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獨立媒體人周浙平說：口述人的故事是個人命運的表達，是個體的史實。在一個瀰漫着謊言的世界裡，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堅持講真話，哪怕你只是對一個人講、自己對自己講，你留下了一線光明，就有機會照耀到他人身上


　　老高按：由中國大陸學者、獨立媒體人周浙平訪問記錄的《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上個周末由國史出版社出版電子書。得知消息，我深感欣喜，難以言喻！因為這套書共七卷，130多萬字，記錄了作者對中國北方黃土高原地帶的363位農民的訪談，受訪者回憶了從土地制度改革至包產到戶時期（1945年—1984年）的個人自傳式歷史，再現了農民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場景。作者通過摘編政府解密檔案，結合口述人的故事，展示農民在中共治下遇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這樣內容的書，國內必定遭到審查官的白眼，出不了；這樣規模的書，海外不可能贏得市場的青眼，也難出。感謝明鏡集團旗下國史出版社，幾經斟酌，終於寧願賠本，入選立項，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電子書系列出版。
　　書上的作者簡介說：
　　周浙平，1948年出生。獨立觀察者。長期傾心中國農民生活現實，近十年行走在黃土高原，進村入戶，坐炕頭，與農民盤膝長談。他堅持採用訪談原始記錄翻記和保持方言語言的方法，完成多部農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農村》（2012），《無花果》（未刊稿）、《難民紙》（未刊稿）、《周浙平文獻攝影集》（2018）。
　　周浙平先生多年辛苦奔波勞累，甚至頂着風險，投入了極大的心血、勇氣和汗水，執意讓過去毫無話語權的眾多父老鄉親能夠發出聲音，留下白紙黑字（或許這個成語也該改成“白屏黑字”），為毛澤東時代做出了第一手的權威見證。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我衷心敬佩、衷心感念！
　　之所以“深感欣喜，難以言喻”，還有另一個原因，這就是我也為這套書的出版，盡了一份綿薄之力，儘管書內書外沒有一個字提到我。自去年5月交棒《歷史明鏡》主持人、秋天交卸《中國研究院》主持人之後，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被這套電子書占據。
　　雖然電子書出版這一階段性任務已經大功告成，但是該書豐富的史料，需要用各種方式宣傳，廣為人知，讓更多今天的讀者能比較切近地了解毛澤東時代，我還必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來協助周浙平先生和國史出版社。現在明鏡集團旗下的多個雜誌和網站，已經被授權刊出了該書的一些篇章，更多的篇章，即將登載；我對周浙平先生的音頻專訪（估計會做三到四期節目），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即將推出。周浙平回答我的提問，特別強調了“自由”的價值，深獲我心。他認為，中國農民在近40年中的苦難，說到底，就是被剝奪了自由；而改革開放，就是將自由（當然只是部分自由）還給了農民。
　　必須提一句：這套書讓我認識了周浙平先生及其親屬的專業能力。他交付給出版社的書稿的格式極其專業（他不僅完全理解出版社關于格式為什麼那麼要求，而且他非常理解和體貼海外出版社人手緊缺的難處，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多次更改格式，這個工作量實在非常大！這裡我很難對不了解出版行業的一般讀者講清楚）；他的採訪記錄的文字非常專業；他所拍攝的照片完全是專業攝影記者的水平——難怪啊，他出版過《影像中的“文革”農村》（2012）、《周浙平文獻攝影集》（2018）！前一段我聽他所錄的採訪，也完全是專業錄音師的水平。他告訴我，有些不是他自己做的，是親友們做的。羨慕他有一個能理解他的理念、支持他的事業的家族團隊！
　　還有一點，我想在這裡介紹，雖然人們信不信，我並不在乎。出版了《酸刺林》的周浙平先生到山西農村調查訪問記錄，出版了《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等大饑荒三部曲的依娃女士到甘肅和陝西調查訪問記錄，出版了《血紅的土地》的譚松副教授到川東調查訪問記錄……他們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經濟回報，他們也不是奔着經濟回報去的。譚松先生在海外出書情況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有把握地說，周浙平和依娃，都不可能從書的出版中得到什麼經濟利益，他們都得搭上錢、搭上時間、搭上精力、搭上天倫之樂、甚至搭上自身的安全，來做這些所謂“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們都是所謂“傻人”，但卻是中國人的脊梁。這裡我向他們致以最大的敬意！
　　看周浙平先生整理出來的農民口述，我百感交集。這就是我們的父老鄉親：他們吃了那麼多不該吃的苦，受了那麼多不該受的罪，甚至餓殍遍地、家破人亡，大多數親身感受到農業集體化和包產到戶的冰火兩重天，但居然還是有若干農民感謝毛澤東！周浙平先生及時地、真實地全面記錄了農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境界、他們的記憶、他們的智慧和愚昧！
　　下面我轉載《酸刺林》的代序、周浙平寫的《“說出來的歷史”究竟有什麼價值？》。這篇文章，早在2018年10月號的《明鏡月刊》上刊出，當時並以此預告：“此書即將出版”。但是過了四個月，才正式出版上市，足見任何事都不容易！但不管怎樣，畢竟出版了！
　　

