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艾利森教授以坦率到露骨的态度向美国决策者介绍了四种战略选择，以避免同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容纳中国、削弱中国、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在高风险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重要


　　老高按：“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个近期在中美学界出现频率颇高的词儿。按照我模糊粗浅、似是而非的理解，似乎指的是：一个后起的强国挑战现有的强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结构和利益格局），势必陷入激烈的攻防，很可能会兵戎相向，决一雌雄。其结果，有一个战败，甘居老二；另一个则是惨胜，即便成了赢家，也大伤元气。从习近平上台到川普上台以来这五六年来两国关系的事态发展，似乎越来越验证这一说法。说得蝎虎一点，两国领导人正从不同方向走向，或者被诸多因素推向，这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来自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词，究竟含义如何、指的是什么“陷阱”？这个说法是仅仅罗列了现象还是归纳出了规律？我并不清楚。更不用说，我不了解形成“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政治机制为何？如何防止和避免坠入“陷阱”？在双方都有摧毁对方的核牙齿的当今之世，与古希腊时代争夺霸权，难道不是有了根本不同？是否必定是“零和”而不可能“双赢”？各方取胜或者说不败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在中美贸易战跌宕起伏、又加上华为孟晚舟被拘捕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之际，读到资深媒体人陈季冰在FT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全面介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老资格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艾利森教授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成果，我感到相当有参考价值。正如陈季冰所说：21世纪的人类命运，取决于中美究竟是重复20世纪的霸权争斗，还是走出这一宿命，携手应对新挑战。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陈季冰，FT中文网 2018年12月14日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
　　近期发生的一波三折的悲喜剧向人们强烈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即便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目前尚未陷入全面对抗和冲突，这种全面对抗和冲突也日益迫近。
　　这令人想到了一个名词：修昔底德陷阱。
　　恰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法国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近来纪念和反思一战的文章和书籍也陆续出版了不少。
　　一个世纪以来，在试图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为什么会爆发这个问题时，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关注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20世纪之初的欧洲，流行着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观点。
　　学者们认为，这种宿命论观点促使当时的欧洲领导人普遍持有一种激进的态度，甚至有不少人竭力主张所谓“预防性战争”（即“以战止战”，“以小战阻止大战”），他们领导下的各国为了“终将到来的战争”纷纷做出“未雨绸缪”的准备，而这又直接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加剧了战争的程度。
　　这一点很容易被现代读者所忽略，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着重指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教训之一恰恰在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能够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一个近年来大热的名词。

　　一

　　历史上是否有人明确提出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关于这个问题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概念现在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大力鼓吹。
　　艾利森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他是当代老资格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不仅著作甚丰，还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并为历届美国政府提供了数十年的咨询服务。
　　2015年9月下旬，艾利森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个注定要触动全世界神经的命题。他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掉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而这个陷阱最先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定义。
　　当年稍后一点，首次作为国家元首访问美国的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引用了这个概念。当时他说，中美必须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自那以后，“修昔底德陷阱”便一跃而成为了全球媒体上经久不衰的头条话题。
　　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之上，两年后，艾利森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进一步扩充了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使得相关内容更加宏阔、丰满，并且具有纵深感。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版上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根据艾利森自己的定义，“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第7页）
　　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世界发生过一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交战的双方是当时希腊世界中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通常认为他是西方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了这场著名战争。
　　这场战争打了30年，将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带进了坟墓。战争导致了灿烂辉煌的雅典的覆灭，而斯巴达虽然以胜利而告终，但也在这场血战中被极大地削弱了。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自此以后希腊文明便不可逆转地衰落了，至今也没有再恢复元气。
　　在当时，斯巴达是希腊世界里的既成霸主，而雅典则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双方领导人其实都不希望发生战争，相反，他们都竭尽所能希望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甚至，当时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与雅典民选领导人伯利克里之间私交也甚好。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这场毁灭性的战争。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书中这样解释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艾利森在2000多年后总结指出，“（认为战争）不明智或不想要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战争仍旧会发生，即使领导人决心避开它们。其他的事件或行动缩小了领导人的选择范围，迫使他们做出冒险发动战争的选择，而不是默许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事件往往要求领导者在高风险和更高风险之间做出选择。一旦军事机器开启，误解、误判和纠缠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到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意图的程度。”（第220页）
　　在当时，除了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具有多么大的毁灭性；更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战争会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双方都不具有决定性优势。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守成国的恐惧常常催生错误的认知，且会扩大危险；而崛起国的自信又会激发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样也会鼓励冒险。
　　在《注定一战》这本书里，艾利森异常清晰地阐明了两个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结论性观点。
　　首先，他非常坚定地认为，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绝非像一些人认定的那样，注定会有一战。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艾利森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他甚至还认为，修昔底德本人也会赞同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本可以没有战争这一观点。（《前言》第3页）
　　但是，艾利森同时又十分忧虑地指出，就目前的形势演进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中美两国发生灾难性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目前所已经认识和预见到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就以往的历史经验而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修昔底德陷阱在今天呈现出来的面相似乎比一战前夕更加模糊和复杂：一方面，“注定一战”的古老咒语在理论和战略层面依然萦绕不散；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又过于乐观了，仿佛战争已是一桩不可想象之事。然而，低估战争爆发的危险，反而会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艾利森在书中多次特地强调，自己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要宣扬某种宿命论，但他想要提醒全世界关注和认识到这一正在日益增长的风险……
　　毫无疑问，艾利森并非杞人忧天。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艾利森在哈佛大学领导了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学术研究项目。该项目回顾了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找出了16个案例，都是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大国地位的模式。他们的研究发现，这16个案例中有12个案例以战争收尾，只有4个得以幸免。

