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以後，歷次革命運動參與者的成分日益下降，越來越下層化。處於社會邊緣的中小知識分子要想引起注意，尋求上升機會，輒出言驚世，提出更高更遠的社會理想，從而牽引輿論、掀動社會變革，以此揚名。他們對參與政治有着更為強烈的內需


　　老高按：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學者，無不重視延安時期，原因不言而喻。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高華那本傳世之作的書名說得再清楚不過——要探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時期研究的一個大熱點，是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中共如何招徠大批知識分子？用什麼方式控制他們？如何給他們“洗腦”，並卓有成效地誘使他們自覺進行“思想改造”？要知道，那時中共控制的邊區，畢竟還不是後來統治全國那樣的一個全封閉系統，權力還不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
　　最近讀到裴毅然教授的一篇文章《延安一代士林的構成及局限》，考察了延安時期（包括但不限於延安地區）知識分子、青年的文化知識結構、接受培訓的內容和方式等因素，並探討這些因素對於中共後來執政的影響，正如裴毅然所說，“至少三十萬知識青年進入紅色根據地，形成耀眼奪目的延安一代，對抗戰以後的國史走向影響宏巨，成為中共軍政勝利最重要的組織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為十分引傲的‘黃金一代’。進入21世紀，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幹部，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有重大影響。”
　　裴毅然是復旦大學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退休教授，著述不少，許多選題也是我感興趣的，如專著《20世紀中國文學人性史論》、《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探索》；論文《自解佩劍：反右前知識分子的集體陷落》、《當代中國工農幹部與知識分子幹部矛盾的由來與後果》，等等。去年我得知他來美，定居在新澤西，可算近在咫尺了，但迄今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他以當面聆教。
　　他在《爭鳴》雜誌上登出一篇《出中國記》（後來在網上不知被誰改題為《“反動文人”出中國記》），我拜讀了，好玩的是居然有這麼一段故事：
　　2017年1月23日，我夫婦入上海美領館申請旅美簽證，很快獲准。正等待護照，27日（大年三十）上午，筆者退休前供職的上海財經大學校辦主任、退休處副書記等三人突然登門，嚴肅宣喻——
　　接到有關部門通知，一個叫譚蟬雪的老太婆獲什麼“劉賓雁良知獎”，2月7日可能要你去美國代領獎，你不准去。
　　……我據實告知：未接到任何前往美國‘代領獎’的信息，他們吃了定心丸，很快告辭。
　　譚蟬雪，是蘭州大學中文系右派學生。1960年因為“星火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判刑14年。譚蟬雪的未婚夫、當年地下油印刊物《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被判死刑，於1970年3月22日被殺害。
　　譚蟬雪平反以後，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先後有七本專著出版。1998年退休，定居上海。她赴當年《星火》案發生地調查、取證，歷經12年完成《求索》，後又完成《煉獄英魂》，兩本書合集為《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2016年由明鏡集團國史出版社出版，我受出版社委託曾參與此書一些編輯事務，付出過點滴心力。
　　《星火》一書出版後，被授予“劉賓雁良知獎”。但當局阻止譚前來美國領獎，後來是由寫出“大饑荒三部曲”口述史、為《星火》一書出版投入很大精力的依娃女士代領的。2017年夏天，依娃回國時帶去了“劉賓雁良知獎”獎牌想交給譚蟬雪，卻被當局沒收了！
　　中國通過“英烈保護法”，我真想弄清：這個法律，保護林昭、張春元、譚蟬雪這些真正彪炳青史的烈士嗎？
　　譚蟬雪已經於今年6月1日因腦溢血逝於上海，終年84歲。
　　沒想到裴毅然先生竟被懷疑與譚蟬雪獲獎有瓜葛，差點受牽連。
　　下面轉載的裴毅然文章，不知寫於何年何月。但從文中“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等）餘熱尚熾”這句話判斷，應該是在2015年之前，因為萬里、杜潤生都是2015年去世的。
　　文章共1.4萬字，注釋就有4千多字。猶豫了一下，還是保留了，以備讀者查考。


