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各樣的會議和文章都在展望2019年,很頻繁使用的一個詞,說明年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在許小年教授看來,2019年沒什麼不確定,巨大的三頭灰犀牛就蹲在那裡,時刻可能衝過來。不用去預測不確定性了,要研究的是如何去抗擊灰犀牛
老高按:今晚是俗稱的“平安夜”,“平安”二字,說盡了所有人“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先於一切”的心願。祝願所有博友、讀者節日快樂,新年平安! 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對我來說,是個“賀節周末”,高度濃縮了一年來因各種事務忙亂而疏於聯絡、溝通的人際交往,從早到晚,寫信覆信,焦頭爛額。 不是可以通過社交媒體來群發問候和祝福之意嗎?是的,但那種群發方式,固然是效率高,但是交流的層次必定淺,這確實有用,但是又很有限,“一對一”的交流是絕對必要的,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收穫。 這裡就是一例。我在博客上曾轉載了署名楊光的兩篇文章《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沒做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一》《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什麼——改革開放溯源之二》。在給阮銘先生賀節的信中,我提到這兩篇文章的有些觀點與他的看法相當接近。這就叫“拋磚引玉”,阮銘先生馬上就回信了,而且還不短——作為正迎來米壽(八十八歲)的老人,這種速度讓我吃驚不小。 (順便插一句,更讓我敬佩不已的是發起並至今操作“贈書中國計劃”的馬大任老人,他1920年出生,過了年按中國算法就是“百歲老人”了。但我給他寫信,他都是第一時間回信,有幾次間短到半小時就收到他的回覆,那回覆還不是三兩個字“收到”“謝謝”之類。好像他是24小時坐在電腦前,立即回函。上個月我給他寫信,他竟然仍是這樣即刻回信,還告訴我,他很希望找到操作“贈書中國計劃”的接班人——在這裡我也廣而告之。這些人的年齡好像都被“凍結”了!上天對他們是何等眷顧,賜予他們永遠不老的腦力和精力!我實在是嫉妒得要命。) 作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比較知情、葉劍英講話的擬稿人、鄧小平講話的起草人之一,阮銘的介紹,自有其份量。他的回信中有些內容,我認為是可以披露的。節錄於下: 楊光二文拜讀了,第一篇不錯,符合歷史真實;第二篇三中全會部分對陳雲作用、對華國鋒新個人崇拜都太誇張不符合歷史真實。主導三中全會(當然指中央工作會議在內的整個會議)開成“民主典範”的是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三人。陳雲講的那幾條,都是胡耀邦事先已調查清楚,一開始就把材料提交給了會議,所以華國鋒才能召開政治會議作出那十項決定及時宣布,陳雲不過是看了材料在小組會上的一個發言罷了。 所謂“新個人崇拜”,十一大前後的確很誇張,但非華國鋒蓄意製造。葉劍英說過“英明領袖”是他提的,華國鋒提過意見不要多宣傳他,葉認為當時與“四人幫”殘餘勢力鬥爭有這個需要;另外,與毛澤東時代個人崇拜那些傳統做法和汪東興手下那些宮廷佞人抬轎子吹喇叭都有關係,不能都歸罪華本人。 相比於偽造歷史、欺世盜名、自封“第二代核心”、抺煞所有真正的第二代集體領導對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貪天下之功為一己之功的僭主鄧小平,華國鋒才是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創者。
每次到了歲月重要節點,重心所在並非回望以往,而是展望未來。前幾天,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對即將到來的一年做了分析,雖然談的是經濟,但是對我們關於其它一些領域的思考也有參考意義。轉載於此,與大家分享。
2019,中國經濟——如何正面抗擊灰犀牛
許小年,新三屆
許小年,1953年出生,初中畢業後下放陝北,1975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疑有誤。1975年不可能授予學位。存疑待查。——老高注);198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工業經濟學碩士學位;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1991年畢業於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職美林證券亞太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曾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4年離開中金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現已退休。
什麼是灰犀牛?中國面臨的三頭灰犀牛分別是什麼?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與企業面臨的最艱巨挑戰都有哪些? 2019年中國經濟與企業的出路又在哪裡?12月18日下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20周年慶典上發表主題演講。編輯精心整理,以饗讀者。
1,歷史上的“灰犀牛”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它的觸發就是一家並不大的金融機構雷曼兄弟倒台,引起全球的金融海嘯,幾乎摧毀了美國的金融體系。有位研究員寫了一本書,書的名字叫《灰犀牛》。灰犀牛是什麼?是我們能夠清清楚楚看到的東西,但是由於人性的軟弱,心存僥倖,認為它不會衝過來,選擇去忽視。這是對人們心理現象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意思就是告訴大家,當危險出現的時候,要正視危險,不要採取鴕鳥政策。 如今各種各樣的會議都在展望2019年,我看到很頻繁使用的一個詞,就是2019年充滿了不確定性。在我看來,2019年沒有什麼不確定的。巨大的灰犀牛就蹲在那裡,時刻都有可能衝過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並不是去預測不確定性,2019年已經不用再預測了,起碼在我看來是蹲着非常確定的幾頭灰犀牛。 那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的是什麼?需要關注的是什麼?是如何去抗擊這幾頭灰犀牛!我們以為19年政策層面上再出一些利好,以為經濟下行了一段時間,19年就會很快好轉了,我覺得這都是一廂情願。人們為什麼老是一廂情願?因為我們改革開放40年,說老實話我們的企業,我們的政府沒有經歷過經濟下行,基本上一帆風順,借着改革的東風,一路發展壯大。很抱歉地告訴大家,我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什麼好消息,因為我的研究告訴我,中國的經濟和中國的企業正面臨40年以來最艱巨的挑戰——沒有“之一”。 