　　二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性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每个年代的纪念和反思都会被贴上那个时代的鲜明标签。在我们的时代，当人们纪念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总摆脱不了这样一个黑暗诱惑：将百年前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同当代美中关系挂起钩来。
　　做这样的比较肯定是不准确的，或许也是不明智的，但却仍然会引发强烈的不安。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的倾向，仅从“势”之消长的角度看，如今的中国与当时的德国，如今的美国与当时的英国，如今的中美关系与当时的英德关系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提醒读者，在当时，英国官方公开的主流话语是：“一个强大德国的正常活动”对世界有益。英国的许多决策者也真诚地相信，应该为德国加入“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竞争而感到高兴，并且英国应该勇于“加入这场竞争”，而不是害怕德国的崛起……
　　然而，英国人私下里却同时还在不停地嘀咕另一个问题：但如果德国的最终目标是“瓦解并取代大英帝国”呢？的确，英国人一再听到德国领导人对所有这类“颠覆性阴谋”的坚决而愤怒的否认。而且，大部分英国人也同意，德国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怀有”这样的阴谋。只是英国人依然觉得，自己无法信任德国的保证。历史教给英国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德国可能会寻求“一种普遍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来威胁其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威胁到英国的生存。”
　　最后，陷入恐惧和困扰中的英国人得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结论：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它的实力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计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因此，无论德国是否有意识地想要取代英国，英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勇敢地面对德国的挑战，并建设一支比扩张以后的德国海军还要强大的大英帝国海军。（第90-91页）
　　由此，英国和德国便陷入了一个教科书式的修昔底德陷阱。
　　即便这样，英国在主观上仍然没有放弃避免战争的努力。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强硬派，在1911年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但他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也绝不认可“战争无法避免”的理论。相反，虽然他尽其所能让英国作好应对战争爆发的准备，但他内心一直希望通过推迟“邪恶之日”的到来以最终消弭战争。不仅丘吉尔，当时有不少英国精英人士乐观地展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社会内部积极力量的发展壮大可能会改变它的崛起轨迹。例如，更加和平、多元的“民主力量”可能逐步取代德国政府中顽固保守的容克贵族。
　　艾利森概括道：
　　在如今被称为“七月危机”（本文作者注：被认为是一战导火索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于1914年6月28日，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各交战国之间陆续相互宣战。）的事件中，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之间都呈现出修昔底德式互动，彼此相互叠加，交错联动。德国决定支持自己的盟友，以防止崛起中的俄国的威胁，这进而导致德国对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宣战。为了迅速击败法国，德国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要求德国进攻卢森堡和比利时。但是，德国通过入侵比利时借道打垮法国的做法触及了英国的底线。
　　……不过，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如果德国成功地成为欧洲霸主，英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将会受到侵犯。（第115页）
　　甚至直到战端已启，各国仍在徒劳地努力，将战争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它们都采取了错误方式，即试图通过升级（加码威胁，以期恫吓住敌国）来降级紧张局势，这导致了战争骤然升级到了不可收拾的级别。
　　如果有机会穿越回百年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同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当时的世界确实有不少眼熟之处。
　　20世纪最杰出的亚洲政治家之一李光耀曾说过：“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中国只是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如今，这已是举世公认的现实。
　　艾利森在他的书中还告诉我们，一位美国政治家说：在“过去的日子”（他是指“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当危机或问题出现时，亚洲领导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华盛顿怎么看？”；今天，当事情发生时，他们首先会问“北京怎么看？”（第38页）
　　从美国的立场看，这是令人坐立不安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已经定义了世界秩序，并造就了一个大国间无战争的时代。现在大多数人视之为一件正常的事情。历史学家称这是一种罕见的“长和平”。然而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今，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这一秩序，“故而此时提出和平时代是否终结是很自然的事。”（《前言》第2页）
　　中国究竟想要什么？按照艾利森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再次伟大。（第10页）
　　人们留意到，在东南亚，中国几乎在经济贸易和政治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影响力都在稳步增长。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被排挤出这些水域，东南亚国家逐渐被纳入中国的轨道，就连传统上美国最牢固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正在受到中国的吸引……“到目前为止，未动一枪一弹，中国一直是成功的。”（第181页）
　　当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希望自己的军队“能打仗和打胜仗”，并不意味着中国希望打仗。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希望打仗。但是，在追求其目标（再次伟大）时，中国就必然会与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发生冲突，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又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此外，中国与美国的博弈还会因“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而出现危险的扭曲。
　　自尼克松以来，每一位总统都认为并宣布过，美国真诚地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如百年前英国人对德国的公开说辞）。但正如基辛格曾坦率地指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遏制”中国。中国领导人深深猜忌美国试图对中国推行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在他们眼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2014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分别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惊人的“共识”持有相同的观点：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即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正如陆克文所解释的，这些信念“来自中国的结论：美国没有，也永远不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中国领导人坚信不疑的还有另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观点：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其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霸权地位，并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一地位。
　　很明显，双方认知上的错位正在把美中两国带入经典的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在面对反霸凌、履行长期以来的条约承诺或者要求获得应得到的国家尊重等时，双方领导人所做出的抉择可能陷入他们虽然知道其存在但认为自己可以避免的陷阱里。
　　而且，“新技术不断发展，从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武器到那些名称保密的其他技术，只有到它们在实际冲突中被运用时，人们才会了解它们的倍增效益。”（第248页）而现在看来，海上舰艇的意外碰撞、台湾寻求“独立”、第三方挑起的战争、朝鲜问题失控以及经济贸易的严重冲突……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引线。