　　延安一代士林的構成及局限

　　裴毅然，《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就史學拓展角度，代際知識分子研究具有寬廣的綜合性。尤其是將人物回憶錄中的“典型細節”及時輸送給史學界，以具體的鮮活實例支撐抽象史論，既能有效還原歷史，又使史學增加生動性，更易走向社會大眾。
　　抗戰前後，至少三十萬知識青年進入紅色根據地，形成耀眼奪目的延安一代，對抗戰以後的國史走向影響宏巨，成為中共軍政勝利最重要的組織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為十分引傲的“黃金一代”。進入21世紀，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幹部，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有重大影響，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等）餘熱尚熾。
　　延安紅色士林，時代特徵烈然鮮明，價值取向渾然整一。就人文現象而言，空前絕後，無法複製的歷史獨特性使他們裹帶上濃密的時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興趣的史料，為百年國史重要標本之一。研析帶着歷史體溫的延安一代具有歷史、現實與未來三重意義，近年越來越引起史界興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華北事變後，抗戰迫近，大批知識青年投身軍政，國共兩黨都認識到“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①，“誰得到青年的擁護，那就是誰獲得了勝利”②。中共改變1928年以來對知識分子的關門政策，改共青團為“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強調抗日，批判“關門主義”，打開大門“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③，電令各地大力輸送青年赴延。平津寧滬港穗漢渝等地左翼報刊發表許多介紹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諾“來去自由”——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冼星海即因為得到創作出入雙自由之諾才決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廣告從延安一直貼到西安，每根電線杆一張。抗大新生每至百餘名，毛主席就親自接見。毛主席意識到抗大有可能成為中共的“黃埔軍校”。1939年2月，魯藝美術系兩位教師申請入黨，毛主席特約面談⑤。民主人士到訪，毛主席必接待。從毛主席那封《給蕭軍的信》，可看出當年對知識分子的重視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劉力功不願下基層，堅持升學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滿足要求就退黨，劉最後同意去華北，但一定要在八路軍總部。開除此人之前，組織找他談話七次，竭盡挽留之力⑦。竭望人盡其才，粒珠無遺。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向黨務科長李逸民交待任務：不管就學時間長短，每連黨員要發展至80％⑧。國統區各級黨組織第一要務就是發展黨員。1938年春，18歲的馮蘭瑞(李昌妻)入黨，不到一年就發展12名黨員⑨。入黨誓詞中最關鍵的一句“永不叛黨”也拿掉了(1982年恢復)，“服從紀律”改為緩和的“遵守黨的紀律”⑩。
　　中組部長陳雲再三強調：“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裡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末，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11)
　　延安各校一開始還收點膳費，很快一律免費，統一發放土布軍裝。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貼，校方須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黨還在各地開辦各種干訓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陽縣山門舉辦“抗日救亡訓練學校”(校長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開辦兩萬人的大學校，儘量招收上海、蘇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黨派、階級，只要稍微有點抗日積極性的，一概招收，來者不拒。不要怕反動分子混入，讓其混入一些，然後再淘汰。(13)

　　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從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歲，如綏德小學生白紀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陝西省委書記)，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學教授、工程師、新聞記者，各黨各派都有，甚至有愛吃大菜愛上舞場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婦，有南洋華僑(14)。
　　待遇上向知識分子傾斜。1937年抗大補助教員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雞蛋、幾斤白面，發給吸煙教員數包風車牌香煙。學校幹部津貼高於部隊幹部，教員優於校內行政幹部。前方營連幹部每月津貼3元，學校的隊長、指導員、參謀3.5元，教員4元，主任教員4.5元，校長5元(15)。普通學員一元，“只有從外面請來的教員十元，高於(校領導)一倍以上”(16)。1938年，陝公校長成仿吾薪金5元，教員薪金卻有高至12元的 (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飛赴延安，供職軍委外事組，中辦主任楊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學生萬餘，陳雲感慨萬分：“天下英雄豪傑雲集延安。我記得1932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幹部，只講了六天，學生也只有六個……一萬個跟六個比一比，相差多少？”(19)國民黨史家也說：“此一大量新血輸入，實為中共再起之重要憑藉。”(20)陳雲秘書劉家棟說：“整個抗戰期間，約有20萬人次的幹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訓練，僅抗大就有十萬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無力繼續擴容，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杆一路張貼“抗大停止招生”，但還是有許多青年徒步走來(22)。江南還有一些投奔新四軍的學生，因無介紹信，硬給攆回去(23)。1942年，延安總人口達四萬，“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24)。
　　對一些有特殊影響的高知，只要表達入黨意願，立即批准，毋須候補期。陳學昭1945年7月初遞交入黨申請，很快批下來，無候補期，宣誓日期就定在7月14日－－法蘭西國慶節，因陳學昭曾留法十年(25)。
　　1937年3月“燕大學生參觀團”訪延，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與軍事將領都出來接見，全團十人回校積極宣傳延安見聞，影響極大。抗戰爆發後，二三百燕京生進入根據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會大學，在校生僅800餘，每屆只招200餘名，學雜費約150銀圓每年，入學考試嚴格，學生多為精英(26)。名校生對優化黨的隊伍起着重大作用。

