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并非始于2018年，40年来，中美两国朝野都曾认为并不会构成两国交往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到了今年，中美关系却面临着无法调和的冲突？今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迫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老高按：“中国怎么看美国，决定不了中美关系，美国怎么看中国，可以决定中美关系。”中国大陆独立学者荣剑的这个中美在双方关系上不对等的论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就是40年来、也是当前的事实：“美国如何看中国”，就是远比“中国如何看美国”份量重得多，在中美关系上起决定作用。
　　前一个多月，听说荣剑和其他好几位目前在中国十分出名的学者前来美国，参加哈佛大学关于中国改革40年的国际研讨会。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会上会下接触几天，感觉他们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成果，未能回答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新局面提出的新难题，我没有具体了解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发言，无从置喙。但读了荣剑这篇文章，我觉得对我还是有一定启发——至少将我在这一两年感到不以为然的某些倾向，用比较明确的文字表述出来。例如，他谈到中国民主自由派人士竟对川普不切实际地寄予很大期望（被批评者贬为所谓“黄川粉”），认为他们是将中国的“问题意识”投射到川普头上，其实与川普的“问题意识”相差甚远：
　　中国的问题意识可以是观察美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但美国不是因为中国而存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也不会被中国问题所左右，美国朝野两党及其政治人物是他们各自选民的代表，他们代表各自的选民向中国发出声音。因此，脱离美国的“现场”而只以中国的“立场”——不管是以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的立场——来看美国，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荣剑生活在中国，他来到美国“现场”，反省到中国知识精英有点“以己之心，度川之腹”。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何尝不也是如此，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已。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要求、鼓励、督促川普——以及任何美国和西方执掌权力者——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宪政，这既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美国。
　　在此分享荣剑的文章供作参考。


　　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

　　荣剑（独立学者），FT中文网2018年12月6日

　　在中美关系面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和最复杂多变的时刻，中国从党政高层到民间人士，都在普遍关注美国政界、商界和知识界所发出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声音。我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FT中文网发表之后，在一定范围内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有不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对特朗普总统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和情绪化，他对中美关系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感受相差太远。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代表着美国“白左”的一贯立场，而 “白左”因为蓄意制造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客观上不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这个压力被他们认为是中国目前能够重启改革的惟一动力。中国自由派学者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良好期待，营造出我在和黎安友教授对话中所概括的“特朗普神话”——寄望特朗普总统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来迫使中国重新走上改革或变革的轨道。

