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現象很有趣：百年來隨着科學的進步，人們解釋歷史的能力有了驚人的提高，分子生物學帶來的史前史革命就是一例。可是預測未來的能力，似乎今人並不比古人強到哪裡去。事實上不要說一千年了，預測今後50年的能力，我們有嗎？


　　老高按：人們要了解歷史，究竟是出於什麼動機？不肯動腦子的人，張嘴就來：“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啊，“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啊，“只有知道了從哪裡來才能知道往哪裡去”啊……等等等等。
　　真是這樣嗎？可能有少數政治企圖心爆棚的英傑或梟雄這麼想？但一般讀者，哪裡會有學了歷史、掌握“資治通鑑”的高度自覺？不過就是獵奇或者求知罷了。以我為例，之所以關注歷史，主要就是被眾多謊言（其中按比例而言，中共製造的謊言占了大多數）所激起來的好奇心：發現了難以自圓其說的破綻，識破了那是謊言，很自然地就要問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們為什麼要製造這麼多謊言？其實並沒有什麼將歷史當作鏡子、“知興替”的高大上理由！只是多少有些“你們不知道這是騙你們的吧，哈哈，我就知道”的虛榮心而已。
　　在知道了喬治·奧威爾《1984》中那句話：“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還有毛澤東那句話：“國民黨怎麼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更不由自主地產生牴觸和逆反心理：就不讓“老大哥”“控制過去”！就不讓你們所灌輸給我們的“它的過去”蒙蔽雙眼！但要說懂得了真實的過去，對我把握自己的未來（更別說群體、國家民族的未來了！）有什麼意義？想都沒想過。
　　大概只是那句俗話能概括我多多了解真實歷史的動機：“就是死，也要做個明白鬼！”

　　我曾在博客中說起過，有次在加州，一位朋友聊天時對我說：楊繼繩、王友琴、高華、楊奎松、沈志華這些人發掘和保存歷史真相，值得崇敬，他們記錄了、探究了中國走過的歷程，將來人們要了解那個時代，就繞不過他們的成果。但是要說有什麼“對今後的借鑑意義”？拉倒吧！中國也好世界也好，要應對今天挑戰、要做出長遠決策，這些歷史研究成果有什麼用？充其量只能作為政治鬥爭的炮彈。
　　我還讀到過這樣的調侃帖子：“不學歷史的人必定重蹈歷史覆轍；然而學歷史的人，只能眼睜睜看着不學歷史的人重蹈歷史覆轍。”信然！還有一句黑格爾語錄的變種，也充滿調侃意味：“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一個多月前，我在推薦楊光的一篇文章時在按語中回顧我擔任《歷史明鏡》節目主持人的體會，認為對“以史為鑑”，不能做簡單化的理解。
　　……當初被趕着鴨子上架，我這個“即將退休人士”被推上了《歷史明鏡》主持人的交椅，做了一百多期訪談節目。現在雖然退下陣來，但邀請嘉賓探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這是一段難得的人生體驗。這些節目澄清了一些謊言迷霧、開啟了一些密室黑箱，我看更重要的意義是喚起觀眾的興趣，來超越眼前功利、思考歷史真諦。
　　多了解了一些史實，並不能讓我們更準確地預測未來，更不能讓我們在職場上、情場上、賭場上春風得意；但是我們會明白歷史並不是一根直線或者一根曲線，也不是兩軍對壘、非黑即白、善惡分明，任何一個看上去彷佛簡單的事件、或者似乎定論的人物，其實都是多稜體，都有多側面多層次。這就使我們的心靈更有深度，視野更有廣度，境界更有高度，人生更有厚度。
　　我還引用了尤瓦爾·赫拉利在他轟動一時的《人類簡史》中一段話：
　　我們之所以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要知道未來，而是要拓展視野，要了解現在的種種絕非“自然”，也並非不可避免。未來的可能性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不知道秦暉教授是否讀過赫拉利這段話，但他最近在其微信公眾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解釋過去”與“預言未來”》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說得更詳實，邏輯性更強，更有說服力。
　　秦暉文中有若干英文單詞和簡寫，可能作者感知到了官方、網管對輿論的政治控制越來越嚴，不得已而設法規避，這些單詞和簡寫，不難理解，例如CR—文革，M—毛，constitution—憲法（文中有些地方，我覺得作者實指憲政）。我就不一一註明了。


　　“解釋過去”與“預言未來”

