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西方有大量著作和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但自1870年以来，类似的死亡通知不绝于耳，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被宣布死亡。不过，喊了多次“狼来了”而狼没有来，这次对“狼来了”的喊声，就可以只当耳旁风吗？


　　老高按：今天继续刊出刘擎的《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长文的下半篇。如果说昨天刊出的上半篇，比较多地结合美国和欧洲的重大事件实际，那么下半篇的内容更与本文标题中的“西方思想”相吻合——更多地涉及更带普遍性也更带根本性的争论话题。就算从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具体争议或诉案引出和展开，学界大佬高手们，也是在围绕自由主义的困境、“政治正确”的局限等等与普世价值密切相关的层面上交锋。
　　最近几年，自由主义普世原则在西方列国接连遇到重大挫折，过去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在被视为这些学说实施“样板”的国家，竟都出乎意料迎头撞墙，甚至在严重的政治和社会争议中陷入僵局、无计可施。即使是自由主义最忠实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许多问题并非可以归罪于专制主义的后遗症，或者赖到敌视自由主义的势力或明或暗的破坏捣乱上，而就是制度出现了漏洞、思想暴露了软肋。
　　本来就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甚至势同水火的国际国内那各方政敌，趁机痛加挞伐，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多加理会；但严肃的思想者，必须直面现实，正视自己的思想武器的短板。
　　刘擎在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但他又引用印第安纳大学科尔和克拉图两位教授的文章说：自由主义“最初死亡发生在18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
　　过去多次宣告过“自由主义的死亡”，而自由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宣告：我活着呢！——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是否可以引出结论：对当前的自由主义困境可以不以为意？
　　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中，反复论证了这种盲目乐观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不靠谱。是啊，喊了多次“狼来了”而狼没有来，难道这次对“狼来了”的喊声，就可以只当没听见吗？
　　如果一种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应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挑战，势必被人们甩到一边，而另外寻找能够解释、能够应对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挑战的理论。自由主义也面临这样的可能。自由主义必须对各种挑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并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理论体系的短板予以修正和补充。
　　最近中国贺岁科幻影片《流浪地球》爆红，引爆了中文网站上热烈争论，对原作者刘慈欣在《三体》《流浪地球》等小说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困惑甚至抵触。我感觉，也应该纳入刘擎所述评的全球性大讨论的框架，才能够把握其意义。
　　（我要强调：是小说《流浪地球》，不是电影《流浪地球》！电影的情节、人物和主题，其实与小说并不搭界，只是用了小说中“太阳生变，地球远遁”这个背景框架。我推荐各位看看小说《流浪地球》原著，网上就有，艺术水平远超电影！）
　　综上所述，我要说，我需要刘擎这样的年度述评文章，来帮助我用不长的时间，了解西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毕竟要承认，西方学术界比中文世界，有更多原创力，也更少受到权力的干预。在自由主义者遇到严峻挑战可能真的死亡的关头，刘擎引用的科尔和克拉图两位教授文中的一句话，尤其深得我心：
　　应当“去赞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


　　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

　　刘擎，爱思想

　　昨天刊出的上篇的几个小标题是：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美国政治的战场
　　欧洲的艰难岁月

　　（续前）自由主义的死亡与重生

　　在2018年，有大量的著作文章论述“自由主义的死亡”。这已经不再让人惊慌失措或欣喜若狂（取决于你的立场），反倒会令人不胜其烦。不是吗？这些年类似的死亡通知早已不绝于耳，难道这次的修辞更加情真意切？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奄奄一息垂而未死，必须紧急抢救使之复活，或者应当不断诅咒让它尽快死透（仍然取决于你的态度）。
　　网络杂志Aeon在6月底发表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的文章，作者科尔（Daniel Cole）和克拉图（Aurelian Craiutu）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作者对谷歌收录的3000多万本图书做出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8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而自1920年之后就几乎一直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不死亡，而保守主义只是偶然死亡，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如此频繁而持续地被宣告死亡”？
　　作者指出，“自由主义”的词义含混不清，也不是统一融贯的政治理论，还可以用来指称不同的治理体制，包括法国的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守夜人国家”，罗斯福新政，德国秩序自由派的“法秩序国家”等。有学者研究发现了近30种自由主义的不同定义。由于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一种自由主义的没落或消失可能不会牵连其全部理论的命运。比如，在废除福利国家的同时，法治、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自由仍然可能存留。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会为此叫好，但进步主义自由派则将此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严重颓败。由此看来，自由主义具有法律、政治、经济和道德（或宗教）等多种支柱，其中个别支柱的损毁不足以倾覆自由主义的整个大厦，这就给任何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人造成了麻烦。
