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世界动荡，普遍的消极共识是：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开始失效。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呼吁“高尚国家”联盟是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


　　老高按：“刘擎”这个名字，我知道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63年出生的刘擎，那时才20多岁（他是个神童？15岁即1978年考入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活动的优胜者团队的成员（是什么“优胜”我已经忘了，是当时很时兴的全国大学生演讲比赛？），于是跟他的同伴一起被请到团中央。当时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知识的广博和思想的锋利，留下了印象。年轻的刘擎喜欢写诗，和妻子王嫣所写的《四月的纪念》被称誉为“配乐朗诵诗里的经典”。
　　迄今我没有再见过他，但一直很关注他。他每年年初都会写一篇长文，评述介绍上一年西方思想界的动态，以前我是从共识网上读到，共识网被迫关门之后，我从爱思想网上读到。在我的博客上也曾作过介绍，但是毕竟只是所谓知识精英关注的话题，一般读者未必能读得进去，我也就是浏览一下而已，对他谈到的许多学理问题似懂非懂。但最近读到他的《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我感觉有在此推荐的必要。这一篇虽然主要谈的也是西方学术思想界的动态，但是比较“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大量这一年美、欧国内和国际的重大事件和争论。
　　刘擎拿到硕士后，从工科转向文科，不惜留学重读硕士，先后获美国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2007－2008年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然啦，也是博导。
　　刘擎出版研究专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学术评论集《声东击西》，编著《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等，译著《言论自由的反讽》等。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思想史，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性问题。
　　刘擎这篇文章不短，有约28000字，我分成上、下，今天先发上，明天再发下。


　　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

　　刘擎，爱思想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里尔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
　　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
　　
　　辞典网（Dictionary.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人们从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
　　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亢奋在2018年迅速冷却，于梦醒时分重新面对真相：如果命运共同体是对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辞，那么在动荡纷争的世界上没有谁能厉害到独善其身，更遑论称雄天下。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32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26人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
　　在历史上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大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杂志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举肯尼迪总统在55年前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当年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提供了线索”。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那边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另一边会甘愿退守次强吗？也许，将昔日的历史格局作为当前的参照模板根本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图景。搁置价值分歧的做法，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寻求，这却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特别是，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耐心了——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试图发出的信号。彭斯讲话的强硬基调是美国对自身挫折感的反弹。显然，西方政界与思想界的许多人士误判了中国的发展，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事业的抱负与意志。
　　《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发表《重估中国》一文，作者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时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副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文章检讨了美国政策的失误：曾经以为“美国的力量和霸权能够容易地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所期望的样子”，而结果却是“美国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差距不断增长”。两位作者最后建议，一种更好方案的起点是美国以“新的谦逊”来看待自身改变中国的能力，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试图去转变中国，而是将政策立足于对中国更为现实的设想。
　　《外交事务》随后在7/8月号刊登讨论专辑“美国误判了中国吗？”，包括王缉思、芮效俭（Stapleton Roy）、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约瑟夫·奈等多位学者展开辩论，坎贝尔和拉特纳最后予以回应。学者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奈认为，言称接触政策无法转变中国的观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测。这一议题还引起了《国家利益》等杂志的后续讨论。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具有接触与围堵的双重性，在交错展开中时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接触政策失效，而围堵战略不再可能，因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内部。彭斯在哈德逊智库的演讲不只带有明显的围堵倾向，而且将反击从贸易纷争扩大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这令人回想起丘吉尔首相1946年3月的“铁幕演讲”，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新铁幕演讲”。