回憶一下40年我們走過的路程。第一次經濟的下行,應該在93年到94年宏觀緊縮的時候,一大批房地產商倒掉,全國到處看到罷工,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緊縮銀根。但是很快,當貨幣當通貨膨脹控制住之後,經濟重新步入快速發展;第二次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當時外向型的經濟剛剛開放,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隨着國內擴張性財政政策推出,我們也很快緩過來,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再下一次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都知道政府空前動用資源,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實際上4萬億隻是一個符號,我們投入的資源應該是以10萬億人民幣計的。這麼大力度的政策性刺激,使我們度過了2008年的危機。所以嚴格來講,中國經濟在40年的過程中,沒有經歷過一次完整的經濟衰退的考驗。在座的各位企業家也不知道在衰退的環境下,如何來改變企業的經營策略。這是我們現在感到有一些茫然和焦慮的原因。我們所面臨的調整,應該說是中國經濟幾十年發展到今天,結構性的矛盾積累下來的一個必然結果。
2,中國經濟正面臨的三頭“灰犀牛”
我今天講的灰犀牛有三頭: 第一是工業化的紅利已經耗盡,新的增長動能在什麼地方?大家都在探索,用官方的語言來講,就是新舊動能交接的時候出現了一段空檔,這個空檔宏觀上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微觀上表現為企業經營越來越困難。 第二頭灰犀牛,從2008年以來,由於政府採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人為地維持經濟增長,使得我們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方面空間都越來越小。不僅如此,由於長期的使用貨幣刺激,使得中國經濟內部的負債率越來越高。負債的問題如果不解決,它就是中國經濟的第二頭灰犀牛。 第三頭灰犀牛就是中美間的貿易戰。但在這三頭灰犀牛中,我認為內憂遠遠大於外患。
首先是第一頭灰犀牛。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享受的改革紅利是什麼?由於打破了計劃體制,允許資源自由流動,特別是我們解放了在中國本來就非常豐富,但是長期受到壓抑的企業家資源,使得這些企業家們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我們從一個農業國逐漸轉變成一個工業國。前3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有人講是中國奇蹟,但我認為,在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轉換的過程中,所謂的中國奇蹟是帶有引號的。如果說奇蹟的話,那也是工業化的奇蹟。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國家在推行工業化的進程中都會產生經濟的超常增長。我們的東鄰日本在1863年明治維新之後,進入了工業化的軌道,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超過了英國,超過了法國,甚至在有些年份比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快。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一系列的對外擴張,吞併朝鮮,入侵中國東北地區,接着入侵華北,和美國發生激烈衝突,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同樣是在20世紀,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德國的工業化得以展開。德國人也是憑藉它迅速增加的工業實力和軍事力量,發起了對英國為首的歐洲秩序的挑戰。結果是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以後,德國人不服,又打第二次。完了以後,德日這兩個國家才明白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在向工業化的道路邁進的時候,經濟總是有高速增長。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現在的問題是經過40年的經濟建設,中國的經濟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已經完成了,資本積累已經結束了。就是剛才我講的這一些工業化紅利逐漸消失、逐漸的褪去了。下一個階段,經濟增長動力在哪裡?企業發展的空間在哪裡?後工業時代,國家經濟發展的思路,企業發展的思路和工業化時代完全不一樣。後工業化時代,不是製造的時代,不是擴大產能的時代,不是整合資源的時代,而是研發的時代,創新的時代,新的動能在什麼地方?創新!後邊我還會再花一點時間講講創新的問題。
第二頭灰犀牛是由於過去十年間,我們過度的依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得中國經濟的各個部門負債纍纍。但是負債是借來的錢,借來的錢不是你創造的財富,借來的錢是要還的,拖得越久利息越重。中國負債風險高到什麼程度?從數據上看,2008年,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中國非金融機構的負債,對GDP的比率是140%。2017年,在接近十年的時間裡,同樣的統計指標,中國宏觀經濟的負債率已經上升到了260%,負債率增加了一百多個點。國家負債率的概念和企業的負債率是一樣的。現場的大家都是做企業的,我們設想一下,一個企業負債率如果在十年的時間裡增加一百多個百分點,這個企業怎麼樣?這個企業該關門了,這個企業在債務的重壓下已經無法經營下去。國家經濟為什麼可以承擔這麼高的負債率?因為它背後有政府屬性,企業沒有。在政府信用的支撐下,我還可以把負債拉到260%。但是問題出現在——償還已經發生困難,企業的債務違約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債務違約越來越多。為什麼中央從2015年開始,把經濟工作中防範系統性風險放在第一位?因為我相信政府已經看到:第二頭灰犀牛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傷害。債務過高的風險,已經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暴露出來,經濟下行只會使其更快顯現,而且不可能因為你採取了鴕鳥政策,它就消失了。不要騙別人,要面對。對於我們企業來說,在這個時候能做的是什麼?降低自己的槓桿率,堅決控制債務,有點閒錢的趕緊把銀行貸款還了,守好自己的現金流,過好冬天。在經濟下行之後,現金是企業的生命線,守住自己的生命線!
