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艾利森教授以坦率到露骨的態度向美國決策者介紹了四種戰略選擇，以避免同中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容納中國、削弱中國、通過談判獲得“長和平”、重新定義美中關係。在高風險關係中，可預見性和穩定性——而不是友誼——最重要


　　老高按：“修昔底德陷阱”——這是一個近期在中美學界出現頻率頗高的詞兒。按照我模糊粗淺、似是而非的理解，似乎指的是：一個後起的強國挑戰現有的強國（及其主導的國際結構和利益格局），勢必陷入激烈的攻防，很可能會兵戎相向，決一雌雄。其結果，有一個戰敗，甘居老二；另一個則是慘勝，即便成了贏家，也大傷元氣。從習近平上台到川普上台以來這五六年來兩國關係的事態發展，似乎越來越驗證這一說法。說得蝎虎一點，兩國領導人正從不同方向走向，或者被諸多因素推向，這個深不可測的“陷阱”。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來自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詞，究竟含義如何、指的是什麼“陷阱”？這個說法是僅僅羅列了現象還是歸納出了規律？我並不清楚。更不用說，我不了解形成“修昔底德陷阱”的國際政治機制為何？如何防止和避免墜入“陷阱”？在雙方都有摧毀對方的核牙齒的當今之世，與古希臘時代爭奪霸權，難道不是有了根本不同？是否必定是“零和”而不可能“雙贏”？各方取勝或者說不敗的最佳策略是什麼？
　　在中美貿易戰跌宕起伏、又加上華為孟晚舟被拘捕事件引起軒然大波之際，讀到資深媒體人陳季冰在FTT中文網發表的文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全面介紹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老資格的國際政治問題研究專家、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艾利森教授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成果，我感到相當有參考價值。正如陳季冰所說：21世紀的人類命運，取決於中美究竟是重複20世紀的霸權爭鬥，還是走出這一宿命，攜手應對新挑戰。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陳季冰，FT中文網 2018年12月14日

　　（作者是資深媒體人。）
　　近期發生的一波三折的悲喜劇向人們強烈地傳遞了這樣一個信號：即便美中兩個大國之間目前尚未陷入全面對抗和衝突，這種全面對抗和衝突也日益迫近。
　　這令人想到了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
　　恰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法國舉辦了規模盛大的紀念活動，近來紀念和反思一戰的文章和書籍也陸續出版了不少。
　　一個世紀以來，在試圖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究竟為什麼會爆發這個問題時，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關注到了一個重要的心理因素：20世紀之初的歐洲，流行着一種“戰爭不可避免”的宿命論觀點。
　　學者們認為，這種宿命論觀點促使當時的歐洲領導人普遍持有一種激進的態度，甚至有不少人竭力主張所謂“預防性戰爭”（即“以戰止戰”，“以小戰阻止大戰”），他們領導下的各國為了“終將到來的戰爭”紛紛做出“未雨綢繆”的準備，而這又直接加速了戰爭的爆發，加劇了戰爭的程度。
　　這一點很容易被現代讀者所忽略，所以我覺得特別有必要着重指出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大教訓之一恰恰在於：“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能夠成為導致戰爭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個近年來大熱的名詞。

