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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听中国农民怎么讲述毛时代的家史 2019-02-25 11:03:05

  中国学者、独立媒体人周浙平说:口述人的故事是个人命运的表达,是个体的史实。在一个弥漫着谎言的世界里,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坚持讲真话,哪怕你只是对一个人讲、自己对自己讲,你留下了一线光明,就有机会照耀到他人身上


  老高按:由中国大陆学者、独立媒体人周浙平访问记录的《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上个周末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电子书。得知消息,我深感欣喜,难以言喻!因为这套书共七卷,130多万字,记录了作者对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带的363位农民的访谈,受访者回忆了从土地制度改革至包产到户时期(1945年—1984年)的个人自传式历史,再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场景。作者通过摘编政府解密档案,结合口述人的故事,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遇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样内容的书,国内必定遭到审查官的白眼,出不了;这样规模的书,海外不可能赢得市场的青眼,也难出。感谢明镜集团旗下国史出版社,几经斟酌,终于宁愿赔本,入选立项,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电子书系列出版。
  书上的作者简介说:
  周浙平,1948年出生。独立观察者。长期倾心中国农民生活现实,近十年行走在黄土高原,进村入户,坐炕头,与农民盘膝长谈。他坚持采用访谈原始记录翻记和保持方言语言的方法,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2012),《无花果》(未刊稿)、《难民纸》(未刊稿)、《周浙平文献摄影集》(2018)。
  周浙平先生多年辛苦奔波劳累,甚至顶着风险,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勇气和汗水,执意让过去毫无话语权的众多父老乡亲能够发出声音,留下白纸黑字(或许这个成语也该改成“白屏黑字”),为毛泽东时代做出了第一手的权威见证。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我衷心敬佩、衷心感念!
  之所以“深感欣喜,难以言喻”,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也为这套书的出版,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尽管书内书外没有一个字提到我。自去年5月交棒《历史明镜》主持人、秋天交卸《中国研究院》主持人之后,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被这套电子书占据。
  虽然电子书出版这一阶段性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但是该书丰富的史料,需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广为人知,让更多今天的读者能比较切近地了解毛泽东时代,我还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协助周浙平先生和国史出版社。现在明镜集团旗下的多个杂志和网站,已经被授权刊出了该书的一些篇章,更多的篇章,即将登载;我对周浙平先生的音频专访(估计会做三到四期节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即将推出。周浙平回答我的提问,特别强调了“自由”的价值,深获我心。他认为,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
  必须提一句:这套书让我认识了周浙平先生及其亲属的专业能力。他交付给出版社的书稿的格式极其专业(他不仅完全理解出版社关于格式为什么那么要求,而且他非常理解和体贴海外出版社人手紧缺的难处,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多次更改格式,这个工作量实在非常大!这里我很难对不了解出版行业的一般读者讲清楚);他的采访记录的文字非常专业;他所拍摄的照片完全是专业摄影记者的水平——难怪啊,他出版过《影像中的“文革”农村》(2012)、《周浙平文献摄影集》(2018)!前一段我听他所录的采访,也完全是专业录音师的水平。他告诉我,有些不是他自己做的,是亲友们做的。羡慕他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理念、支持他的事业的家族团队!
  还有一点,我想在这里介绍,虽然人们信不信,我并不在乎。出版了《酸刺林》的周浙平先生到山西农村调查访问记录,出版了《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等大饥荒三部曲的依娃女士到甘肃和陝西调查访问记录,出版了《血红的土地》的谭松副教授到川东调查访问记录……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他们也不是奔着经济回报去的。谭松先生在海外出书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有把握地说,周浙平和依娃,都不可能从书的出版中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他们都得搭上钱、搭上时间、搭上精力、搭上天伦之乐、甚至搭上自身的安全,来做这些所谓“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都是所谓“傻人”,但却是中国人的脊梁。这里我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看周浙平先生整理出来的农民口述,我百感交集。这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吃了那么多不该吃的苦,受了那么多不该受的罪,甚至饿殍遍地、家破人亡,大多数亲身感受到农业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冰火两重天,但居然还是有若干农民感谢毛泽东!周浙平先生及时地、真实地全面记录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境界、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智慧和愚昧!
  下面我转载《酸刺林》的代序、周浙平写的《“说出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早在2018年10月号的《明镜月刊》上刊出,当时并以此预告:“此书即将出版”。但是过了四个月,才正式出版上市,足见任何事都不容易!但不管怎样,毕竟出版了!
  

