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川習會上突然拋出“芬太尼議題”,被中國學人不無誇張地稱為對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來說“恐怕是一次‘珍珠港’事件”:首先在心理上有可能打亂中方陣腳;其次這顯然是美方精心準備的結果,含有豐富的道德內涵;時間節點也值得玩味
老高按:12月1日晚,我看到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所發布的《關於總統與中國共進晚餐的聲明》,第二段看到“芬太尼”,我不無詫異,因為出乎心理期待和意料之外。對“芬太尼”,我不感到陌生,美國最近提到這個問題的報道我讀過一些,而且這些報道中必會提到中國,甚至矛頭直指中國。不過卻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居然上了川習會,還在白宮發布的聲明中放在這麼突出的位置。 看來感到這種意外和困惑的不止我一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學者王鵬,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刊出。標題有點網文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色彩,稱之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珍珠港’事件”;文章內容,也多有揣測之詞,並非確屬事實。 將“芬太尼”稱為“珍珠港”,不外乎兩個含義,一個是取其“突然襲擊”之意,另一個是取其“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或挫折)”之意。作者特意前面加上了限制詞:是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內。這是一個未必準確的比喻而已,不過文章倒是能讓我們拓展見仁見智的視野,從一個過去涉獵不多的角度來看待這個話題,或許有其功效。這兩三天我到處看到各路神仙都在對川習會解讀來分析去,卻無人談及王鵬所注意的話題,遂轉載於下。
芬太尼: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珍珠港”事件?
王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FT中文網

這兩天,一個藥物學名詞突然爆火——“芬太尼”。 在中美兩國領導人參加的G20峰會上,雙方就一系列事關兩國核心利益與全球事務的重大議題進行深入交流,其中就包括“芬太尼”議題。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所發布的《關於總統與中國共進晚餐的聲明》的第二自然段明確指出:“非常重要的是,習主席以一種精彩的人道主義姿態,同意將芬太尼指定為一種受控物質,這意味着向美國出售芬太尼的人將受到中國法律規定的最高刑罰。” 相信除了專業的醫學、藥物學專家,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美國研究同行們都和筆者一樣,對這樣一段文字的突出顯現感到驚訝和不解;然後是迅速搜索“什麼是芬太尼”;再然後就是在各學者群、專業群里被蜂擁而上的《解讀芬太尼》、《你所不知道的芬太尼》等及時科普文所轟炸。
芬太尼: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空白
然而,作為一名國際關係學者,尤其是中美關係領域的研究者,筆者在看到這些“解渴文”的同時,也不免有一種“被打臉”的感覺。因為,對於這樣一個由美國總統在雙方元首峰會上鄭重提出,並在美方公報的第二自然段(第一段是外交辭令,該段實際為正文部分第一條)所格外強調的重要議題,作為專業人士,筆者此前居然一無所知,也從未發表一篇關於中美(貿易/雙邊關係中的)“芬太尼問題”的文章。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遺憾。本文不是要高高在上、指責同行,而是要首先從筆者自身開始做深刻檢討。 為了搞清芬太尼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在中美關係中的實質性影響,顯然不能止步於閱讀媒體時評。