　　“冷战2.0”并不是新术语。早在1998年，美国外交家、围堵战略的倡导者凯南（George Kennan）就将“北约东扩”视为“新冷战的开始”。此后近二十年间，讨论主要围绕着俄国对欧美的挑战及其可能前景。而近年来，新冷战的议题方向已经变化。2018年，《国家利益》杂志在5/6月号发表长篇文章《美国对阵俄国与中国》，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国”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许多著名报刊的撰稿人。他从地缘政治、历史、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得出两个核心论点。首先，“……深层原因，是第一次冷战后美国寻求全球霸权，遭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国的胜利要被界定为达成美国的全球霸权而不顾他们的抵抗，尤其是中国的抵抗，那么美国将……被打败”。林德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那些“勇士们”谈论的目标，包括让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支配，接受由美国及其盟友（而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世界贸易的各种规则，让俄国默许北约在俄边界地带的永久存在，让俄国将克里米亚回归给乌克兰。
　　林德在文章最后提议，美国应当放弃全球霸权的目标，转向谋求新的全球“暂行协议”（modus vivendi），具有鲜明的多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向。在地缘政治方面，重新承认被放弃的“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划分，这对缓解大国冲突是更为有效的方式；而在经济方面，“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不是北京共识，而是经济多元主义”。如果双边主义和“微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更符合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抛弃为全球经济制定单一规则的方案也不足为惜。林德认为，将美国利益等同于创造和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会遭到对手的抗拒，也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够帮助引领世界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为对立格局勾勒出相对完整的轮廓，并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大国冲突的实用主义策略。而许多论者则质疑概念本身的恰当性，这种质疑有显而易见的论据。旧的冷战已经结束，解体的“苏联阵营”不可能重新集结，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为两个相对自足、彼此对抗的经济体。此外，除了美国之外，也没有国家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地缘和世界观意义上全面对抗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因此所谓“新冷战”是一个时代错置的概念。

　　的确，旧冷战的模式不可能重现，但所谓“新冷战”概念成为受人关注的议题并非毫无缘由。美国感到自身面临的挑战，不只来自经济与科技的新势力，而且嵌入了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被美国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派”势力正在有力地阻击它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程：将“二战”后在大西洋国家构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扩展。当下，困于挫败感的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应对战略，但新的国际议程可能已经在谋划之中，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循。
　　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刚刚结束G20峰会，便赶到布鲁塞尔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领导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传统，我们正在集结全世界的高尚国家（noble nations）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并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整个演讲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国际秩序”，因为原有的秩序已经失效。
　　何以失效？演讲中有两个段落值得注意。他声称“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听任这个自由秩序开始受到侵蚀”，因此“某些bad actors利用我们缺乏领导力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却（retreat）所产生的恶果。特朗普总统决意逆转这个局面”。在此，蓬佩奥委婉地将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几届前任总统：所谓冷战后的“听任”是暗指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的“退却”，出现了“缺乏领导力的机会”，才让bad actors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蓬佩奥完全颠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弃而是真正担负起了强有力的领导角色，逆转以往软弱无力的“退却”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据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蕴含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的双重性。方法是清理门户与排斥异端并举。首先，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双边主义方式重建谈判国际协议，放弃运转失灵的国际机制。“国际机构必须有助于促进合作，从而支撑安全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否则它们就必须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届政府将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谈判过时的或者有害的条约、贸易协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们主权利益或者我们盟国利益的国际协议”。其次，排斥和压制“违规者”，“当条约遭到破坏时，违规者必须受到反击，条约必须得到修改或被废弃”。最后，他诉诸危机感，“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来自那些强势的国家和行为者”，因此“尤为迫切地呼吁”盟友拿出勇气。
　　蓬佩奥演讲的要义在于，重新确立盟友与对手的边界，号召“高尚国家”联合起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抛开既有的国际秩序重起炉灶，从过度扩张也过于包容的全球性国际机制中撤离，收缩到最初的大西洋国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请加入“高尚国家”俱乐部的外部成员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
　　