  “说出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价值?

  周浙平,《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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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第一卷封面。

  一部口述历史,是由访问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这部口述历史引发的后果,也是应由访问者、受访者共同承责的。我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也会向我提出问题,在编撰文本时,为了不影响读者阅读,我回答的内容就省去了。现将受访者提的问题做一次回答。也做为本书的代序。
  受访者提的问题集中有四个:
  一、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访问?
  二、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和我谈话?
  三、说这些过去的事情有用吗?
  四、你是要写书吗?

  为什么要做这个访问?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的母亲也是平鲁人,她1923年出生在计家窑村,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一直在西雁北的几个县活动,日本人走了以后,她在山阴县做妇联主任。我父亲1947年、48年也在雁北,他是浙江人。我是1948年10月出生在朔县城东关。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那时四岁。我也算是平鲁、朔县人。
  1969年3月,文化大革命中,要求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除了学校集体安排的,也有一种叫投亲靠友。雁北的一些老人,和妈妈一起工作过的,帮忙联络同意我去了计家窑村插队,我就成了计家窑的外甥。
  来村里以后,就和村里人一起劳动,干过熘粪、赶小平车、锄地、放马、割田这些活,还参加过修公路。抓粪、耕地这些没干过,一是不会,二是可能生产队也照顾些,觉得北京来的后生受不了那苦。我吃、住都在舅舅家。我睡不惯热炕,舅舅还给我找了几块木板,用石头在炕上搭了一个“床”。你们说的饿肚、偷粮食、私分粮的事我都经过,我还给队里看过田,有个邻村人到我们村偷筱麦还是我发现的,队里还罚了他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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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平朔农民。(周浙平提供。下同)

  时间一长,亲眼看到了计家窑人的生活,就萌生一个念头,不是什么“灵感说”的那样。村里人的生活和在学校老师教的那些完全两回事,更不是报纸宣传的那种东西,还有,看过的文艺节目,读过的书,统统没有得到反映。我这个念头,就是想把计家窑人的生活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城里的人,和我一样受学校教育的学生,知道一个真实的农村。
  先开始有了那种文学青年的冲动,就着油灯还写了几十页稿纸。白天劳动,晚上写,妗子还嫌我费油:煤油都是鸡蛋换的呀。后来我就写不下去了,一个是写得不像,我只看到了表面的事情,村里人怎么想的都所知不多,二是虚构的文学与现实相比,软弱无力。干脆都塞进灶坑里烧了。但这个念头始终去不掉。

  等了40年的机会

  后面嘛,我又在双碾公社、县里工作了一年半,又到大同市、地区工作了几年,前后在雁北呆了十年。回北京后,在报社工作,由于对农民的兴趣,要求搞农村报道,跑了很多地方,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那些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地方,边疆的地方。看得越多,那个念头越强烈,只是没有想出好的叙述方法,更没有叙述的机会。
  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2008年我在计家窑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第二年就在快结束时,在平鲁县机关工作就认识的侯俊让我帮助朔县的高恒如编一本影集。老高1970年代在朔县文化馆搞摄影,那时为了办学大寨展览,他拍了上千张照片。我想访问那些照片中还健在的人物,通过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配上这些老照片,有助于年青读者看懂这些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做口述史的访谈,没经验,访问得不细,只是为了影集的出版,也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多地请访谈对象多谈些内容出来。一共访问了57位。没想到,编好的稿子很快得到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支持,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了,读者反应也好。这次访谈的结果告诉我,受访者和我一样,他们也难得地遇到了可以畅所欲言他们经历的机会,他们口述中的那些人与事可以被世人所接受,所理解。除了有这个机会,还有就是我熟悉平朔这个地方,熟悉这里的人,交流更容易,当然,还有情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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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平朔农民。

  为什么要用录音机?