　　秦暉，秦川雁塔 微信公眾號


　　有個現象很有趣：百年來隨着科學的進步，人們解釋歷史的能力有了驚人的提高，分子生物學帶來的史前史革命就是一例。可是預測未來的能力，似乎今人並不比古人強到哪裡去。蘇東崩潰，美國陣容強大的蘇維埃學、斯拉夫學界因毫無預料而公信力大跌，某些人對中國的預言，結果如何？
　　不止如此！即便就是科學家預言科學發展，結果也往往很糟糕。1980年代我們史學界籠罩在“史學危機”的恐慌中，很多人紛紛轉行，誰能料到此後“國學熱”到了這種程度？我們這個年齡的國人，兒時大都迷過一本叫《科學家談21世紀》的書，這本1960年代的著作（1979年又出了個更蝎虎的修訂版）集中了當時中國最有名的一群科學家預言他們各自專長的領域將如何改變世界，讀來令人心馳神往。
　　他們描繪的21世紀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世界大同，國慶時月球與火星的移民及“從非洲坐無燃料飛機”、“從大洋洲坐水底快艇”、“從美洲經白令海峽大橋乘核動力火車”來的客人會聚在已經消滅了沙漠的“前戈壁灘”看國慶遊行電視、時間被改造，“白天持續了21個小時”，只是為放焰火讓“人造太陽”產生了3小時的“人造日食”。拉薩建立了星際客運站，用火箭乃至光子火箭運送旅客。農業已經消失，世人都吃“人工光合作用”工廠生產的各種合成食品，到處都是超聲波……已經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此能說什麼呢？
　　而今天真正帶來最大變化的那些技術進步：數字時代、網絡虛擬空間、3D技術等等，卻沒有一個人提到。更不用說總體上全書洋溢的科學樂觀主義和人定勝天、改造自然的氣氛，與我們實際在21世紀看到的環保運動、自然主義、對科學的憂思和悲觀相去甚遠，毒霾、轉基因恐懼、核事故和全球變暖等等壓根不在此書預言者的視野內。
　　當然，也並非一個預言都沒有實現，但肯定不到30％，考慮到隨機拋硬幣或抓鬮都有一定的猜中率，那其實也差不多等於沒有任何預言能力。上面這些預言的時間跨度還只是幾十年，如果做百年、千年後的預言又會如何？
　　從邏輯上講，對過去的“科學解釋”和對未來的“科學預測”應該是等值的。如果我們能夠以一千年前的情況為給定條件論證今天某種事態的“必然”發生或“不可能”發生——我們很多歷史書都是這種語氣。那麼我們也應該能以今天的情況為給定條件預測一千年後的進展。但事實上不要說一千年，50年的預測能力，我們有嗎？

　　當然，不能以我們“預言未來”的無能來否定“解釋過去”的有效。既往的人類進程不光是沒頭蒼蠅式的“布朗運動”，也不能僅僅以“上帝擲骰子”來形容。歷史學家不能只講一個個奇聞異事，他們應該在敘述“什麼”之後解釋“為什麼”，發現歷史進程中的因果鏈。人類社會中種種現象不論是好是壞都是有原因的，這些現象又會導致新的結果。發現因果關係，對這些來龍去脈做出越來越清晰的解釋，是歷史學的意義。
　　但我們要注意：人類活動中的因果不同於物理學中的因果。物理學中無疑存在着“必然性”的因果，“因為A，所以必然會B”（A為出現B的充分條件），或者“因為無A，所以不可能B”(A為出現B的必要條件)的關係是大量存在的。
　　然而人有主觀能動性，所以不能輕言“必然”，人類活動中也有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但它們構成的因果關係都是概率性的，而不可能是“必然性”的。
　　就一個因果環節而言，上面講的區別也許並不重要，因果實現的概率接近1，也就可以近似地稱為“必然”了。但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其實是一個個環節構成的因果鏈，它的總概率則是每個因果環節概率的連乘積。例如因A而有B的概率如果為0.8，因B而有C的概率如果也是0.8，那麼因A而有C的總概率是多少？顯然只有0.64。如果因果鏈再延長到D、E、F……，其總概率還會不斷降低。用簡單的數學語言表述，就是小於1的因數連續相乘，其總積會越來越小，乃至趨近於零。