　　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站队”美国两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川粉”的同时，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或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于美国民主党，他们毫不掩饰地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美国中期选举，以此来牵制共和党的“一党独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近乎“肆意妄为”的执政行为，这显然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期待共和党一举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态度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照。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共和党继续维持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民主党则重新夺回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美国朝野两党在国会中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结果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是令人沮丧的？还是说对中国官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其实，不管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中国官方，都是在一厢情愿地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就目前中美关系而言，民主党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这一情况丝毫不会减弱、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压力。如果民主党在下一任总统大选中胜选，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实行比特朗普总统更温和的中国政策。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来看概率并不小，那是不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会把欢呼声转给民主党，而中国各个官方部门因为不得不面对一个对中国更无情的对手而倍感沮丧？很显然，美国的两党政治绝不是中国的正反力量所能左右的，在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不管谁当总统，都只能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主基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中国“问题意识”期待美国政治走向，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看美国，肯定带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之所以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人士对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大相径庭，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的问题意识迥然不同。民间人士基于中国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而不得不寄望于通过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来激发中国的内部变革，费正清所设置的“挑战与反应”的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中国现行制度依然有效。特朗普总统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充分认可。不管怎么说，他所掀起的中美贸易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中国“不得不”改革的意愿和行动。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多项前所未有的承诺，从主动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到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再到放开市场准入，承诺的范围极其广泛，所有这些对外开放的可能的新举措，完全可以被合乎逻辑地视为“特朗普压力”的产物。从改变中国的绩效评价来看，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理由为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行为打上一个高分。
　　中国官方从决策部门到智库和媒体，在应对美国的这一轮挑战时，最初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当发现牙齿不够用时，才猛然醒悟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进而也意识到他们原先对特朗普总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是最容易打交道的。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了半年之后，即使中美元首在阿根廷G20会议上已经达成了解决贸易问题的初步协议，我相信中国官方的各个部门也依然没有从对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两党政治的误判中走出来。因为长期坚持一条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以“想当然”的方式来看待美国：认为美国已经主动退出世界领导地位，中国可以取而代之，“中国方案”可以主导世界秩序重构。这实际上是要提前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位置，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长达40年的蜜月期终结，新的经济冷战可能已经开启，和中国官方完全误判美国有着直接的关联。
　　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左翼到右翼，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多有误判，根源就在于，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来认识与评判美国，由此形成的关于美国的知识和判断与美国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也根本影响不了美国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运行。因此，在重塑中美关系的新的时刻，重要的不是中国怎么看美国，而是美国怎么看中国。
　　要了解美国怎么看中国，首先要进入美国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指去美国旅游一趟，或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更不是在中国隔岸观火。真实的美国和《环球时报》上所描述的美国以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想象的美国都不一样，获得真实的美国的“现场感”首先需要排除意识形态偏见，像进入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那样，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观察美国两党政治和美国社会状况。中国的问题意识可以是观察美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但美国不是因为中国而存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也不会被中国问题所左右，美国朝野两党及其政治人物是他们各自选民的代表，他们代表各自的选民向中国发出声音。因此，脱离美国的“现场”而只以中国的“立场”——不管是以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的立场——来看美国，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现场”带给我对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认识

　　2016年11月我去美国，见证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社会所陷入的巨大撕裂状态。今年11月我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再次见证了美国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从美国的公共舆论、大学论坛、社交媒体和私人言谈所共同营造出来的美国的“现场”中，我不断地获得关于美国的新的认知，不断地修正我在中国国内所形成的关于美国的偏见。我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话题涉及特朗普总统、美国两党政治、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前景，他的立场和意见未必都是我能够同意的，但他作为美国“现场”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立场、意见包括情绪都值得国内人士高度关注，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代表着一个广泛的群体。正是通过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与近十位美国著名教授的学术交流，并结合赴美期间在各种“现场”所获得的直接感受，我至少形成了有关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特朗普总统撕裂美国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他执政两年来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而有所减缓，他发动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没有激发出全美国的一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黎安友教授在和我对话时，毫不掩饰对特朗普总统的“党派”情绪，他对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从内政到外交，都作出了极低的评价。他甚至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水平近乎“白痴”（我在对话正式发表时删除了这个说法）。一个严肃的学者抱有这样的情绪，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理性的，但我注意到，对特朗普总统抱有这种看法的美国学者为数不少。最近中国一家媒体采访了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福山教授在两年前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就认为，美国犹如一辆被一个5岁儿童驾驶着的横冲直撞的大卡车，而他现在认为，在有些方面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哈佛的论坛上，数位美国教授在谈到美国目前良好的经济状态时都认为，这不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而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自然导致的结果。
　　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不能指望听到民主党的喝彩，这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特朗普总统造成了美国这么严重的撕裂，显然是不正常的。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代表着美国的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代表着美国的主流声音，几乎都在对特朗普总统说不，这难道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民粹主义政治或素人政治对精英政治的胜利？黎安友教授提到，美国为了防止多数人暴政而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这让民主党在全国多出两百万张选票的情况下败给了特朗普，这个情况至少表明，民主党的“民粹”基础并不比特朗普差。我现在能够理解的是，黎安友、福山这些著名教授至今仍然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耿耿于怀，实在是因为他的上台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民主党不是输不起，而是实在不能输给特朗普这么一个政治选手。
　　中国官方原来期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右派一直是中共比较容易打交道的对手，两年之后他们或许后悔了。但黎安友教授却告诉他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特朗普总统可能是对中共最好的一位演员了。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于特朗普总统，期待他能够持续对中国保持压力以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个良好的愿望在黎安友教授看来也是过于幼稚了。很多美国教授都认为，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并不必然地和特朗普入主白宫有关。这是欧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共同判断：中国日趋强大并且日趋富有进攻性的态势正在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威胁。我相信，不仅是美国的民主党，而且是美国的共和党，都会对流行于中国的“特朗普神话”感到好笑，后者一般会认为，他们的总统没有这么深的远见。