　　一

　　歷史上是否有人明確提出過“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關於這個問題頗有爭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個概念現在之所以家喻戶曉，是因為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大力鼓吹。
　　艾利森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的主任，也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他是當代老資格的國際政治問題研究專家，不僅著作甚豐，還曾擔任過美國助理國防部長，並為歷屆美國政府提供了數十年的諮詢服務。
　　2015年9月下旬，艾利森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嗎？》的文章，首次提出了這個註定要觸動全世界神經的命題。他認為，隨着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美國長久以來擁有的優勢受到了挑戰，這兩個國家可能會掉入一個致命的陷阱中，而這個陷阱最先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定義。
　　當年稍後一點，首次作為國家元首訪問美國的習近平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會晤時引用了這個概念。當時他說，中美必須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自那以後，“修昔底德陷阱”便一躍而成為了全球媒體上經久不衰的頭條話題。
　　在那篇論文的基礎之上，兩年後，艾利森出版專著《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進一步擴充了自己對這個主題的研究，使得相關內容更加宏闊、豐滿，並且具有縱深感。這本書的中文翻譯版上月已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根據艾利森自己的定義，“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當一個崛起國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國時，自然會出現不可避免的混亂。（第7頁）
　　大約2500年前，古希臘世界發生過一場決定歷史的戰爭，交戰的雙方是當時希臘世界中最強大的兩個城邦——雅典和斯巴達。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通常認為他是西方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了這場著名戰爭。
　　這場戰爭打了30年，將古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帶進了墳墓。戰爭導致了燦爛輝煌的雅典的覆滅，而斯巴達雖然以勝利而告終，但也在這場血戰中被極大地削弱了。可以說，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個分水嶺和轉折點，自此以後希臘文明便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至今也沒有再恢復元氣。
　　在當時，斯巴達是希臘世界裡的既成霸主，而雅典則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新興勢力。雙方領導人其實都不希望發生戰爭，相反，他們都竭盡所能希望能夠避免這樣的悲劇發生。甚至，當時的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二世與雅典民選領導人伯利克里之間私交也甚好。然而，這一切都沒能阻止這場毀滅性的戰爭。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書中這樣解釋道：“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艾利森在2000多年後總結指出，“（認為戰爭）不明智或不想要並不意味着不可能。戰爭仍舊會發生，即使領導人決心避開它們。其他的事件或行動縮小了領導人的選擇範圍，迫使他們做出冒險發動戰爭的選擇，而不是默許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事件往往要求領導者在高風險和更高風險之間做出選擇。一旦軍事機器開啟，誤解、誤判和糾纏可能會將衝突升級到遠遠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意圖的程度。”（第220頁）
　　在當時，除了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二世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預見到這場戰爭具有多麼大的毀滅性；更沒有人能夠預料到戰爭會持續長達一代人的時間，雙方都不具有決定性優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守成國的恐懼常常催生錯誤的認知，且會擴大危險；而崛起國的自信又會激發不切實際的期望，同樣也會鼓勵冒險。
　　在《註定一戰》這本書裡，艾利森異常清晰地闡明了兩個表面看來相互矛盾的結論性觀點。
　　首先，他非常堅定地認為，作為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之間絕非像一些人認定的那樣，註定會有一戰。事實上，歷史上所有戰爭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根據艾利森對修昔底德的解讀，他甚至還認為，修昔底德本人也會贊同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本可以沒有戰爭這一觀點。（《前言》第3頁）
　　但是，艾利森同時又十分憂慮地指出，就目前的形勢演進來看，在未來幾十年裡，中美兩國發生災難性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比我們大多數人目前所已經認識和預見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就以往的歷史經驗而言，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比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修昔底德陷阱在今天呈現出來的面相似乎比一戰前夕更加模糊和複雜：一方面，“註定一戰”的古老咒語在理論和戰略層面依然縈繞不散；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又過於樂觀了，仿佛戰爭已是一樁不可想象之事。然而，低估戰爭爆發的危險，反而會增加戰爭發生的風險。艾利森在書中多次特地強調，自己既不是悲觀主義者，也不是要宣揚某種宿命論，但他想要提醒全世界關注和認識到這一正在日益增長的風險……
　　毫無疑問，艾利森並非杞人憂天。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艾利森在哈佛大學領導了一個名為“修昔底德陷阱”的學術研究項目。該項目回顧了過去500年的世界歷史，找出了16個案例，都是一個新興大國崛起並威脅取代現有守成大國地位的模式。他們的研究發現，這16個案例中有12個案例以戰爭收尾，只有4個得以倖免。

