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挖掘民间历史的人从没说过:某人或某几人“口述”就是“标准答案”,写历史必须以此为本、以此为准。一些人貌似高端地警告说农民的口述史“成了神话”,不过是危言耸听,客观上是造舆论剥夺底层百姓讲述自己生存状态的话语权而已
老高按:毛泽东冥诞那天,我介绍了山西农民回忆毛泽东时代的几篇口述的片段,引起了几位网友的抨击和不快;今天我想介绍一篇刘倩写的在河南艾滋病疫区认识的一位卖血维生的农民。这位农民也已经去世五年多了,但不是因为艾滋病,而是因为肝硬化,死时48岁。 我知道刘倩这个名字,还是在编辑高耀洁大夫的回忆录书稿之际。高耀洁大姐多次提到她,那时我也接触过她的文字。最近几个月,则是另一位朋友(未得其允许,恕我不提姓名)给我转来刘倩的好几篇疫区人物特写。我完全不知道她的学历、经历,只知道她任职于河南省社科院。她如此专注于艾滋病真实情况的调查,投入如此大量精力甚至金钱帮助疫区的农民,是否遇到过或者正遇到什么麻烦,不得而知,但不可能令当局赏识,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喜欢刘倩的文字。她的笔端带着深深的温情,但又并不张扬、煽情,就这么静静道来,下面这篇文章就是一例。文中的主人公14岁开始卖血,父母妻子也都卖血,母亲和妻子感染艾滋病而死;他本人常年在各个血站奔波出没,靠卖血脱贫,近20年卖了2000斤血,为了卖乙肝血,甚至有意吃药损坏自己的肝……中国普通老百姓这样卑微的生存状态,难道不令人悲从中来?但作者写到他本人的性格,写到他的女儿的追求,又让人感奋。读了这样的故事,看了他大女儿写在门口的“我爱我家”几句话,让我喉头哽咽,心里五味杂陈。尤其珍贵的,是文中全文引用的主人公自己写的很不短的自述。刘倩介绍,“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略加改动”,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样的文字,未免太文人腔;还有,“头颅耷拉到床底下”也让我不太敢相信出自农民之手笔,倒不是说农民写不出来“耷拉”——他能说出来,虽然可能写出错别字;让我不太相信的是“头颅”二字。如果确实是未经太多加工,堪称一篇难得的奇文! 每个人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不能强求。我的纯属个人的喜好是:读过许多人回忆父母的文字,总是觉得,越不动声色、越不事雕饰、越朴实无华的文字,越耐读、越感人。 中国之大,任何一个局部,都不可能代表全体。刘倩笔下的河南农民是真实的,同在河南的“共产主义南街村”是真实的(去年过世的河南籍诗人、作家易殿选曾经跟我讲过到南街村暗中考察的经过)、安徽小岗村是真实的,天津大邱庄是真实的,有“天下第一村”之誉的江苏华西村也是真实的(华西村是许家屯亲自抓出来的典型,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专程到洛杉矶看望过许家屯,在许逝世后,还发来唁电送了花圈)……所有这些局部,聚合起来成了整体。以偏概全,当然是不对的;“以全否偏”,同样也是不对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刘倩从来没有说过,周浙平、依娃等等所有从事挖掘民间历史的人都从来没有说过:某人或某几人的“口述”就是“历史正朔”,就是“标准答案”,写历史必须要以此为本、以此为准。一些人,貌似高端地提醒和警告口述史“成了神话”,用在这里,都不过是危言耸听,客观上是为进一步剥夺民间底层百姓讲述自己生存状态的话语权而造舆论而已。实际上,他们所依凭的党对历史的那些叙述,都成了白纸黑字,都登了报,出了书,上了电视……但那才真正是伪史、是神话。
“吹呼”马俊营
刘倩,明镜网
那天中午我在村头小饭馆吃面,马俊营买了两大盘肉菜往我面前一放,说一声“大恩不言谢!”扭头走掉了。大约是因为他“扰乱社会治安”被抓捕判刑期间,我去看望他的孩子,也不时送一些吃的东西过去——当时他家里只剩下五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5岁。那时我们还不认识,是旁边村人告诉我,他就是马俊营,刚从号子里放出来。 从村民那里还了解到:马俊营是村里少数卖血而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幸运者之一。他14岁开始卖血,他的父母、妻子,也都卖血。他的父亲不知去向,母亲和妻子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
