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利誘而來的“老朋友”，也不需要唯唯諾諾的奉承者，需要的是自然投契、敢於直言的夥伴。中國能為世界貢獻什麼思想上、精神上讓人信服的價值？不只是GDP的增長，不靠宣傳或統戰，有了這樣的價值，才能實現“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老高按：2019年元旦來臨。今天這個元旦，另有一層意義：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9年1月1日～2019年1月1日）。
　　但令我我多少有點詫異的是，近年來比較中立客觀的、比較深入地探討這40個春秋中美關係史的分析文章，幾乎沒有。中共官方喉舌和異議挑戰組織的文章倒有一些（也不多），但參考價值不大。
　　海內外官民朝野對“改革開放”40年的反思討論文章甚多，但對中美關係的反思討論文章甚少，形成極大落差。其實，正如有識之士所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幾乎同時起步，二者的發展變化軌跡也呈現多處重合，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結束，立即收拾行裝飛往美國，在中美都是放假節日的元旦，迫不及待地簽署建交協議，足見他和當時以華國鋒為領袖的中共權力層，是將中美關係的發展，作為落實改革開放戰略意圖的重中之重來看待的。
　　中美關係40年來經歷了一場又一場風風雨雨，平心而論，前38年，主要原因不在美國，更多的是中國的政局權力爭奪、路線搖擺，而美國儘管有鷹派和鴿派的爭吵，倒基本上只有微調，沒有巨變；是到了最近這兩年，美國國內才風向一改，鑑於過去38年對華戰略和策略收效不彰，決定改弦更轍。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劉裘蒂在該網發表《中美建交40年：中國的老朋友哪兒去了？》，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12月18日在紐約慶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的討論會為線索，介紹了美國學者，尤其是過去與中國關係友善、對中國發展態度積極的學者的看法。轉載於此，與博友和讀者分享。我們這裡有些人談到中國大陸的學者時滿口不屑，有些人談到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時一臉鄙夷。在我看來，人都有局限，也都有長處，何不兼聽則明？劉裘蒂在文中重點反駁了那些誤解、貶低和輕視美國研究中國的智庫和學者的觀點，我們可以參考。


　　中美建交40年：中國的老朋友哪兒去了？

　　劉裘蒂（FT中文網專欄作家），FT中文網2018年12月31日

　　中國的老朋友對於美國當下盛行關於中國的負面敘事有何影響？中國應該如何培養新一代的“老朋友”？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紀念，在貿易戰的氛圍下，似乎少了雙方官方慶祝的火花。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12月18日在紐約慶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以討論會的形式紀念這個裡程碑。同時中國國內剛舉行官方盛大的改革開放40年慶。我認為，中美建交40年與改革開放40年幾乎同步並非偶然，也就是說，美國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美國人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致力於中美關係的推展。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史蒂芬•歐倫斯主持的討論會上，可以看到不少所謂的“老朋友”、“中國通”或“擁抱熊貓者”，他們回顧了過去40年中美關係的演變與成就，並評論未來40年將會有何挑戰和機會？但是綜合觀察目前的中美關係，我們更要關心的是：中國的老朋友對於美國當下盛行關於中國的負面敘事有何影響？中國的老朋友哪兒去了？中國又應該如何培養新一代的“老朋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歷史淵源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國外交辭令中標籤長期對華友好的重要外國人士的正式用語，這個稱謂算得上是官方層面的最高評價。方可成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2014）一書中研究了這個中國政府認可的稱號的沿革：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指定的“老朋友”主要是作家和記者，他們來到中國採訪共產黨，做出了積極的報道，並幫助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另外還有醫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籍的白求恩大夫，到中國救治了受傷的共產黨員。1949年以後，那些被稱為“老朋友”的人大多是第三世界的領袖，因為當時冷戰已經展開，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相當孤立。第三階段的“老朋友”主要指幫助中國重建外交關係的人，例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第四階段主要指經濟改革後幫助中國進入國際組織的人，例如國際奧委會著名的前任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他幫助中國成為奧運會的東道主。
　　方可成分析了1949-2014年《人民日報》的數據，認為自1997年以來，官方使用這個詞的頻率一直在下降。在此之前高頻出現率包括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需要“老朋友”的幫助; 其次是1990年，在“八九”事件之後，中國被孤立，需要“老朋友”來幫助它恢復國際關係；最後一次是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表示哀悼或祝賀，因此被稱為“老朋友”。以國度分，最多的“老朋友”來自日本（111），美國居次（55），遠勝於排名第三的英國（24）。
　　11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基辛格，習近平說：“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美關係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我們對此不會忘記。”的確，中國人的記憶很長。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之後很不被美國人待見，但是毛澤東還是邀請他訪華。特朗普當選後，中國曾經寄望基辛格成為特朗普的中國政策導師，也把他當成傳遞信息的“使者”。基辛格在9月時否認媒體報道他曾建議特朗普以“聯俄制華”來對付中國。