　　三

　　然而，正如艾利森所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逃离的。我相信，这也正是他写这本书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幸运的是，逃离修昔底德陷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艾利森在哈佛大学领导的学术项目成果告诉我们，在过去500年中，至少有4个案例，其中崛起国与守成国成功地驾驭了各自国家的巨轮，从而在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情况下穿越险滩。
　　更加幸运的是，这4个成功案例中的3个是发生在过去100年内。这是不是说明人类还是能够从过往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的？
　　当然，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都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态度和行动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这对于今日的中美两国有着显而易见的启发价值。

　　***

　　艾利森在书中特意提醒美国读者，当年，作为新兴势力的美国，对当时的全球霸权英国摆出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比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英国还是成功地避免了与崛起中的美国发生战争，不但两国之间过去的仇怨得到弥合，而且还为未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比较英国于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崛起国的反应时，20世纪杰出的国际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认为，“英国对美国作出的让步”是“导致后来一切发生的关键”。
　　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则选择了将独立、发展海军和军事力量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虽然愿意冒险与英国发生“轻微冲突”，但他“谨慎地避免犯下德皇威廉二世般的错误，不能威胁到英国的实际安全”。
　　这种微妙的相互让步使得英国可以说服自己，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西半球或东亚服务于英国的利益。这一决断部分是受到了将两国分割开来的广袤的大西洋的影响——大洋削弱了英国人心理上对来自美国的直接威胁的担忧。相对来说，德国则更为接近英国本土，其蓬勃发展的海军显然直指英伦三岛。
　　面对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情况，英国做出了必要且明智的抉择，即在每一场争端中都向美国让步，给予美国应有的尊重。到1906年，当英国的自由党政府上台时，时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爱德华•格雷宣布，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已经成为英国的“基本国策”。
　　艾利森评价说：
　　英国领导人在不牺牲英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找到了满足美国不合理需求方式的技巧，这是一个娴熟外交技巧的教科书范例。以历史学家所称的“伟大和解”为基础，英国弥合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敌意。因此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能指望美国成为其战争物资和资金的关键来源。在德国潜艇开始攻击美国舰艇时，华盛顿与伦敦一道加入了战争。如果英国没能获得美国的贷款和物资供应，以及后来与美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德国很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再次被战争所吞噬，英美两国仍然作为亲密的盟友并肩作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努力塑造和平，巩固了两国间仍可称为“特殊”的关系。（第267-68页）