　　当然，具有内在多样性的自由主义家族也分享了一些基本原则。文章指出，自由主义者几乎都同意，个人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都是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培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依照科学方法将理性应用于证据。他们相信制度结构（社会建立的宪政法律规则和政策）总是实验性的，也基于人类可错性（fallibility）的假设，主张自由主义需要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开放、谦逊和宽容品质（虽然做得并不总是到位），认真对待对话和尊重分歧的意义重要性。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百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可观的：在自由世界“许多生活中‘极大之恶’，包括奴隶制、赤贫、失业、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法律差异以及宗教歧视，已被消除或极大地缓解”。但弊端和问题也持续存在。自由主义者的抱负远大，但自由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蕴含着多种彼此冲突的目标（比如，更大的个人自主性与更充分的平等之间存在冲突）。“由于这种内在紧张，自由主义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虽然获得了种种进步，但自由主义的成就总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完善的。而成功本身也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康德有“人性的曲木”之说，那么自由社会的成员要期待高于局部的成就便是不恰当的。
　　文章最后写道，“自由主义与我们对它感受的疑虑如影随形，这些疑虑应当引起我们去留意，甚至去赞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的它的真正缺陷”。但我们不必去理会那些“宣告整个自由主义规划已死或存在致命缺陷”的先知们。
　　
　　悲观主义总是比乐观主义显得深刻，更不用说在令人悲观的时期了。《当下的启蒙》（Enlightenment Now）是2018年初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这部“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副标题）的著作展示出相对乐观的人类发展图景，延续和发展了作者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2011年）一书的主题，在当下有些反潮流的意味，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公开发表的书评有160多篇。
　　《当下的启蒙》获得主流报刊的盛赞，以及比尔·盖茨等社会名流的力荐。同时也引起许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回应来自英国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他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的书评题为“未被启蒙的思考：平克令人难堪的新著是献给慌乱自由派们的一份虚弱的布道词”。这并不令人意外，格雷多年前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发表过讥评，称之为“和平的妄想”，认为平克论证的人类变得更少暴力的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nonsense）。平克当时就和格雷有过交锋，两人争执不下。
　　格雷当然不是这部新著唯一的批判者。平克将“理性、科学与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启蒙的主轴，遭到“以偏概全”的批评，许多评论者指出启蒙运动有内在的多样性，启蒙思想家有些不是科学人文主义者，其中有宗教信徒也有种族主义者。而且，平克塑造的启蒙传统排除或淡化了卢梭和马克思的影响，让许多人无法接受。有几位学者特别不满于他对尼采断章取义的引用。还有批判者质疑他对启蒙运动的赞颂，因为启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另有一些批评针对平克宣扬的进步主义观念。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看法似乎违背许多人的当下感受：气候变暖，毒品滥用，校园枪击，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凡此种种，似乎意味着“启蒙的终结与进步的逆转”。与此相关的批评是针对平克使用数据的严谨性，他选择了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利数据，而忽视了一些不利的证据。还有一些批评认为平克没有看到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倾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都是科学和理性“进步”的产物，最终可能会毁灭启蒙的理想。
　　2019年1月，平克在网络杂志Quillette上发表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回应文章，集中针对以上这些典型的批评意见一并作答。实际上，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一直是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常见的对立观点，也有启蒙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分歧。平克的回应承认启蒙可以有多种阐释，他完全没有想要垄断对启蒙的阐释权，而是提供言之有理的一种阐释，而且在他看来是对当下最有启发性的一种启蒙传统。平克与他大部分批评者（包括格雷）之间的分歧，在当初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就已经发生。今天的争议也可以视为延续了启蒙家族内部经久不息的争论传统。
　　