　　“老朋友”和“中國通”看中美建交40年

　　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討論會中，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尼克松訪華首席翻譯、資深外交官傅立民在題為“美國對華政策成功的反諷”的講詞中，猛烈抨擊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當我們美國人在幾十年的敵意和排斥之後重新發現中國時，我們很容易回到我們在共產主義時期之前所表現出的家長式傳教思想的最新版本，隱含地將自己定位為中國人的守護者和導師。現在中國人已經從我們的監護中畢業，並且自己也成為了世界的老師，我們就不確定如何與他們相處。”
　　傅立民所說的這種“自命為恩人、要人領情的”的心態，應和了中國輿論對於美國姿態的觀感，也類似中國官方的觀點：
　　“試圖在國際上推翻多邊主義並以單邊主義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拒絕批准國際協議，退出或廢除那些不方便或繁瑣的協議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通過入侵、占領、採取秘密行動、對他國進行經濟戰爭來改變政權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公開蔑視其他國家的主權，不斷擴大可怕破壞性外國戰爭名單的好戰者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
　　傅立民認為“我們與中國存在分歧，並對其貿易和投資行為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抱怨。經驗表明，通過明智的外交，可以經由談判解決與中國的此類爭端。這些不能，實際上也不應該，構成一個挑動戰爭的情況。如此對待這些問題不僅會讓我們付出沉重代價，還可能具有毀滅性。”
　　參加座談的其他中國專家的講詞沒有如此的火藥味。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高級學院的榮譽退休教授藍普頓認為，建交40年來，中美雙方在學術領域如醫療、衛生研究方面的合作，產生了互惠的積極影響，中國來的學生和研究員已成為美國教育系統的一部分，美國對中國的高等教育順差，反映為35萬名中國留學生每年向美國大專院校支付130億美元的學費和費用，相當於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大豆的收入。他也提出，具有爭議性的孔子學院，應該限於不關乎意識形態的語言教育，而不涉及學術研究。美國資深中國演藝顧問凱茜•芭芭什則追溯她如何協助中國表演團體訪美，和美國文化團體到中國表演，以“文化外交”帶動雙方的互動。近年來看似稀鬆平常的活動，在40年前像天方夜譚。
　　但最受人矚目的發言，應該來自代表美國商界看法的“中國的老朋友”——93歲高齡的美國史帶金融財團董事長、AIG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他以“倡導並推動中外經貿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業家”的身份，成為習近平主席主持的改革開放40周年慶大會裡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10名國際友人中的一名（由他的兒子在北京代領）。他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慶祝會上的發言中提到，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他對於這個地理淵源一直十分自豪，他在中國闖蕩了20年，才從朱鎔基手中拿到外國保險公司在中國拿到的第一張營業執照。
　　更重要的是，格林伯格8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對中國領導人的一些友好建議：除非你做出回應，否則你不能期望繼續獲得有利的貿易和投資條款》。他在演講中重複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中國在開放之初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建立了貿易壁壘，以建立其新興產業。出於戰略原因，這對美國等外國來說是可以接受的。“現在，中國的官僚機構、政府政策、充滿障礙和延誤的監管程序、結構性障礙，例如政府機構因強迫提前退休而導致的更替，以及中國官員的心態，都存在對外國人的歧視性待遇。這一切都需要改變。當中國不願意回應時，中國不能指望在國外市場繼續獲得有利的貿易和投資條件。改革符合中國的利益，美國有權提升公平競爭力。”
　　格林伯格於《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在美國的中國觀察者圈內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但震撼力不如11月初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新加坡舉行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中談中美關係，一反既往的典型“中國的老朋友”的“外交辭令”，針對中國的貿易行為提出尖銳看法。我在《中美對峙與“經濟鐵幕”的風險》一文中有詳細的分析。

