員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龍路學校等校的中學生，其中二龍路學校的學生居多。最小的上初一，十三歲左右；最大的十八九歲，上高三。他們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裡。
　　文革一開始，學校都停了課，他們從此不再去學校，在大院裡“就地鬧革命”。大院裡稱他們為“小紅衛兵”，以區別於機關幹部的派別組織。成立之初，小紅衛兵們用自己的紅領巾剪成紅袖章，用毛筆蘸着墨汁寫上毛體的“紅衛兵”三個字。
　　小紅衛兵當中有近半數成員的家長是司局級幹部。教育部大院裡長大的孩子，對於誰的家長是什麼級別，從小便耳熟能詳。誰的父母級別越高，誰就越趾高氣揚。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家長是中共黨員，即“革干”出身。有少數成員的家長不是黨員，出身職員，要求參加紅衛兵者可稱作“紅外圍”。紅衛兵的頭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學生。他的家長級別最高，母親是部機關黨委副書記，父親是在海軍大院任職的軍官。他本人還是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成員。
　　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動用夫人江青，並利用青少年造反。這也體現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參政點燃。1966年6月初，以辦公廳主任趙秀山、機關黨委副書記肖克傑為代表的少數左派開始炮轟高教部長蔣南翔。隨後趙、肖和批判蔣南翔的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壓制。這時，蔣在幹部會上傳達了中宣部代部長張際春對教育部文革的幾點指示。
　　幾天后，張際春代部長的夫人羅屏於6月9日忽然親臨教育部“闢謠”說，蔣所傳達指示純系謠言。初夏的這天天氣炎熱，大院沸騰了。人們簇擁着，呼喊着“羅屏同志”，爭着和羅握手。曾經反過蔣的人揚眉吐氣地見到了救星，他們從此風風光光地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冠。保過蔣的人則灰頭土臉地背上了“保皇派”的惡名，有人當場倒戈，加盟反蔣陣線，並聲淚俱下地痛表“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大家情緒激昂地呼喊“向羅屏同志學習，向羅屏同志致敬！”“羅屏同志的到來，大長無產階級志氣，大滅資產階級威風！”
　　蔣南翔聞訊趕到時，羅正在院子裡熱烈講演，並對遭迫害的左派們表示支持和慰問。蔣例行公事地走上前，伸手試圖與羅握手，周圍的小紅衛兵們急得滿頭大汗地喊，“別跟他握手！他是壞人！”羅立即縮回了手。從此，小紅衛兵以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形象開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顯露頭角。
　　羅屏的到來使教育部大院燃起了大批判的熊熊烈火。從此，往日平靜的大院捲入了文革的狂濤駭浪。羅的到來同時還宣判了蔣南翔政治上的死刑。人人皆知蔣是中央定性的走資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後台”。從此，蔣成為大院裡的頭號敵人，被大會批、小會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鬥會上，先是彎腰低頭接受批判，後來被喝令下跪，或被推來搡去，拳打腳踢。大院裡批蔣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小紅衛兵始終站在鬥爭最前沿。
　　一次，一個上初一的女紅衛兵厲聲質問蔣南翔，“說！你和蔣介石什麼關係？”蔣答，“沒有關係。”“胡說！你不老實！你們都姓蔣，你們都反黨反社會主義！怎麼沒關係？你們是一丘之貉！你必須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紅衛兵怒斥道，“一丘之貉”這個詞是剛從大字報上學來的。
　　連一些三四年級的小學生，也積極投入。有幾個小學生寫了大字報貼在和樂堂後牆上。大字報全文是，“蔣南翔，大壞蛋，白吃人民大米飯”。那稚拙的字體得到了人們的嘖嘖稱讚：“這孩子造反精神多強！”“文化大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呀！連小孩都發動起來了！”
　　的確，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無知和衝動。文革初的6、7、8月間，在大院裡監督黑幫勞改，勒令他們唱牛鬼蛇神嚎歌，大破四舊，到處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這些小紅衛兵顯出了比他們的父輩更強的造反精神和革命信念。紅衛兵成立之初，他們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前莊嚴肅穆地宣誓：“前輩為革命灑盡碧血，後代保江山掏盡紅心”。他們來到國防部一本正經地遞交請戰書，要求去越南參戰打美帝。