　　无论倾向于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严肃的智识努力都不应当回避启蒙传统存在的复杂问题，也需要直面（作为启蒙运动重要遗产之一的）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9月15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在纪念其创刊175周年的时刻，在封面上呈现了一份“复兴自由主义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开篇有两页长的《宣言》（作为导言），随后是正文《为21世纪再造自由主义》（Reinventing Lib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长达10页（一万多词），并附有50种参考文献。正文有六个部分，包括对自由主义的概论，市场经济问题，移民与开放社会，福利与征税，世界秩序，以及最后对集结起来重振自由主义的召唤。
　　导言中指出，《经济学人》在175年前创刊时，就致力推动自由主义——“一种对个体尊严、开放市场和有限政府的普遍承诺，以及一种依靠辩论和改革带来人类进步的信念”，而不是如今美国大学校园中流行的左翼“进步主义”，也不是法国时评人构想的右翼“极端自由主义”。令人忧虑的是“自由主义造就了现代世界，但现代世界正在背离自由主义”。如果要复兴自由主义的活力，必须反省它失去活力的多种成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反省自由主义崇尚的“优绩制”（meritocracy）竞争对造成贫富差别与社会固化的影响。在文化方面，检讨“身份政治”的局限，在正当回应族群歧视的过程中，没有防止它演变为“宗派愤怒”的倾向。在国际与地缘政治方面，自由派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捍卫“二战”后形成的同盟和自由制度体系。在政治上，当政的自由派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而完全忘记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激进立场。针对当下的潮流，《经济学人》仍然相信自由主义理念的力量，因此发表一份自由主义复兴的宣言，这是“一种为了人民的自由主义”。正文在最后引用了创刊人威尔逊（James Wilson）对这份杂志的承诺：展开“一场在推进前行的智性与阻碍我们进步的无价值的胆怯无知之间的严酷竞争”，相信这种竞争会最好地服务于自由主义的目标。
　　这份万言书很像是“关于自由主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列举自由主义的辉煌业绩和伟大历史进步，同时严肃对待当下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并为二十一世纪自由主义的再造提出构想。
　　
　　科学探索与政治正确的争论
 
　　我们的身体与人格特征究竟是由先天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还是在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养成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本身是错误的。所谓“先天”对“养成”（nature vs. nurture）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学术界很少有人信奉“基因决定一切”的极端立场，也没有人会完全否认遗传因素的作用。
　　主张种族（race）之间有先天的智力高下之分，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言论出自沃森（James Watson）之口则相当令人困扰。
　　沃森被誉为“DNA之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1962年获诺贝尔奖，还曾主持“人类基因组项目”，是蜚声世界的生物学家。在2007年他就因发表“他们（黑人）的智力与我们（白人）不同”等言论，引起舆论哗然和学界抨击，最终他为此公开道歉，随后从他工作了40年的冷泉港实验室退休。
　　201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美国大师”系列完成了纪录片《解密沃森》（American Masters: Decoding Watson）的制作。在12月中旬发布的预告片中，沃森对于被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流露出轻蔑态度，引人关切。新年第二天纪录片正式播出后，沃森在访谈中明确重申了曾遭批评的观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均智商存在差异”，将此归因于“基因差异”。十天之后，冷泉港实验室发表声明，谴责沃森“误用科学为偏见辩护”，宣布解除他所有荣誉头衔（包括名誉主席、荣休教授和名誉董事）。在其官方推特发布的这项声明之下，很快出现了几百条读者留言。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评论对沃森表示同情，许多人提出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质疑：沃森的观点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如果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呢？难道科学真理应当屈从于政治正确的管制吗？
　　回应这种铿锵有力的质疑其实并不困难，而且可以斩钉截铁：沃森的这种观点首先在科学上错误的（虽然他是一位科学大师），因为在生物学意义上，“种族”类别（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并不存在，这早已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许多人误以为不同的肤色表达了种族之间显著的群体基因差异，但肤色差异并没有这种代表性。基因差异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差异性高低完全不对应所谓“种族”分类。比如，一个人与种族内部某个成员的基因差异，很可能超过与种族之外某位成员的差异程度。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种族分类，是文化和政治塑造的概念（所谓“社会建构”），并不具有对应的生物学依据。这是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也有许多相关的科普作品传播。
　　
　　那么，生物学真相与政治正确从此就能和谐共处了吗？未必。
　　哈佛大学教授莱克（David Reich）微妙地发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噪音”，激起了广泛的争议。莱克年仅45岁，已经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包括2010年领导研究团队，发现了几万年前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杂交的证据），位列2015年《自然》杂志“十大重要科学人物”（Nature’s 10）。他不仅在专业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也持进步主义立场，曾公开反对沃森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年轻科学家，何以会触及政治正确的敏感神经呢？