第三個灰犀牛,我要講的是中美的貿易摩擦。中美的貿易摩擦,之前略微緩和的跡象又因為華為高管被捕事件再次緊張。中美之間到底能不能達成妥協?我不知道。無論中美之間能不能達成妥協,我們有一個形勢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改革開放幾十年,相對平衡的國際環境將被打破,從今之後將增加很多變數,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發達國家,它的社會和政治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個深刻的變化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代表。特朗普的票倉在美國中部,中部的工人白藍領階層就全球化而言,是受害者。因為美國中部大多為傳統行業,在全球化進程中,傳統企業把大量的生產力搬到了發展中國家,搬到了中國,搬到了東南亞,使中部的這些工人陷入了一種無望。特朗普上台後,他不在乎全球化,他的目標是美國利益,口號是“把工作帶回美國,在美國創造工作(機會)”。所以他一系列的動作都圍繞着他的競選綱領展開。貿易戰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滿足他的主要選民的要求,這個趨勢在短期之內是無法改變的,因為這個政策已經在全美獲得共識,得到了全美兩黨的一致支持,特朗普越是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他在國內支持率越高。今後,我們還將面臨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不斷發起的貿易突破,特別是中國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威脅論在西方越來越有市場,這和我們過去40年所經歷的國際環境是不一樣的。
3,中國經濟與企業如何抗擊“灰犀牛”
我已經給大家講了夠多的壞消息,但是我的結論並不是對中國經濟,對中國民營企業前途感到悲觀,完全不是!我們的企業之所以感到目前的冬天有點冷,感到目前的形勢不知道如何去應對,僅僅是因為不知道逆風船該如何去開。我們不要再想過去40年的生活,我們要相信自己可以應對。我們現在的條件比改革開放初期的條件不知道好多少倍,這點困難不算什麼。對於國家來講不算,對企業來講也不算什麼。與其我們做企業的在這裡猜測灰犀牛的步伐和速度,不如認真去做好抗擊它的準備。 我所說的明年經濟形勢沒有什麼不確定性,指的就是經濟趨勢將是一個長L型。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在L的底部了?我說不是,並且肯定沒有微型反彈,也肯定沒有U型迴轉。馬上有同學問我,教授你說,這個L的持續時間有多久?我說不出來也說不準,你非逼我說,至少3年到5年。為什麼?因為過去40年沒有認真地調整,積壓到現在,新的動能是一兩年能找到的嗎?這麼高的槓桿率是一兩年能降下來的嗎?去槓桿我們才做了一點點事情,就退縮了是吧?如果槓桿不降下來,中國新一輪的增長是不會到來的。就像一個人背着重物在道路上跑,它跑不快,必須要把這個負擔放下。 但是儘管有這三頭灰犀牛,也絕對不是說中國經濟走到了終點。我們去年的人均GDP9000美元。9000美元什麼概念?美國是60000美元,我們雖然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按照人均GDP計算,僅僅是美國的1/6還不到,我們差得還很遠。我們的增長潛力增長空間還很大。企業尋找新的動能,一定是要在創新上。後工業化時期,我們的經濟已經從供不應求變成了供大於求,每一個行業我們看到的是產能過剩,資本不再稀缺,我們要依靠自己的新產品、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新服務去打開一片新的市場。當蘋果開始進入手機市場的時候,傳統手機市場已經飽和,當時的手機第一大供應商產是誰?諾基亞。蘋果的銷售人員問喬布斯是否應該先做市場調研,喬布斯說我們的產品你不用做調研,做了也沒用,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產品(智能手機),我們將為自己開拓一個新市場。你看,我不跟你諾基亞在傳統的鍵盤手機市場上競爭,我自己另開一個市場,我自己玩! 如今互聯網發展也日新月異,AR、VR、AI、區塊鏈等等熱門話題層出不窮。但到今天,互聯網的前半段也已經走完,我相信這是業界的共識,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互聯網故事到此結束。工業互聯網剛剛開始,如何把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運用到生產過程中去,而不僅僅應用在人們的生活和消費場景當中,是未來企業創新發展需要着重考慮的。 最後,我想說,儘管經濟形勢是40年以來最嚴峻的,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產業發展就此停滯,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轉換思路,從製造轉換到研發,規模擴張轉變到創新,保持一個開放的學習態度。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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