  回答第二个问题。
  说起来,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也不全是。使用录音机访问,是我在搞新闻工作时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先是做广播新闻,后做文字新闻,广播新闻常使用受访者的原话音,而且要有口语的特点,不只是念文字稿。这种方法与做口述历史的方法基本相同。口述历史要求的原始版本就是谈话的录音资料,翻记成文字的版本已是第二手的了。口述历史就是说出来的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文本历史。有些标明口述史的出版物,却没有访问者与受访者的谈话记录,访问者的提问被隐去了,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经作者整理过的,成为某种文字式的叙述,其中也没有标明那些是口述者的原话,那些是作者的撰写,失去了口述的必要特征。口述者叙述的语言习惯、用词习惯都不得见,后果可能是引起口述者对某历史事件的表达被曲解或消失了。口述历史的特殊性如果不存在,就与书写历史的文本没有了区别。那么,录音机录下访谈的全过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其本身就是话音证据,证明口述者说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除了使用录音机访谈,作口述历史还有其它环节,我也说一下我的方法。我在作《酸刺林》以前还曾做过一次口述史访谈,是在泰国清迈府对国民党老兵进行的一次。与这次不同,因资料缺乏,没有预设提问问题,都是依据访谈双方谈话内容引出的问题,但结果还好。我把访谈者的态度看得很重要,就是时刻保持一种尊重对方、理解对方的想法,像知己的朋友聊天,这时的受访者就不会有防范的心理,会敞开心怀谈天说地,受访者的特殊经历叙述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珍贵史实,让我有很多的受益。完成《酸刺林》后我才读到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史》,还有他编的《牛津口述史手册》这样的书。按照他的标准,我依旧是外行,没有受过所谓专门的训练。我是凭着过去新闻工作已有的经验,加上我对历史话题的感悟,开展我的口述历史写作。例如问题设置,在开展《酸刺林》访谈时,拟定了434个问题,在实际访谈中,我尽量要求受访者先做一次自传的叙述,从中找出需要的历史细节反复再问,这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我设定的问题在受访者叙述中已经回答了,另一个是与其他受访者经历相似的部分就忽略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是什么样的”细节被遗漏,留下了遗憾。回想那个过程,还有一个缺陷,问题提得早了,把受访者继续谈话的意愿打断了,也会失掉一些历史细节。我想口述史就是这样,不能从头再来,不像写文章可以反复修改,保持原样才是历史,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方法。
  在保持访谈双方原话语的原则中,对方言我也是採用忠实记录的方法,实在弄不清在翻记时那个字就注音。现代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用普通话代替方言,这会使方言的韵味和表达的意义丢失。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传递的重要史实,尤其是在受访者没有受过现代教科书熏陶过的人,他们口语使用的词汇更多来自历史时间。例如在《酸刺林》中受访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词:“不为仁”。说到某个老财,土改中被打死,某个村干部在某次运动中被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不为仁”。或者相反,这个人没被打死,没被斗,是因为他比较“为仁”。我翻记时,先写成“不为人”,意思是这个人人际关系不好,人缘差。大部分受访者没有上过学,或者只读过二、三年小学,可以说是文盲。你问他是那个“人”、“仁”,他也不知道。当我细细品味访谈的场景,受访者语言表达的不仅有人际关系,还有被打死被斗的人对他人不够善待。除了使用“不为仁”这个词,还使用一个词,说某某人“不仁义”,也是指某人不善良的态度。他们没有读过书,这个词显然不是从书本上借用的。还有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大量的政府宣传品也不用这个词。这样我就判断,“不为仁”这个词是历史口传下来的,翻记录音时就写成“不为仁”,不是“不为人”。受访者使用的这类古语很多,口述历史可能再现,这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吧。
  我还用了一个自选的方法,就是将口述者叙述的历史时间的政府档案摘录,置于口述者说的前边,成为一个对照,让读者了解到在口述者叙述的这段历史中政府是在做什么。口述者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或在一个事件中,他们在政府文献中是被怎样表达的。这个方法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突显出两种不同叙述,一个是政府书写的文本,其意涵的逻辑、词汇、动机、行政方式及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他们治下的农民,那时、那地、那事中是怎样的言行。这是一个编年史和口述史并列的方法。是否妥当,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个尝试。

  说过去的事情有用吗?