　　作为守成的一方，英国并非不可以为了保住自身的霸主地位而通过战争来遏制美国的崛起。但英国人知道，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己方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小。此外，当时它还面临着更为严重和迫在眉睫的其他战略威胁。因此，英国明智地作出了最有利的选择，在不牺牲自己核心利益的情况下，设法容纳了美国的崛起。由此，英美两国联手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权力转换。
　　不过，艾利森同时还提醒读者，英美之间这个案例的幸运结果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因素，轻信美中之间也能够复制它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之所以愿意将权力拱手相让给美国，不仅受冰冷的现实主义考量所驱动，还受到另一个因素所影响：两国共享相同的种族和语言，拥有相同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但是，这个牢固基础，是现今美中两国根本不存在的。

　　相比于英美之间的“兄弟阋墙”，美苏两国之间的冷战能够有惊无险地和平渡过，而没有演化成一场毁灭全人类的核大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觉得惊心动魄和不可思议。
　　可以说，冷战是人类历史上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成功的案例。通过一系列成效显著的努力，美苏两大国和平地控制了历史上风险最高的大国竞争。
　　历史学家们就冷战最终没有走向热战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释，大多数人都将之归因于核毁灭带来的恐惧，而有些则强调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地理距离，或者是侦察计划的增加减少了发生危险误解的可能性。许多人指出，两国共同认可了双方竞争之上的限制条件，这使它们能够利用除直接冲突之外的各种形式相互打击。此外，使两大国摆脱战争的另一个因素是围绕核武器而开展的合作文化，其始于1972年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并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戈尔巴乔夫峰会达到高潮。这些峰会不仅降低了核事故的风险，而且还建立了两国间信任的基准。
　　双方都认识到，“冷”冲突很容易变成“热”战争。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它们都暂时性地接受了许多“不可接受”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苏联主导下的东欧国家、中国、古巴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等等。此外，双方围绕美苏竞争编制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限制性网络——肯尼迪总统称之为“关于限制的不稳定规则”。例如，为了降低突然进行核打击的风险，双方通过军控谈判提高了透明度，并增加了双方对于对方不会发动第一次打击的信心。为了避免飞机或船只的意外交火，双方商定空中和海上的精确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竞争者默默地同意“三不原则”：不使用核武器，不直接攻击对方的武装力量，不在对方公认的势力范围进行军事干涉……
　　对于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也许冷战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美国居然有一个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连贯的、两党共同的大战略。作为冷战秩序的一名参与者，艾利森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记得“遏制”战略，但事实上美国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冷战战略。（第273页）

　　***

　　冷战刚刚结束时，许多人预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恢复昔日的霸权野心。
　　他们的预言说对了一半，德国注定要恢复自己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但他们说错的另一半是，德国的崛起完全是良性的，以至于如今甚至出现了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讽刺性的命运大转折：“在击败了妄想统治欧洲的德国70年后，当时的胜利者现在却出于经济原因，乞求德国领导欧洲。”（第260页）
　　在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让他们的国家陷入泥潭后，德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领导一个统一的经济秩序，而不是以军事为主导。
　　通过几十年的默默努力，德国终于向它昔日的对手证明了自己的可靠，正如政策分析家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德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种经济自信和军事节制的奇怪混合……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德国是一个良性因素”。（第366页）
　　虽然德国的崛起优势如此明显，但它一贯采取的睦邻友好政策不仅缓和了邻国的担忧，还一举化解了这片狭小大陆上各民族的百年宿怨。正如国际关系学者海尔加•哈弗腾多恩（Helga Haftendorn）所描述的那样，一体化战略“通过强调将德国复兴的潜力融入一个新欧洲的重要性，来抵消德国在势力和主权方面的扩张。欧盟允许和鼓励德国的崛起并获取更大的利益，但要创造一个‘欧洲化的德国’而不是‘德国化的欧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和法国也站到了德国的一边。
　　德国已经认识到，增加国防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且需要持续的善意姿态才能克服敌对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恐惧。通过展现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迄今为止，德国成功地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第267页）
　　而且，这一过程仿佛是自然而然、本来就该是这样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结语