　　這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難道不再為中國站隊？有異議的中國專家，還能算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嗎？其實《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書封面上顯示的副標題是：“他們有的一直是朋友，有的本來是朋友，卻突然形成陌路，有的本來是對手，後來卻成了朋友。”這意味着老友們並不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實際上，方可成認為他們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經歷，甚至相當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開批評過中國的黨和政府。
　　即便如此，中國對“老朋友”的善意批評的接受度有多大？又有哪些“老朋友”能夠在當下的美國為中國說話？

　　中國的“前朋友”

　　許多國人把特朗普的對華策略歸罪於鷹派把持，這固然有幾分道理，但是忽略了全面的考量。正如《經濟學人》在2018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國應該少關心老敵人，更多關心前朋友》中指出的：“比起鷹派，美國的對華政策更多為幻滅的鴿派所推動。”這篇文章指出，中國高調的民族主義者搖旗吶喊鼓吹多抓幾個加拿大人泄憤，其實忽略了“前鴿派”所帶來的更棘手的挑戰。
　　來自西方的這些鴿派外交官、學者、政治家、高管和企業家，並不是鼓吹“美國第一”的單邊主義者，他們對於中國的看法才更值得注意。很多國際主義者擔心中國正拉攏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使其能夠接受威權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威脅了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的其他思維模式。最重要的是，這些“前鴿派”有一種共識：20年耐心地勸誘中國改變並沒有奏效。
　　“美國的中國政策機制涉及各個政府部門和國會雙方成員，他們希望改變對華策略，而不是編寫這裡一條新的法規、那裡一張營業執照這樣特定行動的願望清單，他們想要談論高端原則。這意味着告訴中國不能以美國為犧牲品。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政府本身是外國企業的監管者，並且通過國有企業成為外國企業的競爭對手，那麼給予外國公司市場准入的意義不大。”
　　曾任美國新聞總署駐華外交官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曾經是中國的長期支持者，他參與了11月由斯坦福大學附屬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影響力和美國利益：促進建設性的警惕》的報告研究小組。這個項目集合了20多位美國智庫人士、學者和觀察中國的前官員，分析中國在美國施展影響力的種種行動。戴博在接受《南華早報》12月13日的專文《從鴿派到鷹派：為什麼美國溫和的中國觀察家對北京日益持懷疑態度？》的訪問時，提出了與傅立民相反的看法，認為中美貿易糾紛並不是美國率先挑事。
　　《中國影響力和美國利益》報告的另一個“中國通”參與者是前美國駐華大使（任期1985-1989年）溫斯頓•洛德，他是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高級隨員，在1972年與毛澤東的會晤時為尼克松和基辛格做筆記。雖然洛德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與美國作為一個守成國家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但認為近年來衝突已經大大升級：“在亞太地區，顯然中國有合理的安全、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關注，這是可以接受的。但試圖將美國趕出該地區是不可接受的。”並且“雙方都有間諜，我們不應該持有雙重標準，但網絡盜竊商業機密是不可接受的”。
　　在最近美國政府加強對訪美的中國學者簽證及活動的審查之前，《中國影響力和美國利益》報告中指出，美國學者在訪問中國時早已面臨了諸多限制，並呼籲美國智庫在這樣的情況下拒絕接待中國學者。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和國際事務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正常的學術研究不能在中國進行……外交部的檔案直到兩年前才開放，現在它們已經關閉。但中國人可以到我們的檔案館。”並且中國對美國學者其他日常活動的限制也有所增加，包括進行調查和街頭採訪：“對任何級別的官員和普通公民進行採訪都非常困難，許多圖書館也受到限制。正常的學術活動還有許多其他障礙。”
　　這些觀察似乎反映了一種矛盾：我們不是經常埋怨美國人不懂中國嗎？這些限制不正是為試圖了解中國的美國人設立更多障礙嗎？

