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向孕育了我们青春的二十世纪思想告别。这不仅是告别过去的百年，实际上人类可能要告别的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那个使生命不朽、人生充满着宗教和道德追求的三个千年。在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终结了，完全陌生的篇章终于掀开


　　老高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数人遇到“近忧”茫然无措或者临时应付，实际上少数人早就提出“远虑”，只不过当时因其“远”而不被人理会。
　　全球大瘟疫，加上中国大倒退、美国大动荡，所有过去的现成结论、成熟定见、普世理论，一时间仿佛都被颠覆或者即将颠覆，许多人“痛未定而思痛”，回过头来找寻先贤哲人们早年空谷足音的预警和叹息，加紧评估中国的“三岔路口”、权衡美国的“十字街头”，也有人视界更宽，思考整个人类该怎么应对五千年未见的大变局……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著名学者金观涛为其《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所写的结语，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流传。我找到一份相对完整的版本，是一个叫“双体实验室”的公众号今年3月份推送的，那时新冠病毒还没有大规模扩散，民众还处在“岁月静好”的梦幻之中。这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回响，有机会我再来推荐一些商榷、质疑文章。


　　全球化时代的两朵乌云

　　金观涛，转载自“双体实验室”

　　“双体实验室”编者按：从青年时代起，金观涛老师就把通过历史研究以理解人类的生存处境作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目标。甚至认为：就历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那么再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
　　如今我们正处于经济无限度地超增长和新科技全面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来，繁荣和进步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人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但在这“晴朗”的天空中远远出现两朵乌云，值得引起注意。
　　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是金老师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写的结语，在对现代性的三大支柱面临的挑战逐一分析后，金老师表达了对于新世纪的忧虑，这些忧虑正在全球化的现实中得到印证。


　　长十九世纪与短二十世纪

　　史学界有长十九世纪和短二十世纪的说法。所谓长十九世纪指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多年。根据我们的分析，之所以可以将其视为统一的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为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第一次全球化。
　　而短二十世纪是指一战到1989年这七十多年间，它作为统一的研究时段具有前一时段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第二层面稳定性被民族国家之间的两次世界战争破坏；在第一层面，大萧条暴露了个人权利的不可欲性。正因为如此，经济超增长停止了。可以说短二十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自适应、人类重新探索现代性三大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时代。
　　探索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性三要素中某一核心价值的缺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这是人们原先不知道的现代性黑暗面。
　　另一个教益或许更为深刻。这就是：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看成是对现代社会结构弊病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系统的怀疑。正是基于该反思和多方面痛苦的尝试，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都得到巨大的改进。

　　被改进的现代价值系统

　　现代性三大价值中首先被改进的是民族主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意识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要素，民族自决不可阻挡，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暴露了没有人权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巴黎和会时还尽量使民族国家的国界符合民族分布的疆界。二战以后，国家边界再也不是由种族分布来决定。有1300万日耳曼人被驱逐出中欧，离开被划给波兰的地区；另有650万人被迁入苏联与波兰、捷克之间的新疆界。人类终于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不可分离以及必须防止畸型的种族主义，只有与普遍人权自洽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
　　对民族主义的反省落实到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就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性政治组织——联合国在人类事务中日趋重要。为了防止民族国家主权扩张的无约束性，还确定了主权不应该高于人权的大原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建构中，主权本应该是由人权推出来的。但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由于民族认同符号不同，民族主义价值里面主权和人权的关系是不清楚的。经过短二十世纪，特别是科索沃战争以后，终于在政治哲学里明确建立了人权必须高于主权的大原则。这是现代价值系统的第一个大进步。

　　现代价值系统第二个重大调整，是对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极权主义的压迫使得人类普遍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没有该价值仅仅依靠追求平等是无法建立良好社会的。但另一方面，亦意识到在市场经济中，人有可能丧失生存权的困境。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从个人权利推出市场机制在分配中无可怀疑的正当性是有问题的。
　　如何做到既肯定个人权利，又避免人权各项内容对穷人不可欲的困难？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将个人权利中自主性和达到权利清单各项内容的能力区分开来。人类在坚持个人的自主性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的同时，还必须把个人能力与后天条件看作并非必然是和个人的自主性相联的。这样，从个人自主为正当可以推出现代社会仍是契约社会，但仅仅立约者的同意并不能保证契约是正当的，还必须考虑立约的前提，即它必须符合正义原则。这一切在实践上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分配的干预，并用宏观调节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虽然，从1930年代起已经开始用宏观调控克服经济危机，用福利国家避免个人权利的不可欲，在西方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福利资本主义体制，但是这些实践并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如何确立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战时期完成的。它反映在政治哲学上，就是把正确（right）和权利（rights）进行区分。社会制度正当性应建立在right而非rights之上，这就是二十世纪新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当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就无条件地肯定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分配的正当性，而对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任何干预和审定都是不正当的；这是古典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
　　现在，契约既然建立在个人自主性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经济自由主义被政治自由主义取代。普遍的契约论变成有条件的契约论。如必须假定无知之幕的存在（人在立约时对自己能力和后天条件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社会契约不能越出正义的框架等等。这就是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巨著《正义论》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它通过有条件的契约论得到差异原则，即经济不平等的增大只有当对市场中最弱势群体有利时才是正当的。其实，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正义原则仍处于重铸之中。在当代种种被广泛接受的新价值原则中，都包合着对短二十世纪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第一次全球化弊病的反思。