　　2018年3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克的科普新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这里》（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阐述“古人类DNA与人类过往的新科学”，同时在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其中节选的片段，题为《现代遗传学时代的“种族”》（网络版标题为“遗传学如何在改变我们对‘种族’的理解”）。文章开篇阐明了一个共识：从基因的视角来看，人类群体之间非常相似，不存在足够的差异来支持“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因此，“种族是一个‘社会建构’，是一种随时间和国家变化的人群分类方式”。
　　但他话锋一转，认为这种“共识”慢慢转变为一种“正统”（orthodox）：“在依照当今种族标准来分类的人群之间，平均遗传差异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在论及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特性时，这些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正统观点进一步要求我们，应该“对人群之间遗传差异的任何研究保持忧虑”，因为这种研究（无论动机多么良好）都会被置于“滑坡”之上，导致各种“关于生物差异的伪科学论述”，它们曾被用于合理化奴隶贸易、优生学运动和纳粹大屠杀。
　　莱克试图挑战这种正统观点，却是以相当审慎和微妙（subtle）的方式，这使得文章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反复强调“种族”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在用“race”一词时，几乎都冠以引号），而且以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举例，所谓“白人”绝非衍生于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人群，而是四种有差异的古代人群的混合，彼此的差异程度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与东亚人。
　　实际上，莱克整本书最突出的论旨是，古人类DNA研究证明，自后冰川时代的人类大扩张以来，任何地方的人群基因都发生了多次巨变。因此，人类本质上是混血的（mongrel），任何“纯种”观念都是幻觉，“寻求回归神秘纯洁性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硬科学的公然违抗”。
　　另一方面，莱克认为不应当回避研究不同人群（populations）之间的遗传差异。他明确反对一种流行的误解：由于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人群相互分离的时间不久，不足以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形成重要的遗传差异。“但这不是事实”，他指出“东亚人、欧洲人、西非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祖先（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完全相互隔绝了4万年或更长的时间，足以让进化力量发生作用”。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会影响某些遗传疾病、特定的身体性状甚至行为和认知能力在人群之间的概率性差异。
　　莱克文章的两面性呈现内在张力：否定生物学的“种族”概念，但承认“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那么“人群”不会成为“种族”隐秘的代名词吗？展开这种遗传学研究，不只限于疾病防控，而且拓展到行为与认知领域，不会让种族主义话语“借尸还魂”吗？这当然会激发知识分子的警觉。
　　加州大学（Santa Cruz校区）社会学教授里尔多（Jenny Reardo）集结全球66名学者（其中包括几位生物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历史、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3月30日在BuzzFeed网站上发表一封联署公开信《如何不去讨论种族与遗传学》。公开信赞赏了莱克对沃森的批评，但指出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严重的误导倾向，他误解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批评中所表达的关切。公开信指出，遗传变异并非不重要，但“并不遵循种族界限”，并强调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对于人类遗传变异的研究会以很多方式被误解和滥用。随后《纽约杂志》《国家》《科学美国人》和《大西洋月刊》等相继发布文章，有支持者赞赏莱克的严谨态度和科学勇气，有反对者指责他不过是“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个最新例子”。相关的争议延伸到加拿大、欧洲多国，以及韩国和印度的报刊媒体。
　　在笔者看来，绝大多数回应和评论都没有超出莱克本人的视野和论述水平。尤其是那篇来势迅猛的联署公开信，不过是用莱克自身观点的一面来攻击其另一面，并以断章取义的引用（去掉原文中“种族”一词所带有的引号），将莱克所用的人群概念等同于种族概念，然后教导他，不能用人群差异来支持种族的概念，而这本来就是莱克明确强调的观点。
　　莱克认为，即便发现人群之间的平均遗传差异，也可以控制其不利的政治文化影响，正如人类的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存在基因差别，我们仍然可以言之有理地倡导和推进两性之间的平等。从性别平等之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来处理如何平等地对待人群之间的差异。但公开信完全不顾莱克引入性别差异的语境与论证取向，挑剔说对男女性别的划分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这会压制几百万“非男非女”的另类性别人口。这种完全错失了对方要点的批评很难说是正当的，更像是政治正确敏感性的竞赛。公开信发表在BuzzFeed这份从商业小报努力向严肃刊物转型的网站上。莱克没有回应，其他报纸也没有反响。
　　实际上，莱克比他众多的批评者更为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困难所在：在“人群”与“种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危险的联系。3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回应众多读者评论的文章《如何谈论“种族”与遗传学》（How to Talk About ‘Race’ and Genetics），承认人群概念往往会与“今天的‘种族’范畴相关联”（correlated）。因此，研究人群遗传差异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情况下它会揭露“种族”概念的虚假性，瓦解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但遗传学的发现也有可能会确证某些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发现的只言片语会被某些愿意信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用来证明自己正确。恰恰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莱克才要在文章中直面这个问题。