　　等到國民黨恍然醒悟，明白這場青年爭奪戰的戰略意義，為時已晚。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開始攔路截堵赴延青年(27)，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戰干第四團受訓(28)。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都清晰意識到“抗戰後”的決戰，意識到自身命運取決於抗戰期間的各項準備。1937年11月初，西北綏靖公署廳長谷正鼎在西安各機關負責人會議上說：
　　現在是抗戰時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實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共產黨有赤色帝國主義俄國做後台老板，比日本人還要可怕。俗話說家賊難防，共產黨就是我們的家賊、腹心之患。我們不能消滅共產黨，就要被共產黨所消滅。我們與日本人還可以講和，現在雖然抗戰，終究還有和解的一天，我們與共產黨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們與共產黨勢不兩立，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的。(29)
　　國民黨在搶奪知識青年的政治大戰役中明顯落敗。截至1943年，國民黨一百幾十萬黨員，學生黨員僅約三萬(主要於1940年以後發展)(30)。而大革命期間，國民黨員從1926年的15萬猛增至1929年的63萬，三分之一為25歲以下青年(31)。青年的流向不僅僅標誌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決定了社會潛在的價值走向。抗戰結束後，吳國楨向蔣介石匯報：三青團效率很低，僅通過財力誘征學生，不能得到最優秀的人才。三青團名聲很壞，遭致許多中立分子反感(32)。

　　二、骨幹作用

　　20世紀30年代北平地下黨資料：“1934年時北平我地下黨的組織已幾乎全遭受破壞。當時北平尚有幾個黨員，但沒有黨的組織。1935年初，黨組織才開始恢復起來。……黨員全市共有十來個，連共青團員不過二十個左右。”(33)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黨員，加上團員也只有20人左右(34)，陝北中央事後才知道北平爆發大規模學運，1936年初急派劉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絡到的黨員不過三十人左右。”(35)1936年春，馮雪峰、劉曉先後自陝至滬，經馮雪峰與潘漢年特科系統審定有組織關係的黨員約二百餘人，中央承認的骨幹只有47人(36)。四川地下黨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復組織活動 (37)。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中共在南方13省恢復或建立省委，發展黨員至6.7萬餘名，軍隊黨員未計入內(38)。截止到1939年3月，贛省黨員從1300餘名發展到1.8萬餘名；截止到1938年夏，南昌黨員從不足百人擴至四千名；福建也發展黨員近四千人(39)。
　　“據統計，1938年底八路軍發展到15.6萬餘人，1939年發展到27萬人，至1940年底，發展到近40萬人。”(40)彭德懷曾說：“八路軍抗戰第一年從不足三萬擴至25萬。”(41)第二年，華北成為中共最大根據地——黨員60萬、軍隊20餘萬(42)。南方的新四軍，由最初的1.02萬人發展為1938年10月的2.5萬人(43)，至1939年秋，新四軍第一、二支隊已由初到蘇南的四千餘人擴至1.4萬餘人，吸收了大量知識青年和醫務、技術人員，不少來自滬寧等大城市，提高了全軍的文化素質(44)。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記載：“到1940年抗日戰爭三周年時，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抗日軍隊已由三年前的四萬多人發展到近50萬人……解放區和游擊區人口發展到近一萬萬。共產黨員也由三年前的四萬人發展到80萬人。”(45)
　　20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知識分子稀少。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統計，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註冊學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學畢業生總數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國1934年大學程度者每萬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萬人大學生三名(46)。若非國民黨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師範，從總量上拓展中小知識分子群體，延安便不可能獲得迅猛發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礎。國民政府的地方師範教育政策，客觀上為中共培訓了大量中小知識分子，成為中共基層骨幹的輸血管。20世紀30年代由地方師範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復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輸送革命學說的，是其初一級任教師陳迅易，無錫地下黨員(烈士)(47)。
　　這批學員後來成為中共基層細胞，靠着這批小知識分子深入農村組織動員，才有其後大批農民的加入。農民則因文化低弱，絕大多數只能是跟從徒眾，起核心骨幹作用的只能是知識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萬中共幹部(48)，工農黨員雖占多數，但各級起核心骨幹作用的，則是來自寶塔山下的知識分子。

