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在制度和價值觀上的重大差異，並非始於2018年，40年來，中美兩國朝野都曾認為並不會構成兩國交往不可克服的障礙，為什麼到了今年，中美關係卻面臨着無法調和的衝突？今年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迫使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


　　老高按：“中國怎麼看美國，決定不了中美關係，美國怎麼看中國，可以決定中美關係。”中國大陸獨立學者榮劍的這個中美在雙方關係上不對等的論斷，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就是40年來、也是當前的事實：“美國如何看中國”，就是遠比“中國如何看美國”份量重得多，在中美關係上起決定作用。
　　前一個多月，聽說榮劍和其他好幾位目前在中國十分出名的學者前來美國，參加哈佛大學關於中國改革40年的國際研討會。後來有朋友告訴我，會上會下接觸幾天，感覺他們沒有什麼新的思路和成果，未能回答中國和美國面臨的新局面提出的新難題，我沒有具體了解他們做了什麼樣的發言，無從置喙。但讀了榮劍這篇文章，我覺得對我還是有一定啟發——至少將我在這一兩年感到不以為然的某些傾向，用比較明確的文字表述出來。例如，他談到中國民主自由派人士竟對川普不切實際地寄予很大期望（被批評者貶為所謂“黃川粉”），認為他們是將中國的“問題意識”投射到川普頭上，其實與川普的“問題意識”相差甚遠：
　　中國的問題意識可以是觀察美國的一個重要視角，但美國不是因為中國而存在，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邏輯也不會被中國問題所左右，美國朝野兩黨及其政治人物是他們各自選民的代表，他們代表各自的選民向中國發出聲音。因此，脫離美國的“現場”而只以中國的“立場”——不管是以中國官方還是民間的立場——來看美國，都只能是一廂情願。
　　榮劍生活在中國，他來到美國“現場”，反省到中國知識精英有點“以己之心，度川之腹”。而我們這些生活在美國的人，何嘗不也是如此，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而已。當然話說回來，我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要求、鼓勵、督促川普——以及任何美國和西方執掌權力者——關注中國的民主、自由、法治、憲政，這既有益於中國，也有益於美國。
　　在此分享榮劍的文章供作參考。


　　決定中美關係的，是美國如何看中國

　　榮劍（獨立學者），FT中文網2018年12月6日

　　在中美關係面臨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和最複雜多變的時刻，中國從黨政高層到民間人士，都在普遍關注美國政界、商界和知識界所發出的有關中美關係的各種聲音。我和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黎安友教授的長篇對話《特朗普、中美關係與中國改革前景》，在FT中文網發表之後，在一定範圍內也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爭論。有不少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背景的批評者認為，黎安友教授對特朗普總統的評價，存在着明顯的偏見和情緒化，他對中美關係的觀點和中國人的感受相差太遠。甚至有批評者認為，黎安友教授代表着美國“白左”的一貫立場，而 “白左”因為蓄意製造了對特朗普總統的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在客觀上不僅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美國經由特朗普總統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所施加的巨大壓力，這個壓力被他們認為是中國目前能夠重啟改革的惟一動力。中國自由派學者對特朗普總統的這種良好期待，營造出我在和黎安友教授對話中所概括的“特朗普神話”——寄望特朗普總統不斷地對中國施加壓力，來迫使中國重新走上改革或變革的軌道。

　　中國官方與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別“站隊”美國兩黨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正越來越多地成為“川粉”的同時，中國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或媒體卻越來越傾向于于美國民主黨，他們毫不掩飾地希望民主黨能夠贏得美國中期選舉，以此來牽制共和黨的“一黨獨大”尤其是特朗普總統近乎“肆意妄為”的執政行為，這顯然和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期待共和黨一舉拿下參眾兩院多數席位的態度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對照。
　　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是，共和黨繼續維持了在參議院的多數席位，而民主黨則重新奪回了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美國朝野兩黨在國會中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面。這一結果對於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來說是令人沮喪的？還是說對中國官方來說是令人鼓舞的？
　　其實，不管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還是中國官方，都是在一廂情願地理解美國的兩黨政治。就目前中美關係而言，民主黨在眾議院成為多數黨這一情況絲毫不會減弱、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對中國的壓力。如果民主黨在下一任總統大選中勝選，很難想象一個民主黨總統會實行比特朗普總統更溫和的中國政策。如果出現這個情況——現在來看概率並不小，那是不是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會把歡呼聲轉給民主黨，而中國各個官方部門因為不得不面對一個對中國更無情的對手而倍感沮喪？很顯然，美國的兩黨政治絕不是中國的正反力量所能左右的，在中美關係的主基調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下，不管誰當總統，都只能在這個已經變化了的主基調下發出自己的聲音。