　　“說出來的歷史”究竟有什麼價值？

　　周浙平，《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代序

　　《酸刺林：山西平朔農民口述史》第一卷封面。

　　一部口述歷史，是由訪問者和受訪者共同完成的。這部口述歷史引發的後果，也是應由訪問者、受訪者共同承責的。我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會向我提出問題，在編撰文本時，為了不影響讀者閱讀，我回答的內容就省去了。現將受訪者提的問題做一次回答。也做為本書的代序。
　　受訪者提的問題集中有四個：
　　一、你為什麼要做這個訪問？
　　二、為什麼要用錄音機和我談話？
　　三、說這些過去的事情有用嗎？
　　四、你是要寫書嗎？

　　為什麼要做這個訪問？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的母親也是平魯人，她1923年出生在計家窯村，16歲參加了抗日婦女救國會，一直在西雁北的幾個縣活動，日本人走了以後，她在山陰縣做婦聯主任。我父親1947年、48年也在雁北，他是浙江人。我是1948年10月出生在朔縣城東關。後來隨父母去了北京，那時四歲。我也算是平魯、朔縣人。
　　1969年3月，文化大革命中，要求學生到農村插隊落戶，除了學校集體安排的，也有一種叫投親靠友。雁北的一些老人，和媽媽一起工作過的，幫忙聯絡同意我去了計家窯村插隊，我就成了計家窯的外甥。
　　來村里以後，就和村里人一起勞動，幹過熘糞、趕小平車、鋤地、放馬、割田這些活，還參加過修公路。抓糞、耕地這些沒幹過，一是不會，二是可能生產隊也照顧些，覺得北京來的後生受不了那苦。我吃、住都在舅舅家。我睡不慣熱炕，舅舅還給我找了幾塊木板，用石頭在炕上搭了一個“床”。你們說的餓肚、偷糧食、私分糧的事我都經過，我還給隊裡看過田，有個鄰村人到我們村偷筱麥還是我發現的，隊裡還罰了他豌豆。

　　山西平朔農民。（周浙平提供。下同）

　　時間一長，親眼看到了計家窯人的生活，就萌生一個念頭，不是什麼“靈感說”的那樣。村里人的生活和在學校老師教的那些完全兩回事，更不是報紙宣傳的那種東西，還有，看過的文藝節目，讀過的書，統統沒有得到反映。我這個念頭，就是想把計家窯人的生活寫出來，讓更多的人，城裡的人，和我一樣受學校教育的學生，知道一個真實的農村。
　　先開始有了那種文學青年的衝動，就着油燈還寫了幾十頁稿紙。白天勞動，晚上寫，妗子還嫌我費油：煤油都是雞蛋換的呀。後來我就寫不下去了，一個是寫得不像，我只看到了表面的事情，村里人怎麼想的都所知不多，二是虛構的文學與現實相比，軟弱無力。乾脆都塞進灶坑裡燒了。但這個念頭始終去不掉。