我到马俊营家去访他。 几句寒暄感谢的话之后,马俊营直奔主题,他说:“我卖血可值,比任何人都值。值过(值得)!”显然他知道我们要谈什么。 此话怎讲? “第一没感染艾滋病。第二置办家当不少,南屋西屋都是卖血置下的。第三还给妹妹置办嫁妆寻下人家,妹妹的婚事我一手操办!” 马俊营全然不像其他村民对当年卖血这件事充满悔恨,倒像是在炫耀战绩。 “我初卖血时,才十四岁,胳膊一伸,人家说不中!没长成人!就这,卖了十几年!他们十个八个也没我一个卖得多!”马俊营说这些话时像是很自豪。他甚至说:“我卖血卖得不要命。卖血算啥?我还差点还卖皮哩!那一回在驻马店烧伤医院……。” 我想到村里有人说他“吹呼”。 马俊营自视甚高:“要是家里不是那么穷能多读几天书,我应当是有所作为的!”就是卖血,他也自认比别人卖得“精彩”,比别人“有水准”,“会打时间差,比别人卖得多。”他形容自己当年卖血卖得“神采飞扬,出神入化”! 马俊营好像总是憋着一股子气,每每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时运不济。他看似很谦虚实则很得意地说:我对生活要求很低,不漏房、不断顿。18岁盖起五间房,置下架子车、自行车,还喂个牛! “干得不赖!”他评价自己。 马俊营虽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当年卖乙肝血更贵,可以作疫苗。他甚至为了卖乙肝血,拼命吃胺茶碱损坏肝脏。 他两种血都卖,也就是说,他也把乙肝血当做健康血卖。“当时乱套了,胡采不验。”他说,他一个人办了多个献血证,一下摊开在妻子面前说,这是咱家的银行存折! “我最多一次一针抽1500cc,全采!”马俊营向我夸耀。 “朱老二说他一天还卖过8000cc呐!”我说。 马俊营很不屑,说:“他那是‘单采’(单采是把人体血液抽出用离心机分离出血浆成分,把其余成分还输回原体内),还回输回去,而且不是一针抽的。我这是‘全采’,一针!”他很为这次壮举自得:“清一叠子5块钱的新票子数给我!”但是接着又说:“出了医院门车都骑不动了,一个小孩子都能把钱短(抢)走……”可他还是说:就这,值过! 有人说马俊营就是因为后来逃计划生育在外,最后几年没卖血,所以才没感染艾滋病。可他自己说后来还是断断续续卖过,只是卖得少了。 那次走访之后,马俊营似乎意犹未尽,他又写下他当年卖血的经历送来给我,“让刘老师看看咱哩水平!”这是一份难得的当事人亲笔自述之作,除个别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略加改动,原文录下——
刘大姐好!见字如面。 现在就我开始卖血及到结束这中间的一些情况给你作一敍述。 马俊营,男,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出生于1965年2月11日,身份证号码4127819650211***,住沈丘县白集镇小滩李村,现年41岁,农民。(这番自报家门的开场白,应是来自他被捕关押的经验。) 我于1979年10月开始卖血。那时候是卖全采血。当时我还是个孩子,由于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选择卖血。第一次卖血是在淮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血队长(血队长,当时对血头的称谓)对我说有一个手术需要血,我去县医院配血合格后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过了四十分钟左右,护士就把我叫了进去。当时我害怕得要命,心跳的(得)咚咚叫,自己听得一清二楚,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过去了。采血后他们给了我58块钱,我手握着自己第一次卖血的58块钱,也不知道自己卖了多少血,事后他们告诉我是580cc。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当时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在此之前我在砖轮窑干三个月活才挣58块钱。在那种情况下我开始了漫长的卖血生涯,这一卖就是大概二十年。我卖血去过淮阳、沈丘、郸城、许昌、郑州、上蔡、大连、新店、白集镇、鲁台,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卖有2000斤血。 我卖血疯狂的时候几乎不要命,高峰时我卖得头重脚轻,一个小水沟有半米宽我就跨不过去,睡觉的时候头颅耷拉到床底下。最严重的一次我卖得几天不能吃饭,心里想吃荷包蛋,就让人给我去买,结果吃了没有十分钟就拉了出来,吃进的是鸡蛋拉下来的还是鸡蛋。血队长说你回去吧别死到这了!我说没事,如果叫我走可以,你再让我卖一次。就这样我又卖了300cc才回来。那时卖血每顿我只吃3毛钱的饭。 我卖血能卖得不要命,是为改变我的生活状况。我经常往脸上抹胭脂,以免脸色难看,别人不买我的血。后来我卖血卖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出神入化!无论病人病情怎样,我一看就知道他(她)是啥型血。有一次我去鲁台卖血,当时说妇产科要500cc。我配血合格后在正准备采血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急诊病号,是服毒药的。当时医生说叫队长(即“血队长”)赶快找血源!正值麦收,队长说,等血型出来后就去。