　　以中國“問題意識”期待美國政治走向，只能是一廂情願

　　中國看美國，肯定帶有中國的問題意識。之所以中國的官方和民間人士對特朗普總統的認識大相徑庭，是因為他們對於美國的問題意識迥然不同。民間人士基於中國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而不得不寄望於通過一個巨大的外部壓力來激發中國的內部變革，費正清所設置的“挑戰與反應”的分析框架對於認識中國現行制度依然有效。特朗普總統或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所充分認可。不管怎麼說，他所掀起的中美貿易戰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激發出中國“不得不”改革的意願和行動。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已經做出了多項前所未有的承諾，從主動降低進口商品關稅到取消對國有企業的政府補貼再到放開市場准入，承諾的範圍極其廣泛，所有這些對外開放的可能的新舉措，完全可以被合乎邏輯地視為“特朗普壓力”的產物。從改變中國的績效評價來看，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有理由為特朗普總統兩年來的執政行為打上一個高分。
　　中國官方從決策部門到智庫和媒體，在應對美國的這一輪挑戰時，最初的反應是“以牙還牙”，當發現牙齒不夠用時，才猛然醒悟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絕不會僅僅限於經濟領域，進而也意識到他們原先對特朗普總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一個唯利是圖的政客是最容易打交道的。事實上，在中美貿易戰持續了半年之後，即使中美元首在阿根廷G20會議上已經達成了解決貿易問題的初步協議，我相信中國官方的各個部門也依然沒有從對特朗普總統、對美國兩黨政治的誤判中走出來。因為長期堅持一條意識形態的外交路線，以“想當然”的方式來看待美國：認為美國已經主動退出世界領導地位，中國可以取而代之，“中國方案”可以主導世界秩序重構。這實際上是要提前和美國爭奪世界第一位置，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以來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轉折，長達40年的蜜月期終結，新的經濟冷戰可能已經開啟，和中國官方完全誤判美國有着直接的關聯。
　　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從左翼到右翼，從國家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對美國多有誤判，根源就在於，他們完全是以自己特有的立場、觀點、方法和價值來認識與評判美國，由此形成的關於美國的知識和判斷與美國的真實情況相去甚遠，實際上也根本影響不了美國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運行。因此，在重塑中美關係的新的時刻，重要的不是中國怎麼看美國，而是美國怎麼看中國。
　　要了解美國怎麼看中國，首先要進入美國的“現場”，這個現場不是指去美國旅遊一趟，或走馬觀花式的考察，更不是在中國隔岸觀火。真實的美國和《環球時報》上所描述的美國以及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所想象的美國都不一樣，獲得真實的美國的“現場感”首先需要排除意識形態偏見，像進入羅爾斯式的“無知之幕”那樣，以價值中立的立場來觀察美國兩黨政治和美國社會狀況。中國的問題意識可以是觀察美國的一個重要視角，但美國不是因為中國而存在，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邏輯也不會被中國問題所左右，美國朝野兩黨及其政治人物是他們各自選民的代表，他們代表各自的選民向中國發出聲音。因此，脫離美國的“現場”而只以中國的“立場”——不管是以中國官方還是民間的立場——來看美國，都只能是一廂情願。

　　美國“現場”帶給我對美國政治和中美關係的三個新認識

　　2016年11月我去美國，見證了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社會所陷入的巨大撕裂狀態。今年11月我去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再次見證了美國中期選舉對於美國憲政制度的重要性。從美國的公共輿論、大學論壇、社交媒體和私人言談所共同營造出來的美國的“現場”中，我不斷地獲得關於美國的新的認知，不斷地修正我在中國國內所形成的關於美國的偏見。我和黎安友教授的對話，話題涉及特朗普總統、美國兩黨政治、中美關係和中國改革前景，他的立場和意見未必都是我能夠同意的，但他作為美國“現場”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立場、意見包括情緒都值得國內人士高度關注，他不是一個人在說話，而是代表着一個廣泛的群體。正是通過和黎安友教授的對話，以及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與近十位美國著名教授的學術交流，並結合赴美期間在各種“現場”所獲得的直接感受，我至少形成了有關美國和中美關係的三個新的認識。