　　為了備戰練就鐵腳板，有的紅衛兵從西單到廠橋一路赤腳步行。他們還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收租院”泥塑，以提高階級覺悟，增強對敵人的仇恨。他們列隊走在街頭，歌聲嘹亮：
　　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大風浪里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橫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鬥爭，
　　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
　　革命江山萬代紅！
　　自從6月文革開始，大中小學的學生都停課搞運動。教育部紅衛兵每天聚在一起，高聲念毛語錄，唱革命歌，寫大字報，刷大標語。紅衛兵最喜歡唱毛語錄歌，唱起來激情澎湃：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有一首林彪語錄歌，唱着渾身是膽：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小紅衛兵還去中宣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北大、清華看大字報，進行革命串聯。有一次他們來到中宣部，正逢那裡揪斗一串黑幫，有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張磐石、張子意等大小“閻王”，就往中宣部樓上貼了“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牛鬼蛇神窩”的對聯。回到教育部後，小紅衛兵在本部辦公樓上也貼了同樣的斗大字的對聯。
　　教育部大院過去是清朝的鄭王府，院裡具文物價值的古蹟比比皆是。大紅門和二宮門之間有一對石獅，傍着垂柳座落在宮門兩側，景致宜人。這對石獅和天安門前、故宮裡的一樣大小，一般氣派。在破四舊的狂潮中，這對石獅也成了革命對象。這天，小紅衛兵們在石獅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繩子套住石獅，借用了兩輛卡車，高喊着口號，用沖天的革命幹勁硬是把獅子拉倒在坑裡“徹底埋葬”了。
　　大院裡豎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廣播，批判階級敵人的三反言行。廣播員由小紅衛兵擔任，憤怒和響亮的聲討響徹大院上空：“蔣南翔鼓吹資產階級白專，他口口聲聲說，清華大學是培養紅色工程師的搖籃。實際上搖來搖去，搖出了修正主義苗子！”“蔣南翔喪心病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他惡毒攻擊說，‘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是不再發展了。’”“蔣南翔還說什麼，延安整風，甄別十年，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蔣南翔妄圖壓制文化大革命罪該萬死！打倒蔣南翔！”
　　一天，有人發現大操場上有大字報碎片。小紅衛兵認定這是階級敵人破壞。於是他們決定在大院裡徹夜巡邏，保衛革命的大字報。他們雄赳赳氣昂昂的造反歌聲在大院裡處處迴蕩：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娘的官，
　　撤他娘的職，就滾他媽的蛋！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當年最後這兩句，是喊口號。其實前面幾句，也都是口號，不過多少還有點旋律。——老高注）
　　1966年8月，隨着社會上抄家風日盛，小紅衛兵在教育部院裡也開始抄家。這天他們來到大院裡的西跨院宿舍，到對外司副司長錢其琛家抄家。錢曾任駐蘇聯使館二秘，幾年前離任回國。小紅衛兵因此把錢視同蘇修。錢家有些從蘇聯帶回來的藝術品、用品等，都被視為修正主義“黑貨”。他們一邊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爛蘇修的狗頭！”一邊把那些“黑貨”砸爛、燒毀。
　　當時錢夫人周寒瓊和十歲的女兒京京在家。紅衛兵發現他們有一套斑竹做的藝術品，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緻小巧，也上前一腳踩了個稀巴爛。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幫家”。於是他們從附近的水房拉過來長長的橡皮管子，向錢家放水。然後又衝着嚶嚶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蘇修！打倒黑幫分子錢其琛”，才離開。
　　紅衛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資派組成勞改隊，勒令他們每天早晨戴着自製高帽到小食堂旁邊集合，然後在大院各處掃院子、掃廁所。這些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牛鬼蛇神”。這十幾人當中除了高教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以外，還有高教部副部長兼清華大學副校長高沂，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對外司司長李滔、副司長錢其琛，高教部研究室主任張健，中學司司長周子明，《人民教育》總編輯章煉烽，中專司司長肖敬若，政教司副司長肖岩，鮑正鵠司長，司機張景玉等。