我和队长说咱们去看看他是啥血型的!队长说化验结果还没出来。我说还化验啥,我看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啥型的!队长不信,我说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俺俩去一看,当时我就说别去找了,我就行,百分之百是B型的!队长不信,结果过有十分钟,结果出来了,就是B型的。那一次是我卖血最多的一次,我一次卖了1500cc,整整三瓶!别说是病人,就是正常人,我一看也知道他(她)是啥型的。不说看脸色,就是看风向看天气,我也知道啥样的病人多。据我自己的实践经验而论,每逢刮东北风我就赶紧去淮阳,到那一定收获颇丰,一定是个满堂彩。 以上所说的都是我卖全采血的经过。
单采浆是从淮阳体检才开始的。那一年我和妻子为了自己有个窝住,拓了一个春天的砖坯准备盖房子。当时手里只有700块钱,我和妻子商量着等砖坯拓好后再借一点钱买车煤,自己烧一窑砖就够盖房子用的了。可是人算赶不上天算,一场大雨把我们一春天的辛苦劳动化成了一堆土,房子成了泡影。只好又去卖血。 到了淮阳才卖了一次却赶上了体检身体,因我有乙肝只好回家。那时候我感到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天快要塌下来了,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第二天我心情灰暗地去淮阳西关搭车,到那了,车还没来,就顺便吃点饭。饭吃到快完的时候,来了一班郸城到许昌的班车,当时我脑子突发奇想,反正事就是这样了,希望也没有了,不如拿手里的钱出去溜达溜达,碰碰运气。内心想溜达和卖血各占一半的分量吧!于是我就去了许昌。到地方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找了个2块钱一夜的旅社住下,然后到外边溜达,就见路边一块牌子写着:专收乙肝血!我高兴坏了,当即坐1路公交车去了光明路口,下车后,我到魏都区防疫站乙肝运输站一打听,人家真的说是收乙肝血。“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是星期天,你明天来吧!” 得了这个消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无绝人之路,绝处逢生的真正含义。我赶回旅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经意间在床下摸到一本书,是本杂志。这一夜我几乎把这本杂志看了两遍,同时脑子里、心里也有了希望——房子。第二天我早早地等候在血站,一检查,合格,当天我就挣了90元钱。就这样我卖了一个多星期。腰里鼓胀到700多块钱的时候,我急不可奈(耐)地回家,想让我妻子也分享一下这个喜悦。一到家,掏出钱,妻子一看眼就直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数过钱后妻子就说:“这钱你不是偷的吧?咱再穷也不能干丢人的事。”我把事情的经过和妻子一讲,她也非常高兴。就这样,我卖血的事业又一次达到了高潮顶端。 我这个人无论干那(哪)样的事,我都干得精益求精。我很会投机。卖着卖着我就不满足现状了,于是又一套好方案在我的心里形成。我第一天从沈丘县坐早晨四点半的车去许昌,到许昌早了正好是11点半左右,不耽误采血上最后一轮床;第二天早晨我从许昌乘4点48分的火车去郑州,在郑州上第一轮床采血,下床后赶快赶往许昌,赶到许昌上最后一轮床。就这样我往返于沈丘县—许昌—郑州,打这个时间差。 在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我足足挣够了盖房子的钱,2万元左右。我的房子是1992年2月动工,4月20号左右峻工。这其间我卖血也出现了麻烦,因为早不晚的出现了不合格的现象,乙肝指标达不到。经沈丘县医院医师王秀巧介绍,说吃西药胺茶碱可以损坏肝脏。于是我就拼命吃,只吃得浑身上下懒得不能动,到最后也还是不合格,也就不吃了,反正房子也盖好了。 就在房子盖好,住了新房三个月以后,一场计划生育大逃亡也降临到我的身上,于是我携妻带女开始了历时九年的山西逃亡生涯。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断断续续地卖,不过是偷偷回来卖,直至血站停。 以上是我卖血的经过。谢谢。 俊营 2006年5月23号
“我九年计划生育大逃亡!九年,在山西运城,我老婆又生了仨!第五年头上才得了老五,男孩儿!我高兴坏了,说乖乖儿啊,我终于在这儿等住你了!有人见我孩子多,想叫我把闺女给他一个,看来看去,哪个也舍不得哩,不给!山西煤矿多,活儿是累点儿钱不少挣,几个孩子养活得起!这不眼瞅着孩儿们都大了?有苗不愁长!”送这份亲笔之作时,马俊营顺便跟我讲述了他“计划生育大逃亡”的战绩,依然兴致勃勃神采飞扬。
马俊营的孩子们继承了父亲性格中的乐观豁达。二姐换换,给我念诵屋门口墙壁上誓言般的话语: 我爱我家 我的家一定会 兴旺起来 我的家一定会 富裕起来 ……
问:谁写的? 弟弟妹妹们齐声答道:大姐!