　　如中國為什麼會出現Cultural Revolution（以下縮寫為CR）？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M。但是為什麼會有M？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沒有M就不會有CR，這個因果關係應該說是概率相當高，而沒有五四就不會有M，這個因果關係也比較可信。但是，能否說因為五四就造成了CR？的確有人這樣說，形式上看這個因果鏈也確實成立。但是這樣的說法確實爭議很大，為什麼？因為它實現的概率很低，既低於“因為M才有了CR”，也低於“因為五四才有了M”。
　　而五四之所以出現當然也有原因：西學東漸、列強欺凌、巴黎和會等等。這些是不是也能算做CR的原因？……這個因果鏈還可以無限延伸，一直歸因於秦始皇，歸因到於孔子，或者更“深刻”地，像像某些人論證的那樣，歸因於幾萬年前的染色體組合不當。我不想說這種說法是否“應該”，只想說這種說法在“科學”上有意義嗎？
　　從現實A上溯到B、C、D……Z等等，每個環節都能找到因果，而且甚至可以說很多環節的因果概率還很大，大到近乎“必然”。但實際上整個因果鏈的總概率卻趨近於零。當然，在“歷史解釋”中這反映不出來，因為歷史沒有“如果”，我們能夠敘述並加以解釋的，只有唯一的現實。
　　然而“唯一的現實”絕不等於“必然”，更不能歸納出“規律”！這就可以理解，“歷史解釋的成功”何以沒法避免“預測未來的失敗”。我們確實可以根據給定條件尋找大概率“原因”，相對有把握地預言一個直接的“結果”，但對於“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由於因果鏈延長、總概率下降趨零，我們就完全沒法把握了，我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發展所能克服的。
　　“預測未來的失敗”反過來可以提示我們，對“歷史解釋的成功”要有相對主義的理解。歷史就是昔人面對的現實，而我們面對的現實就是後人眼中的歷史，兩者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我們今天沒法預測兩千多年後的未來，那就同樣不能說兩千多年前的過去對我們有那麼大的決定性作用。
　　假如在“無知之幕”下我們能夠回到孔子的時代重走兩千多年的路，碰到CR的可能性其實微乎其微，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同理，英國的constitution可以歸功於“光榮革命”，更弱意義上也該歸功於此前不那麼光榮的1640年“暴力革命”，但再往前推四百多年前歸功於“大憲章”就已經非常勉強。這不僅可以在道義上論證，也是可以在邏輯上或“科學”上論證的。
　　這就是悉尼·胡克所說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而知識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總不滿足於“原因”，他們力求“深刻”，總是希望尋求原因背後的原因，乃至“終極原因”。為糾時弊，五四時期的啟蒙者找到了上千年來的“劣根性”。
　　其實，對現實“深刻”理解以至追根到原始時代，這種思路也不自遺傳學介入史學始。提倡“長時段歷史”的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當年就有名言：“法國的今天不能從拿破崙那裡找原因，而應該從阿爾塔米拉山洞岩畫的作者那裡找原因”。當年我對布羅代爾及年鑑學派很崇拜，對這句“深刻”的名言尤其五體投地，現在卻在反思：一味追求“深刻”，特別是帶有某種目的論色彩的“深刻”，會不會導致無視常識？——我並不崇拜常識，但常識或可證偽，卻不應該無視。
　　表面上看，傳統所謂的“偶然”和我說的“小概率因果”、“必然”與我說的“大概率因果”似乎區別不大，其實不然。傳統教科書上的“偶然-必然”論者通常認為“偶然”只管短時段，“長遠地看”還是“必然規律”起決定作用。無論所謂“如果沒有西方影響，封建中國也必將緩慢走向資本主義”的歷史決定論，還是“西方必然走向constitution，中國則絕無可能，除非三百年殖民”的文化決定論，都是這樣一種“長時段宿命論”邏輯。
　　但我則認為恰恰相反，“大概率因果”只對一個環節管用——也可以近似地表達為：近乎“必然”的東西通常只管短時段，而因果鏈一旦延長，就沒有大概率可言。因此，短時段預言或許有意義，長時段歷史在本質上就是“測不準”的。有人堅信蘇聯式體制最終“必然勝利”，蘇聯垮了他說這是偶然，因為出了“叛徒”，再過多少年LN那一套還會勝利的；如果一百年都沒兌現，兩百年一定可以。但在我看來，假如蘇聯垮台這個“短期事件”都預言不了，還有什麼資格預言長期？類似地，以公元1000年的情況為初始條件進行邏輯外推，沒人能夠證明英國會如何而中國又會如何。
　　而100多年前中國人知道了英國的constitution，這事對後來中國人的影響，要比1215年的大憲章對1688年的英國人的影響大，所以為1215年中國沒有出現大憲章而遺憾甚至絕望是毫無必要的。當然，有許多教訓需要記取，但應該歸咎的也主要是“直接因果環節”中人，孔夫子秦始皇之類即使要歸咎也只能在更弱得多的意義上。同時這件事沒實現，但也不表明中國人沒救了，英國人從1215到1688不也用了470多年嗎，遑論1688年與現代的區別？
　　當然，說“長時段歷史在本質上就是‘測不準’的”，並非說敘述、解釋長時段歷史就不必要。非功利的愛智求真本來就是文明的表現，解釋歷史雖然不會使我們獲得未卜先知、預測未來的本事，但對我們理解自己和他人還是大有裨益，對於培養我們的德性智性、以爭取更好的未來也極為重要。
　　我以為要探索轉型中國的未來，首先還是得研究我們的以及世界的現實，乃至當代、近代和近古的歷史。“直接的因果”要比測不準的因果長鏈更有助於這種探索。

　　最後有人要問：如果長時段進程在本質上就是“測不準”的，那麼文明的“先進”與“落後”從何而判斷？我們的努力還有沒有方向？有沒有意義？這類問題說來話長，我曾從“概率遞減的因果鏈”談到“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歷史觀”，我認為“先進”與“落後”就是一種價值觀的判斷，兩種現象比較，更好的就是“先進”，更壞的就是“落後”，它們與時間軸上的先後不是一回事。
　　歷史的不確定性，意味着沒有什麼“越來越好”的“必然性”或者“先進一定戰勝落後”的“客觀規律”。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君子不敵小人、蠻族征服文明就如“劣幣驅逐良幣”那樣屢屢出現過，而文明的前進要靠人們一次次的正確選擇和艱苦的努力，無疑，有時還需要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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