　　
　　那么，莱克如何应对这个难题？他在文章中已经提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作为科学家，他坚持将学术的诚实置于优先地位。人群遗传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如果科学家回避或掩盖这种差异及其效应，会使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而且造成一种知识真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话语便可能趁虚而入。
　　其次，承认人群差异的确有可能造成歧视的危险，莱克的父亲（Walter Reich）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首任馆长，他对种族歧视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因此一再强调他本人分享着“正统观点”的忧虑（许多批评者不过是重复莱克多次表达过的忧虑）。但他的应对策略有两个方面，差异本身并不导致歧视，歧视是对差异的特定阐释和行动。他在文章中举例，男女性别的生物差异最为显著，但性别歧视是对这种差异的特定阐释。第二，在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远低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种族”对于特定个体的生物能力的预测功效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表现卓越。因此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冲击是温和的。
　　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在种族主义格外敏感的时期，在科学探索中维护有益的政治正确变得更为艰巨。很难说莱克彻底解决了他自己提出的难题，但他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敏感性的科学家。他为平衡科学探索和道德诉求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么，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著，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么“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通向常青藤大学的荆棘之路
 
　　“种族”类别是一种社会建构，但严格说来所有社会范畴都是如此（只是它们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联或有不同），阐明“建构”特征本身并不否定这些范畴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而是强调它们都是被特定文化与政治所塑造的范畴，也会随历史条件而改变。种族（或族裔）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身份识别范畴之一，与遗传的体征有关，但更深刻的关联是文化养成。在西方的亚裔学生常常学业出色，这种所谓“亚裔效应”（Asian effect）主要是由文化传统的养成所致。
　　
　　目前亚裔美国人口有2140万（其中华裔508万），占美国总人口6.7%，而去年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中亚裔占比高达22.9％。一般人对此的直觉反应会是“哇，好厉害！”。但力求满分的亚裔学生家长会问，“怎么才22％？为什么不是100％啊？”——这是美国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的片段。
　　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仅仅依照学业成绩录取，亚裔学生将会占据哈佛的几乎半壁校园。但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假如有一天哈佛半个校园变得像是北大，是不可接受的吗？无论如何，有证据显示，哈佛校方对学生族裔分布均衡问题有所关切，可能为此采用了不利于亚裔申请者的招生措施，涉嫌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
　　2018年10月15日，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的诉讼案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正式开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审理过程长达三周，于11月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才可能有裁决结果，此前还将举行法庭听证会。这个诉讼案经过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筹措准备和多次听证，预计最终将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引起社会和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仅《高教纪事》杂志就发表了28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亚裔是美国的少数族裔，但与人口占比对照，亚裔学生在哈佛（以及美国多数名牌大学）并不处在“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状况，为什么会引发歧视的争议和诉讼？因为在起诉方看来，哈佛背离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是亚裔群体最为熟悉和崇尚的公平观念，也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公平标准。亚裔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明显优于其他族裔，尤其是SAT的数学考分（满分为800分）更是遥遥领先。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以“择优录取”为主要原则，反映了美国的“优绩制”（meritocracy）的价值取向，但其公平原则也包含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正义”观念，突出体现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作“肯定性措施”）。此外，还会兼顾“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可能会考虑校园的“族裔平衡”（racial balancing）。择优录取、补偿正义和文化多样性，这三重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每个大学有自己侧重与应对策略。几十年来围绕“平权法案”的辩论和诉讼连绵不绝，可见平衡公允的决定何等困难。