　　两朵乌云

　　总的说来，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重新肯定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这三大现代价值，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由于短二十世纪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系统的局限性进行了修正，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比第一次更加宏大和迅速。事实上，正因为第二次全球化有了比第一次全球化更加牢固的基础，今天我们正处于经济无限度地超增长和新科技全面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太平盛世。表面上看来，自从现代性诞生、现代社会形成以来，其双层次结构和价值系统从未如今日那么自洽；繁荣和进步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人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了。
　　但我认为在这“晴朗”的天空中远远出现两朵乌云，值得引起注意。第一朵乌云是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朵乌云是表现为“文明冲突”的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抵抗。这两朵乌云之所以不能忽视，乃因为其原因根植于推动第二次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和基本价值的深处。
　　第一朵乌云基本上是消费社会造成的。为了克服市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用政府干预市场制造需求外，另一个措施是建立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用远远脱离人实际需求的消费欲望来拉动有效需求，以克服市场社会贫富差距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形象一点讲，为了使市场社会中穷人有饭吃，不断将蛋糕做大，使得最小份额亦能满足弱势群体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广告和各种手段使人尽可能地扩大消费，但完全不理会蛋糕无限增大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在这种机制中，当蛋糕不再增大时，往往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在1960年代进入消费社会，随着冷战结束消费社会扩张到全球。消费社会的来临导致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不再发生（即使出现后果亦不是那么可怕），但正因为无止境的增长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前提，必定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生态负担。

　　事实上，环境危机背后还存在更深刻的挑战，这就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长程合理性问题。
　　在1980年代出版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们把人类社会结构表达为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组成的整体，并指出一切关系固定的耦合结构（类似于有机体的组织系统）对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容量。人类前现代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现代社会找到了人的社会组织不断随生产力增长而改变自己固有形态的方法（如社会不再是关系固定的有机体而是契约组织），以及发明了推动其运行的全新价值系统，从此生产力超增长不再受到限制。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生态组织作为类似于有机体的耦合系统，对于它能包含的组织之成长有一固定的容量。今日的环境危机正是生产力超增长已快达到该容量极限的信号。人类能够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改变生态组织的结构（或者使得生产力超增长不影响生态组织），以永远保持超增长吗？如果不能，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现代社会结构真的是合理的吗？

　　如果说第一朵乌云只是第一次全球化带来弊病的变种和深化，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将面对现代社会结构长程合理性问题，那么第二朵乌云则是现代价值面临全新的挑战。
　　它首先表现为被美国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关于“文明冲突”，大家或许会想到亨廷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著名文章。他预言伊斯兰文明将与儒教文明结盟反对西方。十几年来，亨廷顿的判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的冲突归为全球恐怖主义更是错误。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还不如说它源于伊斯兰教对工具理性的抵抗。
　　如前所述，伊斯兰社会较难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现代转型，社会主义曾是伊斯兰社会实现民族解放的有效途径。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失败时，利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顺应全球化冲击的唯一选择。但一部分伊斯兰社会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所谓“文明冲突”凸显出来了。换言之，“文明冲突”的原因是某些伊斯兰社会很难做到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其背后更深刻的理由是伊斯兰教难以形成工具理性所要求的终极关怀与理性二元分裂的结构。
　　为什么会这样？伊斯兰教在希伯来超越突破之上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并发生入世转向后，是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的。一方面，穆罕默德作为封顶使者，向人类宣读古兰经，是神和人最后一次对话。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主张建立公正的社群，圣训规定它不能政教分离，也不能将信仰变成私领域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包括伊斯兰和西方的文明冲突意味着超越视野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或者说，第二朵乌云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这一价值开始发生问题了。