筆者按照通常的路徑首先檢索中國知網CNKI上相關內容,看看國內同行和主流媒體的既有研究進展和主要觀點,然後和Google Scholar,JSTOR等庫中的英文文獻比照。 然而遺憾的是,當筆者以“主題=芬太尼 or 題名=芬太尼 or 關鍵詞=芬太尼 or 摘要=芬太尼 and(精確匹配)”為指令採取窮盡式搜索得出46026篇中文論文,竟然發現沒有一篇出自筆者所屬的學科“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而全部來自於《中國疼痛醫學雜誌》、《中華麻醉學雜誌》、《中國新藥與臨床雜誌》等醫學大類下的期刊。為防止錯漏,筆者後又選取七八本最頂尖的國際政治、美國研究類期刊進行精確搜索,所得結果依然為零。 這一結果可能暗示我們:截至目前,包括筆者本人在內的中國國際關係學者,以及我們領域的重要期刊,尚未關注該議題。在我們的學科領域,有關“芬太尼”的研究即便不是“零”,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至少與該事物在當前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完全不成正比。 雖然從邏輯上講,不排除有個別較高層級的專家學者可能已經甚至長期關注該議題,並通過自身渠道建言獻策。但從經驗上看,如果某個國際關係學者真的長期關注一個特定議題並頗有建樹,那麼即便他的科研成果因為種種原因不宜公開發表,但從他其它的發表記錄和會議內外的隻言片語中,也總能多多少少看出些端倪。所以說,如果一個特定議題在一個專業、行業的文獻庫中幾乎完全缺席,那麼針對這個主題的有效學術討論從大概率上講是很難產生的,自然也就不可能為有價值的政策建議提供紮實的學理基礎。 在2015年後,由於美國的芬太尼成癮者和吸毒過量死亡人員快速攀升,該藥物在美國國內引發危機,並在特朗普此後對中國和墨西哥“輸入芬太尼”的指責中,外溢到中美關係和外交領域。中美雙方,至少在緝毒、執法與警務等實操層面,是有過相當程度的合作的。譬如有公開資料顯示: 2017年2月,中國宣布將對卡芬太尼等四種芬太尼類物質列入國家管製藥品目錄。 2017年10月,第八屆美中禁毒情報交流會議在北京召開,雙方討論了對芬太尼加強查禁的措施與合作方向。 2018年8月,中美兩國聯手摧毀一個從中國非法販賣芬太尼到美國的供應網絡,21人在中國遭到逮捕,這是中美執法部門首次合作打擊芬太尼走私。 2018年9月,又有32種新型毒品被列入國家管製藥品目錄,其中包括2種芬太尼類毒品。 2019年,美國緝毒局將在廣東設立辦公室,與中國執法人員展開更密切的合作。 然而,把這個話題拿到中美首腦峰會的桌面上當作一個核心議題來談,這恐怕還是頭一回。而按照特朗普愛搞突然襲擊的性格和慣用手段看(譬如突然公開承諾見朝鮮領導人),美方在此次峰會前把該議題的詳情提前通報給中方的可能性不大。 現在筆者回想起來,其實就在幾天前,大約在11月27日,中國國際關係學的圈子裡已經在流傳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在其官網上公開發布的報告《從中國流入的芬太尼》(Fentanyl Flows from China-- An Update since 2017)。記得那天筆者在匆匆瀏覽該報告後,也隨手轉發給若干同行學者群,但並沒有引起任何重視或討論。筆者本人在當時也只是將這份文件當作普通材料泛讀,而且因為其中晦澀難懂的醫學專業術語而從心理上加以排斥,且注意力全被其下方的另一部重量級報告《2018年度報告》(2018 Annual Report)所吸引,卻全然沒有意識到這其中所隱藏的外交謀略。這樣的網頁排班方式是否系USCC有意為之,筆者暫時無從得知。 作為比照,筆者還匆匆查找、瀏覽了美國國際關係研究以及中國研究同行的近期作品及相關期刊,發現有關芬太尼的學術和政策討論也非常有限。但在谷歌學術索引中,非國際關係類的英文期刊,譬如醫學、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學科,有關芬太尼與“中國白粉”(China White)的討論非常多。由此猜測,對中國打“芬太尼牌”這個招術,可能不一定是由美國外交口的政策人士或國際關係學者首先想出來的;而很可能是先另由其他學科/職業背景的人拋出,然後被外交人士接受、加工,最後提煉成為一種進攻性談判武器。
芬太尼:中美談判桌上的“田單火牛陣”?