　　平权法案的补偿措施，无论基于家庭收入还是种族背景，都很难惠及亚裔学生。亚裔美国人不算弱势群体，收入中位数不仅超过其他少数族裔，也超过了美国白人，而且在历史上也不曾遭受与黑人同样严重和持久的奴役与歧视。同时，由于亚裔在美国名校学生中已经占据“超额代表的”（over-represented）比例，也很难从族裔多样性的诉求中受益。因此，只有简单的“择优录取”原则对亚裔学生最为有利。
　　美国没有“高考”体系，大多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学业成绩（SAT和高中成绩）只是评价指标之一。哈佛大学对申请者进行“整体评级”（overall rating）中还包括课外活动、体育技能、个性和推荐信等指标。早年的亚裔学生在“课外活动”（包括领导力和特长等）方面表现相对较弱，但随着亚裔申请者数量的急剧提升，相关的咨询培训机构和辅导项目也应运而生，近几年来亚裔学生的课外活动表现也毫不逊色，实际上任何明确客观的要求都难不倒他们。然而，“个性评价”（personal rating）却是内涵模糊、难以测量的指标，也成为控方起诉的一个焦点。
　　《高教纪事》报道，控方聘请了一位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对哈佛招生数据进行分析。他在法庭提供证词说，他的模型分析表明“哈佛招生官员对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个性评价打了更低的评分，这减低了他们的录取机会，虽然他们获得了很强的学业与课外活动评分”。
　　这起诉讼案的控辩双方都面临某种困境。对于亚裔学生而言，支持完全无视种族因素的“族盲”（race-blind）录取政策，对扩大自己的升学机会最为有利，这也意味着废除平权法案。实际上这次代表亚裔团体的起诉方，就是一个著名的反平权法案的非盈利机构，名为“学生公平入学”组织（简称SFFA），其发起人是反对“逆向歧视”（白人因平权法案遭受）的著名斗士。因此许多媒体将此案称作“哈佛平权法案诉讼案”。但“族盲”录取政策，会在客观上挤压处在最底层的拉丁裔和非洲裔学生的入学机会，已经遭到了一些反弹和抗议。这起诉讼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少数族群的矛盾，是亚裔群体希望防止却又难以完全避免的难题。
　　对哈佛大学来说，实际的关切是亚裔学生占比过大，导致在校学生的族裔分布失衡。有16所精英大学（包括所有常青藤学校）明确表示，如果采用“族盲”录取政策，那就“不再可能有效地寻求那种推进它们教育使命的多样性水平”。但哈佛大学又不愿使用极具争议的“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方案，因此就通过减低亚裔申请者的“个性评分”来控制配额。《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佛试图避免亚裔学生过多的“秘密系统”，这可能强化了关于亚裔的某种刻板印象，因此涉嫌歧视。
　　哈佛大学法学院亚裔教授杰森（Jeannie Suk Gersen）在《纽约客》发表文章指出，平权法案的废存问题与亚裔遭受歧视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查明歧视是否存在的事实真相，但这不意味着必须废除平权法案，对于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少数族裔申请者，应当将种族作为评估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她完全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真正的难题：如何在达成多样性目标的同时避免对亚裔申请者使用更苛刻的录取标准。
　　在申请名校中遭遇的额外阻力，加剧了亚裔学生的升学压力。他们必须付诸更为艰辛的努力，获得更为卓越的成绩来弥补个性指标方面的所谓“短板”。这种竞争压力也会溢出，传递给其他族裔（包括白人）的同学，形成一种类似“军备竞赛”的态势。在声誉良好的高中，尤其在亚裔学生比例超高的名牌高中，学生普遍感到不堪负重。
　　早在2004年，美国著名记者休姆斯（Edward Humes）出版《梦想的学校》（School of Dreams）一书，刻画了加州惠特尼高中（Whitney High School）的情景：一些学生每天只有4小时睡眠，要喝4杯拿铁，最终获得GPA 4.0的成绩。然而，惠特尼这所顶尖高中有三分之二是亚裔学生（白人只占12％）。这其中残酷的竞争性也有所谓“亚裔效应”的压力在起作用。
　　近二十多年来，亚裔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长，“亚裔效应”连同其他多种因素，正在深刻改变美国“自由放任”的校园文化。高中生普遍感到不堪负重，伴随着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加剧，以及学生自杀案件的频发。媒体持续不断地报道令人担忧的现象，同时也有教育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发出“减负”和“让孩子成为孩子”之类的呼吁。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努力学习改变命运，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但在亚洲格外突出，在海外亚裔人群中“名校梦”也最为执着。但所谓“亚裔效应”也可能只是“移民效应”。有研究指出，亚洲的第一代移民出于生存的紧迫感，会强化亚洲传统对子女的严苛培养方式，但这种效应会在后代子女中逐渐递减。
　　《纽约时报》6月发表题为《最后的虎爸虎妈》文章，作者帕克（Ryan Park）是来自韩国的第二代移民，他和妻子现在都是美国的“成功人士”。他坦言，自己在童年时代被老师同学视为“天才”的优异成绩，绝不是“亚裔天赋”的结果，而是来自父亲的严酷训练。此后他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长期令我怨恨的童年经历是否同样造就了我在学业和专业方面的成就？倘若如此，用幸福换取成功是否值得？”
　　帕克和妻子决定，要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童年：让她们感受到重视和支持，让家庭不成为训练营，而是“充满喜悦和乐趣”的地方，让她们永远明白父母之爱并不取决于她们“完美的成绩单”。即便她们最后的命运可能会被其祖父视为“失败”，父母也会欣然接受这种衰落。