　　三、學歷構成

　　1943年12月，任弼時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通報：“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推算可知，專科以上程度約八千人。1944年春，毛主席曾說“延安的六七千知識分子”(49)，指的便是專科以上的知識分子。
　　81％的中小學生，還多為肄業生。就是大學文科生，也不過只接受一點初淺古文與現代常識。留法博士陳學昭，其博士論文《中國的詞》曾將“八聲甘州”譯成“入聲甘州”(50)。中央教育部副部長李維漢苦口婆心勸勉進修幹部，要他們養成閱讀習慣——每天堅持讀書五頁(51)。“小知笑話”比比皆是。中央黨校某青年政治教員，僅“革命”兩字就講了三小時，學員越聽越胡塗，他自己也越講越不清楚。另一教員批改試題“民族形式的要素”，學員回答得很完整，僅因未寫“斯大林說”，判零分(52)。
　　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至1938年12月)四大隊1017名學員，學生成份525人，占51％；小學教員179人，占17％。文化程度小學87人，僅8％；中學程度665人，65％；留學、大學程度265人，占26％。可見，此時赴延知識青年文化程度甚高(53)。可抗大第六期(1940年4月15日至1940年12月)，由於戰前培養的各地知青基本就位，抗戰爆發後各地師範停廢，六期4900餘名學員中知青大幅降低，僅14％；本地工農驟增，占86％。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24％，中學31％，大學僅2％。學員大半出身工農，不能做筆記，高小文化也只能記簡單筆記，大部分學員自學及理解能力很差(54)。較之第四期至第五期學員的文化程度，大大降低。不過，因抗戰初期已收穫一批青年精英，已無礙於黨組織細胞的茁壯成長。
　　在文化鏈條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師範教育，成為“紅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歷史台階。這些師範生到達延安與各根據地後，經過根據地的短訓，很快成為基層幹部。否則，要將眾多文盲培訓成能夠使用的大批基層幹部，僅靠短期培訓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姚依林說，抗戰時期中共各根據地訓練幹部，第一批受訓者即為當地小學教員，包括中小學生，“中學生在當時農村便是大知識分子了。由於農民群眾對於革命道理一時還接受不了，區黨委一開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識分子開展工作的。他們當年都只有二十一二歲，有的來自大城市，有的是冀東暴動後才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領導，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對抗日救國、社會革命都能講出一套話來，所以受到了信任”(55)。
　　學歷低淺造成的知識結構殘缺，不僅沒有使中小知識分子低首下決心迎頭趕上，在輕視書本的風氣下，反而使他們獲得傲視大知識分子的資本－－受資產階級思想污染較少。張景超先生曾感慨：“凡是讀過研究生、留學過歐美(留日除外)的人往往對政治功利主義的追求較為淡漠。”(56)延安一代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除了知曉一點馬列教條，終身思維運行於很小的框架內，出不了馬列繩圈。他們不知道馬列之外還有什麼好東西，甚至不知道還有別物存在。對他們來說，事情倒也簡單，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資修”，毋學毋識，一句“唯心主義”便打發了一切中外學問。
　　張景超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色文評家進行過學歷統計，共24人：周揚、林默涵、何其芳、張光年、夏衍、丁玲、陳企霞、陳涌、黃藥眠、巴人、以群、馮牧、孔羅蓀、沙鷗、劉金、舒蕪、郭小川、秦兆陽、邵荃麟、康濯、王若望、於黑丁、姚文元、李希凡。這張名單除李希凡、姚文元二人外，均為延安一代。24人中，大學畢業生僅四人：黃藥眠、何其芳、李希凡、沙鷗。其中沙鷗學的是化學。其餘二十人，或讀大學一二年級，或高中、師範，甚至只讀了中小學，最後學歷均為魯藝、抗大、陝公。張景超閱讀這些紅色批評家的文章，發現“受過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的人相對來說，總要溫和一些。比如何其芳要比林默涵講究學術性，李希凡比姚文元稍少攻伐氣。不知是世俗功名心的催促，還是對欠缺的補償心理在作怪，越是學歷淺，越是經過‘左’傾文化過濾的人，批判別人的勁頭越狠越凶，姚文元、陳涌不必說，沙鷗、康濯、以群都是五六十年代叱咤風雲的人物。他們的批判往往充溢着濃烈的火藥味”(57)。

