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利诱而来的“老朋友”，也不需要唯唯诺诺的奉承者，需要的是自然投契、敢于直言的伙伴。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思想上、精神上让人信服的价值？不只是GDP的增长，不靠宣传或统战，有了这样的价值，才能实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老高按：2019年元旦来临。今天这个元旦，另有一层意义：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9年1月1日～2019年1月1日）。
　　但令我我多少有点诧异的是，近年来比较中立客观的、比较深入地探讨这40个春秋中美关系史的分析文章，几乎没有。中共官方喉舌和异议挑战组织的文章倒有一些（也不多），但参考价值不大。
　　海内外官民朝野对“改革开放”40年的反思讨论文章甚多，但对中美关系的反思讨论文章甚少，形成极大落差。其实，正如有识之士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几乎同时起步，二者的发展变化轨迹也呈现多处重合，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立即收拾行装飞往美国，在中美都是放假节日的元旦，迫不及待地签署建交协议，足见他和当时以华国锋为领袖的中共权力层，是将中美关系的发展，作为落实改革开放战略意图的重中之重来看待的。
　　中美关系40年来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风风雨雨，平心而论，前38年，主要原因不在美国，更多的是中国的政局权力争夺、路线摇摆，而美国尽管有鹰派和鸽派的争吵，倒基本上只有微调，没有巨变；是到了最近这两年，美国国内才风向一改，鉴于过去38年对华战略和策略收效不彰，决定改弦更辙。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裘蒂在该网发表《中美建交40年：中国的老朋友哪儿去了？》，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2月18日在纽约庆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的讨论会为线索，介绍了美国学者，尤其是过去与中国关系友善、对中国发展态度积极的学者的看法。转载于此，与博友和读者分享。我们这里有些人谈到中国大陆的学者时满口不屑，有些人谈到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时一脸鄙夷。在我看来，人都有局限，也都有长处，何不兼听则明？刘裘蒂在文中重点反驳了那些误解、贬低和轻视美国研究中国的智库和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参考。


　　中美建交40年：中国的老朋友哪儿去了？

　　刘裘蒂（FT中文网专栏作家），FT中文网2018年12月31日

　　中国的老朋友对于美国当下盛行关于中国的负面叙事有何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培养新一代的“老朋友”？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在贸易战的氛围下，似乎少了双方官方庆祝的火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2月18日在纽约庆祝中美正式建交40周年，以讨论会的形式纪念这个里程碑。同时中国国内刚举行官方盛大的改革开放40年庆。我认为，中美建交40年与改革开放40年几乎同步并非偶然，也就是说，美国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美国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推展。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主持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不少所谓的“老朋友”、“中国通”或“拥抱熊猫者”，他们回顾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与成就，并评论未来40年将会有何挑战和机会？但是综合观察目前的中美关系，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于美国当下盛行关于中国的负面叙事有何影响？中国的老朋友哪儿去了？中国又应该如何培养新一代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史渊源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外交辞令中标签长期对华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正式用语，这个称谓算得上是官方层面的最高评价。方可成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14）一书中研究了这个中国政府认可的称号的沿革：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定的“老朋友”主要是作家和记者，他们来到中国采访共产党，做出了积极的报道，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另外还有医生，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籍的白求恩大夫，到中国救治了受伤的共产党员。1949年以后，那些被称为“老朋友”的人大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因为当时冷战已经展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相当孤立。第三阶段的“老朋友”主要指帮助中国重建外交关系的人，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第四阶段主要指经济改革后帮助中国进入国际组织的人，例如国际奥委会著名的前任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他帮助中国成为奥运会的东道主。
　　方可成分析了1949-2014年《人民日报》的数据，认为自1997年以来，官方使用这个词的频率一直在下降。在此之前高频出现率包括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需要“老朋友”的帮助; 其次是1990年，在“八九”事件之后，中国被孤立，需要“老朋友”来帮助它恢复国际关系；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国，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哀悼或祝贺，因此被称为“老朋友”。以国度分，最多的“老朋友”来自日本（111），美国居次（55），远胜于排名第三的英国（24）。
　　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基辛格，习近平说：“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对此不会忘记。”的确，中国人的记忆很长。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很不被美国人待见，但是毛泽东还是邀请他访华。特朗普当选后，中国曾经寄望基辛格成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导师，也把他当成传递信息的“使者”。基辛格在9月时否认媒体报道他曾建议特朗普以“联俄制华”来对付中国。