　　二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人類歷史上首個全球性的大規模現代戰爭，每個年代的紀念和反思都會被貼上那個時代的鮮明標籤。在我們的時代，當人們紀念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總擺脫不了這樣一個黑暗誘惑：將百年前英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同當代美中關係掛起鈎來。
　　做這樣的比較肯定是不準確的，或許也是不明智的，但卻仍然會引發強烈的不安。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撇開意識形態和價值立場的傾向，僅從“勢”之消長的角度看，如今的中國與當時的德國，如今的美國與當時的英國，如今的中美關係與當時的英德關係的確有不少相似之處。
　　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一書中提醒讀者，在當時，英國官方公開的主流話語是：“一個強大德國的正常活動”對世界有益。英國的許多決策者也真誠地相信，應該為德國加入“智識和道德領導權”競爭而感到高興，並且英國應該勇於“加入這場競爭”，而不是害怕德國的崛起……
　　然而，英國人私下裡卻同時還在不停地嘀咕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德國的最終目標是“瓦解並取代大英帝國”呢？的確，英國人一再聽到德國領導人對所有這類“顛覆性陰謀”的堅決而憤怒的否認。而且，大部分英國人也同意，德國可能並沒有“有意識地懷有”這樣的陰謀。只是英國人依然覺得，自己無法信任德國的保證。歷史教給英國人的一個最重要的教訓是：德國可能會尋求“一種普遍的政治霸權和海上優勢來威脅其鄰國的獨立，並最終威脅到英國的生存。”
　　最後，陷入恐懼和困擾中的英國人得出了一個“現實主義”結論：德國的意圖並不重要，它的實力才是至關重要的。德國不透明的發展政策隨時可能轉變成獲得政治和海上主導權的宏大計劃。即使德國在逐步積累權力時並不是出於預先制定的取得主導權的計劃，但是它最後獲得地位本身也同樣令人生畏。……因此，無論德國是否有意識地想要取代英國，英國都別無選擇，只能勇敢地面對德國的挑戰，並建設一支比擴張以後的德國海軍還要強大的大英帝國海軍。（第90-91頁）
　　由此，英國和德國便陷入了一個教科書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即便這樣，英國在主觀上仍然沒有放棄避免戰爭的努力。溫斯頓•丘吉爾是一個強硬派，在1911年被任命為第一海軍大臣。但他並不是一個宿命論者，也絕不認可“戰爭無法避免”的理論。相反，雖然他盡其所能讓英國作好應對戰爭爆發的準備，但他內心一直希望通過推遲“邪惡之日”的到來以最終消弭戰爭。不僅丘吉爾，當時有不少英國精英人士樂觀地展望，隨着時間的推移，德國社會內部積極力量的發展壯大可能會改變它的崛起軌跡。例如，更加和平、多元的“民主力量”可能逐步取代德國政府中頑固保守的容克貴族。
　　艾利森概括道：
　　在如今被稱為“七月危機”（本文作者註：被認為是一戰導火索的“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於1914年6月28日，在此後的一個多月里，各交戰國之間陸續相互宣戰。）的事件中，英國與德國、德國與俄國之間都呈現出修昔底德式互動，彼此相互疊加，交錯聯動。德國決定支持自己的盟友，以防止崛起中的俄國的威脅，這進而導致德國對俄國及其盟友法國宣戰。為了迅速擊敗法國，德國司令部制定的……作戰計劃要求德國進攻盧森堡和比利時。但是，德國通過入侵比利時借道打垮法國的做法觸及了英國的底線。
　　……不過，英國參戰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德國成功地成為歐洲霸主，英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將會受到侵犯。（第115頁）
　　甚至直到戰端已啟，各國仍在徒勞地努力，將戰爭控制在最小範圍內。但它們都採取了錯誤方式，即試圖通過升級（加碼威脅，以期恫嚇住敵國）來降級緊張局勢，這導致了戰爭驟然升級到了不可收拾的級別。
　　如果有機會穿越回百年前，我們可能會覺得，同我們自己的時代相比，當時的世界確實有不少眼熟之處。
　　20世紀最傑出的亞洲政治家之一李光耀曾說過：“中國對世界平衡的改變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須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裝中國只是一個世界舞台的較大參與者。中國是世界歷史的最大參與者。”