如果筆者鑑於公開發表記錄調研結果所做出的上述推論——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芬太尼的研究非常有限——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想在前天的中美首腦會議上,當美方首腦、官員含笑盈盈、“不經意”地提出這個話題後,給中方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在事先未得到專報、要報的前提下,外交官面對談判對手突然拋出的“非主流”議題所面臨的風險可想而知。首先他們在心理上就有可能被打亂陣腳。即便其長期的外交經驗和專業素養能使其臨危不亂、折衝樽俎、穩住場面,但在後面涉及具體問題的討價還價中,因為缺乏必要的數據支撐和若干備選方案,大概率上講,是很容易陷入被動的。 其次,這個突然拋出的“非主流”議題,顯然是美方最高決策者授意下的精心準備的結果。因為這個議題含有豐富的道德內涵(moral matter)——或者用特朗普總統自己的話說就是“人道主義”。藥物學術語“芬太尼/阿片”和我們中國人熟知的“鴉片”在英語裡是同一個單詞Opium。拿着“從中國輸入到美國的芬太尼/阿片/鴉片”說事兒,美方首先在道義和氣勢上就可以壓制中方,並成功將自身描繪成一個“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所有中國人在其歷史教科書中對當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罪惡鴉片貿易”的聲討,都可以被移植到當下美國控訴中國的新語境中。 不得不承認,這一招,非常特朗普。當年大總統尚居潛邸時所撰寫的多部著作里就都曾繪聲繪色地描繪過他對這一談判藝術的成功應用。 筆者不是談判的當事人,只能憑藉公開材料,運用邏輯去推演、還原出可能出現的若干場景及其結果。由此推測,特朗普身邊應該存在這樣一位高參或高參小組:他(們)深受特朗普本人信任,一手握住行政資源,另一手牽着工業界(比如醫學界、製藥企業)、外交口和學術界——比如中國研究專家,深諳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尤其熟稔中國近代史上的遭遇及“國恥”(national humiliation)話語建構等。 時間節點也值得玩味:(1)11月20-22日是APEC峰會,美國總統缺席,副總統出馬並釋放強硬信號,並通過和中國的外交“纏鬥”導致APEC共同聲明流產,國際輿論大嘩。(2)USCC的芬太尼報告26日公布(何時完成的無從得知)。(3)12月2日中美會晤,投擲“芬太尼炸彈”。 聯繫此前特朗普著作中他對自己語言的描述和引用,說不定在這次“田忌賽馬”式的首腦出馬次序安排背後,“大統領”在下一盤大棋——用他慣用的語氣來說就是:“夥計們,過下個月我就要見中國人了。我要搞一個大新聞,給他們一個surprise(大驚喜)。你們去找找。” 就這樣,兩路人馬分頭行動。副總統的“佯攻軍團”負責提前施壓。而“大統領”親自率領的“主攻軍團”則精心構築一個又一個話語-外交陷阱。高參團隊心領神會,在他們及其所牽連的各行業、專業專家團的通力合作下,一個以芬太尼話題為“田單火牛陣”衝擊中方對手陣營、打亂陣腳、贏得談判優勢的作戰方案被精心炮製出來。根據常識與邏輯可以推測大概的做法與流程:首先應該是總統提議,拋出大方向,搞個大新聞;然後高參團接活兒,並下派任務;再是各分口的專業人士從各自領域上報選題;第四步高參團揀選並制定若干備選方案,呈報總統;第五步總統比較後批准一到兩套方案,交高參團擬定具體實施方案;最後,執行。在這個過程中,實際居於核心地位的應該是那個/那些總統身邊“搖羽毛扇”的人。
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能從“芬太尼”事件中學到什麼?
從目前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對此次G20中美會晤及其中“芬太尼插曲”的認知與評價看,總體都是正面的。不少學者認為,“芬太尼事件充分說明了在中美兩國關係總體下行的大趨勢下,兩國依然在很多議題上可以加強合作,芬太尼就是一個典型的正面案例”。上述理解或許也有一定道理。下文將主要從外交競合、談判策略,以及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尤其是美國研究)的角度進行總結——我們作為學者能夠從這件事情里學到什麼?