  回答第三个问题。
  不少的受访者在我讲了访问的目的后,就“说过去的那些事没用”。还有一些受访者说,“要说历史我就嚎(哭)呀”。不愿回忆痛苦往事可以理解,面对这种情绪的受访者,我就耐心地等在那里,我知道他们也有说出来的愿望。对史玉梅的访谈就是这样的,她既表示了“没用”的态度,也说了有想嚎的心情。但她最终说出“你要想知道,我就说给你听”。在翻记她的录音时,她的故事让我落泪了,可她在口述时并没有嚎。访谈时我更多注意从她谈话的线索中提出下一个问题,但在静下心来入定她的故事中就被她的故事打动了。
  其实,我对受访者说出的那些历史故事,也有过困惑,信心也是在逐步访谈过程中形成的。例如农业社时他们饿肚,有人说“毛主席在北京,天天就是吃糕吧”,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过的就是天堂的日子”,让人觉得这些话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像城里人,尤其是现在生活在所谓现代化都市的人无法理解的。生活在山区偏远的农村,受访者的认识来自常识,常识的力量是各类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无法抗拒的。访问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没有说到那段时间里政府意识形态宣传对他们言行的影响,他们是有意不说吗,还是忘了?这么多人都忘了,或达成某种一致意见,这不可能。这证明两个事实,一个是前边说的常识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被某些书写历史文本描述的洗脑运动,在受访者心理上的影响是忽略不记的。
  口述人的故事,从两个侧面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已出版的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各类线性历史书写文本中,多数可归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里,一种是正面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揭露性的发展历史,区别只是对历史发展阶段重塑的差别,前者是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意义,后者是否定的。在口述人的故事里,有土改时乱打乱杀、分浮财、分窑院的人事细节,另有假打、假杀、假斗,不要他人土地的人事细节。再如,有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大收大购、大食堂等瞎折腾的回忆,也有运动初就指出这种跃进行不通的言论(见“记事”中政府档案引用的农民言论)。还有,反右运动大鸣大放中农民的各种矛头直指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包产到户重新分地时多村多人不愿多承包土地的事实,等等,诸如此类。在平面的历史书写中,很难见到在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中,还有另一种真相存在。不论是那种意识形态,那种理论建树,没有历史事实细节的支持,都难有生命力。

  受访者的自传是综合史

  如果你不问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受访者的食品、衣物、住所、婚姻、农活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往往不会主动回忆具体的细节,他们可能认为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琐事,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特别。受访者自传的叙述,恰恰是一种综合史的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历史的平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医疗、民俗、娱乐、宗教等等领域,都可以从中见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虽只是片言只语,却蕴含了历史学家绝想不出的结论,如孙占权形容在农业社时的命运就是“偷活”的一个状态。还有常被历史学家不愿涉及的人性、道德在历史的作用,甚至不认为这是历史学的范畴。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笔下,精英才是被选入的题材,根本没有普通人的位置,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是历史,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怎能与大人物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给我们一个错觉,普通人的生活是这些大人物创造的。当普通人有机会说出来他们的亲身经历,就给了我们一个纠正错觉的机会,虽然这个纠错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尤其在当下所谓网络化的时空里,虚化道德,虚化情感,虚化精神,抱着物化的一切所得,成为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存在态度。在一个弥漫着谎言的世界里,连空气都是假造的。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坚持讲真话,哪怕你只是对一个人讲,自己对自己讲,留下一线光明就有机会照耀到他人身上。在对待历史史实的诠释时,虽然由全盘否定进入了一个开放的状态,虚化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把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的历史描述为整体的倾向存在,任由戴上一个历史发展方向的标签,让人无从认知。口述人的故事是个人命运的表达,是个体的历史史实。我认为集体口述史是不可能完成的,既便是对锁定在一个特殊人群、特殊历史事件的访谈,也是由有名有姓的成员个人叙述才能完成的,如果隐去个人身份,把所获口述内容归纳成某群体、某团体的一个声音,就会重蹈另一类线性历史叙述的老路。口述历史与其它历史叙述的区别正在于是个体的叙述,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是要写历史书吗?