　　帕克很了解蔡美儿在《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展示的成功案例——为了避免“家族没落”，她选择了做“虎妈”来实施极端严苛的教育方式。但帕克认为“大部分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并不会与她为伍”。相反，许多研究表明，二代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放弃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转而采取西方的方法，尤其注重培养开放而温暖的亲子关系。第一代亚洲移民以传统方式教育子女，信奉“以现在的痛苦努力，换来日后的精英地位”，这造就了所谓“第二代优势”，但这种优势很难传递到孙辈，通常导致“第三代衰落”的现象。第三代移民往往会“吸收美国的文化价值，不再对成功抱有狂热的移民激情，他们在各种真正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是移民了”。
　　帕克抚养孩子的方式，试图将某种程度的严格要求与温暖的关爱结合起来。他完全无法仿效他父亲“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成功”的移民思维。但他最后说，“这或许正标志着我们移民父母的终极胜利：我们成了美国人。”
　　
　　思想暗网与文化左派的危机
 
　　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很难获得这样的信息，比如，没进过大学的黑人当中，有60％的比例认为种族并不影响他们的命运成功与否——这是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也听不到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黑人可以为自己的黑色（blackness）自豪，而白人这样说则是危险的，这是因为要抗衡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吗？但是，处在权力结构中（据说是）优势地位的白人学生，在校园里喝醉了大声喧哗“白人伟大”，不仅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行径，而且会受到校方处分，而处在权力结构劣势的黑人，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宣扬黑人伟大的发言，则会赢得喝彩欢呼。历史上存在对黑人奴役和种族主义歧视，但因为存在这个历史事实，一个白人表达了与黑人同样的种族自豪感就应该受到惩罚吗？为什么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黑人天然豁免种族主义的病毒吗？但民权运动那一代的黑人领袖并不支持这种“天然豁免”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黑人也可能成为种族主义者。
　　这些离经叛道的信息、质疑和论述，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调用数据，出自休斯（Coleman Hughes）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的文章。休斯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专业的本科生，重要的（或幸运的）是他自己是一名黑人。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在4月开始发表文章，在推特上被高频转发，许多网站谈话节目邀请他去作访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也费心去回应他。几个月以后他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休斯的这种声音是稀少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追根溯源会发现，他属于一个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群落，名为“思想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休斯是其中最年轻的核心成员。
　　思想暗网还很年轻，2018年初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了自己的通告，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形成热点，但主流舆论无人问津。直到5月8日《纽约时报》资深编辑与作者韦斯（Bari Weiss）发表了长篇报道，暗网知识分子才被暴露在公共聚光灯下，即刻引发了主流媒体和知名网站的报道和评论。《洛杉矶书评》文章认为“思想暗网是特朗普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思想运动”。
　　
　　那么，思想暗网究竟是什么？
　　这个群体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同质性，无论在职业、种族、性别、年龄方面，还是就社会知名度和政治倾向而言，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第一版官网所列出的20多位核心成员（leading members）的名单中，有名牌大学颇有声誉的教授，有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和智库专家，有社会政治活动家和评论家，也有媒体人、自由撰稿人和演员以及网站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们与思想暗网的联系紧密度也各有不同。
　　发起人是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和投资管理人埃瑞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是他发明了“思想暗网”这一名称。核心成员包括他的弟弟布莱特·温斯坦（Bret Weinstein）及其妻子赫英（Heather Heying），两位都是生物学家。还有在舆论界备受争议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哈里斯（Sam Harris），和专栏作家和独立制片人夏皮罗（Ben Shapiro）。其他著名成员还包括，哈佛大学平克教授，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劳瑞（Glenn Loury），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和专栏作家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著名政治活动家阿丽（Ayaan Hirsi Ali）以及她的丈夫哈佛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
　　思想暗网的核心成员在政治光谱中处在非常不同的位置。温斯坦兄弟与赫英在上届大选中投票给桑德斯（Bernie Sanders），哈里斯则是希拉里的公开支持者。而夏皮罗曾是右倾新闻网站Breibart的编辑，是反对特朗普的极端保守派。
　　这样一群五光十色的知识分子有何共同之处呢？根据网站和韦斯文章介绍，他们的结盟不是出于他们所属的身份或“部落”的亲和关系，而是基于另外的两个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愿意展开激烈的争辩，但永远保持“文明”的交谈方式，绝不进行人身攻击。争论的问题包括宗教、堕胎、性别认同、种族、移民、意识的本质等等，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党派部落中的正统意见相左。其次，他们坚持智识的诚实，因此“抵制去鹦鹉学舌那些政治便利或政治正确的东西”。