第一,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內部,從事理論與方法研究、政策與戰略研究、區域與國別研究三大板塊的學者,彼此間可能需要更多的交流。 譬如,做理論和戰略的學者不一定會關注美國國內社會問題,但芬太尼就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社會話題。它原本只和醫療、青少年犯罪、社會工作、社區建設等所謂“低政治”話題/學科掛鈎。正如筆者所搜索到的,美國的國際關係、戰略界同行也沒有太關注該問題。但隨着問題的一步步發展、惡化,它逐漸演變成一個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於是順理成章的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從而贏得美國最高決策層的極大關注。然後在美國國際關係、對華戰略研究者的參與下,結合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經貿戰等“高政治”議題,芬太尼就被成功改造成一種非常實用的“外交談判武器”。 中國做(對美)戰略與外交政策研究的學者,如果自身沒有動力或時間精力去研究美國社會問題,那麼也不妨考慮和研究這類問題的區域/國別問題專家多交流、多合作。理論、政策、國別只有三位一體、通力合作,才可能打出有力的組合拳;相互輕慢不僅不利於學術的發展,甚至會傷害國家利益。不同分支領域的學者間只有相互尊重、互學互鑒,才有可能共同提高,既實現彼此互利共贏,又有利於學術共同體建設和國家利益的實現。 既然要推進中國的區域與國別研究,那麼期刊建設恐怕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筆者不少做國別研究的朋友抱怨,做政策的文章不僅能發影響因子高、CSSCI排名靠前的“國際關係(理論)”期刊,而且在國別研究“自留地”上也更容易發表。相反,紮實的調研、人類學考察,可能因為離現實太遠、“迂腐”而不被主編待見。該說法是否符合事實尚有待進一步考察。不過從筆者自身經歷和觀察看,學國際關係理論出身、政策敏感度較高的學者,如果能夠多參加區域、國別研究的會議並多結交這些領域的同行,然後合作研究、聯名發表論文,則有可能在理論深度及方法論、政策敏感度與實用性以及地方知識的紮實性三者間保持一定有益的張力。這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但可能是一種值得嘗試的做法。
第二,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以外,國關學者和其他學科的學者也不妨有更多、更深度的交流與合作——不僅包括傳統上交流甚多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更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下,需要與理工科和實業界的人士交朋友、做戰友,互通有無,互利共贏。譬如醫藥界的朋友可能對芬太尼等藥物的臨床效應瞭如指掌,社會工作界的朋友對這類產品的泛濫對社區的危害如數家珍,但他們可能並未意識到在國家安全層面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可惜做安全與戰略的學者可能此前都沒有聽說過“芬太尼”。這就是悲劇之所在。不通則痛。只有打通這些藩籬、阻礙,才有可能共同打造出既有紮實調研基礎,又有較強政策意義與學術價值的複合型成果。
第三,對政策界,尤其是對那些服務國家決策的人士而言,要想從制度層面解決上述問題,機制化建設恐怕必不可少。譬如在國安委的總體框架下,建立某種“聯席機制”,將中科院、社科院等頂級機構下的各口的專家有序整合起來,形成定期的、機制化的交流機制,並制定切實的獎勵措施,鼓勵跨學科、跨部門的合作研究。畢竟,靠單個學者的自覺意識和行動,只能零星的產生火花;要在一定規模和層級上服務國家戰略,則必須有制度保障。前文對特朗普主攻-佯攻軍團分頭炮製“芬太尼”炸彈的流程分析,雖然只是基於公開資料的邏輯推演和情景假設,但有關結論作為對中方的政策建言,似乎也未嘗不可。 “珍珠港”事件是美國的國恥,但並不可怕,因為它炸醒了一個沉睡的大國,並直接加速了日本帝國的滅亡。由“芬太尼炸彈”給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帶來的這場“珍珠港”事件,會喚醒大國學界麼?筆者自身作為其中一員,沒有資格說“拭目以待”,更沒有資格去指責同行、自我標榜;而只能從我做起,痛定思痛,知恥後勇,亡羊補牢,勉力前行。
近期圖文:
傾聽一個人走向死亡的記錄 血之殤,誰之罪?今天不能不談艾滋病 美國爭取言論自由從283年前曾格案件起步 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中國現代史? 中國排異陣痛還要持續多久?我們很難知道 德皇五千萬金馬克與俄國的十月革命 “這個世界會好嗎?”預期是個大問題 專訪大饑荒調研者依娃的開場白和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