　　等了40年的機會

　　後面嘛，我又在雙碾公社、縣裡工作了一年半，又到大同市、地區工作了幾年，前後在雁北呆了十年。回北京後，在報社工作，由於對農民的興趣，要求搞農村報道，跑了很多地方，去過十幾個省的農村，有所謂“先進”的那些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貧困的地方，少數民族的地方，邊疆的地方。看得越多，那個念頭越強烈，只是沒有想出好的敘述方法，更沒有敘述的機會。
　　我等了40年，機會終於出現了。2008年我在計家窯拍照片，嘗試用人類學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記錄下來，第二年就在快結束時，在平魯縣機關工作就認識的侯俊讓我幫助朔縣的高恆如編一本影集。老高1970年代在朔縣文化館搞攝影，那時為了辦學大寨展覽，他拍了上千張照片。我想訪問那些照片中還健在的人物，通過他們回憶當時的情景，配上這些老照片，有助於年青讀者看懂這些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做口述史的訪談，沒經驗，訪問得不細，只是為了影集的出版，也沒有利用這次機會儘可能多地請訪談對象多談些內容出來。一共訪問了57位。沒想到，編好的稿子很快得到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支持，不到三個月就出版了，讀者反應也好。這次訪談的結果告訴我，受訪者和我一樣，他們也難得地遇到了可以暢所欲言他們經歷的機會，他們口述中的那些人與事可以被世人所接受，所理解。除了有這個機會，還有就是我熟悉平朔這個地方，熟悉這裡的人，交流更容易，當然，還有情感的原因。

　　山西平朔農民。

　　為什麼要用錄音機？

　　回答第二個問題。
　　說起來，這是一個方法的問題，也不全是。使用錄音機訪問，是我在搞新聞工作時養成的一個習慣。我先是做廣播新聞，後做文字新聞，廣播新聞常使用受訪者的原話音，而且要有口語的特點，不只是念文字稿。這種方法與做口述歷史的方法基本相同。口述歷史要求的原始版本就是談話的錄音資料，翻記成文字的版本已是第二手的了。口述歷史就是說出來的歷史，不是寫出來的文本歷史。有些標明口述史的出版物，卻沒有訪問者與受訪者的談話記錄，訪問者的提問被隱去了，受訪者的回答也是經作者整理過的，成為某種文字式的敘述，其中也沒有標明那些是口述者的原話，那些是作者的撰寫，失去了口述的必要特徵。口述者敘述的語言習慣、用詞習慣都不得見，後果可能是引起口述者對某歷史事件的表達被曲解或消失了。口述歷史的特殊性如果不存在，就與書寫歷史的文本沒有了區別。那麼，錄音機錄下訪談的全過程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其本身就是話音證據，證明口述者說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除了使用錄音機訪談，作口述歷史還有其它環節，我也說一下我的方法。我在作《酸刺林》以前還曾做過一次口述史訪談，是在泰國清邁府對國民黨老兵進行的一次。與這次不同，因資料缺乏，沒有預設提問問題，都是依據訪談雙方談話內容引出的問題，但結果還好。我把訪談者的態度看得很重要，就是時刻保持一種尊重對方、理解對方的想法，像知己的朋友聊天，這時的受訪者就不會有防範的心理，會敞開心懷談天說地，受訪者的特殊經歷敘述就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珍貴史實，讓我有很多的受益。完成《酸刺林》後我才讀到唐諾•里齊的《大家來做口述史》，還有他編的《牛津口述史手冊》這樣的書。按照他的標準，我依舊是外行，沒有受過所謂專門的訓練。我是憑着過去新聞工作已有的經驗，加上我對歷史話題的感悟，開展我的口述歷史寫作。例如問題設置，在開展《酸刺林》訪談時，擬定了434個問題，在實際訪談中，我儘量要求受訪者先做一次自傳的敘述，從中找出需要的歷史細節反覆再問，這就有兩個問題，一是我設定的問題在受訪者敘述中已經回答了，另一個是與其他受訪者經歷相似的部分就忽略了。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是什麼樣的”細節被遺漏，留下了遺憾。回想那個過程，還有一個缺陷，問題提得早了，把受訪者繼續談話的意願打斷了，也會失掉一些歷史細節。我想口述史就是這樣，不能從頭再來，不像寫文章可以反覆修改，保持原樣才是歷史，這是我一直堅持的一個方法。
　　在保持訪談雙方原話語的原則中，對方言我也是採用忠實記錄的方法，實在弄不清在翻記時那個字就注音。現代生活中人們更多的是用普通話代替方言，這會使方言的韻味和表達的意義丟失。語言本身就是歷史傳遞的重要史實，尤其是在受訪者沒有受過現代教科書薰陶過的人，他們口語使用的詞彙更多來自歷史時間。例如在《酸刺林》中受訪者普遍使用的一個詞：“不為仁”。說到某個老財，土改中被打死，某個村幹部在某次運動中被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個人“不為仁”。或者相反，這個人沒被打死，沒被斗，是因為他比較“為仁”。我翻記時，先寫成“不為人”，意思是這個人人際關係不好，人緣差。大部分受訪者沒有上過學，或者只讀過二、三年小學，可以說是文盲。你問他是那個“人”、“仁”，他也不知道。當我細細品味訪談的場景，受訪者語言表達的不僅有人際關係，還有被打死被斗的人對他人不夠善待。除了使用“不為仁”這個詞，還使用一個詞，說某某人“不仁義”，也是指某人不善良的態度。他們沒有讀過書，這個詞顯然不是從書本上借用的。還有在這段歷史中出現的大量的政府宣傳品也不用這個詞。這樣我就判斷，“不為仁”這個詞是歷史口傳下來的，翻記錄音時就寫成“不為仁”，不是“不為人”。受訪者使用的這類古語很多，口述歷史可能再現，這也是口述歷史的魅力吧。
　　我還用了一個自選的方法，就是將口述者敘述的歷史時間的政府檔案摘錄，置於口述者說的前邊，成為一個對照，讓讀者了解到在口述者敘述的這段歷史中政府是在做什麼。口述者在親身經歷的過程中，或在一個事件中，他們在政府文獻中是被怎樣表達的。這個方法還有個意外的收穫，就是突顯出兩種不同敘述，一個是政府書寫的文本，其意涵的邏輯、詞彙、動機、行政方式及最終要實現的目標，一個是他們治下的農民，那時、那地、那事中是怎樣的言行。這是一個編年史和口述史並列的方法。是否妥當，我也不清楚，只是一個嘗試。