　　这会是美国新战略的雏形吗？既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特朗普的规划，还是美国共和党精英的构想。有趣的是，《经济学人》在12月发表的《再造自由主义》长篇宣言中，有一个段落与蓬佩奥的论旨有相似之处。文章指出，辞世不久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过一个“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认为“这个想法值得重温”，这个联盟作为不同于联合国的另一种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与蓬佩奥的演讲显示，美国正在改变“自由秩序”的涵义和取向，从以往包容开放的全球主义，转向党同伐异的敌我划界；从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价值，转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心。
　　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终可能是一厢情愿。特朗普的鲁莽与多变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与灵活性的体现吗？他执政以来对欧洲的粗鄙态度还有能力集结所谓“高尚国家”吗？这种新的构想更可能导向新无序而不是新秩序，冲突和对抗可能进一步加剧。无论如何，卡尔·施米特的信徒们，以及宣告“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的有识之士们，将会欣然见证历史重新开启的一幕。
　　
　　美国政治的战场
　　
　　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在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状态中落幕。这种状态延续至新年，创下了美国“政府停摆”最久的历史记录，或许还会再次停摆，也可能以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告终。《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曾在浏览媒体大标题时感叹道，“我干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场战争！”
　　特朗普是一名顽强的斗士，而且格外痴迷于自己的“硬汉男人”形象。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并不全然可信，但一个强势元首的性格必定会影响其国家的命运。整个2018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从国际到国内，从“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难所中移民子女的处境，从“通俄门”调查到前私人律师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从移民问题到边境安全，从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选举，从两党对峙到白宫内部的人事纠纷……事关政治的领域几乎全部演变为“战场”（battlefields）。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的好战品行就展露无遗，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当时有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与公共领域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终将驯化特朗普的“野性”与“任性”，使他转变成一个“规范的”总统。这种预期显然落空了。也许，第一夫人对其丈夫的见识更为真切。《华盛顿邮报》曾引述梅拉尼娅的原话说“如果遭受攻击，他会猛烈十倍地予以还击”。所有制约力量在特朗普看来都是对他的个人攻击，激发他几乎本能的更为勇猛的反击，使他更偏离人们对正常总统的期望，从而导致更密集的质疑批评。

　　2018年伊始，作家沃尔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与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宫通讯主任纽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发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三本先后出版的畅销书，都揭露了白宫惊悚慑人的内幕，引发舆论风暴。三位作者风格颇为不同。沃尔夫笔法劲爆，长于秘闻轶事，颇有政治八卦色彩，让人半信半疑。纽曼揭秘来自亲历证据，但她不是中立的观察者，在白宫任期一年后被解雇，或有“复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则是声誉卓著的记者和作家，早年与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报道“水门事件”而一举成名，撰写过八部以总统为题的书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曾两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恐惧》一书以严谨扎实的证据（包括几百小时的访谈录音）见长，更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9月6日罕见地发表一篇匿名文章，题为《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的寂静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个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许多高级官员正在“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这种内部抵抗的参与者。作者虽然同属共和党，但尖锐抨击总统的道德水准和领导能力（失德、鲁莽、狭隘、不称职），更无法接受这个国家“与他一起沉沦”。作者认为美国公众应该知道“房间里还有成年人”：“我们充分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会这样做的时候。”
　　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国罪。媒体对“谁是白宫内鬼”的猜测也造成连锁性恐慌，从副总统到部长等众多高级官员纷纷公开声明“不是我写的”。匿名文章与三部畅销书相互佐证，坐实了白宫的乱象。正如《恐惧》中引述的前白宫秘书波特（Rob Porter）所言：“这不再是总统职位，这也不再是白宫。这里只有一个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对特朗普的频繁曝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写道，美国民众起初对特朗普的虚伪、自恋与无知感到震惊，但随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炉，已经渐渐麻木。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卢斯表达的无奈与无力感或许真切，但这并不是公众甘于无所作为的信号，而是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立双方无法妥协又难以推进的征兆。战斗仍在继续并且日渐激烈，只是常常难解难分。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党的强力阻击，10月6日，他在经历了性骚扰指控、调查和听证的风暴之后，以两票微弱优势（50票对48票）通过参议院批准，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两大政党全力动员，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民主党获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绩，在众议院夺回30多个席位成为多数党，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议员数量也明显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蓝潮”实际上“既不够大，也不太蓝”。“不够大”是指翻转力度不够强劲，未能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在众议院也远不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掀起的“海啸”（夺回63个席位）。“不太蓝”是指文化进步主义的色调不足，民主党多名呼声很高的进步派候选人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几位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民主党候选人获胜。在谋求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此前投票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议员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钦（Joe Manchin）则获得连任。但无论如何，此次中期选举打破了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同时占据多数的优势，对特朗普未来两年的执政形成了制衡与挑战。