　　在梳理分析了过去500年间大国崛起和权力更替的成败得失以后，艾利森甚至列出了一份如何成功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论线路图，其中包括了数十条具体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可能就是：在核武器时代，“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使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谁都明白，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里根总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一场核战争是不可能赢的，因此核战争永远不应该被发动。”（第278页）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不是因为我们主观上不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没有退路，只能这么做。超级核大国的领导人仍然必须准备冒着打一场他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的风险。为此，肯尼迪总统特地总结自己任内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的持久教训：“最重要的是，核大国在捍卫我们自己重大利益的同时，必须避免迫使对手在屈辱的撤退和核战争之间作出选择。”（第313页）
　　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艾利森特别指出，虽然美国可能会与中国进行“新冷战”，但这个术语会混淆其将造成的破坏的性质。当上一场冷战开始时，西方和苏联几乎没有互动，这让冲突很容易开始。反之，40年的中美接触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但同样地，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就能避免战争的想法依然只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幻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变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方不能在不伤害自身的情况下将经济创伤强加给另一方。许多人希望这种紧密的贸易和投资网络能防止战争，但他们错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柏林和伦敦所遭遇的经济后果是非同寻常的。（第280页）
　　此外，历史也许会带来一些启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胜利者所获得的收益。如果给予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没有人会选择战争，既然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次政治家们会更聪明。
　　如果将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英德关系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贸易和投资水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相当，但供应链将不可或缺的生产商与不可替代的消费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几乎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从苹果手机到波音飞机，零部件都是由中国制造而成的。（第281页）今天的中美两国比百年前的英德两国更加离不开对方。
　　艾利森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以坦率到露骨的态度向美国的决策者介绍了四种潜在的战略选择，以避免同中国的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它们分别是：容纳中国、削弱中国、通过谈判获得“长和平”、以及重新定义美中关系（第298-307页）。他的有些建议是十分有价值且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例如，艾利森认为，美国领导人必须明确自身重大利益。把每件事情都当作最重要的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领导人必须分清哪些是生死攸关的，哪些只是点缀搭配的。
　　又如，艾利森建议美国领导人还必须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越了解中国的目标，中国想要和正在做什么，就越能为解决分歧作好准备。但他担忧地指出，问题仍然在于心理投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经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切身利益是美国切身利益的镜像。
　　艾利森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不应被动、激进地进行“应该外交”（呼吁对方表现出更好的行为），也不应冠冕堂皇地谈论地缘政治准则，而是应该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高风险的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重要。美国应该停止玩“让我们伪装自己”的游戏。另外，两国都应该首先把国内的问题和挑战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到国际上去争先。
　　最后，美国需要作好战略规划。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坚持现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华盛顿一再准确地提醒中国人，这是有史以来亚洲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经济上也取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当潜在的经济理论平衡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急剧倾斜时，这种现状是无法维持的。因此，美国应当有新的话语。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由衷地认为，这些不也正是中国亟需要做的吗？
　　我们明确界定了自身的核心利益了吗？
　　我们清晰理解了美国的核心关切了吗？
　　我们有可能放弃冠冕堂皇的道德话语，追求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了吗？
　　我们做好了应对中美关系的宏观和长期战略了吗？
　　要做到这一切，首先需要两国之间保持高度顺畅的沟通及相互理解。遗憾的是，在艾利森看来，这种顺畅的沟通和相互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就中美重新建交事宜进行对话后就未曾见过。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领导人和公众需要在态度和行动上都做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
　　“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那些不可想象之事。中美之间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只能去改变历史的弧线。”（第11页）
　　然而，就像艾利森所说的，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文明重返辉煌并不是什么问题，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人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事情。问题是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它如何实现？应当以什么方式实现？（第11页）
　　这个问题，既拷问着中国，也拷问着美国，更应该引起全世界的思考。
　　虽然未来不可预知，但有一点是可以预知的：21世纪的人类命运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究竟是重复20世纪的霸权争斗，还是走出这一宿命，携手应对不断涌现的新挑战。
　　至少直到现在为止，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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