　　四、延安各校

　　延安各校均倉促開辦，資料、師資極度匱乏，“教材教具都極缺乏，基本上沒有教科書，圖書數據也很少……經費困難，故一學期每人只發一支鉛筆，墨水用藍靛泡，每人發兩張油光紙釘筆記本”(58)。“有些書往往要排隊相約，按時交換。”(59)能夠讀到的書除了《共產黨宣言》、《聯共黨史》，便只有列寧的《論“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陳伯達的小冊子《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內戰時期的反革命與革命》、《關於十年內戰》、《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1947年12月，范元甄致信丈夫李銳：“理論書及較系統的書，你到底真正讀過哪一本？你讀不下去，你僅僅只能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60)直到“文革”，李銳所知道的社會民主黨也就局限於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 (61)。
　　1944年，延安作家的精神食糧仍極匱乏，“看他們的書架，除了一些幾年以前的書籍外，很少新書。交通困難，郵購不便，是主要的原因”(62)。
　　延安各校多為短訓班，最正規的抗大，第1－6期(1936年6月至1940年底)學制亦僅八個月左右(63)，抗大課程只有四門：馬列主義、中國軍事問題、軍事課、黨的建設。“不僅課程少而精，每門課的內容也是少而精。如馬列主義就講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64)陝公普通隊“學習期限一般只有三個月”。陝公最初只開三門課：統一戰線與民眾運動、游擊戰爭與軍事常識、社會科學概論。不分系只分隊(普通隊與高級隊)，學員隨到隨編。普通隊學制一般三至四個月，高級隊因培養師資，學制一年(65)。
　　各根據地還出現扣書籍搶教員的事。1939年，鄧小平帶了兩位馬列學院教員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軍總部才派人贖出兩名教員。延安給山東送去一二百本《聯共黨史》，山東只收到七本，途中遭層層截留(66)。1938年7月，高中生溫濟澤擔任陝北公學社科教員，在村子廣場上課，每講一次便是半天(三小時)，每周要上11次課，須上五天半(67)。
　　正因為中小知識分子水平有限，閱讀能力低弱，首長報告在延安盛行一時。1940年1月9日，毛主席給五六百人作報告，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後來的《新民主主義論》，聽眾有艾思奇、成仿吾、吳亮平、李初梨、周揚、蕭三、張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溫濟澤……毛從下午一直講到晚上點起煤氣燈，聽眾“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68)。
　　延安青年討論共產主義：“到共產主義有饅頭吃也就行了。”抗戰勝利後，延安某單位牆報討論“進城後的第一行動”，有人要先買個洗臉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館子”(69)，也就這點想象力。抗大教員一級的高知，想象力也有限得很。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與燕京女生龔澎和楊剛交往甚密：“在談話和通信中，我發現這兩位婦女知識分子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限的。她們都畢業於燕京大學，所學到的歷史唯物主義知識充其量不過像所學到的英國文學知識那樣多。……她們之所以是馬列主義者，因為她們信仰黨，接受黨的訓練。但這種信仰實質上是注重實用的，因為她們相信僅靠個人努力，只會一事無成，團結起來才有力量。”(70)
　　絕大部分延安知識青年沒有能力閱讀馬列原典(更不用說系統研習)，成為紅色理論家的都是入延之前就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與教授。1940年1月，曾任蔡元培秘書的范文瀾47歲人延安。周揚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留學日本；陳伯達先後就學集美師範、上海大學、莫斯科中大；胡喬木先後入清華、浙大三年；艾思奇畢業於雲南省立一中、留日生；于光遠畢業於清華物理系；楊獻珍畢業於武昌國立商校。稍有成就的也是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陳學昭為留法文學博士、丁玲進過上海大學。
　　基層小知更是對馬列半生不熟。黃源晚年承認：“我們過去太不知道學習了。如我們在四明山(按：浙東根據地)，實際上有時間，但從來沒有認真弄通一本馬列書、毛主席著作，即使讀一點，也是浮光掠影，沒有深入下去。”(71)
　　延安時期相對安定，周末舞會翩翩，甚至出現“延安的渥倫斯基”，數萬“黨政軍”本可大量充電。但耗時兩年搞整風，只讓反覆學27個文件，學到能背出每一小節。1944年通俗讀物占延安出版總量30％以上，政治類26％，文藝類15％，自然科學與軍事類最少，社科理論不過7％。小說僅翻印《三國演義》、《水滸傳》(72)。提供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很有限。