　　如今，這已是舉世公認的現實。
　　艾利森在他的書中還告訴我們，一位美國政治家說：在“過去的日子”（他是指“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當危機或問題出現時，亞洲領導人問的第一個問題總是“華盛頓怎麼看？”；今天，當事情發生時，他們首先會問“北京怎麼看？”（第38頁）
　　從美國的立場看，這是令人坐立不安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年以來，華盛頓所主導的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已經定義了世界秩序，並造就了一個大國間無戰爭的時代。現在大多數人視之為一件正常的事情。歷史學家稱這是一種罕見的“長和平”。然而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如今，日益強大的中國正在瓦解這一秩序，“故而此時提出和平時代是否終結是很自然的事。”（《前言》第2頁）
　　中國究竟想要什麼？按照艾利森的觀點，一言以蔽之：讓中國再次偉大。（第10頁）
　　人們留意到，在東南亞，中國幾乎在經濟貿易和政治軍事等所有領域的影響力都在穩步增長。隨着美國力量逐漸被排擠出這些水域，東南亞國家逐漸被納入中國的軌道，就連傳統上美國最牢固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也正在受到中國的吸引……“到目前為止，未動一槍一彈，中國一直是成功的。”（第181頁）
　　當然，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中國領導人希望自己的軍隊“能打仗和打勝仗”，並不意味着中國希望打仗。而且，很顯然，中國並不希望打仗。但是，在追求其目標（再次偉大）時，中國就必然會與美國主導的現行世界秩序發生衝突，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又加劇了美國的擔憂。
　　此外，中國與美國的博弈還會因“文化衝突”（價值觀差異）而出現危險的扭曲。
　　自尼克松以來，每一位總統都認為並宣布過，美國真誠地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正如百年前英國人對德國的公開說辭）。但正如基辛格曾坦率地指出，他所見到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認為美國的戰略是在“遏制”中國。中國領導人深深猜忌美國試圖對中國推行所謂“和平演變”戰略，在他們眼裡，蘇聯就是前車之鑑。
　　2014年，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分別在中國展開了廣泛的對話，他們對中國領導人驚人的“共識”持有相同的觀點：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大戰略涉及五大目標，即孤立中國、遏制中國、削弱中國、從內部分化中國以及破壞中國的領導力。正如陸克文所解釋的，這些信念“來自中國的結論：美國沒有，也永遠不會接受中國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中國領導人堅信不疑的還有另一個高度“現實主義的”觀點：美國永遠不會放棄其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霸權地位，並將竭盡全力捍衛這一地位。
　　很明顯，雙方認知上的錯位正在把美中兩國帶入經典的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憂心忡忡地指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潛在壓力為那些偶然的、無足輕重的事件引發大規模衝突創造了條件。在面對反霸凌、履行長期以來的條約承諾或者要求獲得應得到的國家尊重等時，雙方領導人所做出的抉擇可能陷入他們雖然知道其存在但認為自己可以避免的陷阱里。
　　而且，“新技術不斷發展，從反衛星武器和網絡武器到那些名稱保密的其他技術，只有到它們在實際衝突中被運用時，人們才會了解它們的倍增效益。”（第248頁）而現在看來，海上艦艇的意外碰撞、台灣尋求“獨立”、第三方挑起的戰爭、朝鮮問題失控以及經濟貿易的嚴重衝突……都有可能成為中美兩國之間爆發戰爭的引線。