　　說過去的事情有用嗎？

　　回答第三個問題。
　　不少的受訪者在我講了訪問的目的後，就“說過去的那些事沒用”。還有一些受訪者說，“要說歷史我就嚎（哭）呀”。不願回憶痛苦往事可以理解，面對這種情緒的受訪者，我就耐心地等在那裡，我知道他們也有說出來的願望。對史玉梅的訪談就是這樣的，她既表示了“沒用”的態度，也說了有想嚎的心情。但她最終說出“你要想知道，我就說給你聽”。在翻記她的錄音時，她的故事讓我落淚了，可她在口述時並沒有嚎。訪談時我更多注意從她談話的線索中提出下一個問題，但在靜下心來入定她的故事中就被她的故事打動了。
　　其實，我對受訪者說出的那些歷史故事，也有過困惑，信心也是在逐步訪談過程中形成的。例如農業社時他們餓肚，有人說“毛主席在北京，天天就是吃糕吧”，還說“與過去相比，現在過的就是天堂的日子”，讓人覺得這些話有點坐井觀天的意思。像城裡人，尤其是現在生活在所謂現代化都市的人無法理解的。生活在山區偏遠的農村，受訪者的認識來自常識，常識的力量是各類意識形態、理論建構無法抗拒的。訪問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沒有說到那段時間裡政府意識形態宣傳對他們言行的影響，他們是有意不說嗎，還是忘了？這麼多人都忘了，或達成某種一致意見，這不可能。這證明兩個事實，一個是前邊說的常識的力量，另一個就是被某些書寫歷史文本描述的洗腦運動，在受訪者心理上的影響是忽略不記的。
　　口述人的故事，從兩個側面可以證明它的價值。已出版的關於共和國歷史的各類線性歷史書寫文本中，多數可歸在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建構里，一種是正面的發展歷史，另一種是揭露性的發展歷史，區別只是對歷史發展階段重塑的差別，前者是肯定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意義，後者是否定的。在口述人的故事裡，有土改時亂打亂殺、分浮財、分窯院的人事細節，另有假打、假殺、假斗，不要他人土地的人事細節。再如，有大躍進中深翻土地、大收大購、大食堂等瞎折騰的回憶，也有運動初就指出這種躍進行不通的言論（見“記事”中政府檔案引用的農民言論）。還有，反右運動大鳴大放中農民的各種矛頭直指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包產到戶重新分地時多村多人不願多承包土地的事實，等等，諸如此類。在平面的歷史書寫中，很難見到在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的歷史中，還有另一種真相存在。不論是那種意識形態，那種理論建樹，沒有歷史事實細節的支持，都難有生命力。