　　五、知識結構的深遠影響

　　戊戌以後，歷次革命運動參與者的成分日益下沉，越來越青年化、下層化。戊戌變法參加者為清一色士紳，領導人物有傳可考者48人，其中進士28人、舉人8人、貢生3人、生員(秀才)2人、捐官4人。稍後的立憲運動(1906－1911)，諮議局、資政院共有1600餘名議員，出身亦大多士紳，911人有功名，其中進士4.7％、舉人19.1％、貢生43.1％、生員24％，留日或受過新式教育者約20％(73)。較之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參與者的層次已有所下降，低級功名已占主流。此後崛起的辛亥黨人，1905年同盟會成立時基本會員70人，一年後發展至6000餘人，1911年超過兩萬。同盟會領導層大多為留日生，有功名者甚寡，有傳可考的328位知名辛亥黨人中，進士2人、舉人6人、貢生2人、生員33人(74)。較之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參加者的成份，辛亥黨人的學歷層次下沉趨勢更為明顯。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機構，人員構成如下：68％無任何工作經歷、84％只接受過延安學校短訓、79％為20－30歲的青年(75)。該院始終未走出像模像樣的研究人員，不少人一生無研究能力。終身以文學為職事的丁玲承認：“我不懂外文，外國文學讀得少，中國古典文學也讀得少，馬列主義的書在延安也沒有好好讀。”(76)何其芳在上海公學求學時，“從來不翻閱社會科學書籍”(77)。
　　赴延知識青年大多來自中產以下平民家庭，基礎知識原本浮淺，只讀了一點文學名著。入讀廣州大學、留蘇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1944年在延安寫《自傳》，清晰記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觀的客觀知識加強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傳》增益了我以熱烈的民族思想，《七俠五義》賦予我對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滸傳》給我以朦朧的社會思想及應該搗亂的念頭”，1925年參加學潮，“從此次風潮中，我體驗到廣東教育及上層知識分子中的反動性，一直到今天都堅持這個認識，即中國大學教育是壞的。做一個國民，初中畢業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學社會知識以認識社會，即可進入社會活動，不要進大學，大學越學越壞！因中國的大學受階級性的局限，無例外的只是教導一些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奴才貨色”(78)！
　　陳伯達曾回憶承認：“沒有對《資本論》進行認真的研讀，因為《資本論》卷帙很厚，我過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學的，就沒有能細讀。認真讀《資本論》還是在解放以後。”(79)王力揭發陳伯達讀《資本論》第一章就讀不下去(80)。周揚也是“文革”期間才精讀《馬恩全集》、《列寧選集》(81)。陳雲“文革”期間下放江西三年，通讀《列寧選集》(82)。毛主席說：“理論書太硬，《政治經濟學》我就沒讀過，陳伯達也沒有讀過。”(83)胡喬木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讀得多一些，讀得最多的是《馬恩選集》四卷本。”(84)李銳說：“他 (指毛主席)對中國典籍熟悉的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85)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對延安女大的學生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很低，中央委員會的馬列主義水平，還不如你們高呢(86)！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談及：“我們黨中央裡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87)1961年周揚承認，就見識與學養來說，自己這一代遠不如梁啓超和胡適(88)。
　　一個中小知識分子占據主流的社會，風氣必定日趨偏激，反智主義高漲。因為，處於社會邊緣的中小知識分子要想引起人們注意，尋求上升機會，輒出言驚世，提出更高更遠（必為烏托邦）的社會理想，從而牽引輿論、掀動社會變革，以此揚名。他們對參與政治有着更為強烈更為急迫的內需。魯迅到廣州後發現北伐軍都是學生兵。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楊蔭杭(1878－1945)：“他國學生出全力以求學問，尚恐不及。中國學生則紛心於政治，幾無一事不勞學生問津。”“終日不讀書，但指天劃地，作政客之生涯，則斯文掃地矣。”(89)不僅中小學生，不少大學生也跑去廣州參軍。葉挺第24師教導大隊，“戰士大部分是‘馬日事變’後從長沙來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青年團員占數”(90)。第三營指導員李逸民即上海大學肄業生。學生不讀書，一窩蜂去搞政治，個個都想從這條路上走，價值孔道日益單一束窄。青年學生史識既淺，胸襟狹陋，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猶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噪噪然一過，難以為繼。他們以文學想象共產主義，以浪漫代替現實，以幼稚從事政治。
　　越年輕自然越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越年長閱歷越深，越看到事情的複雜性，越有全局意識，也就越趨於穩健，甚至退回保守，寧慢勿躁。黃遵憲、嚴復、梁啓超、陳獨秀、胡適均走出青年激進、中年緩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線；黃遵憲、梁啓超晚年都退而不問政事。