　　“老朋友”和“中国通”看中美建交40年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中，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尼克松访华首席翻译、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在题为“美国对华政策成功的反讽”的讲词中，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我们美国人在几十年的敌意和排斥之后重新发现中国时，我们很容易回到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之前所表现出的家长式传教思想的最新版本，隐含地将自己定位为中国人的守护者和导师。现在中国人已经从我们的监护中毕业，并且自己也成为了世界的老师，我们就不确定如何与他们相处。”
　　傅立民所说的这种“自命为恩人、要人领情的”的心态，应和了中国舆论对于美国姿态的观感，也类似中国官方的观点：
　　“试图在国际上推翻多边主义并以单边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拒绝批准国际协议，退出或废除那些不方便或繁琐的协议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通过入侵、占领、采取秘密行动、对他国进行经济战争来改变政权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公开蔑视其他国家的主权，不断扩大可怕破坏性外国战争名单的好战者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
　　傅立民认为“我们与中国存在分歧，并对其贸易和投资行为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抱怨。经验表明，通过明智的外交，可以经由谈判解决与中国的此类争端。这些不能，实际上也不应该，构成一个挑动战争的情况。如此对待这些问题不仅会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具有毁灭性。”
　　参加座谈的其他中国专家的讲词没有如此的火药味。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蓝普顿认为，建交40年来，中美双方在学术领域如医疗、卫生研究方面的合作，产生了互惠的积极影响，中国来的学生和研究员已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顺差，反映为35万名中国留学生每年向美国大专院校支付130亿美元的学费和费用，相当于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大豆的收入。他也提出，具有争议性的孔子学院，应该限于不关乎意识形态的语言教育，而不涉及学术研究。美国资深中国演艺顾问凯茜•芭芭什则追溯她如何协助中国表演团体访美，和美国文化团体到中国表演，以“文化外交”带动双方的互动。近年来看似稀松平常的活动，在40年前像天方夜谭。
　　但最受人瞩目的发言，应该来自代表美国商界看法的“中国的老朋友”——93岁高龄的美国史带金融财团董事长、AIG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他以“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的身份，成为习近平主席主持的改革开放40周年庆大会里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10名国际友人中的一名（由他的儿子在北京代领）。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庆祝会上的发言中提到，AIG的前身是一家在上海起家的公司，他对于这个地理渊源一直十分自豪，他在中国闯荡了20年，才从朱镕基手中拿到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拿到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更重要的是，格林伯格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友好建议：除非你做出回应，否则你不能期望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款》。他在演讲中重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中国在开放之初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建立了贸易壁垒，以建立其新兴产业。出于战略原因，这对美国等外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中国的官僚机构、政府政策、充满障碍和延误的监管程序、结构性障碍，例如政府机构因强迫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更替，以及中国官员的心态，都存在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都需要改变。当中国不愿意回应时，中国不能指望在国外市场继续获得有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有权提升公平竞争力。”
　　格林伯格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在美国的中国观察者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但震撼力不如11月初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中谈中美关系，一反既往的典型“中国的老朋友”的“外交辞令”，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提出尖锐看法。我在《中美对峙与“经济铁幕”的风险》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难道不再为中国站队？有异议的中国专家，还能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其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书封面上显示的副标题是：“他们有的一直是朋友，有的本来是朋友，却突然形成陌路，有的本来是对手，后来却成了朋友。”这意味着老友们并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实际上，方可成认为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经历，甚至相当多的老友（大多是第一代老友）都曾公开批评过中国的党和政府。
　　即便如此，中国对“老朋友”的善意批评的接受度有多大？又有哪些“老朋友”能够在当下的美国为中国说话？

　　中国的“前朋友”

　　许多国人把特朗普的对华策略归罪于鹰派把持，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忽略了全面的考量。正如《经济学人》在2018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国应该少关心老敌人，更多关心前朋友》中指出的：“比起鹰派，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多为幻灭的鸽派所推动。”这篇文章指出，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者摇旗呐喊鼓吹多抓几个加拿大人泄愤，其实忽略了“前鸽派”所带来的更棘手的挑战。
　　来自西方的这些鸽派外交官、学者、政治家、高管和企业家，并不是鼓吹“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者，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才更值得注意。很多国际主义者担心中国正拉拢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使其能够接受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威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其他思维模式。最重要的是，这些“前鸽派”有一种共识：20年耐心地劝诱中国改变并没有奏效。
　　“美国的中国政策机制涉及各个政府部门和国会双方成员，他们希望改变对华策略，而不是编写这里一条新的法规、那里一张营业执照这样特定行动的愿望清单，他们想要谈论高端原则。这意味着告诉中国不能以美国为牺牲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本身是外国企业的监管者，并且通过国有企业成为外国企业的竞争对手，那么给予外国公司市场准入的意义不大。”
　　曾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华外交官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曾经是中国的长期支持者，他参与了11月由斯坦福大学附属胡佛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惕》的报告研究小组。这个项目集合了20多位美国智库人士、学者和观察中国的前官员，分析中国在美国施展影响力的种种行动。戴博在接受《南华早报》12月13日的专文《从鸽派到鹰派：为什么美国温和的中国观察家对北京日益持怀疑态度？》的访问时，提出了与傅立民相反的看法，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并不是美国率先挑事。
　　《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报告的另一个“中国通”参与者是前美国驻华大使（任期1985-1989年）温斯顿•洛德，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高级随员，在1972年与毛泽东的会晤时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做笔记。虽然洛德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与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国家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但认为近年来冲突已经大大升级：“在亚太地区，显然中国有合理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注，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试图将美国赶出该地区是不可接受的。”并且“双方都有间谍，我们不应该持有双重标准，但网络盗窃商业机密是不可接受的”。
　　在最近美国政府加强对访美的中国学者签证及活动的审查之前，《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报告中指出，美国学者在访问中国时早已面临了诸多限制，并呼吁美国智库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接待中国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在中国进行……外交部的档案直到两年前才开放，现在它们已经关闭。但中国人可以到我们的档案馆。”并且中国对美国学者其他日常活动的限制也有所增加，包括进行调查和街头采访：“对任何级别的官员和普通公民进行采访都非常困难，许多图书馆也受到限制。正常的学术活动还有许多其他障碍。”
　　这些观察似乎反映了一种矛盾：我们不是经常埋怨美国人不懂中国吗？这些限制不正是为试图了解中国的美国人设立更多障碍吗？