　　第二个认识是，美国的两党政治经由这次中期选举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权力制衡，总统的权力、政党的权力、国会的权力和最高法院的权力，被设置在互相分立和制衡之中，没有一个权力可以独大，更没有一个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而肆意妄为。正是基于美国这个核心制度安排，民主党“蓝色”力量总动员，在参议院失去多数席位的情况下，终于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让两党在国会中重获平衡。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都分别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其实，这是美国宪政制度的胜利。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中国有不少“川粉”期待美国共和党能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以为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掣肘的情况下可以更自由地对中共领导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些想法是不了解美国两党政治的一厢情愿。且不说若共和党真的取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严重导致美国两党政治的失衡状态，即使就中美关系而言，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并非一定是按照中国“川粉”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中国持续地增加压力。事实上，在民主党内部，“反中”的声音一点也不比共和党小。在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时，中国官方一直将宝押在共和党这边，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忌讳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共和党更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倾向比共和党更显著。在对待美国两党政治上，中国的官方和部分民间人士，是犯了相同的错误，都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深有感触的是，民主党力量正重新聚集，到2020年大选时拿下总统大位的概率在不断增大。特朗普总统为了争取连任，一定想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和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至少要在表面上取得对中国贸易战的胜利，这是保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繁荣的必要条件；二是解决朝鲜问题，利用目前金正恩明确宣布要弃核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和朝鲜的接触与联系，推动第二轮美朝元首会晤尽快举行。很显然，特朗普总统要想如期取得这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必须对中国和朝鲜有重大妥协与让步。在争取连任的约束下，“特朗普神话”在中国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认识是，现在美国两党不论在国内问题上是如何得针锋相对，但面对中美关系问题时却是高度一致，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两党内部大概已不存在什么鹰派和鸽派之分了，几乎都是鹰派。这是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变化。美国两党甚至是全国各界都总动员起来，一致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这次赴美前，我已经估计到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但去了美国“现场”之后，深切感受到严峻程度超出了我的估计，甚至可能超过了1950年代初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在麦卡锡时代，虽然同情共产中国的大学教授、学者和友好人士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干扰和种种限制，但诸如费正清、谢伟思这样的亲中派和知中派却还是能够为中国说话。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普遍被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他们反思的问题是，美国帮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不是错了？以白邦瑞在他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的说法，美国在晚近40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所忽悠，美国原来期待中国只要走上了市场化的轨道和对外打开国门，早晚会走上民主化之路，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强大起来的中国，离民主化之路却越来越远了。可以这么说，已经很难听到美国亲中派学者中的几位头号人物，如兰普顿、沈大伟等，为中国说上几句好话了。我前几年认为，福山教授被中国惊人的发展所迷住了，他那本关于政治秩序起源的著作，从中国汉代的国家能力开始言说，完全是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为标本。但是，他现在也加入了批评者的队伍，开始越来越怀疑中国模式能否有效持续下去，并警惕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并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批评性发言相比，我更重视美国的学者们是怎么看中国的。如果美国的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不再有学者出来为中国说话，那意味着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根源，毫无疑问在于中美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始于2018年。在中美密切合作的40年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曾认为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并不会构成两国交往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到了今年，中美关系却面临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是不是说，在2018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迫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在美国的公共舆论和私下交流中可以获得的大致判断是，中国今年初“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问题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用黎安友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可爱的国家变成一个可怕的国家。
　　我最后的体会是：中国怎么看美国，决定不了中美关系，美国怎么看中国，可以决定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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