　　三

　　然而，正如艾利森所說，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逃離的。我相信，這也正是他寫這本書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幸運的是，逃離修昔底德陷阱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艾利森在哈佛大學領導的學術項目成果告訴我們，在過去500年中，至少有4個案例，其中崛起國與守成國成功地駕馭了各自國家的巨輪，從而在沒有發生過戰爭的情況下穿越險灘。
　　更加幸運的是，這4個成功案例中的3個是發生在過去100年內。這是不是說明人類還是能夠從過往歷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教訓的？
　　當然，倖免於戰爭的4個案例，都是因為挑戰者和被挑戰者都在態度和行動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調整，這對於今日的中美兩國有着顯而易見的啟發價值。

　　***

　　艾利森在書中特意提醒美國讀者，當年，作為新興勢力的美國，對當時的全球霸權英國擺出的咄咄逼人的姿態，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英國還是成功地避免了與崛起中的美國發生戰爭，不但兩國之間過去的仇怨得到彌合，而且還為未來的密切關係奠定了基礎。
　　在比較英國於德國和美國這兩個崛起國的反應時，20世紀傑出的國際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認為，“英國對美國作出的讓步”是“導致後來一切發生的關鍵”。
　　同樣重要的是，“德國則選擇了將獨立、發展海軍和軍事力量置於其他一切目標之上”。而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雖然願意冒險與英國發生“輕微衝突”，但他“謹慎地避免犯下德皇威廉二世般的錯誤，不能威脅到英國的實際安全”。
　　這種微妙的相互讓步使得英國可以說服自己，美國海軍可能會在西半球或東亞服務於英國的利益。這一決斷部分是受到了將兩國分割開來的廣袤的大西洋的影響——大洋削弱了英國人心理上對來自美國的直接威脅的擔憂。相對來說，德國則更為接近英國本土，其蓬勃發展的海軍顯然直指英倫三島。
　　面對這樣具有挑戰性的情況，英國做出了必要且明智的抉擇，即在每一場爭端中都向美國讓步，給予美國應有的尊重。到1906年，當英國的自由黨政府上台時，時任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愛德華•格雷宣布，保持與美國的良好關係已經成為英國的“基本國策”。
　　艾利森評價說：
　　英國領導人在不犧牲英國核心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找到了滿足美國不合理需求方式的技巧，這是一個嫻熟外交技巧的教科書範例。以歷史學家所稱的“偉大和解”為基礎，英國彌合了兩國間長期存在的敵意。因此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英國能指望美國成為其戰爭物資和資金的關鍵來源。在德國潛艇開始攻擊美國艦艇時，華盛頓與倫敦一道加入了戰爭。如果英國沒能獲得美國的貸款和物資供應，以及後來與美國建立軍事夥伴關係，德國很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世界再次被戰爭所吞噬，英美兩國仍然作為親密的盟友並肩作戰，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同努力塑造和平，鞏固了兩國間仍可稱為“特殊”的關係。（第267-68頁）

　　作為守成的一方，英國並非不可以為了保住自身的霸主地位而通過戰爭來遏制美國的崛起。但英國人知道，戰爭的代價是巨大的，己方勝利的可能性非常小。此外，當時它還面臨着更為嚴重和迫在眉睫的其他戰略威脅。因此，英國明智地作出了最有利的選擇，在不犧牲自己核心利益的情況下，設法容納了美國的崛起。由此，英美兩國聯手促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權力轉換。
　　不過，艾利森同時還提醒讀者，英美之間這個案例的幸運結果存在着不同尋常的因素，輕信美中之間也能夠複製它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險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英國之所以願意將權力拱手相讓給美國，不僅受冰冷的現實主義考量所驅動，還受到另一個因素所影響：兩國共享相同的種族和語言，擁有相同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但是，這個牢固基礎，是現今美中兩國根本不存在的。

　　相比於英美之間的“兄弟鬩牆”，美蘇兩國之間的冷戰能夠有驚無險地和平渡過，而沒有演化成一場毀滅全人類的核大戰，簡直就是一個奇蹟，至今回想起來仍然令人覺得驚心動魄和不可思議。
　　可以說，冷戰是人類歷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成功的案例。通過一系列成效顯著的努力，美蘇兩大國和平地控制了歷史上風險最高的大國競爭。
　　歷史學家們就冷戰最終沒有走向熱戰的原因提出了各種解釋，大多數人都將之歸因於核毀滅帶來的恐懼，而有些則強調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地理距離，或者是偵察計劃的增加減少了發生危險誤解的可能性。許多人指出，兩國共同認可了雙方競爭之上的限制條件，這使它們能夠利用除直接衝突之外的各種形式相互打擊。此外，使兩大國擺脫戰爭的另一個因素是圍繞核武器而開展的合作文化，其始於1972年簽署的《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並於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戈爾巴喬夫峰會達到高潮。這些峰會不僅降低了核事故的風險，而且還建立了兩國間信任的基準。
　　雙方都認識到，“冷”衝突很容易變成“熱”戰爭。為了防範這種風險，它們都暫時性地接受了許多“不可接受”的事實：這些事實包括蘇聯主導下的東歐國家、中國、古巴和朝鮮的共產主義政權等等。此外，雙方圍繞美蘇競爭編制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限制性網絡——肯尼迪總統稱之為“關於限制的不穩定規則”。例如，為了降低突然進行核打擊的風險，雙方通過軍控談判提高了透明度，並增加了雙方對於對方不會發動第一次打擊的信心。為了避免飛機或船隻的意外交火，雙方商定空中和海上的精確規則。隨着時間的推移，兩位競爭者默默地同意“三不原則”：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擊對方的武裝力量，不在對方公認的勢力範圍進行軍事干涉……
　　對於21世紀的美國人來說，也許冷戰最令人吃驚的一點是，美國居然有一個持續了40年之久的、連貫的、兩黨共同的大戰略。作為冷戰秩序的一名參與者，艾利森指出，現在大多數人都記得“遏制”戰略，但事實上美國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冷戰戰略。（第273頁）