　　终极关怀退出公共领域

　　现代社会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了问题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第一个价值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是不是意味著作为现代性第一大支柱的工具理性在运行中发生了自我异化，也会蕴育出某种深刻的危机呢？当然，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种大趋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在第二次全球化中，终极关怀逐渐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因私人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通约甚至很难沟通的，这样当终极关怀变成私领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时，它开始被多元文化淹没甚至消灭了。其突出表现是新世纪生活在消费社会的人类对思想的冷漠。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思想退出社会公共领域带来的困境。宏大思想理论被社会轻视，思想家开始进入隐密的历史黑暗中，这是从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自由，一旦人类失去了思想的兴趣，自由虽然重要，但已经不存在雄辩的力量。而且这时对自由崇高的追求和个人贪欲无穷的满足之间也失去了明确界线。没有思想，求知作为终极关怀退化为鸡零狗碎的考据，如同一部不断扩大数据的计算机，找不到方向。一个由越来越细专业构成的没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和由一个个孤立的只有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权利）没有灵魂人组成的社会是同构的。当大写的人消失时，沟通的理性只是肉体欲望互相投射的幻象。
　　现代性起源于人的解放，知识挣脱信仰和道德至上束缚的牢笼，个人从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以申诉追求真理和创造的权利，但思想的死亡也是虚无对现代人的胜利。从此，一个个必定死亡的个体在孤独的黑暗里发问：生命的意义何在？同类的回声即使震耳欲聋，但也无助于克服死亡的恐惧。这将是人类心灵面临的真正的黑暗时代。
　　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对思想的注重与思考终极意义及进行宏大价值追求是直接相联的。故思想受到轻视和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甚至消失，本是同步的现象。从轴心时代开始人类的道德、核心价值以及大文化传统，都是基于终极关怀之上的。
　　第一次全球化危机发生的时候，终极关怀并没有完全退到私领域。二十世纪对第一次全球化危机的响应和新价值的出现，大多来自于终极关怀层面的创造。正因为如此，从十七世纪现代性诞生以来到二十世纪均是思想的世纪。
　　令人担忧的是，二十世纪末开始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来，似乎新科技和不断扩展的市场正在解决一切病痛苦难，人类生活善遍的富足和似乎永久的太平盛世已经可望可及；在这种被已故思想史家史华慈称之为“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的精神状态中，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思想和公共价值退出我们的视野，每个人只需关心自己的专业和私生活。终极关怀不断向私领域退却，最后消亡，意味着思想文化被消灭或人类的心灵回到轴心时代之前。这时，如果生态环境崩溃和史前的洪水再次来临，人类或许将丧失应付危机的精神力量。

　　或许有人会说，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正如世俗化并不是宗教的死亡，而是信仰地位的改变。例如上帝从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降格为一个普通的观点，人们将其和其他各种个人意见混杂在一起加以考虑。终极关怀作为私领域的价值一样能起到它的作用，特别是当全球化把人类变成一个不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的地球村时，终极关怀退到私领域有利于克服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终极关怀变作一种纯私人的价值时，它能长久保持自己的稳定吗？正如泰勒在讨论当今世俗化倾向时所描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信仰的状态中。”如果该趋势进一步发展，终极关怀也许难逃消亡的命运，自轴心时代人类建立起来的超越视野将随之消失。它必然对当今的文明造成不能忽视的影响。
　　首先是道德的沦丧，这在当今世界处处可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还是印度，道德均是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的，甚至服从契约的精神力量亦与终极关怀有关，终极关怀这一现代性萌发的基础一旦瓦解，法治和契约精神还能保持今日的状态吗？更重要的，现代自我认同存在着终极关怀层面，如前所说，西方现代个人观念起源于唯名论斩断终极关怀层面自我与共同体层面自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取消终极关怀。当终极关怀消失了，人还会具有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意识吗？
　　因此，终极关怀的消失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必定会冲击现代个人观念。这是比法律取代道德更为重大的变化。因为个人观念是整个现代价值系统的基础，当基础崩溃了又不能找到新的基石，只能导致现代价值的死亡和变异。本篇展开现代性起源及其演化讨论，都证明一个基本观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都是植根于轴心文明之中的。现在，超越视野的隐退无疑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出轴心文明了，这是人类三千年来未有之巨变。

　　追寻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

　　在结束本篇之际，我不得不向那个孕育了我青春的二十世纪思想告别。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告别过去的百年迎来新世纪而已，实际上人类可能要告别的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那个不死的精神世界，那个使生命不朽、人生充满着宗教和道德追求的三个千年。在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确实是终结了。但是在漫漫的思想黑暗中，人类完全陌生的历史篇章终于掀开。
　　我们必须创造，除对终极意义外，还要重构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的基础，用新的理性精神去驾御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作为一个来自中国文明的思索者，还应该用科学精神去突破常识理性。所有这一切，除了依靠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外，别无选择。今日孤独而失去理想的个人在走向茫茫的黑夜之时，同时可以做的也是首先应去做的，是把对过去的认识转化为一种超级的历史意识。这就是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全球化的现代文明唯有在此巨镜中才能照射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方向。
　　英国音乐家曼纽因（Yehudi Menuhin）曾说过：“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二十世纪作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望与理想。”
　　我们必须承认，二十世纪曾被理想的太阳照耀过，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现在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思想黑夜。对于我们这些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可以沉浸在思想和历史研究中不忘记正在消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只是过去世纪落日的余晖，后继无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暮色中匆匆地赶路，去响应那个我们虽不能渡过却必须面对的新世纪。

　　本文为《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结语，参考注释已省略，学术讨论请以原书为准。

　　近期图文：

　　做好最坏准备：如何对付比苏联更大的挑战　　
　　正义一旦迟到，就等于是缺席　　
　　新儒家这样看世界大势，提“隆中三策”　　
　　醒醒吧，美国降到了第28，而且还在降　　
　　公共空间退化与优秀学者闭嘴的恶性循环　　
　　从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的视角看今年大选　　
　　美国与中国的右派、左派、极左和白左　　
　　政治不可能变出天堂，却可能造出地狱　　
　　美国面临的真问题，大选能解决吗？　　
　　现代民主美国，是否还经得起折腾？