　　他們每天到小食堂旁邊集合，先聽小紅衛兵訓話，喊“打倒黑幫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行，把自己寫的“勞改日記”交小紅衛兵審閱。小紅衛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教其他黑幫唱牛鬼蛇神嚎歌。然後每人持一把掃帚，在紅衛兵的監督和喝斥下，清掃大院。
　　文革初期，打人尚未成風。有一天，小紅衛兵在監督蔣南翔勞改時，一名高中男紅衛兵揪住蔣拳打腳踢。辦公廳機要員王耀魯路過正好看見，他喝住這個紅衛兵說，“不能打！你們把蔣南翔打壞了誰負責？他好歹還是中央候補委員吧？”這句話不但沒有制止暴力行為，反而立刻引起小紅衛兵群起攻之，他們七嘴八舌地斥罵比他們年長二十歲的王，“你他媽的臭老保！蔣南翔是你親爸爸怎麼着？告訴你，他走資派打死活該！”王耀魯從此灰溜溜地成了院裡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把蔣南翔打壞了誰負責”這句話成了人們恥笑的話柄。
　　8月18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對紅衛兵說“要武嘛！”從此社會上紅衛兵打人、打人致死時時發生。教育部鄰近的師大女附中校長被本校紅衛兵活活打死。副校長胡志濤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中學司副司長。胡在學校挨斗，被打成重傷，肋骨斷裂，不能行走。僅一街之隔，胡的女兒每次都要用平板車把遍體鱗傷的母親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紅衛兵又來到胡志濤家，喊着革命口號把她再揪回學校批鬥、毆打。
　　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紅衛兵把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當口頭禪，更加信奉“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打人也越來越凶。文革期間，粗鄙的語言和野蠻的暴行都是值得稱道的革命造反精神。
　　這天，小紅衛兵到李滔家抄家時對李拳相加，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幫時，凡挨斗者為女性，必定給她剃陰陽頭。有一次在辦公樓前的台階上斗黑幫，小紅衛兵給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連薅帶拽剃了陰陽頭，范的頭上被剪刀弄傷多處，鮮血淋淋。她渾身還被吐滿了吐沫。
　　幾個男紅衛兵圍毆身材高大的高沂，對高沒頭沒腦地痛打。高頓時頭破血流，遍身青腫。事後高去郵電醫院，診斷其“眼眶骨折”，幾乎傷及眼球。小紅衛兵中幾個頭面人物議論說，近來階級敵人不老實，要教訓他們。於是抓來幾個正在院裡掃地勞改的黑幫，皮帶棍棒、拳腳並用一頓狠打。其中對張健打得最重，張直呼“救命”。因為紅衛兵指控張最“囂張”。

　　8月下旬的一天，小紅衛兵來到蔣南翔家抄家。蔣住在教育部大門對面的一個獨院。抄家，即先把紅衛兵認定是四舊的東西能砸的砸，能燒的燒，再把他們認為是反革命罪證的東西抄走。為防止“階級敵人報復”，還要沒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過程中，紅衛兵發現蔣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帶有“機密”字樣，還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蔣和毛澤東的合影。紅衛兵們翻看着怒斥說，“蔣南翔你這個黑幫，你還配跟毛主席照像！”一些紅衛兵看守這些文件，其餘人繼續革命行動。
　　抄蔣家的過程都由小紅衛兵進行，沒有本部幹部或其他成人在場。蔣八十高齡的母親和六十多歲的姐姐在家。在場的還有在蔣家工作的公務員姜樹桂。抄得蔣家一片狼籍時，以紅衛兵頭目為首的幾個高中男生開始輪流用銅頭寬皮帶毒打蔣。他們喝令蔣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隻腳踩住蔣的頭，使其緊挨地面，動彈不得，然後用皮帶猛抽蔣的後背。
　　時逢夏天，蔣穿一件白襯衣。他們打了一陣，撩開襯衣一看，蔣的後背已經皮開肉綻，血痕累累。其中一紅衛兵說，“不行，還沒組成圖案！”於是再往傷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們毒打蔣的時候，強迫蔣母和姐姐在旁觀看。被稱為“地主婆”、剃了陰陽頭的蔣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發抖地抽泣。幾個十七、八歲的男性對這兩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帶、拳腳。