　　***

　　冷戰剛剛結束時，許多人預計，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將恢復昔日的霸權野心。
　　他們的預言說對了一半，德國註定要恢復自己在歐洲的政治經濟實力和大國地位；但他們說錯的另一半是，德國的崛起完全是良性的，以至於如今甚至出現了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諷刺性的命運大轉折：“在擊敗了妄想統治歐洲的德國70年後，當時的勝利者現在卻出於經濟原因，乞求德國領導歐洲。”（第260頁）
　　在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讓他們的國家陷入泥潭後，德國領導人找到了一種新的方式來施加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領導一個統一的經濟秩序，而不是以軍事為主導。
　　通過幾十年的默默努力，德國終於向它昔日的對手證明了自己的可靠，正如政策分析家漢斯•昆德納尼（Hans Kundnani）在《德國力量的悖論》一書中所描述的一種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種經濟自信和軍事節制的奇怪混合……從地緣政治角度說，德國是一個良性因素”。（第366頁）
　　雖然德國的崛起優勢如此明顯，但它一貫採取的睦鄰友好政策不僅緩和了鄰國的擔憂，還一舉化解了這片狹小大陸上各民族的百年宿怨。正如國際關係學者海爾加•哈弗騰多恩（Helga Haftendorn）所描述的那樣，一體化戰略“通過強調將德國復興的潛力融入一個新歐洲的重要性，來抵消德國在勢力和主權方面的擴張。歐盟允許和鼓勵德國的崛起並獲取更大的利益，但要創造一個‘歐洲化的德國’而不是‘德國化的歐洲’”。
　　隨着時間的推移，英國和法國也站到了德國的一邊。
　　德國已經認識到，增加國防開支以適應經濟發展很容易引發衝突，而且需要持續的善意姿態才能克服敵對國家之間根深蒂固的恐懼。通過展現自己的穩定和開放，追求與昔日對手的融合，以及放棄更傳統的炫耀權力的意願，迄今為止，德國成功地逃脫了修昔底德陷阱。（第267頁）
　　而且，這一過程仿佛是自然而然、本來就該是這樣的。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