　　《善良的天使》

　　我最常听到关心中美关系友好的人士对于中美关系恶化的解释是：美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了！这里面有严重的认识上的逆差。他们所建议改善的方向是，美国人应该多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发展，这可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还有应该有更多的美国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并且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另外，中国与美国彼此之间对外旅游的逆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些我都举双手赞成，但这里面有一个危险的前设是：把所有中美之间的问题都归因于“误解”，并且认为这个误解可以经由对于5000年中国文化的了解而改变。
　　的确，一般美国大众文化中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在ABC（入门）阶段，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遥远模糊的，这里面有严重的逆差。同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人数目前有36万人，为在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的30倍。贸易战后，不少中国网络评论对比了懂英文的中国人和懂中文的美国人的人数和人口比例之间的落差。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更加上一位似乎对原则和规范不感兴趣的美国总统，容易使人认为这就是“无知的美国”。
　　但我们也该认识到，有些长期质疑“中国模式”和“中国例外”的美国人，恰恰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甚至学习汉语的美国人。同时我们也不能太过低估美国，在美国的智库、政府、大学、民间组织等机构，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的专家，从政治、经济、商业、法律、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等各层面对中国进行专业的研究。这里面包括，不少以汉语为母语的华裔人士在美国大学求学和任教，或是在智库工作，也有长期研究中国的美国“中国通”，因此不能以普通美国人一般性地对中国文化的疏远和缺乏认识而一概而论。相对而言，中国国内对资讯与媒体的管制，容易造成对于美国情况选择性的输入和判断，也造成不少“误解”。我们当然不希望中美的持续争执预示着“因了解而分开”，然而要使得中美之间以同样的频道对话，需要双方都摆脱既定的成见和沟通模式。
　　2018年11月24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纪录片《善良的天使》的国内首映会暨中美关系的未来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席了活动，四百余位来自政界、商界、文化、学界及社会组织的精英人士以及近百家主流媒体参加了首映式。
　　《善良的天使》由两届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执导，片中接受访问的有令人亮睛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通”和“拥抱熊猫者”，包括三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詹姆士•贝克、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任爱荷华州州长的布兰斯塔德、2013年捐了1亿美元在清华大学设立“苏世民学者”项目的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等等。影片中他们各自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期望、乐观的态度和谨慎的担忧，并认同增加中美之间共识和互信的深远意义。
　　我认为在这些高端的寄语背后，《善良的天使》更深的寓意是它的英文原名 Better Angels，意思是“更好的天使”。谁才是中美关系之间更好的天使？谁才是传递中美之间善意更好的使者？这是这部片子真正的主题，因为贯穿这些高端访谈的一连串叙事，是关于一群为了彼此靠得更近而不断努力、跨越两国地域和文化差异的普通美国和中国老百姓，以及他们之间释放出来的善意。这其中，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士，虽然没有戴上正式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光环，却对中美之间的情谊不离不弃。
　　诚如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善良的天使》所暗示，未来中美关系中真正的天使，是那些源源不断与中国人民互动的美国老百姓。基辛格已经95岁了，我们不能光依赖他作为中国的喉舌，在美国总统面前献策说话，也不能光靠办公室里放几个中国屏风或景泰蓝花盆的老朋友为中国撑腰。
　　对我而言，贸易战打了接近一年，最令人担心的不是白宫里见不得中国好的鹰派，也不是票仓州容易被煽动的反全球化的美国人民，而是曾经试图了解中国的美国友人大规模的转向。
　　未来美国新生一代的外交官，将是未经过20世纪冷战洗礼的新一代。他们对中国将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将会相信什么样的“中国的故事”？这有一部分将是在中国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人要讲好世界人听得懂的故事。
　　这其中的关键是，中美之间信息不对称固然有历史因素，但有些是当今人为设立的障碍。试问：如果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吸取查阅中国的互联网内容，而中国人却没有办法登陆到许多美国互联网站，那么中国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如何能真正了解美国式思辨的过程？如何去跟人家“讲理”？ 如果我们对听者的思维模式和习惯的叙事语言缺乏了解，我们如何去讲一个让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
　　我们不应该采取非我即彼的对立态度，而要有机地制造更多“中国的朋友”。中国不需要利诱而来的“老朋友”，也不需要唯唯诺诺的奉承者，而需要的是自然投契、敢于直言的伙伴。我们更要思索的是，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价值”？我指的思想上、精神上让人信服的价值，不只是全球GDP的增长，不靠宣传或统战，而是自然吸引人来的价值，才能实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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