　　蔣母和姐姐挨着打悽厲地哭叫着姜樹桂，“老薑啊！”姜在一旁說，“你們叫我有什麼用呢。”過了一會兒，紅衛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問蔣的姐姐，“他反黨，該打不該打？”蔣姐顫慄着說，“該打。”“好，你說該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劃清界限！”這個紅衛兵遞過皮帶，強迫蔣的姐姐抽打蔣。
　　被剃成陰陽頭的蔣的姐姐一邊哭喊着，“你反黨，你反黨”，一邊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命令，一切地富反壞右分子不許繼續住在北京，必須遣返原籍。當天晚上，小紅衛兵押送蔣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車站。蔣母回到原籍後不久便去世了。
　　遭到小紅衛兵毒打最重的是司機班的張景玉。蔣南翔成了黑幫，和蔣有工作關係者都被列入“蔣家王朝”而遭殃，為蔣開車的司機張景玉被指為特務、歷史反革命。張往日言語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聯歡會上，常表演幾個小魔術節目。張家住在鄰近的宏廟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婦女。小紅衛兵到張家抄家時，為了找“變天賬”，把張家屋裡挖地三尺。抄家後，張即被小紅衛兵帶走關押並勞改。張表演魔術用的道具都被說成是特務用具，抄走後砸毀。
　　這天抄家後，張被帶到小食堂旁邊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命令他交代特務罪行，殘酷地毆打他。他們毒打張的工具是包着橡膠皮管子的直徑約一寸的鋼絲鞭。紅衛兵對張劈頭蓋臉地狠抽，只消幾下，張的臉部便青紫腫大，面目全非變了形。張不住地慘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說，“好哇，你還敢哎喲？”接着是更加兇猛地抽打。從此，在院裡的勞改隊伍中，多了一名臉部變形的蹣跚行動者。

　　從1966年秋開始，四舊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風有所減弱。教育部紅衛兵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部機關兩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長盧正義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揭發批判副部長劉季平。此舉使盧成為響噹噹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發盧在1949年前曾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江蘇省反省院，有自首變節嫌疑。於是“北京公社”一派便開始攻擊盧。小紅衛兵們立刻到盧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盧正義”的標語和侮辱盧家人的大字報糊滿了盧家門窗。
　　在此之前，小紅衛兵抄家、打人等行為全都所向無敵，沒有受到過阻止。但是，紅衛兵到盧正義家造反招致了保盧一派的指責。紅衛兵沒有絲毫退縮，在鬥爭會上，攻擊謾罵，激烈辯論。哪裡有派仗的戰場，哪裡就有怒髮衝冠唇槍舌劍的紅衛兵。
　　有一女紅衛兵和自己的父親不是一派，她不僅在大會上“控訴父親的迫害”，而且有一次在操場上還指着父親的鼻子，當眾辱罵：“你是小丑！”紅衛兵里有一對姐妹，和父母分屬不同派別。她們的母親在1968年初被逮捕。當這對姐妹聞知媽媽被捕的消息時，堅定地表示：“活該！誰讓她頑固不化來着！”
　　正當反盧、保盧之爭日益激烈、難解難分時，中宣部副部長劉祖春來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劉作結論說，“盧正義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是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人。”什麼？！不可能！坐在下面聽的小紅衛兵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來，他們登時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紅衛兵不能服輸，他們喊着毛語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追到中宣部，在禮堂里圍住劉祖春數小時，大喊大叫地和他爭論。
　　但是，小紅衛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們保教育部長何偉。高教部長蔣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後，中央指示高教、教育兩部合併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長何偉任部長。沒過多久，院裡一派造反組織“延安公社”開始炮轟何偉。是保還是反？如何判定何偉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革命幹部，還是劉少奇黑線上的走資派呢？