　　《善良的天使》

　　我最常聽到關心中美關係友好的人士對於中美關係惡化的解釋是：美國人太不了解中國了！這裡面有嚴重的認識上的逆差。他們所建議改善的方向是，美國人應該多到中國去看看中國的發展，這可以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還有應該有更多的美國留學生到中國留學，並且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另外，中國與美國彼此之間對外旅遊的逆差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些我都舉雙手贊成，但這裡面有一個危險的前設是：把所有中美之間的問題都歸因於“誤解”，並且認為這個誤解可以經由對於5000年中國文化的了解而改變。
　　的確，一般美國大眾文化中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在ABC（入門）階段，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是非常遙遠模糊的，這裡面有嚴重的逆差。同時，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人數目前有36萬人，為在中國的美國學生人數的30倍。貿易戰後，不少中國網絡評論對比了懂英文的中國人和懂中文的美國人的人數和人口比例之間的落差。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更加上一位似乎對原則和規範不感興趣的美國總統，容易使人認為這就是“無知的美國”。
　　但我們也該認識到，有些長期質疑“中國模式”和“中國例外”的美國人，恰恰是那些曾經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甚至學習漢語的美國人。同時我們也不能太過低估美國，在美國的智庫、政府、大學、民間組織等機構，有許多專門研究中國的專家，從政治、經濟、商業、法律、文化、歷史、文學、藝術等各層面對中國進行專業的研究。這裡面包括，不少以漢語為母語的華裔人士在美國大學求學和任教，或是在智庫工作，也有長期研究中國的美國“中國通”，因此不能以普通美國人一般性地對中國文化的疏遠和缺乏認識而一概而論。相對而言，中國國內對資訊與媒體的管制，容易造成對於美國情況選擇性的輸入和判斷，也造成不少“誤解”。我們當然不希望中美的持續爭執預示着“因了解而分開”，然而要使得中美之間以同樣的頻道對話，需要雙方都擺脫既定的成見和溝通模式。
　　2018年11月24日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舉辦紀錄片《善良的天使》的國內首映會暨中美關係的未來研討會。美國駐華大使特里•布蘭斯塔德出席了活動，四百餘位來自政界、商界、文化、學界及社會組織的精英人士以及近百家主流媒體參加了首映式。
　　《善良的天使》由兩屆奧斯卡獲獎導演柯文思執導，片中接受訪問的有令人亮睛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通”和“擁抱熊貓者”，包括三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詹姆士•貝克、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曾任愛荷華州州長的布蘭斯塔德、2013年捐了1億美元在清華大學設立“蘇世民學者”項目的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等等。影片中他們各自表達了對中美關係的期望、樂觀的態度和謹慎的擔憂，並認同增加中美之間共識和互信的深遠意義。
　　我認為在這些高端的寄語背後，《善良的天使》更深的寓意是它的英文原名 Better Angels，意思是“更好的天使”。誰才是中美關係之間更好的天使？誰才是傳遞中美之間善意更好的使者？這是這部片子真正的主題，因為貫穿這些高端訪談的一連串敘事，是關於一群為了彼此靠得更近而不斷努力、跨越兩國地域和文化差異的普通美國和中國老百姓，以及他們之間釋放出來的善意。這其中，對中國友好的美國人士，雖然沒有戴上正式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光環，卻對中美之間的情誼不離不棄。
　　誠如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善良的天使》所暗示，未來中美關係中真正的天使，是那些源源不斷與中國人民互動的美國老百姓。基辛格已經95歲了，我們不能光依賴他作為中國的喉舌，在美國總統面前獻策說話，也不能光靠辦公室里放幾個中國屏風或景泰藍花盆的老朋友為中國撐腰。
　　對我而言，貿易戰打了接近一年，最令人擔心的不是白宮裡見不得中國好的鷹派，也不是票倉州容易被煽動的反全球化的美國人民，而是曾經試圖了解中國的美國友人大規模的轉向。
　　未來美國新生一代的外交官，將是未經過20世紀冷戰洗禮的新一代。他們對中國將會有什麼樣的看法？他們將會相信什麼樣的“中國的故事”？這有一部分將是在中國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說，中國人要講好世界人聽得懂的故事。
　　這其中的關鍵是，中美之間信息不對稱固然有歷史因素，但有些是當今人為設立的障礙。試問：如果美國人可以自由地吸取查閱中國的互聯網內容，而中國人卻沒有辦法登陸到許多美國互聯網站，那麼中國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如何能真正了解美國式思辨的過程？如何去跟人家“講理”？ 如果我們對聽者的思維模式和習慣的敘事語言缺乏了解，我們如何去講一個讓人聽得懂的中國故事？
　　我們不應該採取非我即彼的對立態度，而要有機地製造更多“中國的朋友”。中國不需要利誘而來的“老朋友”，也不需要唯唯諾諾的奉承者，而需要的是自然投契、敢於直言的夥伴。我們更要思索的是，中國能為世界貢獻什麼“價值”？我指的思想上、精神上讓人信服的價值，不只是全球GDP的增長，不靠宣傳或統戰，而是自然吸引人來的價值，才能實現“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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