  回答第四个问题。
  不是。正如某位专业的历史学者,在读过《酸刺林》部分翻记文稿后,建议我写一个研究性的前序,并说否则做这样的访谈不值。另一位看过文稿的某出版社编审认为,口述人的故事只是线索不是历史。我的回答是受访者说出来的就是历史,这一点不容怀疑。如受访者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曾“吃高叶(树叶)”果腹,难道这不是历史吗?
  还有一个原因,这部口述历史是受访者通过个人亲身经历表达的一部综合史,单就某一个侧题研究不足说明整体的价值。作整体的历史研究,岂不成为画蛇添足的愚蠢行为?至于如何评价口述人的叙述,则是另一回事。
  口述历史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交谈的记录,决不应是访问者单方写出来的书。出版访谈记录所要表达的正是访谈的结果,既包括访问者在编辑过程中体现的想法,如全书结构、章节设定、拟定标题等等,还有受访者的原意——如受访者谈话的标题,全部是引用谈话中的某句话,尽管可能难以做到全面反映谈话的内容,但比访问者主观的判断要好。
  在完成录音翻记的文本时,我要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口述人,要感谢引领我逐村逐户进行访谈的朋友们,要感谢提供档案查询的两县档案馆的公务员,要感谢平朔地区乡亲滋养成我的乡土情怀,更要感谢受访者说出的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愿这些故事启迪更多的人,这就是它们的历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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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3411) (13) 评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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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新天狱博 回复 gmuoruo 留言时间:2019-02-27 19:21:48

【新天狱假正经地要证据,有够好笑的。。。】

假台的意思是说:老高和这几位说话不需要证据???哈哈哈哈哈哈

要证明【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当然需要证明在毛夺取政权以前,“自由的农民"们是幸福的。只是毛的时期农民是【苦难】的。这个逻辑,文科的老高不会不同意吧?

回复 | 0
作者:gmuoruo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2-26 08:56:28

世界上总还有些人不像您主张的观点这样,什么赚钱热卖就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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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有眼力!

看来花蜂贴色情图片,一定是以为能多挣几分广告钱。

回复 | 1
作者:高伐林 回复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2-26 08:39:14

“说话之前请先过一过脑子。”看来我刚才的规劝,您当作耳旁风。

您说:“国内已经是70后以后的人的天下,他们谁还渴望看这种白毛女故事呢?不知道,你的这些书还热卖吗?”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搞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根据70后以后的人的兴趣口味,看什么书“热卖”就弄什么书呢?不热卖,就趁早歇菜,免开尊口?

您没看到我上面的按语中已经说了:

【这样内容的书,国内必定遭到审查官的白眼,出不了;这样规模的书,海外不可能赢得市场的青眼,也难出。感谢明镜集团旗下国史出版社,几经斟酌,终于宁愿赔本,入选立项,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电子书系列出版。】

世界上总还有些人不像您主张的观点这样,什么赚钱热卖就搞什么。

回复 | 2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2-26 08:16:51

记得当年共产革命的时候,解放军教育新兵和国军投降起义部队,就是给他们表演《白毛女》,老高您现在只不过在万维不断地表演《新编白毛女》。

开个玩笑不要介意!

当年解放军看了表演之后,马上就生龙活虎地投入“解放受苦人”对国民党的血腥内战中,白毛女的作用和效果立竿见影!

邓小平陈云继续编辑鼓励发布《毛时代白毛女》也收到过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表演环境是在国内50-60年代那批人。他们已经看够了接受了自己都能够当编辑了。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能折腾了。

国内已经是70后以后的人的天下,他们谁还渴望看这种白毛女故事呢?不知道,你的这些书还热卖吗?

回复 | 0
作者:高伐林 回复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2-26 08:13:40

咦?“翻转几十年”就可以不理会了?那岂不像“狗熊掰棒子”?照您这个说法,什么一战二战冷战,什么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什么四大古国四大发明……几百年几千年就更不用理会了,中国外国的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就该统统关门遣散了?

再说,真“翻转”了吗?“翻转”了多少?

说话之前请先过一过脑子。

回复 | 3
作者:花蜜蜂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2-26 07:51:25

你参与编辑的这些邓小平陈云诡计脱罪的老套筒巴拉巴拉已经推出几十年了,现实已经翻转几十年。还值得人们去买来看吗?

哈哈哈!