　　第一個認識是，特朗普總統撕裂美國的嚴重性，並沒有因為他執政兩年來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而有所減緩，他發動的對中國的貿易戰也沒有激發出全美國的一種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黎安友教授在和我對話時，毫不掩飾對特朗普總統的“黨派”情緒，他對特朗普總統兩年來的執政，從內政到外交，都作出了極低的評價。他甚至認為，特朗普總統的執政水平近乎“白痴”（我在對話正式發表時刪除了這個說法）。一個嚴肅的學者抱有這樣的情緒，在我看來顯然是不夠理性的，但我注意到，對特朗普總統抱有這種看法的美國學者為數不少。最近中國一家媒體採訪了知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福山教授在兩年前特朗普當選總統時就認為，美國猶如一輛被一個5歲兒童駕駛着的橫衝直撞的大卡車，而他現在認為，在有些方面情況變得更糟了。在哈佛的論壇上，數位美國教授在談到美國目前良好的經濟狀態時都認為，這不能歸功於特朗普總統，而是奧巴馬總統的經濟政策自然導致的結果。
　　一個共和黨的總統不能指望聽到民主黨的喝彩，這在美國兩黨政治中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特朗普總統造成了美國這麼嚴重的撕裂，顯然是不正常的。美國大多數大學教授——他們代表着美國的知識精英，以及美國的主流媒體——他們代表着美國的主流聲音，幾乎都在對特朗普總統說不，這難道就是國內一些學者所說的民粹主義政治或素人政治對精英政治的勝利？黎安友教授提到，美國為了防止多數人暴政而設計了選舉人團制度（Electoral college），這讓民主黨在全國多出兩百萬張選票的情況下敗給了特朗普，這個情況至少表明，民主黨的“民粹”基礎並不比特朗普差。我現在能夠理解的是，黎安友、福山這些著名教授至今仍然對特朗普當選總統耿耿於懷，實在是因為他的上台完全顛覆了美國傳統的兩黨政治架構，民主黨不是輸不起，而是實在不能輸給特朗普這麼一個政治選手。
　　中國官方原來期待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因為他們覺得美國的右派一直是中共比較容易打交道的對手，兩年之後他們或許後悔了。但黎安友教授卻告訴他們，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特朗普總統可能是對中共最好的一位演員了。而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把希望寄託於特朗普總統，期待他能夠持續對中國保持壓力以迫使中國不得不進行改革，這個良好的願望在黎安友教授看來也是過於幼稚了。很多美國教授都認為，中美關係變得越來越糟，並不必然地和特朗普入主白宮有關。這是歐美國家在新形勢下的一個共同判斷：中國日趨強大並且日趨富有進攻性的態勢正在對現有的國際秩序構成重大威脅。我相信，不僅是美國的民主黨，而且是美國的共和黨，都會對流行於中國的“特朗普神話”感到好笑，後者一般會認為，他們的總統沒有這麼深的遠見。