大姐茜茜是个懂事能干的孩子。爸爸被抓入狱,茜茜才13岁,辍学在家照顾4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业。那时候农村小学校早读,茜茜天不亮把早饭做好,再把妹妹弟弟叫起床吃了饭去上学,晚上还要督促他们写作业。白天除了做饭,茜茜还做鞭炮挣钱——买菜、给弟弟妹妹买书本买笔。还养了十几只鸭子,鸭蛋腌了煮好,自己舍不得吃,给上学的弟弟妹妹补充营养。有天晚上去看他们,小姊妹们已经做完作业睡下,三个妹妹睡一个房间,大姐姐带小弟睡一个房间,正在“听电视”——电视太旧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茜茜担负起爸爸妈妈的角色,毫无怨言。马俊营出狱后, 茜茜才得以上了县卫校学护士专业。马俊营夸女儿成绩优秀,自己考上的, 茜茜说爸爸朋友多,是靠爸爸托了关系。
2017年(原稿写作“2007年”,联系上下文判断,显然笔误。——老高注)夏天我又来到这个村庄,马俊营家的院子显得空旷荒凉。主人已经不在了,2013年马俊营死于肝硬化。
茜茜的4个妹妹弟弟都到外地去了,——三个妹妹上学读书,虽然考上的只是大专或者中专,也已经很不错了,弟弟贪玩不爱上学在外地学厨师。只有大姐还在家里坚守。茜茜卫校毕业后在县防疫站工作,也只能每周回来一次。茜茜说,正在考虑换一份工作,不想离家太远,还想多挣点钱。现在单位工资太低,几个妹妹虽然也能自己打工挣学费,但是还是需要她的资助,特别是小弟,有机会还希望他再读几年书,这些都需要钱。 茜茜说:“爸爸在时,总说他自己上学读书太少,希望我们要多上学多读书。”看得出,茜茜很尊重爸爸,很在意爸爸的话。她学习很努力,工作后还是很想再提升一下自己,想自学考试本科、研究生。茜茜说:“就是考上了,也还会回来工作,我的理想是当个妇产科医生,就在咱本地的医院,至少每星期都可以回家来。这么大一个院子,我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园!”“我恋家,我喜欢自己家的老宅老院,舍不得离开。我守在这里,过年过节弟弟妹妹们回来团聚,也有个偎头。”
这一年的6月7日,马俊营4周年忌日, 茜茜的小姑——马俊营的小妹,回来和茜茜一起给马俊营上坟烧纸。小姑姑很怀念自己的哥哥,她说:“我们姊妹中,我这个哥最大,我最小,十来岁没有妈了,跟着哥哥长大。哥哥对我很好,一直很疼我照顾我。出嫁后哥总喜欢我回来,在村口等着接我。要不是我真不想来,不想知道这里的一切,太伤心了。哭得太多了,哭得都没泪了。” 不知为什么,我又想到村里人说马俊营“吹呼”。但是马俊营在自己孩子和妹妹的心中,是一个可敬可爱可信赖依赖的父亲和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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