　　小紅衛兵決定保何，其一因為和他們觀點近似的一派組織“北京公社”也保何。其二是聽說何偉調任教育部長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的上級。前不久毛接見紅衛兵，還在天安門城樓上見了焦裕祿的女兒。焦的上級怎麼能是走資派呢？再說，何偉長相慈眉善目，不像壞人。
　　為了尋求支持，小紅衛兵去北大附中面見紅旗戰鬥小組頭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學的辯論中表現出色。正在北大講話的江青等中央文革首長對彭高度讚賞，江青還和彭擁抱、親吻。毛澤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說他對彭“表示熱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豪邁地講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們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彭是文革初知名度最高的政治新星。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紅衛兵們來到北大附中，先聽說彭很忙，正在睡覺。等了片刻，聽說彭起來了，有請。大家來到一間教室，見到大名鼎鼎的彭小蒙梳着兩根粗辮，身穿舊軍裝，腰系寬皮帶，睡眼惺忪地問，“你們找我有什麼事情啊？”
　　“我們是教育部紅衛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轟何偉。”紅衛兵一頭目說。
　　“什麼？何偉？我對他印象不錯嘛！比他媽的胡克實強多了。”女紅衛兵張口閉口“他媽的“在文革中司空見慣。彭小蒙態度狂妄的這番斷言使紅衛兵感到振奮。
　　彭小蒙問，“你們知道王任重嗎？”
　　“知道！他最近和毛主席一塊暢遊長江。”紅衛兵回答響亮。
　　“王任重有個孩子叫三寶，你們知道嗎？他提出教育要革命。胡克實要壓制他，但是何偉堅決支持他。所以，何偉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繼續鼓勵紅衛兵們，“我告訴你們，要革命就不要怕嘛！你們怕什麼嘛！砍掉腦袋不就碗大個疤嘛！”
　　面見彭小蒙如同獲得了尚方寶劍，紅衛兵更加堅定了保何的決心。他們在對立派圍攻、揪斗何偉時，喊着“何伯伯”挺身圍在何四周，和大人們一起聲嘶力竭地和反何派辯論，勇敢地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經過一年文革洗禮的紅衛兵在院裡的禮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編歌舞節目，紀念紅衛兵成立一周年。他們身穿軍裝，腰束皮帶，戴着大紅袖章，連唱帶跳地把舞台跺得咚咚響。
　　1968年4月，紅衛兵的對立派延安公社頭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發出通緝令，通緝兩年前神秘失蹤的盧正義。紅衛兵們確信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也證明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別觀點正確無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來到教育部逸仙堂講話。陳對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對教育部機構改革的決定，陳說，管理全國教育，有三十人就夠了。現在部機關上千人，人太多了。因此要下放農村。從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國務院科教組行使職能。
　　這時候，紅衛兵的使命似乎隨之完成。老三屆響應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很多人相繼離開了北京。紅衛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內蒙古、雲南，有人跟着家長去了安徽鳳陽教育部五七幹校，還有人越境到緬甸參加了緬共游擊隊。臨別前，其中幾人抓了院裡人家養的雞，到香山公園吃了一頓“百雞宴”。
　　三十年後，1996年年末。當年的教育部紅衛兵相聚在和樂堂。人們久別重逢，興奮敘舊。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還是那麼自豪，那麼亢奮，似無悔意：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後代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歌唱領袖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
　　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寫於2006年10月20日文革四十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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