　　六、更深刻的制約

　　李慎之晚年回憶青年時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學問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六十年後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什麼都不懂，既不懂什麼叫民主，也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李慎之乃燕京經濟系高才生，修過六學分的政治學，啃過王世傑、錢端升的《比較政府》、戴雪的《英憲精義》(均為商務版)(91)。延安一代絕大多數終身未出國門，長壽者20世紀90年代才有機會出去開眼界。
　　閱讀延安一代及其子女親友的各種回憶錄，發現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閱讀社科理論書籍的興趣，輕視歐美“資產階級學說”，絕大多數沒有閱讀習慣。被譽為“學者型革命家”的喬冠華、龔澎夫婦，1949年後似未啃過大部頭著作，閒暇讀物主要是文件及參考資料(92)。
　　進入晚歲的延安一代，絕大多數保持延安思維特色－－只有情緒化的反應，缺乏基礎理論修養。1981年，美籍華裔學者聶華苓邀請丁玲訪美，聶很快發現：“她的講話很政治性，意識形態色彩很重。丁玲喜歡批評，她的講話中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構的，批評是情緒化不經過思考沒有原則的，就是本能反應。”(93)聶華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維”的本質缺陷。“喜歡批評”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鱗半爪的“領袖語錄”、“導師名言”，沒有詳細論證思考這些“語錄”“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構的理論體系，需要把握體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確認體系中每一觀點的合理性，並詳細考察各論點之間是否牴觸，與人類基本價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構，難度高度大大超過僅需一個“點”的批評。換言之，批評只須出示論點，不必出示論據，亦毋須周延性論證。批評所需的價值支撐僅僅來自某一零碎的“語錄”。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論點支撐宏大結論，一句“毋庸置疑”便迴避了一切質疑。延安一代整體知識結構屬於舊式文化加一些馬列主義，或曰舊詩詞舊小說加馬列主義。低窄的學歷結構從宏觀上制約了他們對革命的理解，他們頭腦中儲存的是簡化後的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輩士林的傳統教育與留洋經歷，亦無後輩學子對西學的渴求鑽研，學基薄弱，識力有限。在20世紀曆代中國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識結構最為單一，視野最為侷促。除了在延安輸入的革命理論，直到80年代，他們頭腦中幾無其他不同價值體系的人文知識，更不知西方現代派學說。既然知識結構中沒有其他參照坐標，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識體系的校驗糾正。粗淺的知識結構與單一的價值體系，成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際特徵，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際局限的根源。