回复 | 0
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9-02-26 06:21:11

中国农民千千万, 小岗村18懒汉要饭花子的故事与华西村艰苦奋斗的故事肯定不一样, 但是, 你不能否定他们都是中国农民。

回复 | 0
作者:gmuoruo 回复 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19-02-26 04:33:19

要证明【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的话,需要证明在此之前这些农民的生活优于毛时代。而无论周浙平、谭松还是依娃,都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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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狱假正经地要证据,有够好笑的:证明也是他那等土共洗脑重患者们能看懂的?

毛共饿死 ~3500万农民,他那等土共洗脑重患者们一定以为饿死的是猪。

回复 | 4
作者:新天狱博 留言时间:2019-02-26 00:43:30

要证明【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的话,需要证明在此之前这些农民的生活优于毛时代。而无论周浙平、谭松还是依娃,都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今天的农业科技和1960年代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化肥、农药、激素、种子、基因改造都大大地提高了粮食亩产。以美国为例,每英亩平均谷物产量在1940年代之前徘徊在20~30蒲式耳之间,1960年代为大约40~50蒲式耳,现在大概在170蒲式耳左右,不能说美国农民以前的低产是【制度】或者【不自由】造成的,这种比较是拿橘子和苹果比,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

口述史的可靠性问题,我已经早就评论过,不再累述。

回复 | 5
作者:高伐林 回复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2-25 17:46:18

这套《酸刺林》刚刚上市,您看过了吗?您怎么知道此书是“这样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采用极端对比手法‘忆苦思甜’”,是“控诉毛泽东时代”甚至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您有没有一点支撑您的论点的论据?

您是不是认为用上网名,就可以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了?您平时在生活中不会这样吧?

回复 | 5
作者:花蜜蜂 回复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9-02-25 17:30:56

“中国人对本国一党专制政权的信任度却高达86%”

http://blog.creaders.net/u/5714/201902/341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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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蜜蜂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2-25 17:28:50

控诉毛泽东时代是邓小平陈云政变后的脱罪诡计,当年可是知识界的热门,谁搭上了身家性命呢?还有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

这样反复宣扬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结果,成为采用极端对比手法“忆苦思甜”,教育中国下三代小年轻们:幸福生活,高铁航母,人人有钱来之不易,从而对改革开放感恩戴德,对共产党政权言听计从。

这也是牧羊人文章里摘录的德国佬引用的

“中国人民对一党独裁政府信任度超过86%”的调查结果之作用来源。

呵呵!

回复 | 1
作者:高伐林 回复 liucarl 留言时间:2019-02-25 13:45:31

哈哈,您尽可这么想。我在按语中已经说过“人们信不信,我并不在乎”:周浙平、依娃、谭松都没有、也不是奔着经济回报去的。“周浙平和依娃,都不可能从书的出版中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他们都得搭上钱、搭上时间、搭上精力、搭上天伦之乐、甚至搭上自身的安全,来做这些所谓‘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都是所谓‘傻人’,但却是中国人的脊梁。”

“无利不起早!”总会有只认得钱的人误解甚至曲解他们的动机,我推荐周浙平的书被您说成“打广告”的商业企图,又有什么奇怪呢。

回复 | 7
作者:liucarl 留言时间:2019-02-25 12:12:39

老高这是给老东家打广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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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geren 回复 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9-02-25 12:09:55

哦,明白了。山西省曾经有雁北专区,故“西雁北”是雁北专区西部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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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回复 gugeren 留言时间:2019-02-25 11:37:05

是否有人已编或在编“中共人物数据库”,目前我不知道有关信息。我将留意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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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回复 gugeren 留言时间:2019-02-25 11:35:18

谢谢质疑!我查了一下,作者所指,应该是说雁北地区(雁北当然是指雁门关的北边)的西部。所以说“西雁北”或许没错。容我与周浙平有机会沟通之后再来辨正或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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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geren 留言时间:2019-02-25 11:25:05

开始时的【西雁北】

疑为“雁西北”,指雁门关的西北。平鲁(现为区,属朔州市)和山阴县都在雁门关的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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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geren 留言时间:2019-02-25 11:13:22

题外话:

老高知道是否有人在编“中共人物数据库”?类似“反右”“文革”数据库?

没有人物,光有事件,许多事件还是串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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