　　然而，特朗普并不会因为中期选举的挫折而收敛锋芒。选举后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长。他不仅有越挫越勇的斗志，而且已经拥有体制化的政治资本。这位体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党之）壳上位的总统，并没有被共和党建制派所驯化。相反，他已经成功地驾驭了（或者说“绑架了”）共和党，这是他执政两年来最突出的一项成就。
　　著名政治学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国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因为他在共和党的经典政治议程中有所成就。减税措施、放松政府管制的经营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续繁荣，赢得了经济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诉法院和50名地区法院的法官，尤其是两位进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长久地改变“文化战争”的力量对比，抵御来自进步派的“价值侵蚀”，这将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拥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拥有多么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现代民调以来，特朗普是唯一在前两年任期中从未达到50％支持率的总统，他的民众支持率一直低于对他的反对率。但是，他在共和党选民中享有高达九成好评。由于在党内的这种声望，他在2020年谋求连任的企图很难遭到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挑战。
　　但在另一方面，强势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总统”。曼德尔鲍姆认为，“以历史尺度来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这些成就至少一半归因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多数的优势。况且，他仍然未能废除“奥巴马医保”，也尚未建造美墨边境墙。
　　此外，特朗普还存在三个弱项。首先是缺乏执政经验，对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无从把握。“虽然总统席位并不是知识测验，但无知并不是资产。”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干而忠诚的执行者，难以形成一个联结总统、高级官员与整个官僚机构的网络来执行他的计划，像一辆汽车的方向盘与底盘缺乏有效的连接。最后，特朗普任命的许多高级官员常常与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绝实施他的政策。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削弱总统的执政能力。
　　然而，共和党已经别无选择。那些“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党人还能做什么呢？政论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邪恶轴心”一词的发明者），他在1月发表《特朗普制》（Trumpocracy）一书，批判特朗普对美国民主造成的威胁，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党摆脱“特朗普制”的复兴规划。但真正的困局在于（如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承认的那样），特朗普能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共和党其他更优秀的候选人以及更好的竞选策略难以企及的，这在2020年仍然是一个难题。

　　学术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与政治哲学》，这是主标题相同的两部姊妹篇论文集（副标题分别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公民美德”以及“领袖、政治家风范与暴政”），总篇幅达700页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劳斯派倾向（比如圣母大学的扎科特夫妇），更多的作者是年轻学人，包括哈佛大学讲师的亚当·桑德尔（迈克尔·桑德尔之子）。两部文集援用经典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施米特）的视角来探究特朗普现象，其中不少论文思考精深，颇有洞见。但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在亚马逊网站上，两部文集的打分人数和评论数量均为零）。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许多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或许只剩下怀旧了。在对麦凯恩参议员和老布什总统的悼念中，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两位逝者在任时期的表现绝非无可挑剔，但在与时任总统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可敬，他们是老派、敬业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体面的（decent）长者。在老布什总统的葬礼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脸萧瑟挺过了难堪的场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坚信共和党别无选择。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两年中高级官员的更换率高达65％，以至于无法及时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代理职位包括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环境保护署主管和驻联合国大使等。随着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的辞职，“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所剩无几。特朗普变得更少束缚，可能也更加危险。《纽约时报》评论说，特朗普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更少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每天都像一场战争”，他像阅读“战报”一样每天花费大量时间（6到8小时）观看电视和媒体的消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也越来越像是总统的“孤身奋战”。
　　在圣诞节前夕，特朗普发出一条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怜的我）在白宫，等待民主党人回来，对急需的边境安全达成协议”。他所急需的是50亿美元来造墙，竞选中曾发誓要造的那道“宏伟的、美丽的”墙。但人们没有忘记，当初承诺要让墨西哥付钱来造这堵墙。在新年之初与国会的商谈中，特朗普愤然离席，威胁要动用“国家紧急状态”来造墙。无论成败，他要向基本盘选民表明：我穷尽了一切手段。这是一场跨年的持久战，但绝不会是特朗普任期内的最后一战。