　　結語

　　在梳理分析了過去500年間大國崛起和權力更替的成敗得失以後，艾利森甚至列出了一份如何成功逃離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論線路圖，其中包括了數十條具體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可能就是：在核武器時代，“相互確保摧毀”戰略使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誰都明白，超級核大國之間的熱戰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里根總統經常引用的一句話是：“一場核戰爭是不可能贏的，因此核戰爭永遠不應該被發動。”（第278頁）
　　然而，大多數時候我們之所以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不是因為我們主觀上不明白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而是因為我們自認為沒有退路，只能這麼做。超級核大國的領導人仍然必須準備冒着打一場他們可能不會贏的戰爭的風險。為此，肯尼迪總統特地總結自己任內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的持久教訓：“最重要的是，核大國在捍衛我們自己重大利益的同時，必須避免迫使對手在屈辱的撤退和核戰爭之間作出選擇。”（第313頁）
　　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增加了戰爭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戰爭的可能性。艾利森特別指出，雖然美國可能會與中國進行“新冷戰”，但這個術語會混淆其將造成的破壞的性質。當上一場冷戰開始時，西方和蘇聯幾乎沒有互動，這讓衝突很容易開始。反之，40年的中美接觸為雙方帶來了巨大的戰略和經濟利益。
　　但同樣地，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就能避免戰爭的想法依然只是一種並不可靠的幻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裡，英國和德國的經濟變得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於一方不能在不傷害自身的情況下將經濟創傷強加給另一方。許多人希望這種緊密的貿易和投資網絡能防止戰爭，但他們錯了。當戰爭真的爆發時，柏林和倫敦所遭遇的經濟後果是非同尋常的。（第280頁）
　　此外，歷史也許會帶來一些啟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方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勝利者所獲得的收益。如果給予他們重新選擇的機會，沒有人會選擇戰爭，既然現在已經清楚了，我們有理由期待下一次政治家們會更聰明。
　　如果將今天的中美關係與當年的英德關係作比較，我們會發現，貿易和投資水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相當，但供應鏈將不可或缺的生產商與不可替代的消費者聯繫得更加緊密。幾乎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產品，從蘋果手機到波音飛機，零部件都是由中國製造而成的。（第281頁）今天的中美兩國比百年前的英德兩國更加離不開對方。
　　艾利森在這本書的最後部分以坦率到露骨的態度向美國的決策者介紹了四種潛在的戰略選擇，以避免同中國的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它們分別是：容納中國、削弱中國、通過談判獲得“長和平”、以及重新定義美中關係（第298-307頁）。他的有些建議是十分有價值且又具有現實可行性的。
　　例如，艾利森認為，美國領導人必須明確自身重大利益。把每件事情都當作最重要的就等於沒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中美兩國之間的這場史詩般的鬥爭中，美國領導人必須分清哪些是生死攸關的，哪些只是點綴搭配的。
　　又如，艾利森建議美國領導人還必須更好地理解和領會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越了解中國的目標，中國想要和正在做什麼，就越能為解決分歧作好準備。但他擔憂地指出，問題仍然在於心理投射，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也經常錯誤地認為中國的切身利益是美國切身利益的鏡像。
　　艾利森進一步指出，中美兩國不應被動、激進地進行“應該外交”（呼籲對方表現出更好的行為），也不應冠冕堂皇地談論地緣政治準則，而是應該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在高風險的關係中，可預見性和穩定性——而不是友誼——最重要。美國應該停止玩“讓我們偽裝自己”的遊戲。另外，兩國都應該首先把國內的問題和挑戰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到國際上去爭先。
　　最後，美國需要作好戰略規劃。在中國問題上，美國的政策本質上是堅持現狀，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華盛頓一再準確地提醒中國人，這是有史以來亞洲國家——特別是對中國而言——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時期，經濟上也取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當潛在的經濟理論平衡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急劇傾斜時，這種現狀是無法維持的。因此，美國應當有新的話語。
　　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我由衷地認為，這些不也正是中國亟需要做的嗎？
　　我們明確界定了自身的核心利益了嗎？
　　我們清晰理解了美國的核心關切了嗎？
　　我們有可能放棄冠冕堂皇的道德話語，追求可預見性和穩定性了嗎？
　　我們做好了應對中美關係的宏觀和長期戰略了嗎？
　　要做到這一切，首先需要兩國之間保持高度順暢的溝通及相互理解。遺憾的是，在艾利森看來，這種順暢的溝通和相互理解自20世紀70年代亨利•基辛格與周恩來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進行對話後就未曾見過。更為重要的是，這意味着領導人和公眾需要在態度和行動上都做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革。
　　“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們必須願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議的事情，設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間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變歷史的弧線。”（第11頁）
　　然而，就像艾利森所說的，一個擁有14億人口和5000年歷史的文明重返輝煌並不是什麼問題，大多數美國人和西方人也不會認為這是一件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事情。問題是實現的條件，換句話說，它如何實現？應當以什麼方式實現？（第11頁）
　　這個問題，既拷問着中國，也拷問着美國，更應該引起全世界的思考。
　　雖然未來不可預知，但有一點是可以預知的：21世紀的人類命運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究竟是重複20世紀的霸權爭鬥，還是走出這一宿命，攜手應對不斷湧現的新挑戰。
　　至少直到現在為止，命運仍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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