　　每个成员都认为他们受到了政治正确风气的打压，这也是他们的第二个共同之处。思想暗网的许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所属“部落”和网络公众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自己原先阵营的“变节者”。休斯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学生，现在被问起他在意识形态光谱中站在哪个位置，他的回答是，在当下我们都允许性别的流变性，政治立场也可以流变吧。
　　思想暗网的主要言论平台不在主流媒体，而是在播客（podcast）和网络谈话节目，以及一份澳大利亚的网络杂志Quillette。他们的言论开始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受众并与他们发生共鸣。网络谈话节目“鲁宾报道”（The Rubin Report）在6月底做了一期四位成员的实况讨论视频节目，在YouTube播出后，吸引了131万人次观看。在西方社会政治极化的情景下，有许多人同时抵触左右两极阵营的标准言论口径，他们在这群另类的变节者发出的声音中，听到了自己心里所想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意见，因此获得了某种共鸣。这是思想暗网在主流媒体之外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
　　然而，思想暗网运动是否能在当下两极化思想争斗的僵局中开拓出新局面？这是令人怀疑的，至少有待观察。一些主流报刊以及著名网络刊物（如Politico和Vox）都提出了批评性的分析。
　　《洛杉矶书评》刊登的评论认为，思想暗网实际上是暗藏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他们对政治正确的批评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新颖。早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类似的论辩已有先例。思想暗网的成员带着“打破传统”的标签，实际上是不愿或不敢提及他们有自己的前辈先驱。他们不用假装自己的理念“与保守主义没有历史渊源”。他们的某些批评意见并无恶意，而且具有有效的社会科学依据，这些论述也并非不能被左派和主流媒体吸纳和接受。在道德上和经验实证层面，他们都不应当满足于对新奇和跨政治派别的追求。目前，思想暗网的成员受到了过度的赞誉，包括《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文章，以及彼得森应邀出席2018年阿斯彭思想节（Aspen Ideas Festival）。虽然，他们相信，自己的发现已经能让他们去塑造一个新的思想中心的基础，但“最近的历史表明，他们的理念更可能在右派那里找到归宿”。如果思想暗网最终走出黑暗阴影，“也许被证明是下一轮回潮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强大武器”。
　　思想暗网运动究竟是新的第三势力，是暗藏的保守主义，或者不过是追逐名利的投机性华丽伪装，现在还难有定论。许多评论试图用现成的标签来固化他们，这本身是相当笨拙的。按照埃瑞克·温斯坦最新的说法，他们是一个“另类的意义构建集体”（alternative sense-making collective），这本身让人捉摸不定。这个知识分子群落还形成不久，而且成员之间存在差异性，未来会有怎样的前景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即便思想暗网无法开创一种新的立场或派别，至少作为一个征兆，反映出了文化左派的困境。
　　《华尔街日报》10月2日文章，报道了波特兰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博格西昂（Peter Boghossian）及其两位同伙实施的一场学术恶作剧，将20篇伪造的论文投寄颇有声誉的学术刊物，竟然有7篇获得发表或被接受发表，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哗然。
　　这令人想起二十多年《社会文本》发生的丑闻“索卡尔事件”（笔者曾撰文分析，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被称为索卡尔事件2.0版。与索卡尔相似，博格西昂恶作剧具有特定的针对性，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左翼取向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性别、身份、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这些研究有很强的道德诉求，主要是揭示“非对称的权力结构”对边缘群体的压制，并为文化和政治的反抗提供正当性辩护，被称为“伸冤型研究”（grievance studies）。这些伪造的论文被接受发表，显示了这些领域的严肃的学术标准受到政治偏见的侵蚀。严格地说，因为恶作剧作为一项“实证研究”缺乏“对照组”样本，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
　　但在恶作剧发生之后，许多相关者的自我辩白，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对博格西昂的打压，更令人关切。从事“伸冤型研究”的进步学者曾是边缘性的异端，他们从反建制立场起步，如今已经演变为主流，文化左翼的批判也成为在学术象牙塔中攀升的通途。他们最终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建制派，彰显了文化左派如何寄生在一个他们既攻击却又依赖的权力体制中，面对挑战他们的新异端，表现出党同伐异的当权派面目，成为新的压制性权力。当文化左翼成为教条的时候，他们也与自己的思想先驱（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渐行渐远。
　　在这种背景下，《争议思想学刊》（The 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宣告创刊引起了关注。三位创刊编辑都是著名学者：麦克马汉（Jeff McMahan）、密涅瓦（Francesca Minerva）和辛格（Peter Singer），这份刊物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允许作者匿名发表文章，但同样接受同行评审。之所以创建这份刊物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创刊人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学者对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发表异端见解是有压力和风险的，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信。他们相信，这样一份刊物，在目前的学术文化生态中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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