　　
　　盖洛普民调显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经过了整整一年风云，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纽约客》年底的一篇专栏文章说，无论特朗普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多少动荡，人们对他的评价几乎凝固不变。而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后来看，可能只是暴风前的宁静。
　　的确，政治内在地蕴含斗争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维度，并不等同于斗争，而斗争也未必以强对抗的方式展开。对抗性的斗争是所谓“特朗普制”下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会将美国引向何处？套用特朗普的口头禅——“再看吧”（We'll see）。
　　
　　欧洲的艰难岁月

　　在贡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署地，马克龙与默克尔相聚。在11月10日停战百年之际，他们为“一战”纪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铭文中刻写着“再次确认法德两国的和解对于欧洲和平的意义”。
　　这是向欧洲理想致敬的时刻，但现实的考验异常严峻。一年多之前，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随后默克尔领导的“基联盟”在德国大选中胜出，曾为德法双轮驱动的欧洲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但重获的信心在一年之后已经笼罩在忧虑的阴影之中。
　　哈斯在《欧洲的混乱》一文中写道，“巴黎的部分地区在燃烧，英国被脱欧所吞噬和分裂，领导意大利的是一个抵制欧盟预算规则的笨拙的左右翼联盟，德国正在应对政治重组而且处在向新领导人过渡的初期阶段，匈牙利和波兰已经皈依反自由主义，而西班牙正在面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挑战。”
　　许多关于欧洲的报道评论，都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混乱”（disarray）一词。在彭博社（Bloomberg）的采访报道中，前丹麦首相和北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达了对“欧洲无领导”状况的担忧，而美国也已无法发挥引领作用，这使人怀疑“西方”是否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实体。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胜任欧洲的领导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坛新星马克龙，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和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现在正陷入执政危机。当他从G20峰会返回巴黎的时候，“黄背心抗议”已经风起云涌。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发表文章，分析了“马克龙议程”的三个关键方面：“国内经济改革、更深度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进程是，首先，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获得成功；然后，他说服德国一起推进欧盟改革的规划，“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经济政府”；最后，依凭一个得到巩固的欧盟，来反击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当下马克龙的国内议程遭遇挫折，他欧洲和国际议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公众“既要求减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因此领导法国看起来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连续几任总统，风格迥异但最终都遭到公众鄙视：萨科齐太华而不实，奥朗德太平庸，如今马克龙则被指责为“过于高傲”。本来期望马克龙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全球自由价值的引领者，“但现在看来，马克龙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总统职位都将是幸运的了”。
　　马克龙能够度过这场危机吗？他在2019年1月13日发表“告国民书”，邀请国民从1月15日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大辩论。他承诺倾听民意，向公民咨政，鼓励理性和文明的辩论，并给出了具体的辩论议题。他呼吁互助与团结，期望“一起将愤怒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也表达了坚守改革议程的决心。这场“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国大辩论，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富法国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学气质，而且契合马克龙的风格。但它能否化解这场执政危机仍需接受现实的考验。
　　
　　在德国，沉稳老练的默克尔渡过了艰难的一年。在2017年大选之后，她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曲折协商才组成了联合政府。6月，默克尔再度陷入难民问题的泥沼，必须同时调解内阁的分歧、德国的党派争议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遭遇重创。10月底，默克尔宣布，她将辞去基民盟主席，并在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后离职。
　　《纽约客》12月刊登的长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的第八天，奥巴马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出访柏林与默克尔会面。当时默克尔将要完成第三次总理任期，对是否继续执政十分犹豫，而奥巴马敦促她谋求连任，因为面对英国脱欧、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欧洲需要默克尔担负其凝聚的使命。
　　在特朗普上任几个月之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们欧洲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默克尔对欧盟事业的承诺深受其“政治导师”科尔（Helmut Kohl）的影响。科尔在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也是欧洲一体化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推动者。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与科尔会面的一段谈话。科尔对他说，“你意识到吗？现在坐在你对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继承者。”作为希特勒之后统一德国的第一任总理，科尔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担负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使命。而欧盟正是确保欧洲持久和平的规划。
　　
　　然而，在科尔辞世一周年之际，德国政界围绕移民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危及德国在欧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指出，德国正陷入一场是否要继承科尔政治遗产的斗争，他称之为“德国的灵魂之战”。