　　受訪者的自傳是綜合史

　　如果你不問在過去的那個年代裡，受訪者的食品、衣物、住所、婚姻、農活是什麼樣的問題，他們往往不會主動回憶具體的細節，他們可能認為不過是日常生活的瑣事，人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沒有什麼特別。受訪者自傳的敘述，恰恰是一種綜合史的表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思考歷史的平台。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語言、醫療、民俗、娛樂、宗教等等領域，都可以從中見到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有的雖只是片言隻語，卻蘊含了歷史學家絕想不出的結論，如孫占權形容在農業社時的命運就是“偷活”的一個狀態。還有常被歷史學家不願涉及的人性、道德在歷史的作用，甚至不認為這是歷史學的範疇。在以往的歷史學家筆下，精英才是被選入的題材，根本沒有普通人的位置，其原因之一就是認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是歷史，那些瑣碎的家務事怎能與大人物的豐功偉績相提並論？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建構的歷史給我們一個錯覺，普通人的生活是這些大人物創造的。當普通人有機會說出來他們的親身經歷，就給了我們一個糾正錯覺的機會，雖然這個糾錯要經過漫長的時間。
　　尤其在當下所謂網絡化的時空裡，虛化道德，虛化情感，虛化精神，抱着物化的一切所得，成為生活中唯一的真實存在態度。在一個瀰漫着謊言的世界裡，連空氣都是假造的。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堅持講真話，哪怕你只是對一個人講，自己對自己講，留下一線光明就有機會照耀到他人身上。在對待歷史史實的詮釋時，雖然由全盤否定進入了一個開放的狀態，虛化的思維方式依然是把一個群體、一個組織、一個政黨的歷史描述為整體的傾向存在，任由戴上一個歷史發展方向的標籤，讓人無從認知。口述人的故事是個人命運的表達，是個體的歷史史實。我認為集體口述史是不可能完成的，既便是對鎖定在一個特殊人群、特殊歷史事件的訪談，也是由有名有姓的成員個人敘述才能完成的，如果隱去個人身份，把所獲口述內容歸納成某群體、某團體的一個聲音，就會重蹈另一類線性歷史敘述的老路。口述歷史與其它歷史敘述的區別正在於是個體的敘述，也正是它的價值所在。

　　是要寫歷史書嗎？

　　回答第四個問題。
　　不是。正如某位專業的歷史學者，在讀過《酸刺林》部分翻記文稿後，建議我寫一個研究性的前序，並說否則做這樣的訪談不值。另一位看過文稿的某出版社編審認為，口述人的故事只是線索不是歷史。我的回答是受訪者說出來的就是歷史，這一點不容懷疑。如受訪者說在過去的日子裡曾“吃高葉（樹葉）”果腹，難道這不是歷史嗎？
　　還有一個原因，這部口述歷史是受訪者通過個人親身經歷表達的一部綜合史，單就某一個側題研究不足說明整體的價值。作整體的歷史研究，豈不成為畫蛇添足的愚蠢行為？至於如何評價口述人的敘述，則是另一回事。
　　口述歷史是訪問者與受訪者交談的記錄，決不應是訪問者單方寫出來的書。出版訪談記錄所要表達的正是訪談的結果，既包括訪問者在編輯過程中體現的想法，如全書結構、章節設定、擬定標題等等，還有受訪者的原意——如受訪者談話的標題，全部是引用談話中的某句話，儘管可能難以做到全面反映談話的內容，但比訪問者主觀的判斷要好。
　　在完成錄音翻記的文本時，我要感謝所有接受訪談的口述人，要感謝引領我逐村逐戶進行訪談的朋友們，要感謝提供檔案查詢的兩縣檔案館的公務員，要感謝平朔地區鄉親滋養成我的鄉土情懷，更要感謝受訪者說出的一個個精彩的歷史故事，願這些故事啟迪更多的人，這就是它們的歷史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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