　　第二個認識是，美國的兩黨政治經由這次中期選舉而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憲政制度，這個制度的核心價值就是權力制衡，總統的權力、政黨的權力、國會的權力和最高法院的權力，被設置在互相分立和制衡之中，沒有一個權力可以獨大，更沒有一個權力可以不受限制而肆意妄為。正是基於美國這個核心制度安排，民主黨“藍色”力量總動員，在參議院失去多數席位的情況下，終於在眾議院取得多數席位，讓兩黨在國會中重獲平衡。中期選舉結束後，特朗普總統和民主黨都分別宣布他們獲得了勝利，其實，這是美國憲政制度的勝利。
　　在美國中期選舉前，中國有不少“川粉”期待美國共和黨能一舉拿下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以為特朗普總統在沒有國會掣肘的情況下可以更自由地對中共領導人施加更大的壓力，這些想法是不了解美國兩黨政治的一廂情願。且不說若共和黨真的取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將嚴重導致美國兩黨政治的失衡狀態，即使就中美關係而言，共和黨“一黨獨大”的局面也並非一定是按照中國“川粉”們所想象的那樣，可以對中國持續地增加壓力。事實上，在民主黨內部，“反中”的聲音一點也不比共和黨小。在兩年前美國總統大選時，中國官方一直將寶押在共和黨這邊，就是因為他們長期忌諱民主黨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共和黨更濃，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的傾向比共和黨更顯著。在對待美國兩黨政治上，中國的官方和部分民間人士，是犯了相同的錯誤，都錯把杭州當汴州了。
　　美國中期選舉之後，我深有感觸的是，民主黨力量正重新聚集，到2020年大選時拿下總統大位的概率在不斷增大。特朗普總統為了爭取連任，一定想在兩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和中國達成新的貿易協議，美國至少要在表面上取得對中國貿易戰的勝利，這是保證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和股市繁榮的必要條件；二是解決朝鮮問題，利用目前金正恩明確宣布要棄核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加強和朝鮮的接觸與聯繫，推動第二輪美朝元首會晤儘快舉行。很顯然，特朗普總統要想如期取得這兩個方面的重大突破，必須對中國和朝鮮有重大妥協與讓步。在爭取連任的約束下，“特朗普神話”在中國究竟還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個認識是，現在美國兩黨不論在國內問題上是如何得針鋒相對，但面對中美關係問題時卻是高度一致，看不出有什麼實質性的分歧。兩黨內部大概已不存在什麼鷹派和鴿派之分了，幾乎都是鷹派。這是中美關係前所未有的一個重大變化。美國兩黨甚至是全國各界都總動員起來，一致把中國視為美國的頭號對手。
　　這次赴美前，我已經估計到中美關係正面臨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局面，但去了美國“現場”之後，深切感受到嚴峻程度超出了我的估計，甚至可能超過了1950年代初期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獗的年代。在麥卡錫時代，雖然同情共產中國的大學教授、學者和友好人士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極大干擾和種種限制，但諸如費正清、謝偉思這樣的親中派和知中派卻還是能夠為中國說話。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學界、政界和商界，普遍被一種悲觀主義的情緒所籠罩，他們反思的問題是，美國幫助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是不是錯了？以白邦瑞在他的《百年馬拉松》一書中的說法，美國在晚近40年裡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國所忽悠，美國原來期待中國只要走上了市場化的軌道和對外打開國門，早晚會走上民主化之路，現在他們突然發現，強大起來的中國，離民主化之路卻越來越遠了。可以這麼說，已經很難聽到美國親中派學者中的幾位頭號人物，如蘭普頓、沈大偉等，為中國說上幾句好話了。我前幾年認為，福山教授被中國驚人的發展所迷住了，他那本關於政治秩序起源的著作，從中國漢代的國家能力開始言說，完全是以中國的發展模式為標本。但是，他現在也加入了批評者的隊伍，開始越來越懷疑中國模式能否有效持續下去，並警惕中國正在發展出一種攻擊性的民族主義並對國際秩序構成威脅。和美國副總統彭斯對中國的批評性發言相比，我更重視美國的學者們是怎麼看中國的。如果美國的大學、智庫和研究機構不再有學者出來為中國說話，那意味着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中美關係全面惡化的根源，毫無疑問在於中美兩國在制度和價值觀上的重大差異，這些差異並非始於2018年。在中美密切合作的40年時間裡，中美兩國政府和民間都曾認為制度和價值觀的差異並不會構成兩國交往的不可克服的障礙，為什麼到了今年，中美關係卻面臨着無法調和的衝突？這是不是說，在2018年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迫使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我在美國的公共輿論和私下交流中可以獲得的大致判斷是，中國今年初“兩會”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處理新疆問題的方式、打壓民間基督教、壓制公共言論空間和屢屢發生的侵犯人權的事件，逐步強化了美國朝野兩黨、左中右人士和親華反華學者們的一個共識：中國正在偏離鄧小平所開創的改革開放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用黎安友教授的話來說，中國正在從一個可愛的國家變成一個可怕的國家。
　　我最後的體會是：中國怎麼看美國，決定不了中美關係，美國怎麼看中國，可以決定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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