　　表面的争论是，德国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过的那些难民驱逐出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德国“应当单独自行其是，还是继续寻求共同的欧洲方案”。若是按照科尔的政治思考，德国必须考虑自身政策对欧洲的影响，不会把问题甩给周边的小国，因为它们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德国自己的问题。尽管流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经远远低于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热点问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潮下，德国关于移民的争论不断升级，已成为“德国的灵魂之战”，将决定未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6月29日凌晨5点，欧盟峰会经过长达12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达成一项安置难民的协议，默克尔称之为“良好的妥协”。《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说，“默克尔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危机幸存者”。这是一个留有隐患的协议，但体现了她挫败对手、保持权力的典型秘诀：“一次次，她设法拼凑起混杂的联盟和过渡性协议，能让足够多的人满意并留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维持她的总理职位，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到时候她将再次如法炮制。”文章以《默克尔，逃离大师》为题，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离危机和缓解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的确，默克尔不能，但面对当下的欧洲难题又有谁敢于奢谈“解决”？能够“挺住”危机而幸存已经足以值得欣慰。默克尔平息了内阁的争斗、防止了联合政府的解体，化解了欧盟成员国彼此推诿的僵局，尽管只是暂时的。
　　12月7日，基民盟党代会选举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担任新的党主席，她常被人称作“小默克尔”，也是最符合默克尔心愿的继任者。在担任基民盟党主席长达十八年之后，默克尔终于卸任，她的告别演讲朴实无华，最后说“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德国（甚至欧洲）的“默克尔时代”将在三年之后落幕。
　　
　　英国在久拖不决的脱欧进程中备受煎熬。许多媒体将英国脱欧比作一场“痛苦的离婚”。英国不是一个当事人而是一个国家，其中有党派之争、地区差异和立场分歧，在软硬快慢的各种脱欧方案的争议中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反对脱欧的声音也越发强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11月在《卫报》发表文章向英国同胞呼吁，“如果我们在民众投票中决定回头留下，那么欧洲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否则，我们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谈成的协议，并从此过上不欢乐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发表了一封写给欧洲的公开信，恳请欧盟的朋友们发出清晰、简单和积极的讯息——“我们要你们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伦鲍尔与20多位德国政界与商业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德国友人敦促英国留在欧盟》的联署公开信，表示“英国已经成为我们作为欧洲人的一部分”，“英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心底的愿望，我们要他们留下”。公开信表达了对英国人民选择的尊重，但如果英国决定留下，“我们的大门将总是敞开的”。根据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万人样本的调查，其中有54％的受访者支持留在欧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过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胁，但在新年1月中旬议会下院的表决中，她代表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被比例悬殊的投票否决。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欧”和“推迟脱欧期限”等几项修正案均遭到否决。通过的修正案使梅获得“授权”，“对‘脱欧’协议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这意味着她将与欧盟重新谈判新的协议条款，但前景并不乐观。
　　德国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正在酝酿德国脱欧的计划。实际上，许多成员国都有反对欧盟的群体和势力，将欧盟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脱欧或者解散欧盟是更现实可行的吗？会不会是一场更惊悚的噩梦？英国脱欧的痛苦过程就是一个缩影。欧洲一体化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也必定经历曲折反复的斗争。
　　
　　2019年1月25日，法国《解放报》发表了30位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们将摧毁它》。这封公开信由法国明星哲学家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认为欧洲正处在19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遭遇严峻挑战，呼吁公众以行动反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身份主义者的猖獗蔓延，以捍卫欧洲精神和自由价值，为迎接5月来临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好准备。联署人还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麦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开信翻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在《卫报》发表。
　　当然，这不会是最后的呼吁，也不会是最后的斗争。曾经战乱的欧洲祈求和平与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们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严。不同的诉求，在新老欧洲国家、不同语言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各自对于欧盟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这注定了疑欧派和脱欧派会持久存在，并将持久地危及人们对欧盟事业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对视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贡比涅，在百年尺度的历史视野下，或许更能领会欧洲已经走过了多么艰难而非凡的历程。
　　（未完待续）

　　下篇的几个小标题为：
　　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通向常青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思想暗网与文化左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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