　　注釋：

　　①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頁。
　　②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1943年版，第13頁。
　　③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頁。
　　④祝均宙、蕭斌如編：《薩空了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頁。
　　⑤何其芳：《毛澤東之歌》(1976年12月－1977年1月)，載《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頁。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
　　⑦陳云：《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1939年5月23日)，原載《解放》(延安)第73期；參見《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頁。
　　⑧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
　　⑨馮蘭瑞：《別有人間行路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0－361頁。
　　⑩《讓我們重溫各時期入黨誓詞》，原載《光明日報》2011年4月27日，《文摘報》2011年5月5日摘轉，第6版。
　　(11)《陳雲文選》(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
　　(12)江文漢：《延安訪問記》，《檔案與史學》1998年第4期。
　　(13)《中央關於開辦學校大量招收青年職工和知識分子給中原局的指示》，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7頁。
　　(14)原景信：《陝北剪影》，新中國出版社(武漢)1938年版，第20頁。
　　(15)王茂潤主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頁。
　　(16)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頁。
　　(17)舒湮：《邊區實錄》，國際書局(上海、香港)1941年合版，第25、68頁。
　　(18)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19)陳云：《論幹部政策》(1938年9月在抗大的講演)，載《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113頁。
　　(20)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增訂本)第三編·延安時期(上)，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1975年版，第316頁。
　　(21)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22)何其芳：《我歌唱延安》，原載《文藝戰線》(延安)創刊號，1939年2月。參見《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頁。
　　(23)陳榮坤、陳立、李穎：《無悔的追求－－粟裕夫人楚青訪談錄》，《百年潮》2007年8月號。
　　(24)參見《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943年8月15日)，載《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頁。
　　(25)陳亞男：《我的母親陳學昭》，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頁。
　　(26)喬松都：《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1頁。
　　(27)張漢武：《延安回憶》，載延安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延安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11月印，第53頁。
　　(28)張嚴佛(軍統西北區長)：《抗戰前後軍統特務在西北的活動》，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4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9頁。
　　(29)張嚴佛：《抗戰前後軍統特務在西北的活動》，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4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7頁。
　　(30)數據為周恩來提供。參見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頁。
　　(31)［美］費正清、費維愷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頁。
　　(32)吳國楨：《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美］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吳修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頁。
　　(33)彭濤(口述)：《彭濤同志談“一二·九”運動》，清華大學校史組供稿，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7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頁。
　　(34)馮蘭瑞：《“一二·九”運動到底是誰發動的》，《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
　　(35)王光美：《與君同舟·風雨無悔》，載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466頁。
　　(36)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0頁。
　　(37)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頁。
　　(38)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
　　(39)《中共中央東南局》編輯組編著：《中共中央東南局》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31頁。
　　(40)王茂潤主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頁。
　　(41)《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9頁。
　　(42)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頁。
　　(43)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頁。
　　(44)《中共中央東南局》編輯組編著：《中共中央東南局》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頁。
　　(45)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
　　(46)轉引自［美］費正清、費維愷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449頁。
　　(47)李慎之：《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補充》，《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48)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49)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251頁。
　　(50)陳亞男：《我的母親陳學昭》，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51)李維漢：《中央幹部教育部與延安幹部教育》，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頁。
　　(52)白棟材：《五部整風的歷史回顧》，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一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轉引自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搶救運動始末--200個親歷者記憶》，(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頁。
　　(53)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3、99頁。
　　(54)王茂潤主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9頁。
　　(55)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頁。
　　(56)張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與人格》，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頁。
　　(57)張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與人格》，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269頁。
　　(58)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412頁。
　　(59)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上冊，第254頁。
　　(60)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下冊，第181頁。
　　(61)笑蜀：《“總起來看我還是比較樂觀的”——李銳談社會主義與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62)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
　　(63)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5頁。
　　(64)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頁。
　　(6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397、400－401頁。
　　(66)朱德：《在延安幹部學習周年總結上的講話》(1940年6月)，李維漢：《中央幹部教育部與延安幹部教育》，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3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67)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68)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頁。
　　(69)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5頁。
　　(70)［美］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陸惠勤等譯，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頁。
　　(71)黃源：《黃源文集》第七卷(書信卷)，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72)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167頁。
　　(73)張朋園：《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分析》，《思與言》第5卷第6期(1968年3月)。載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頁。
　　(74)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轉引自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載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頁。
　　(75)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載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頁。
　　(76)丁玲：《我的命運是跟黨聯在一起的》(1981年7月5日)，載《丁玲文集》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頁。
　　(77)蔣勤國：《何其芳傳略》，《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2期。
　　(78)朱瑞：《我的歷史與思想自傳》，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九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228頁。
　　(79)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8頁。
　　(80)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頁。
　　(81)周密：《懷念爸爸》，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頁。參見溫濟澤《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頁。
　　(82)本刊記者：《晚年陳雲與鄧小平：心心相通——訪國家安全部部長、原陳雲同志秘書許永躍》，《百年潮》2006年第3期。
　　(8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頁。
　　(84)《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頁。
　　(85)李銳：《世紀之交的感謝：還是要防“左”》，載《李銳近作－－世紀之交留言》，(香港)中華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5頁。
　　(86)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頁。
　　(87)《學習數據》(內部材料)，第205頁。該書無編纂者、無編印單位、無出版時間，但明確收錄了毛澤東1962－1967年間的歷次重要談話與講話。
　　(88)《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選》第二集，香港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148頁。轉引自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頁。
　　(89)楊蔭杭：《老圃遺文輯》，第163、422頁。原載《申報》1920年12月20日、1921年9月29日。參見許紀霖主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90)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頁。
　　(91)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原載《歷史的先聲》，香港博思出版集團2002年版，引自《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上冊，第154－155頁。
　　(92)喬松都：《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96頁。
　　(93)夏榆：《聶華苓專訪》，《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D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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